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城市阴谋》连载之二十
长篇小说《城市阴谋》连载之二十,本长篇已由新华出版社正式出版。由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两届鲁迅文学奖得主王树增、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李敬泽先生联袂推荐。
第九章 别给我提感觉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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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过,自从张秋燕到了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里后,我们的生活便不得安宁了。从她每天要请客开始,我们便开始在酒场打转转。每天吃了喝还了还要去唱,俞大为后来变得好像特别喜欢搞这样的聚会,每次他都与张秋燕成双入对地出现,好像他们又恢复了以前的在大学时代的关系似的。有次我还问过俞大为,你对张秋燕可要真心点,人家一片真心用在你的身上。他笑着说,你总是那么多事,好像天下的事都要你安排似的。我说,反正人家对你不薄,你可不能像当初那样。俞大为说,两个人的事,你管不着。如果你管得着,天下那里还有那么多离婚的,吵架的?难道一个媒人给别人介绍对象,还要保证人家生不生儿子?我还想说他几句,可俞大为说,得了得了,你还以为我们是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呀?
他这样一说,我们便不好说了。几次与张秋燕碰杯时,我还开玩笑地说,当心俞大为是个花花公子。
张秋燕一边喝酒一边用手搂住了俞大为笑着说,他要是再负我,我一定会杀了他。
一桌子的人都是笑。可我觉得张秋燕说出这句话时,声音冷冰冰的,一点也不像是在开玩笑。
看到张秋燕整天没事似的,我后来有次问过她说,秋燕,你原来的工作不要了?
她说,当然不要了。我喜欢北京,再也不想回去了。
我很想对她说在北京其实拥有500万元的人多的是,何况她到北京来后已经用去了不少,但我知道这样说会引起俞大为的反感。因此我说,那你也得找个工作吧。
张秋燕说,我想教书,可是在这里谁会让我教书呢?
我说,回去教书不是一样么?
俞大为打断了我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总是杞人忧天的。
我笑了笑,不说话了。于是大家又一齐讲着笑话,然后喝酒。看着大家那种饕餮之徒的样子,我忽然想到,秋燕是一个傻孩子。自从她跑到北京来后,我怎么也不明白她还会对俞大为一往情深。我不知道俞大为心里到底有几分是真心的,但都是同学,何况他们过去是一对恋人,作为旁观者,我们的确不知说什么好。我后来一直没有去过俞大为那里,他自从与张秋燕同居后,在亚运村那边买了房子,听说用去了八十多万,钱当然是张秋燕出的。朋友们说他们买了一切用具,好像要结婚的样子。但另一个朋友说,俞大为会与谁结婚呢?他会一辈子守着一个女人吗?
尽管大家对俞大为都不太信任,可恋爱终究是自由的行为,加上以往都知道他们好过,所以也没有人再多说些什么。换俞大为的话说,私生活都是自由的,外人管不着。因之如此,我们一直没有到他们的新家里看过。即使我们每个星期在一起吃饭,却谁也不问谁的私生活。起初,张秋燕抱着好奇,还在一家公司工作了一阵,可老板总是对她动手动脚的,加上她也不在乎那几个钱,便把老板涮了。后来她又找了一家电脑公司,干了两天便与客户发生了争吵,老板让她工作了一个月,便让她走人了。工资还不够被老板扣的,她便觉得北京全是资本家,依靠剥削劳动者的廉价劳动力致富,从此说什么再也不干了。我们在大学都是学中文的,有一次在电话中我曾劝她做文秘,她说,你知道那些做文秘的是些什么人?我好歹一个本科大学毕业生,为什么要去给别人跑腿,当受气包?
我说,张秋燕,我感觉你有些变了。
她大笑着说,这个社会,谁不变呀?变又没有什么不好。
她这样说我便不知说什么好了。她说,我看你要找一个对象了,再这样下去,你非变态不可,整天忧心忡忡的。
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每天忧心忡忡的。反正我总感觉到快乐远得像天边的云彩,每天下班走过城市时,那种回家的感觉好似走向另一条陌生之路,清冷的生活那样热烈地包围着我。有时候,我对电话有一种出奇的迷恋,好像它就是一个永远的恋人,我总是盼望着它在一个人静座时突然起来,可当它真正想起来的时候,凭着有限的人生经验,我又告诫自己,哪些话是可以说的,哪些话说出了是会后悔的,哪些话说了是要负责任的,因此满腹想说的东西在拿起电话时又总是有话没话地胡谝几句,等放下电话时又怅然若失。对于找对象,我好像失去了兴趣,因为有限的经验告诉我,现在的姑娘们都是非常现实的,即使像王苑这样不太现实的女孩,我又害怕她那些过份的热情,太讲究她的过去。从深处讲,我不是不喜欢王苑,可每走在一起,我便觉得有一种无形的压力总会改变我的生活。一个人生活惯了,从此很难再让另外一个人走入自己的领地了--至少在某一个阶段里。有些夜里,当我静下心来时问自己,这种生活的状态,是不是一种非常自私的表现?
我说过,分到北京后,各种各样的人给我介绍了各种各样的朋友。有时候,是我没有对人没有感觉,有时候是人家对我没有感觉。各种各样的人怀着各种各样的想法穿来穿去的,后来我觉得这样选一个与自己过日子的人,就像是商场挑选某种东西一样,带有了太大的危险性和偶然性。可由于工作的性质,我们接触的总是那几个人,生活又不容我们自己去发现。就这样转来转去,一晃我便成了大龄青年。成了大龄青年的我倒并不是太着急,着急的反而是身旁关心我的那些人,他们总是见了人便说,我们的陈东东不错,就是没有对象,你们看哪儿有合适的,给他介绍一个吧。他们到了一个地方便这样说,有时让我挺尴尬,好像带着我出去便是搞推销似的。
有一回,张楠听说我又要去和别人会面,她打笑说,像你这样,每个人都见,两年我看你就会成为穷光蛋。
我说不至于吧。
她说,怎么不会?你每次见人家都得花些钱吧?
我说是。她说,你想想看,现在这个年代压马路的人少了,每次见面你得请人喝些什么,或者在一起吃顿饭,在北京这个消费城市,每次也得百儿八十的吧?我给你算算,一个星期我看到你平均怎么也得见一个,一个月最少见四个,四个最少便是四百元,遇上那些大大咧咧的,一次点上个几百块钱的东西,这个数怎么也打不住!你干啥呀你?你以为你是大款呀?
我说,哪我该怎么办?男人总得有点风度吧。
张楠说,怎么办?我建议你不要去算了!什么风度不风度的!说完她的脸红了。
我一听便笑了说,不见?你是不是想让我一辈子打光棍?要不,你嫁给我得了。
张楠说,打光棍也比你现在这样好!说完这话她起身便走了,好像很有气似的。
其实张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每次我们单位其他部门的一些光棍都这样与人见面,回来总是垂头丧气的。有的骂自己不是东西,总是见了别人没什么感觉;有的骂对方不是东西,第一面便总是谈钱和车子或房子;有的骂媒人不是好人,总是爱撒谎,把对方说得如何如何的好,一见面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当然也有的回来也很兴奋,说找到感觉了,可高兴了不几天,不是把人家揣了便是人家把自己甩了。大家于是在一起喝酒,总结出这样几句话,这些话是酒场上说的,当然可以不算,但想想还是很有道理的。比如有人说,现在找个老婆并不难,难的是找个好老婆;有的说,与谁过日子好像都可以,但好像很难与任何人相处一辈子;还有的说,要想爱一个人,首先是不要去爱;要想投入,首先是自己不能投入;要是爱上一个人,首先就得从感情上拒绝她,在生活中远离她。总之意思是说,要想自己不受到伤害,那么首先就要学会别去爱对方,别陷入感情的漩涡中去,要学会保护自己。大家在一起交流经验,总的都是哀叹世风变了,姑娘们的眼睛总是盯着钱包了,于是大家便一齐骂起那些大款来,好像他们多占了一些指标,并且影响了社会安定团结的局面。
说是这样说,可大家眼看着一天天老下去,看到回到家那种空寂的日子,看到别人搂着老婆过着幸福的生活,还是猴急猴急的,见了熟人便诉苦,唉呀,我这么大了还没有对象呀,你们也不关心关心!热心肠的人听了,便托三朋四友,亲朋邻里,四下张罗,声势常是轰轰烈烈,可最终的结果都是销声匿迹,大家知己知彼,见面都放下不提。日子拖得一长,情欲不像春天那么猛烈,单位的工作忙得不亦乐乎,一切便像打了一仗一样,要休养生息,好长时间都不再提。
张秋燕有次对我说,你这样在机关呆着有什么意思,在单位里呆着最终只能找一个次品。
我说,你以为你找的就是精品呀?
她怔了一下,便什么都不说了。我觉得这样有些伤害了她,便说,秋燕,有句话我不知该不该说。
她说,你说吧,我还怕什么?
我说,你是不是真的要与俞大为结婚?
张秋燕说,为什么非要结婚呢?我看现在这样也不错。
我顿了一下,举起酒杯说,秋燕,我是从小地方来的,虽然你长在大城市,可老实说吧,我觉得我们应该踏实一些过生活,同居不是办法,再说俞大为这个人吧,不是我在背后说他,他的为人其实你比我更清楚,要是结婚了,可能对你好些。
张秋燕说,如果一个人的心拴不住,法律也是拴不住的,一切顺其自然吧。
她又说,我知道你一片好意,可你自己也该找一个对象了,再这样下去,你会越来越孤独的,我知道你的心里很苦……
我拿起酒杯,与她重重地撞了一下。两个人都摇了摇头笑了。那笑,有些苦涩。
从此,我便很少参加她们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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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日子,当孤独的感觉浸入血液中后,只要有一点阳光的照射,相反便觉得生活是非常灿烂的。
灿烂的日子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1999年的岁末,北京城的四处都沉浸在迎接新年的到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新世纪的到来看成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好像跨过了新的世纪,一个人便会大变样了。等忙乎了一阵后,又说2001年才是新世纪,原来热闹一场后,都弄错了。听了这个消息后,当时我便想笑。因为世界上那么多的国家那么多的人,竟然对新世纪到底是哪一年都弄错了,可见人类的失语多么严重。
大约是过了漫长的冬天,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对爱情的渴望占胜了死神的诱惑。可是爱情并不是想来就来的,何况经过了一系列事件,对爱情我已经产生了各种各样的不同看法。我不知道爱情到底是不是人们说的那样,只是一种感觉。但我知道,有时候,对于我们从未经过婚姻阵痛的人来说,感觉终归是靠不住的。城市的爱情飘荡在物质的上空,已经改变了它本来的颜色。
当王苑从我身边彻底消失之后,我的忆旧情绪特别严重,又想起了她在时的种种好处,至少,有个人逗自己开开心是很不错的。退一万步说,即使我们不做朋友,每次总有一个女孩在一起聊聊天也是非常好的。至少可以让时间快快地打发,无论我是怎么样憎恨自己把时间就那样白白地摔了,但我还是觉得生活中能拥有那样的一段经历也是很好的。当王苑对我彻底的绝望和我彻底摆脱了她之后,我忽然感觉到再也没有什么可以抵挡得了的巨大虚空。那时只要不上班,我便躺在床上睡觉,睡得不知天日。只有在醒了之后,才感到一种巨大的茫然。我想我为什么要拒绝王苑呢?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她呢?那样一个热情奔放的女孩子,对我是非常要好的,我有什么理由来排斥她的存在?仅仅因为自杀这个幽灵在我心中长存不走的缘故?
许多天就在那种自责中度过了。我承认那时我是非常放纵的。以往一些客户请吃请喝时我能拒绝总是尽量的拒绝,可那段时间我并没有这样,只要有人请,我一定是喝得大醉回来。每每天醉之后,我便又胡思乱想,结果总是在半梦半醒之间把光阴打发过去了。我承认,酒有时对人的确以起到麻醉的作用。但面对时光的流水白白东流,我在清醒时直打自己的耳光。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可每到了放假,我便呆在那间黑沉沉的房子里,一睡便是一整天。同学与朋友们打电话来,听到我懒洋洋的声音,便知道我在沉睡。一些女同学还戏称我为懒猪。后来,我不喜欢电话在我睡得最香时没完没了的响,每次睡下后便把电话摘了。黄平阳对此非常不满,他一再问我,你是不是谈朋友了?我说我没有谈朋友。他盯着我说,没谈朋友,你的电话为什么总是占线?我听后哈哈大笑了。说真的,虽然我生活在北京这个伟大的城市,但对自己来说,并没有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伟大的首都,来来去去的就那么几个地方,来来往往的就那么几个人,实在与生活在其它城市并无区别。除非这个城市总是在节日时吸引了大批外地的朋友们来观光,我得给他们找住处带路逛景之外,老实说,我并没有觉得生活在北京有另外一些人那种优越,特别是北京本地人的优越。我的一些朋友也说,不过尔尔。他们并不是说北京这个城市不好,而是说北京的那种自大情绪不过如此。任何人在任何事面前,最终还是要靠实力才能说话的,并不是因为你盲目的骄傲,一切便也像你骄傲的那样直起腰来。外地人一再说到北京的文化,可在我们眼里,我们一直觉得北京的文化在现代其实是种非常浮躁的文化。倒是上海与广州那些非常繁华地方的人们,学问做得更为扎实。这从一些红火的纯学术杂志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这时候,我认识了刘红同志。我一直把刘红称为同志,是带有了尊敬的意思。尽管后来我们并没有走到一起,可刘红同志却还是给我留下了一生中最深刻的印象。可以这么说,我的一生对女人的真正认识,是从刘红同志开始的。
说起来,我们的认识还挺有意思。有次晚上我到外面的客户处吃饭,大喝一通后回来,那时天已大黑,过立交桥的时候看到一个女孩惊慌失措地跑到我面前说,你能不能送我一下,同志?我笑了说,我为什么要送你?你为什么又要我送你?她说,我听说,最近有什么专门敲人头的帮派在北京活动,我还真怕遇上了。我说,你就不怕我是这个帮的?她吓得退了好几步说,你不会是吧……我看你不像。我笑了,觉得女孩惊慌的样子很可爱,便答应了她。其实女孩离我们说话的那个地方也并不太远,一会儿就到了。可就是这一会儿的旅程,我们相识了。人的相识是要缘份的,我以往不信,后来相信了。有一段时间,我故乡的一帮人与现在身边的一帮人,总是在为我的婚事操心,张罗着要为我介绍对象。只有我姑妈不急。对此我非常奇怪,有一回我终于忍不住问她。她说,人既然来到了这个世上,必定有另外一个人来和你配对,无论早晚,无论中间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那个人总会如期前来,那怕你坐牢了也好,哪怕你离婚了也好,那一半终归是会来的。我觉得我姑妈说的这句话有着很深的禅意,本来我那段时间非常矛盾,一来是受自杀这种情绪的影响,二来是大家都着急,都结婚,我害怕自己找不着或者最终找一个没人要的人而忧虑,但听了我姑妈的话,从此我一点也不着急了。有次刘红问我为什么不结婚,我说了这个原因,把她逗得哈哈大笑。
与王苑不同,刘红是一个非常文静的女孩子。我们认识了许多天之后,也只是在非常孤单时打个电话聊聊天。因为起初我并没有意思与她谈朋友,所以特别放得开,心里怎么想的便怎么讲,结果是怎么样的便怎么讲,曾经经历过怎么样的便怎么讲。她时常为我哈哈大笑,时常却又半天不出声。反正我们因为不见面,在电话里就像别人在网上一样,除了电话费太高这个缺点,其它的什么倒都非常谈得来。每次我讲完自己的一个故事--我奇怪的是,我竟然会对一个没有任何交往基础的人讲自己的往事--她总是要问,后来呢?后来呢?我觉得她是非常好奇的,并没有把她这种穷追故事的结果当作一种关心来对待。有一天,我也对她讲到了我想过的自杀,使我感觉到奇怪的是,她并没有对此感到好奇,我以为她一定会大吃一惊的,可她没有。她只在电话的那头静静地听着,不发一声。我说,你怎么没想到问为什么呢?她说,一个要自杀的人,是不必问为什么的。这句话让我感到这个女孩子与一般人不同之处。的确如此,一个人要自杀,是他个人的事,即使不属于隐私,也用不着太张扬,像一些人那样非要跑到高楼上或者高压线上对着地面上的人群喊“我要自杀”,其实这样的一些人终究是死不成的,不过因为某时的压力解决不了而引起人们的注意罢了。那些真正要自杀的人,是不会让人注意到他想死的,你想死便死去好了,难道非要人家在广播里先对全国人民播一下吗?
就是因为这个,我对刘红有了另一种看法。有次我问到了她这个问题,她却每每避开不答。当我刨根问底时,她的回答又让我大吃一惊。
她说,因为我也曾想过自杀!
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让我吃惊了一整个晚上。我当时并没有追究她想自杀的原因,因为我有这种情绪时也找不出什么原因,像人们说的遗传也好,对生活的绝望也好,看破红尘也好,我一样也不是,但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我对自杀有着那样深重的情结?我也说不清楚。不过刘红的话提醒我的是,一个人真正想到自杀,也许就像是本能地生活或活着一样,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也没有什么别的因素,就像人们无法选择自己的父母一样,既然生了,就接受活着的现实;而既然不想活着,便要接受如何地尊严地死去。
无论怎么说,刘红的话,好像催化剂一般,使我又陷入了对自杀的迷恋与惘然之中。在一个凉风习习的夜里,我便又开始走上了那条非常危险的道路。
后来,当刘红的人影已远远从我的记忆中消失时,我却还依然记得她。在那时,我无限地回忆起我们曾经走过的日子,对人生的许多东西有了另外一些感悟。从那时起,我较为深刻地认识到,任何一个女人,都是不可小视的。同时我也认识到,是女人,教会了男人如何长大。从我们的聚聚散散中,我便认为世间的一切充满了太多的偶然和不确定性,从此不再像对待她那样对爱情信誓旦旦地承诺什么了。世间万物,包括感情这种东西,有时也是暂时的,转瞬即逝,实在没有太多的留恋。因为认识了她,改变了我对世间的许多事物的其它想法。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即使时间过去了很长一段,我想起她来,老实说心里还是充满了无边的复杂,忧伤、后悔、喜悦、惆怅、仇恨、爱恋……好像一切都有。就是在恨不得杀了她的那个夜晚,我开始执笔写东西。因此对于她来说,这是她带给我惟一的一件值得珍藏的礼物。我写给她的那些东西,都是我们在恋爱后片段性的东西,那位报社的朋友看了后认为我可以当作家了,使我知道创作也是可以这样的,而且他还认为我这样创作带有创新的意味,所以我后面的章节要把那些我与刘红相识后写的东西,原原汁汁地放在这部书里,以奠祭我青春时第一次经历了性的而非乌托帮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