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维强丨前辈当年：《柴德赓来往书信集》

柴德赓先生，字青峰，浙江诸暨人，中学毕业于浙江省立一中（今杭州高级中学），民国年间陈垣先生在北师大历史系教授的得意弟子，历史学家。1955年由北师大调往江苏师范学院（今苏州大学），创建历史系并任系主任。《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收录478通书信、诗札，起始于1933年12月25日，收尾在1968年6月20日。通信人中有陈垣、余嘉锡、张宗祥、邓之诚、邓以蛰、顾颉刚、黎锦熙、柳诒徵、马叙伦、沈兼士、沈尹默、台静农、唐兰、夏承焘、周谷城、孙楷第、张子高、刘乃和、周祖谟、方国瑜、谢国桢、黄现璠、赵光贤、顾随、启功等等学术大家名师。一部书信集，亦可见出前辈当年风度和趣味，其间亦留存时代风云痕迹。且举数例。

中华书局对某先生所校《旧唐书》不满意，请柴德赓先生提出意见，柴先生看了这位先生做的111条校记，也以为不尽如人意，在1965年4月3日的家书里说及此事，也因此反躬自省“我们自己也当提高水平”。这也就是“见不贤而内自省”的意思了。

再比如享有国际声誉的历史学家陈垣先生，1945年65岁了，在沦陷区的北平，8月15日深夜听闻“好消息”，喜不自胜。1945年10月23日周祖谟写给远在重庆的柴德赓的信里，描述了他们当夜去陈先生寓所报告喜讯时所见先生当时的情形：“……他由黑暗里把灯开开，穿着短短的汗衫，脚下拖着一双睡鞋，赤裸裸（可是并不曾裸体，一笑），他老人家从来没有这样见过客人的，当晚他这回可不睡觉了，虽然照例灯一夜而十灭，他索性摸黑儿了。他高兴的直缕他的须子，问道：'是吗？’'没听错？’'重庆的报告？’'噫，那可活了！’……”这样生动的描写，真可补正史之不足了。

柴德赓先生一生以学术为乐事。1963年4月23日，柴先生写毕《光明日报》特约稿《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一文，当晚在家书里写道：“此文酝酿时间最长，费力很大，夜车都开了三四次，有时简直写不动，等到难关解决，势如破竹，有时虽半夜三更，还是心花怒放，得意疾书……。”高兴之情，溢于言表。信里还说“自写《谢三宾考》以后，久矣无此笔墨矣”。《谢三宾考》即《鲒埼亭集谢三宾考》，是柴先生早年成名作，初刊于1943年《辅仁学志》第十二卷第一期第二期。陈垣先生非常赞许这篇论著。后来获1945年度国民政府教育部著作发明奖励文学类二等奖（计两名，一等奖空缺），评审人是金毓黻、钱穆二位先生。柴念东先生从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阅到《一九四五年度学术奖励著作申请书及审查意见》档案，其中金毓黻先生的评审意见称：“谢三宾人不足称，且为全谢山先生所痛恶；特以作者熟读《鲒埼亭集》，遂一一为之钩稽。于本书外，征引参考书籍多至八十余种，一时兴到之作，遂褎然成钜帙。且作者文笔，亦极似如谢山，几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考三宾本事之不足，且及其子孙焉。于其子孙褒之不容口，不以三宾之故而加贬词，亦以明善恶之不相掩，即如谢山对三宾之异称，凡十三种，亦精为考证，则其他可知矣。此作虽为极小题目，却能毫无遗憾，近顷之佳作也。”钱穆先生的评审意见亦肯定了论文的学术价值，以为史实的考证，爬梳抉剔，宏识毕备；史料的运用，钩稽甚勤、用心缜密。还点出了文章的弦外之音：“其时北平正在沦陷期间，作者笔底盖尚有无限感慨，无限蕴结，欲随此文以传者，固非漫无旨义，徒矜博闻之比。”

《鲒埼亭集谢三宾考》是柴德赓先生早期“三考”之一，另外“二考”分别是《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宋宦官参预军事考》。写《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时，柴先生还只是大二学生，陈垣先生推荐刊登在北师大1931年《史学丛刊》创刊号上。刘家和先生后来说：“陈老的四大弟子、陈门四翰林中，惟柴先生继承了衣钵……从柴先生早年著作《明季留都防乱诸人事迹考上》就可以看到是承袭陈老《元西域人华化考》治学路子……柴先生只写了一个上篇，现在谁能续写一个下篇，放到陈老著作面前？我是没有这个能力和精力了。”《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则是柴先生后期“三论”之一，另外“二论”是《章实斋与汪容甫》《王鸣盛和他的〈十七史商榷〉》，均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陈祖武先生后来说：“柴先生的《章实斋与汪容甫》是我一生的范文，放在书案上会反复研读。”柴先生1964年7月7日的家书里也说：“像我这样一个人，也算读了几十年书，真正讲到学问比较成熟，是现在……。”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就是“十年动乱”开始了，柴先生未能熬过这十年，1970年1月23日在苏州郊区尹山湖农场去世了。

柴先生的书信里，也提供了数十年间日常生活的一些史料，比如1945年3月19日余逊写给柴德赓的信里说：“北平生活，每人每月至少须一千五百元……”，“《九朝律考》原来定价三元五角，现在要卖五百八十元，大约涨到百五十倍；但是以纸价合算，刚刚够本，还没有印刷工和装订工钱呢。”余逊系余嘉锡先生哲嗣。当时任教厦门大学的张守礼1947年7月23日给柴先生的信里也说到厦门的生活“物价波动甚剧，一餐一饭，动需万金，而一枚鸡蛋，直需一千五百元矣，似此生活，颇为寒栗。”这些或者可以给四十年代的生活状况作一个注。这也就可以理解1949年3月22日柴先生写给曾敏之夫妇信里的话了，这时北平已为解放军占领，柴先生信中说：“至于生活均按去年十一月所发数目，按市上小米加折合，内子得四百二十斤，余所得倍之，一家生活差堪维持。以视解放军及人民政府服务干部，穿大兵衣服，吃小米白菜，腰中不留钱之刻苦生活，吾辈实深愧恧。……解放军不乘三轮车及电车，不闯祸，不贪污，为人民服务……恨不能使南中亲友目睹之也。”

六十年代的日常生活、供给，书信中也有言及。1961年1月29日刘乃和写给柴先生的信里说北京的食品供应：“原想买鸡一只，后打听达18元，嫌太贵，也算了。”“最近市场有大批高级点心，高级糖。点心每斤三～八元，糖每斤五～十四元……前些时一点没有，现在又大批大批，不知是怎么回事。”1963年5月3日的家书里，柴先生说：“烟这里（维强案，指北京）多收工业券，中华1.7[元]一包，连翦老都买不起了……茶叶，一张券一两……”；“鸡蛋每斤一元三角，我早上吃三个鸡蛋……”。1963年5月24日的家书里说：“稿费到，共一百一十二元八角。”这儿说的稿费，应该就是指发表于这一年5月8日《光明日报》史学专刊上的《试论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全文约九千字。按照当时的购买力来计算，那时这个数目的稿费是不菲了。1964年5月2日的家书里，柴先生说：“此间（维强案，指北京）茶叶碧螺春只有茉莉薰的一种，每两三元二角，工业券一张，贵极。”信里又说：“下月发薪后，盼再买几两留着……。”

这部书信集里，先贤风貌品格常现。比如陈垣先生1956年3月写给柴德赓的信里有这样的话：“半夜提灯入书库是不得已的事情，又是快乐的事情，诚如来示所云，又是危险的事情，但是两相比较，遵守来示则会睡不着，不遵守来示则有危险，与其睡不着，无宁危险。因睡不着是很难受的，危险是不一定的，谨慎些、当心些就不至出危险。因此每提灯到院子时，就想来示所诫，格外小心。如此，虽不遵守来示，实未尝不遵守来示。请放心，请见谅为幸。仅此复谢青峰仁兄。”陈垣先生1939年7月16日移居兴化寺街5号（今兴华胡同13号），直到他1971年6月21日病逝，没有再搬过家。这是一个四合院，西房四间做了主要书库，东房的一间半，是放书刊的小库，北房的工作室里还有个书架。陈先生半夜提灯入书库，这应该是想到了什么问题要去查资料，可是年逾古稀的老人半夜提了灯到书库究竟不是一件可以令人放心的事，所以柴德赓1956年3月3日从苏州写给陈垣先生的信里说：“连日甚寒，请夜间勿去书斋胡同。”所以才有陈垣先生的这个复信。柴先生信里说的“书斋胡同”，按陈垣先生孙儿陈智超的说法：“藏书达四万余册，绝大部分是线装书。书都码在书箱上，一个书架上放两或三个书箱。书多房不大，所以两排书架之间的距离很窄，陈垣先生戏称之为'胡同’”。古稀之年的陈先生夜里想到了问题不立刻去查资料就睡不着，陈先生也是毕生以学术为志业。

柴德赓是陈垣先生得意弟子，有一封信或者可以见出陈门师徒的治学风格。柴德赓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苏州写成《从白居易诗文中论证唐代苏州的繁荣》，请陈垣先生过目。陈垣先生和刘乃和交换过意见，刘乃和1962年1月29日回信柴德赓说了他们共同的看法：一是有材料有分析，均精彩，惟二题最末，只有钱大昕孤证，能不能再多找出几条，比如苏州人对白居易看法如何；二是对“苏杭”连用，为何苏在杭前的解释，以为“反复考证，似觉琐碎”，亦有“较为牵强”处。提的全是很具体的问题，绝无空泛弘廓。信里还特意问是否参考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这也见证了南北二陈不因时移世易而有稍衰减的学术交谊。1961年9月15日，陈垣先生写信给柴德赓：“青峰老弟：七日手书在香山得读，为之击节，盼早日登出。等至今日晋城，适见报，谨此祝贺，仍望源源而来，切盼切盼。”信中所说的这篇文章，即柴德赓所写的《陆秀夫是否放翁孙》，刊于《光明日报》9月15日。这年9月1日《光明日报》发表钱仲联《关于陆游和陆秀夫新材料》，文章根据《会稽陆氏族谱》说明陆秀夫为陆放翁的曾孙。柴德赓即于9月6日写成文章，从陆秀夫的先世、秀夫名字与放翁子孙排行不符、陆秀夫图像题识等三方面作分析，质疑钱文。陈垣老先生“得读，为之击节”。从9月1日读钱文，至6日撰成质疑文章，前后仅隔五天，此亦可见柴先生史学根底的厚实、治学方法的谨严，这也是陈门师徒的风格。柴先生此文一出，遂成定论。1962年1月26日陈垣先生写信给柴德赓，说“让之属为豫公遗著序，义不容辞，但恐未能窥见高深，有负期望，兄能为我捉刀不？”“让之”即余逊，“豫公”即余嘉锡。时余逊、周祖谟为中华书局编辑《余嘉锡论学杂著》。柴德赓尊师嘱写成序，这年2月26日陈垣先生给柴德赓的信里说：“叙文收到，大佳。”《余嘉锡论学杂著》上下册1963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序即署名陈垣。学生代老师写序，老师赞许序文“大佳”，则亦证实了学生得老师真传之不误了。

予生也晚，三十年多前我们读大学时，专治声韵训诂之学的周祖谟先生已经耄耋之年了，可今日在这部书信集里看到，周先生年轻时也是活泼泼的，文笔清朗，也“多愁善感”着呢。1945年3月18日周先生从北平给远在重庆的柴先生的信里写道：“我常常萦念过去在一起吃饭、一起谈笑的乐趣，而今邈不可得，不禁有凄清索寞之感。尤其当我坐在子高先生的椅子上的时候，格外想念故人了！翠森森的槐树，笼罩着整个的院子，那是我最常逗留的地方；薰风徐徐的时候，也就是我们最常谈的时候。我最喜爱你的天真；我敬慕你对人的那种热诚，那种亲切岂弟的颜色……”周先生出生北京，祖籍杭州，1945年10月23日给柴先生的信里写道：“我喜爱江南，甚于我的家乡。我喜爱那清朗的日光照在那遥遥的远山上，衬起浅浅的清溪，划起那轻轻的画鷁，看那无边明媚的春景。我喜爱那长江的浩荡，听那咿呀的摇橹，赏雪后的杏花，春初的杨柳……。”这才情，清丽生动的文笔，一点儿都不输今天的那些所谓的散文家。在这封信里，周先生也说到了自己的治学，要写成的书有《说文校笺》《方言校笺》《释名笺疏》《等韵学》《中国文字学史》《比较训诂学》，在音韵训诂之外，“最有意思的是《洛阳伽蓝记校注》（因为带有玩票儿的性质），此书之作自洛阳陷落以后才动念……。自以为大有意思……可惜你不在这里，不能随时求教。我很想念从前论文之乐……”此亦可见出先贤当年治学纯是出自于喜爱喜乐之心，而不是孜孜于功利。

这些年来学林杏坛前辈的书信、日记多有整理付梓的，这是出版业的一桩盛举，也是给历史的留影。我们读来，每有掩卷会意处。

2020年4月20日初稿，4月29日修改

（《柴德赓来往书信集》，柴念东编注，商务印书馆2018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