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研究
摘 要：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研究, 在学术界一直是个薄弱环节, 其年代问题, 更是聚讼未决。近年来对云南剑川海门口遗址、大理银梭岛遗址、鲁甸野石山遗址和耿马石佛洞遗址等地进行了新的发掘, 形成一批最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最新C14测年数据和铜器金属成分分析数据, 确定了一批云南早期青铜时代遗址和墓葬, 并可依此对云南早期青铜时代进行断代和分段。
关键词：云南；早期青铜；时代；断代；分段；最新；C14年代
作者简介： 李昆声, 云南大学考古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闵锐, 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研究部主任、副研究馆员 。
一
关于云南早期青铜时代, 学术界向来以云南省剑川县海门口遗址为代表。该遗址在1957年进行了第一次清理, 当年的清理简报将其定为新石器时代, 因为遗址内有铜器, 简报发表时, 著名考古学家夏鼐教授在《考古通讯》编者按中将其改定为铜石并用时代。[1] 1979年, 中国冶金史编写组对海门口出土的11件铜器进行化学成分分析, 发现有锡青铜、铅青铜。因而改定为青铜时代初期。[2] 1978年, 海门口遗址进行第二次发掘, 后因主持者去世, 没有发表发掘报告或简报, 另由其他研究者整理成文发表。[3]剑川海门口遗址属青铜时代遂有定论。
海门口遗址第一、二次清理发掘曾分别于1972年和1990年作过两次C14年代测定, 为距今3115±90年, 公元前1150±90年[4] 和距今2595±75年。[5] 有研究者以此为据, 认为两者年代“相差500多年”, 进而论定剑川海门口的年代为“西汉吕后至武帝前期”[6] 也就是西汉早期。另有研究者根据海门口铜器的金相分析, “存在铸造、热锻、热锻后冷加工等多种方法, 说明当时金属制作技术是比较进步的。”因而把“剑川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年代, 推定在春秋晚期。”[7] 以上两种意见是在第一、二次清理发掘没有地层关系或地层被扰乱情况下得出的, 尤其是铜器, 既没有科学的地层依据, 也没有同类器物可资比较, 实难作出科学判断, 结论错误也是在所难免。
2008年, 剑川海门口遗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进行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本次发掘揭露面积1395平方米, 在遗址的层位序列、遗存内涵、聚落形态等方面均取得突破性成果。北京大学教授、国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伯谦先生指出:“海门口遗址2008年的发掘面积大、出土遗迹、遗物丰富、地层叠压关系丰富, 是一处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直至青铜时代的大型水滨木构干栏式建筑遗址。出土的铜器, 以确切的地层关系证明该遗址为云贵高原最早的青铜时代遗址, 滇西地区是云贵高原青铜文化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重要起源地之一。”本次发掘被评为中国“2008年度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8] 在此前后, 云南大理银梭岛、鲁甸野石山、耿马石佛洞遗址的科学发掘, 以准确的层位关系说明, 剑川海门口遗址并不是孤证, 一批新考古田野资料证明, 云南远在夏代中晚期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 而不是春秋晚期, 更不会晚到西汉早期。
二
根据最新田野考古发掘资料, 可以确定以下的重要遗址和墓葬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文化:
(一) 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前段
剑川海门口遗址从1957年至2008年, 先后进行过三次清理和发掘, 第三次发掘的文化层共划分为10层, 在第6层中发现青铜器。主持发掘者闵锐将这10个文化层分为三期, 第一期为新石器时代, 所属层位有10、9、8三层。第二、三期属青铜时代, 其中第二期属青铜时代早期, 所属层位有7、6两层, 三期所属层位有5、4两层。3次发掘出土大量石器、陶器、骨器、角器, 少量红铜器和青铜器, 多为小型兵器和生活用具, 器形有钺、斧、凿、锥、镞、镯、鱼钩等。[9]
(二) 剑川县鳌凤山墓地第一期
剑川县鳌凤山墓群1980年经过正式发掘, 共有土坑墓217座、瓮棺墓43座、火葬墓91座。在该墓群中, 土坑墓位于下层, 年代较早, 瓮棺墓与火葬墓位于上层, 时代较晚。土坑墓中的器物有陶器、石器、青铜器等。青铜器中的兵器之器形有剑 (双圆饼茎首剑、无格剑和三叉式护手剑) 、剑鞘、臂甲、箭镞、戈、矛、钺等。发掘报告将土坑墓粗线条的分为A、B两类。[10] 后来进一步细化了分期, 将其分为四期。[11] 我们认为, 第一期属青铜时代早期。
(三) 大理市银梭岛遗址第三、四期、五期前段
2003年10月至2004年5月,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率队对遗址进行第一次发掘。2006年3至5月进行了第二次发掘, 两次发掘面积共600平方米。大理市银梭岛遗址第三、四期和第五期前段亦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发掘者闵锐将第1、2次发掘的地层合并为5个地层组, 对应地层关系, 将遗址考古学文化分为五期, 第一、二期属新石器时代, 第三、四、五期属青铜时代。遗址中发现房屋遗迹, 出土陶器、石器、青铜器、铸造用石范等, 其中, 青铜器多为小型器, 器形有钺、矛、锥、镯、鱼钩、铜条等。[12]
(四) 德钦县纳古墓地
德钦县位于滇西北横断山脉, 海拔3 000米以上藏族居住区的纳古镇发现一批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的墓地。
纳古镇墓地于1977年试掘, 清理23座石棺墓。出土陶器、铜器和装饰品。陶器总共23件, 其中有20件双耳罐。铜器有剑、矛、镯、圆形饰牌等。铜剑2柄, 一柄为双圆饼茎首剑, 另一柄为曲茎剑。[13]
(五) 香格里拉县石棺墓地
1988年,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调查了中甸县 (现更名为香格里拉县) 克乡村、木茸村、布独村、幸多村所在10千米长的河谷地带, 共发掘5处石棺葬墓地, 并清理了克乡村28座、布独村15座石棺墓。在所清理的43座石棺墓中, 仅13座有随葬品, 共20件。器物有陶器、石珠、海贝、铜器等。陶器11件, 有单耳罐、双耳罐和纺轮。铜器仅有2件柳叶形无格剑。该墓地中2座墓内的人骨标本经C14测定年代, 均为西周时期。[14]
(六) 鲁甸县野石山遗址
2002年4月至6月,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鲁甸县野石山遗址进行了正式的科学发掘, 发现窑址、灰坑等遗迹和陶器、石器、铜器等遗物。陶器器形有罐、碗、钵、盆、杯、瓶、盖、带流器、纺轮等。仅陶罐数量就多达285件, 有单耳罐、双耳罐和无耳罐。石器有刀、镞、斧、锛、网坠、纺轮等。铜器仅有锛、锥各1件。野石山遗址的2件与铜器在同一层位的木炭标本经C14 测定, 年代为距今3000年左右。[15]
(七) 耿马县石佛洞遗址
耿马县位于云南西南部, 系边境地区, 与缅甸接壤。石佛洞遗址距耿马县勐省镇2千米, 系洞穴遗址, 周围分布了多个“沧源岩画”的岩画点。石佛洞遗址先后于1983年和2003年经过两次正式田野考古发掘, 共有20多家文博单位参加发掘。洞穴探方以东壁T19～25、T5、T8、T10、T12、T20、T26地层为例, 共分9层, 第9层以下为黄色生土层。第7层为灰色粉状土层, 文化遗存有陶片、石器、蚌壳及大量呈白色的稻壳。
在石佛洞遗址T12第7层内发现了该遗址内惟一的一件铜器:实心铜斧, 宽3.5～4.4厘米, 残高6.2厘米, 刃部略呈弧形。尚未进行金属成分分析, 不知系青铜还是红铜斧。与铜斧在同一探方同一层位共生的有52片泥质和夹砂陶片。
发掘报告将石佛洞遗址先秦时期文化层分为一、二两期, 第一期又分为早、晚两段。第9层、第8层属早段, 第7层、第6层属晚段。实心铜斧在第7层出土, 属第一期晚段。[16]
（八）昆明王家墩村遗址
1973年,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队在滇池西岸湖畔的王家墩村发现一处干栏式建筑遗址, 在遗址范围内发现排列整齐的木桩柱和两处贝丘遗址以及石斧、石镯、陶片、兽骨、鹿角、铜渣和两件铜器, 一件为铜锛, 实心、长条形、有段;另一件为铜戈。[17]
（九）龙陵县大花石遗址墓地早期晚段及晚期
1991年至1992年初, 由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率队进行发掘, 出土有陶器、石器、铜器等, 在晚期地层中出土过石斧范和铜屑等。[18]
三
云南青铜时代的早期文化遗址和墓葬的断代及分期主要是由考古学地层关系、文化特征、C14 年代测定和铜器之金属成分分析检测这4个要素来确定的。
(一) 铜器的金属成分分析
首先, 这批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和墓葬所出铜器铸造工艺粗糙, 素面或仅有简单纹饰、器形小而简单, 仅见斧、钺、锛、剑、矛、锥、刀、镞、镯、鱼钩等器物, 尚未出现像铜鼓之类的大型空体器, 没有出现需多范甚至失蜡法铸造的铜器, 一般仅需单范或合范即可铸就, 甚至锻打而成。这种情况与龙山时代类似。龙山时代是中国铜石并用时代晚期, 是严文明教授在龙山文化的基础上首先提出的, [19] 已接近青铜时代早期, 大约在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这个时期出现的铜器除红铜外还有青铜和黄铜, 当然, 大量的遗存是陶器和石器。龙山时代包括龙山文化、中原龙山文化、齐家文化和长江流域的石家河文化和良渚文化中晚期。
在龙山时代, 铜器普遍使用, 器形最多的是锥, 还有刀、匕、斧、镯、铃等小型简单的铜器。以龙山时代的齐家文化为例, 在若干遗址内发现的铜器, 种类也是刀、锥、匕、指环、斧、和镜一类小型器物, 除镜为青铜外, 其余为红铜器。整个龙山时代, 铜器绝大多数是红铜, 仅有少数为青铜或黄铜, 实际上是由铜锌共生矿或铜锡铅共生矿经原始方法冶炼出来的, 并不是有意制造的合金。因此龙山时代属铜石并用时代。[20]
云南青铜时代早期铜器的器形与龙山时代类似, 但铜器金属成分和金相分析结果显示, 这些铜器有锡青铜、铅锡青铜、砷青铜合金, 也有红铜器。
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和崔剑锋博士检验了剑川海门口第一、二次发掘的10件青铜器的合金组成和金相组织, 发现所有的器物内部都含锡, 按照含量大于2%为锡青铜计, 共有6件锡青铜, 其中3件含量大于10%, 一件铜锥的含锡量更达到19%。这样看来, 这时期的青铜器中含有的锡应该是属于人为加入的, 此时已经掌握了锡的加入可以改善铜的性能。另外金相检验发现青铜器中有4件青铜是热加工 (通常是热锻打) 的, 其中有两件含锡量大于10%, 这样含锡量的青铜器最适合热加工, 因此也说明当时人们掌握了锡青铜的一些加工特性。由此可以肯定的说明剑川海门口遗址已进入了青铜时代。这些锡青铜的金相组织表面其内部所含杂质较少, 这一点说明当时人们使用氧化矿冶炼。但是铜镯样品含有2%的砷, 可能是使用铜砷共生矿或者含砷的氧化铜矿炼铜的结果, 说明当时先民掌握的冶炼技术相对原始, 这也是其处于早期青铜时代的特征。
对海门口遗址所检验的铜器, 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种类简单、铸造技术相对原始、使用石范铸造、小件器物成型以锻造加工技术为主、合金配比不稳定等特点, 与我国西北地区青铜时代早期文化的青铜制作技术非常相似。[21]
(二) C14年代测定
剑川海门口第三次发掘系正式科学发掘, 主持发掘者闵锐将第三次发掘探明近20000平方米的核心发掘区域内的地层统一划分为10个层位, 层位清晰可靠。其中13个C14 年代测定数据如下表1：
| 实验室编号 | 样 品 | 样品原编号 | C14 年代 (BP) |
数据来源 |
| BA081094 | 植物种子 | 2008JHDT1304 (5) | 3 000±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095 | 植物根茎 | 2008JHAT2121 (5) | 2 200±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096 | 炭化麦 | 2008JHAT2002 (6) | 2 435±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097 | 炭化植物 | 2008JHDT1005 (6) | 3 020±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098 | 植物纤维 | 2008JHDT1304 (6) | 3 075±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099 | 炭化稻 | 2008JHAT2003 (6) | 2 930±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100 | 炭化粟 | 2008JHAT2003 (6) | 2 940±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101 | 炭化粟 | 2008JHDT2003 (7) | 3 550±40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102 | 植物根茎 | 2008JHAT2505 (7) | 3 205±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103 | 炭 样 | 2008JHDT1205 (8) | 3 605±40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104 | 炭 样 | 2008JHDT1005 (9) | 3 345±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105 | 木 棍 | 2008JHDT1004 (9) | 4 210±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 BA081106 | 植物根茎 | 2008JHDT1003 (10) | 4 485±35 |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试验室 |
参考第一、第二次发掘的C14 年代数据, 并与周边遗址、器物进行对比和综合研究后, 可将海门口遗址分为3期。第一期的年代大致是距今5000～3900年属新石器时代, 第二期的年代大致是距今3800～3200年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 第三期的年代大致是距今3100～2500年属云南青铜时代中期[23]。依据第三次发掘标本测定的以上数据做进一步细化, 一期年代为距今5000～3800年, 二期的年代为距今3700～3200年, 三期的年代为距今3100～2400年。
第三期前段属青铜时代早期, 后段属青铜时代中期。一些在金属特征上用较先进的冶金技术铸造的青铜器即属中期。由于第一次和第二次发掘前后相距21年, 两次地层混乱, 不可整合, 测年数据相差500年并不奇怪, 把海门口遗址时代看成只有一个年代, 而未看到复杂的地层关系和前后不同的年代, 才会导致断代失误。由此, 我们可以看到云南青铜时代开始的最早年代为公元前1700年, 海门口遗址青铜时代文化早段的年代为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200年, 可以说从夏代的中晚期一直延续到商代末期。
(三) 考古学地层关系与文化特征
我们可以从第三次发掘出土的铜器的风格及其技术上, 对这个年代进行进一步的判断, 在遗址第6层中总共出土了4件青铜器, 它们分别是:
铃 (AT1901⑥:1) , 拱形钮, 椭圆形口, 铃舌挂在钮下的一横柱上, 器身上有数个小孔, 长3.8厘米、宽2.6厘米、厚0.1厘米。
刀 (CT0304⑥:5) , 短把, 刃口锋利, 刃身较薄。长5.1厘米、宽1.4厘米、厚0.1厘米。
锥 (DT1803⑥:1) , 身呈四棱形, 向前渐收成尖峰, 尖峰利, 头端有少许磨痕, 铸造成形。长5.9厘米、厚0.5厘米。
凿 (AT2195⑥:11) , 条形, 断面呈长方形, 刃钝, 一端残, 器身有锻打痕。长4.8厘米、宽0.8厘米、厚0.4厘米～0.6厘米。
除了铜铃以外, 都是青铜工具, 皆为实心的器物, 跟云南所有早期的青铜器一样具有相同的特征, 但无法从它们身上找到可以判断年代的文化特征。而那件铜铃为铸造的器物, 从其形态上来讲与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和广汉三星堆遗址所出土的青铜铃无论是从形制上还是大小上都非常的相似, 从其形态上可以断定它是夏商时期铸造的, 可以说剑川海门口是当时整个云贵高原冶铸技术最早的遗址, 它作为这一区域的早期冶铸技术的中心, 通过文化交流与传播把相关的技术向周邻地区扩散。
昆明王家墩遗址仅发现2件铜器, 当年没取遗址内干栏式建筑之桩柱做C14 年代测定。但这2件铜器由北京大学吴小红教授和崔剑锋博士做过金属成分检验, 铜锛含锡量为3.46%、含铅量高达12.94%。一般认为铅锡青铜是在青铜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 即锡青铜技术比较成熟以后才出现的, 处于向青铜时代成熟期过渡的时期。如山东早期青铜文化泗水岳石文化就处在锡青铜向铅锡青铜过渡时期。出现了大量含铅量很高的铅锡青铜。[24] 王家墩这件高铅青铜锛在冶金特征上呈现一定的成熟性, 但这件铜锛为实心, 有段, 器形明显是模仿有段石锛。这也是原始性的特征。实心有段铜锛在出土文物中极为罕见。与这件铜锛一起在王家墩遗址内发现的铜戈经检测, 锡、铅含量为零, 含铜量为98.69%, 是一件纯铜器物, 又显示其原始性。因此, 将昆明王家墩遗址定为青铜时代早期之后段较为妥当。
2002年发掘的鲁甸县野石山遗址也是云南青铜时代早期一处重要遗址, 该遗址内陆层分为5层, 第3、4、5层为青铜时代文化层。文化遗存有陶器、石器和铜器。石器有镞、刀、锛、斧、纺轮、砺石、网坠等, 数量多达40多件, 显示出了青铜时代早期遗址的特征, 即大量石器和铜器在遗址内共存的现象。在遗址的第3层发现2件铜器, 1件为锛, 1件为锥, 与石器、陶器共存同一层位。主持发掘者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刘旭所长认为“野石山遗址代表了云南东北部和贵州西北部青铜时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相对独立阶段”。并确定其为“昭鲁盆地青铜时代早期遗存”。[25]
野石山遗址出青铜器的第3层地层内曾取木质炭化标本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作过C14年代测定, 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650～公元前1050年, 另外还在遗址窑址内取木质炭化标本作C14测年, 经树轮校正后的年代为公元前1420～公元前990之间。刘旭和孙华认为, 这两个数据“木质炭化标本不理想, 测年误差率较大, 年代数据基本都在鸡公山文化的年代范围内, 需要结合鸡公山遗址的测年数据做一些调整。如果我们采用鸡公山文化比较适中的测年数据, 且将这些数据压缩成百年为单位的整数, 即推定鸡公山文化的年代在公元前1400～公元前1100年的话, 野石山遗存最适当的年代范围就是公元前1100～公元前1000年后稍后”[26]。发掘主持人刘旭另推定野石山遗址的年代数据介于公元前1300～公元前900年之间。[27] 不论是2个测年数据, 还是2个推定数据, 鲁甸野石山遗址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遗址当无疑问。而且, 这些数据仅代表第3层的年代, 还有更早的文化层第4层和第5层, 其年代应该更早一些。
耿马石佛洞遗址发掘者将其先秦时期的文化遗存分为2期5段。第一期早段之第8层内炭化稻标本 (BA07771) 距今3015±50年, 树轮校正后为公元前1410年至公元前1110年。第二期早段T13第4D层编号为ZK3198号标本年代为公元前1320至公元前1110年, 编号为ZK3199号的标本年代为公元前1320至公元前1120年。[28]
在第7层内出土的铜斧属第一期晚段, 参照C14年代, 推定年代为距今3400～3300年, 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前段的铜器, 尚未见金属检验报告, 不知为青铜器抑或红铜器。
大理银梭岛出土不少铜器, 发掘主持人闵锐以C14年代为依据, 推定大理银梭岛第3期已进入青铜时代, 年代为公元前1500至公元前1100年, 第4期的年代为公元前1100至公元前900年。大理银梭岛第3期和第4期前段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前段;而第4期后段和第5期前段则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后段。
剑川鳌凤山墓地的分期和年代之断定, 参与发掘者意见并不一致。发掘简报作者将墓地分为3期, 判定早期时代为春秋中期至战国初期, 中期为战国中期, 晚期为战国晚期。[29] 正式发掘报告将鳌凤山墓地的217座土坑墓分为A、B两类 (墓地内的瓮棺与火葬墓叠压在土坑墓之上, 时代较晚, 在此不作讨论) 。并且将整个墓地的时代往后延至战国末至西汉初期。[30] 鳌凤山墓地发掘者之一,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王涵先生后来另外著文, 将鳌凤山墓地内所有墓葬, 即土坑墓、火葬墓和瓮棺墓分为4期并进行断代。M81、M152、M153、M156-159属第一期, 随葬器物有Ⅰ式铜钺、铜头箍、AⅠ、BⅠ铜镯、铜铃、铜饰牌, Ⅰa、Ⅱa式陶双耳罐、石镞、海贝等。第一期的年代为西周至春秋早期。[31] 因此, 剑川鳌凤山墓地第一期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后段。
至于德钦纳古墓葬的年代, C14测定年代有两个, 一为距今2900±100年, 二为距今2815±100年, 年代均在西周。[32] 由于测定标本为人骨, 应该比较准确。主持发掘者亦将纳古墓葬时间定为西周晚至春秋早中期。
香格里拉石棺墓的年代, 布独M2测定为公元前1008～公元前833年, 布独M06为公元前986～公元前813年。[33] 主持发掘者也将其断为西周时期墓葬。
龙陵大花石遗址墓地早期晚段和晚期的年代, 早期晚段第4层的热释光测定年代为距今
3532±170年, 晚期第3层的热释光测定年代为距今3335±160年。[34] 发掘主持者认为遗址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
四
我国中原地区从公元前21世纪进入青铜时代, 经历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时期, 在公元前5世纪, 青铜时代终结, 战国初期进入早期铁器时代。
云南略晚于中原, 在公元前17世纪进入青铜时代早期, 至公元前8世纪结束, 相当于中原夏朝中晚期至春秋早期;云南青铜时代中期从公元前8世纪开始, 至公元前4世纪结束, 相当于中原春秋早中期至战国中期;云南青铜时代晚期从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 相当于中原战国中期至西汉早中期。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 即西汉中期至东汉早期, 云南处于早期铁器时代。[35]
本文从云南数百处青铜时代的遗址和墓葬中, 以考古地层为基础、C14测年为依据、器物文化特征和铜器金属成分检测为参考, 确定9处遗址和墓葬属云南青铜时代早期文化。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随着近5年来云南田野考古最新发现及C14测年结果。剑川海门口遗址的C14年代早已不是孤证, 而且, 年代在夏、商时期的遗址不仅限于海门口一处, 位于滇东北的鲁甸野石山、滇西南的耿马石佛洞和滇西的龙陵大花石、大理银梭岛的年代也在夏商时期。这种情况表明, C14测年数据是可靠的。云南青铜文化的起源不是一元的, 而是多元的, 云南青铜文明不是“一枝独秀”而是“满天星斗”, 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云南早期青铜文化受到我国西北铜石并用时代文化, 即龙山时代齐家文化的强烈影响, 最典型的是陶双耳罐、三耳罐等器物。由于云南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 自远古即存在, 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与青铜时代早期文化在时间上是交叉的, 在空间上也有重叠现象。云南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受我国西北铜石并用时代早期文化——仰韶文化的影响, 我们早已著文论述过。[36]由于本文所列9处遗址和墓葬都出现铜器, 其中青铜器占多数, 这样, 就不是冶金术 (炼铜) 出现的个案, 而是比较普遍地使用青铜器, 因此, 我们有理由将其定义为早期青铜时代, 现将云南早期青铜时代的断代、分段列表2如下, 作为本文的总结。
| 分 段 | 遗址或墓葬 | 年 代 |
| 前 段 | 剑川海门口遗址第二期和第三期前段；鲁甸野石山遗址；耿马石佛洞 遗址一期和二期；大理银梭岛遗址第三期和第四期前段；龙陵大花石 遗址墓地早期晚段和晚期 |
公元前17世纪～公元前 11世纪 (约当中原夏朝中晚期至商末周初) |
| 后 段 | 大理银梭岛遗址第四期后段和第五期前段；剑川鳌凤山墓地第一期； 德钦纳古墓地；香格里拉石棺墓地；王家墩遗址 |
公元前11世纪～公元 前8世纪 (约当中原商 末西周初至春秋早期) |
注释
1 云南省博物馆筹备处:《剑川海门口古文化遗址清理简报》, 《考古通讯》1958年第6期。
2 王大道:《云南剑川海门口早期铜器研究》, 载云南省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学术论文集》,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89年, 第139页。
3 肖明华:《剑川海门口1978年发掘所获铜器及其有关问题》, 载云南省博物馆《云南青铜文化论集》,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1年, 第174页;肖明华:《云南剑川海门口青铜时代早期遗址》, 《考古》1995年第9期。
4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 (二) , 《考古》1972年第5期。
5 《放射性碳素测定年代报告》 (一七) , 《考古》1990年第7期。
6 徐学书:《关于滇文化和滇西青铜文化年代的再探讨》, 《考古》1999年第5期。
7 李晓岑, 韩汝玢:《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出土铜器的技术分析及其年代》, 《考古》2006年第7期。
8 《中国文物报》2009年4月3日。
9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 《考古》2009年第8期。
10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90年第12期。
11 王 涵:《鳌凤山墓地的分期与断代》, 《云南文物》2003年第3期。
12 闵 锐:《大理银梭岛遗址发掘》, 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探寻历史足迹保护文化遗产》, 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9年, 第49～51页。
13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 《考古》1983年第3期。
14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县的石棺墓》, 《考古》2005年第4期。
15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云南鲁甸县野石山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2009年第8期。
16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耿马石佛洞》,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年, 第304～309页。
17 李永衡, 王 涵:《昆明市西山区王家墩发现青铜器》, 《考古》1983年第5期。
18 王大道:《滇西史前考古的重要收获——大花石遗址、墓地发掘硕果累累》, 《中国文物报》1992年4月19日。
19 严文明:《龙山文化和龙山时代》, 《文物》1981年第6期。
20 白寿彝:《中国通史》第2卷,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年, 第282～285页。
21 崔剑锋, 吴小红:《铅同位素考古研究》,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8年, 第60页。
22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内部资料。
23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云南剑川县海门口遗址第三次发掘》, 《考古》2009年第8期。
24 孙淑云:《山东泗水县尹家城遗址出土岳石文化铜器鉴定报告》, 载北京科技大学《中国冶金史论文集》 (二) , 北京:北京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年, 第268～275页。
25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云南鲁甸县野石山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2009年第8期。
26 刘 旭, 孙 华:《野石山遗存的初步分析》, 《考古》2009年第8期。
27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云南鲁甸县野石山遗址发掘简报》, 《考古》2009年第8期。
28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耿马石佛洞》,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年, 第309页。
29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云南剑川鳌凤山墓地发掘简报》, 《文物》1986年第7期。
30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等:《剑川鳌凤山古墓发掘报告》, 《考古学报》1990年第2期。
31 王 涵:《鳌凤山墓地的分期与断代》, 《云南文物》2003年第3期。
32 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德钦县纳古石棺墓》, 《考古》1983年第3期。
33 云南省考古研究所:《云南中甸县的石棺墓》, 《考古》2005年第4期。
34 王大道:《云南青铜文化与新石器晚期文化的关系》, 载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云南考古文集》,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 1998年, 第131～134页。
35 李昆声:《中国云南与越南青铜文明》, 《国家社科基金“西南边疆项目”结项报告》2011年4月, 打印本, 第40页。
36 李昆声:《论云南与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 《李昆声文物考古论集》, 台中:台湾逢甲大学出版社, 2007年, 第76～86页。
原载于《思想战线》201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