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人生二

二、学业有成  终身受益，

初出茅庐  小试锋芒

1947年冬，《东北日报》上刊登了哈尔滨东北铁路学院招生广告，我和同学李景贵、李景麟，杨岚峰等大家都同意报考该校，因为是全供给制、毕业包分配工作。于是我们决定坐汽车到哈尔滨报名，我们是在零下四十度冰天雪地中，坐在装满货物的汽车上面，凛冽的北风刺骨寒，特别是脚被冻的'像猫咬似的’[4]，坐了几个小时才到哈尔滨，因为那时没有汽油，都是烧'木拌子’，所以跑的很慢。过了松花江后，在哈尔滨道外靠近江边地方找了一家小旅店住下。因为我未学过代数，晚上高年级同学教我一些基本知识，准备应付考试，当时思想也是抱着临阵磨枪不快也光。考试地点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教学楼一楼教室考的，考试那天我太紧张了，我也记不得是怎样答的考试题啦。考试后，即回家等待消息，还算幸运，我们几个同学都被录取了，我和李景贵被录取为铁路运输财务专业，其他同学分别被录取为工务专业、电务专业、机务专业等。被录取是一件好事，可是我又为难了，要到学校住宿需要有铺盖，我家中的被褥破破烂烂实在拿不出去，还是我三叔把土改时分得的被子、褥子和一件日伪军的呢子上衣送给我，才上了学，我上学是大家帮的。因为学校实行供给制，伙食是全供给制，还每月发津贴，所以不需要花多少钱，即解决车费就可以啦。到了冬天学校给我们发了一套蓝色棉制服，完全解决了我的过冬的问题，我穿上里面三新的棉衣，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啊！心中非常高兴，从内心感谢共产党，我暗暗下决心：只有用努力学习来报答党的恩情。

我是于1948年3月到校报到的，我被分配到13队，李景贵被分配到11队，当时我们是学院第三期的学员，共编为七个队，10队是工务（是属于铁道兵培训的，发的是军队的制服），15队是电务队、16队是机务队、14队是女生队、11、12、13队都是学管理的男生队。入校后先是三个月的政治课，学习的是社会发展史，党建等课程；结束后即转为业务学习，学习的主要课程是：运输管理、行车调度、客货运等，还有财会管理、会计原理、账务处理等。老师大部是伪满铁道学院的教授、讲师。特别是财会课程学习的最好，对于会计原理、八大要素、复式记账法等理解的深刻、悟性也好，到了晚年，我仍然能运用自如，这都是东北铁路学院王老师对我们培养教育的结果，在业务学习中我也是名列前茅的，毕业典礼上发毕业证书时我是第六个，这是我终生难忘的。

1948年夏放暑假时，都想回家钱又不够，大家决定坐货车回家，晚上我们从货场上了一列开往满洲里方向的货车的空棚车里，早晨火车到了肇东火车站，下车后吃了点早饭，离家还有150华里，我们开始徒步回家，刚开始走，一边走一边玩，到也很高兴，一想很快就要见到爸爸妈妈心里都乐开了花，走的也快也有劲，中午走到兰西县城里，在饭店吃的中午饭，下午再走到了二道沟子，已是青冈县界啦，再也没有那生龙活虎的劲头啦，走的也慢了，也没有人说话啦，'像霜打的茄子蔫了’，当走到离县城五、六华里到了南岗村时，都已筋疲力尽，一个个都瘫在路边，躺在那里不动了，在路上遇到了熟人，求他给家里捎个信，说我们回来啦，父母知道也是干着急，因为一无车、二无马，来人接我们也背不动啊。我们知道捎信也没用，还得靠自己，我们都是一瘸一拐的向前挪动，到晚上才走回家。这是我少年时代一次小长征，生活告诉我们：路是要靠自己去走啊！

我在东北铁路学院学习期间，正是解放战争大反攻阶段。国民党的飞机经常侵扰哈尔滨上空，我们学院每天晚上都由学员轮流持枪站岗值班；有一天早晨响起空袭警报，我们学员都迅速起床，有序的进入防空壕中，后来才知道是国民党空军刘本善、驾机起义，不久东北战场传来：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降、长春解放。在辽西有黑山阻击战、塔山阻击战、锦州战役胜利，辽沈战役活捉范汉杰、直到东北全境解放。学院为了庆祝东北解放，组织全院学员开了篝火晚会。

我在学院期间不仅业务学习好，在政治上也积极要求进步，于1948年11月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哈尔滨市团委给我发了团员证，编号1283，至今还保存着。

1949年初放寒假，我记得是给我们开了免票，所以我坐火车到安达车站[5]，从火车站转乘汽车回家，经过任民村、中和镇等回到了青冈。这次回家就是准备毕业后走向工作岗位，也是为了向家人告别，从此要远走高飞了。

附件：

一、关于原东北铁路学院（后改为：哈尔滨铁道学院）的性质？

“铁道部（83）铁教字1221号文件，关于下达《八十年代铁路教育发展规划》的通知”中指出：'建国初期，全国只有京、唐、哈三所高校……’。哈即指：哈尔滨铁道学院（原东北铁路学院）。说明是高校。

二、关于原东北铁路学院（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生的学历的确定？

1957年1月16日部教育局发（57）教字8号文，全文是：“原东北铁路学院（哈尔滨铁道学院）毕业生学历的确定，应按1955年10月5日统劳55字第328号电处理，该电文内容即：解放后哈尔滨铁道学院工务第四、五、七班（七班后来改为土木一班），电务三、四班（四班后来分为通信、信号二班）及第四期以后（不包括第四期）的电信系和信号系毕业生可视为高等学校毕业者；其余人员均视为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者，特此函复。”

1983年1月15日高教字1号文全文如下：“1957年1月16日部教育局曾以教字（57）字第8号文件对原东北铁路学院管17班（1948年10月至1950年10月）未列为大专。近年来不少人来信和来访对此表示异议。经查证，根据当时情况该班，应定为大学专科二年毕业，希望按此办理。1983年1月15日”。

当时我是13班（队），我的同学有：韩刚礼（铁道科学院老战协秘书长）、聂德禄（原铁道部基建总局政治部副主任）、张青苍（原建厂局局长）、薛明权（原基建总局机关党总支书节）、冯喜文（原哈尔滨物资办事处副主任）等。

三、中共铁道部党组（84）铁党审字18号通知《关于确定原东北铁路学院学员参加革命工作时间问题的通知》

全文如下：“原东北铁路学院（本院在哈尔滨市，分院在沈阳市），是1947年5月在解放战争比较艰苦的时期组建的。为了适应解放战争和扩大解放区的需要，东北军事委员会铁路总局在哈尔滨创办了这所学校。除从在职职工中抽调具有小学以上文化程度的进行培训外；还从社会上招收具有中等文化程度，年龄在18岁至25岁的青年入学，其中1948年底入学的约有400人。学习期间为9个月，第一学期全部学政治，第二学期学习部分铁路专业知识，在校期间食宿、服装、文具讲义以及生活零用费等由学校负责供应。毕业后大部分分配到各铁路局、部分去铁道兵、也有随军南下的。根据中央组织部组通字（83）49号文件《关于建国前我党开办的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延安中学等校学员参加革命时间的通知》精神……凡是1948年底前招收的青年学生，其参加革命时间应从入学时算起”。

我1949年3月毕业，我的考试成绩还不错，发毕业证时我是前六名，我觉得我的财会业务学的最好。我们发了毕业证，全文是：“毕业证书  管字1144号  安惠文在本院第三期管理系学习期满，考试成绩及格，准予毕业。  东北铁路学院  院长：吕正操  教育长：孟华。中华民国三十八年三月九日”。

毕业啦，我们同学除10队分配到铁道兵外，其他同学都分配到各铁路局，我和韩刚礼、李政民、聂德禄十几个同学被分配到刚解放的锦州铁路局。

1949年3月我们离开了母校，各自奔赴工作岗位。我和同学们要去锦州铁路局报到，因为长春至沈阳段铁路上未修复，我们乘火车从哈尔滨出发，经吉林、梅河口到达沈阳，到后安排我们住在沈阳铁路局招待所，第二天组织我们到东北铁路学院沈阳分院参观学习，然后乘火车直达锦州车站，到锦州铁路局报到，我和韩刚礼、李政民被分配到经理处（即财务处）实习三个月，当时处长是郭泉、副处长崔鲁君，财务科长曹文章。因为我是团员，在学院时即申请入党，到锦州后，我在工作上积极肯干，要求进步，于1949年6月9日秘密地、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预备党员，不久我又被选为处工会兼职工会主席，行政上把我安排到生计科工作，因为生计科下设有：粮食加工厂、两个供应站、生活列车等，工人较多，让我学习做思想政治工作。由于锦州是新解放城市，到处还是断垣残壁，国民党留下的被炸毁的碉堡还留在市中心，火车站前被国民党飞机炸的弹坑还在。国民党的飞机常来偷袭，国民党的残匪尚未肃清，为了防止敌人破坏，我和同学韩刚礼、李政民以及先期曹有同学等组织了护厂队枪支由经理处提供的：有两位处长的两支手枪，一支是枪牌橹子、一支是驳壳枪，公安处发给了几支步枪。每天晚上巡查粮食加工厂和供应站仓库等小单位治安情况。我还记得有一次在路上，与地方政府组织的民兵自卫队相遇，几乎交了火，都是枪上了膛，对方问：你们是做什么的？我们也问：你们是做什么的？对方答：我们是民兵自卫队。我们也回答是：铁路护厂队。一场误会消除了，这才各自走一边。这次虽然有惊无险，但是还是有点后怕，万一枪走火伤了自己人，那太可怕啦，我们也有点太冒失啦。

处里为了保障铁路沿线职工生活。处领导派我带两个工人出生活列车，到葫芦岛铁路沿线，供应沿线车站、养路工区职工的生活用品。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出去工作，又是第一次看到大海，在码头上看到了国民党起义的重庆号军舰。对我印象最深的是：我们生活列车停车的地方，下边就是海滩，正逢落潮的时候，我们到海滩上捉小螃蟹，不一会就捉了半铁桶，回到车上用油炸螃蟹当菜下饭，我们连壳带肉一起吃，真香啊！这件事至今记忆犹新啊。任务是完成了，可是也出了小纰漏，在锦西车站停车时，有一位工人出于好奇心，把一列货车的两节车厢中间的连接器（即车钩）给拉开了，被列车长发现了，虽然我向车长说了很多好话，也赔礼道歉了，说明了工人因为不懂出于好奇心造成的。可是车长，得理不让人，说：'必须上报局调度’。回处后也没有人追究此事，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完成一项任务。

1950年7月1日，因为我在经理处做兼职工会主席,经常向上级工会汇报,可能他们认为我还可以,所以局工会发令调我到局机关工会任工会干事,是脱产工会干部了,我从此离开了局经理处。机关工会主席是刘国卿，是一个胖子，我来后主要是做些内勤工作。机关工会主要是参加一些社会政治活动，我刚到工会没有好久，则筹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周年活动。我的任务是做游行队伍的联络员，为了留下庆祝活动的真实写照，我负责照相，我是刚学会的，我不仅照了庆祝活动，还跟报社记者学会拍照了天空飞翔着的飞机的照片，我真的照到了一张在空中飞行的飞机的照片，当时不知多么高兴啊！这是我第一次学会照相，心中有那么一种成就感。

不久我被调到区工会组织部任主任干事，这是我从事人事干部工作的开始，也是我在人生道路上的转折点，也是我从事政治工作的开端。当时区工会主席是杨向荣，是养路工出身的老革命者，是一位慈祥的长者；组织部长是杨文、许焕文，都是老铁路职工，他们对我都很好，把我当成他们孩子看待，杨文部长调铁道部总工会后，回锦州区工会检查工作时，特意把我叫到他那里去，说是要看看我，一见面就说这孩子都长大啦，足以说明他们对我的关怀和爱护。其他同志对我都很好，我就生活在这样和谐友谊的革命大家庭中，培育了我一生受用不完的良好的革命品德，但也有弱点，就是没有经过风雨和挫折的锻炼。当时我把组织部内勤工作搞的井井有条，又肯学习，如我学习艾思奇同志的《大众哲学》后，在学习会上发言，我引证从雷峰塔倒塌来分析从量变到质变，深受同志们的赞赏，也深受领导的关怀和重视。后来调来一位部长孙国斌，他也是一位可亲可敬的长者，不久又调来一位可敬的大姐-刘宝珠。总之在区工会这个大家庭中生活是很愉快的，使我得到健康地成长。

好景不长，1952年局成立锦（州）承（德）线工程处时，工会也成立了分区工会，区工会派我到分区工会，任分区工会委员、干部指导员，当时我也愿意到基层锻炼一下，从此我开始走进工程部门工作，一干就是四十年啊！当时工程处的任务是：修复从义县到承德市的铁路施工任务。当时分区工会主席是赵僖民，是一位严肃认真可敬的老大哥，我们相处、和工作都很和谐。当时我的工作任务是：在各个工程队组织建立工会组织，以利开展各项工会活动。当时我们都是一些年轻人在工地上过着集体生活，生活过的也很愉快，当时那条线上物价很便宜，我记得鸡蛋一分钱一个。我们开始住在朝阳县，我都是步行到各个工点工作；随着工程进度的发展，我们又搬到叶柏寿火车站住，这里是西可以通往承德、北可以通往赤峰，是一个小的火车枢纽站。我去过赤峰火车站，也去看过了花木兰点将台，就是一个大土堆子。我还记得在赤峰那里卖了一条羊毛毡子的褥子和一条皮带，用了很多年。

由于工程进展顺利，1953年初锦州至承德铁路全线通车，我们搬到承德市，由于工程已完工，工程处撤销，改建为承德铁路分局，我们工程分区工会也改为承德铁路分区工会。当时由于地方派来一批干部，主要是主管党群工作，我们工会也派来一位工会主席，资格有点老、架子有点大，不和我们这些'小兵’接触。这时赵僖民同志被调回区工会，我们下面这些人如我和李本超等一如继往一样团结友好。 可是上面则是内部斗争激烈，因为我们都是平民老百姓，根本不了解内情，只知道后来地方来得那些干部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没有好久我即离开了。可惜的是我在承德那么长的时间也未去过《避暑山庄》，这也是终生遗憾啊！

1953年5月，我被调往黑龙江省伊春新成立的铁道部第六工程局区工会，我到区工会后仍然是分配到组织部任干部指导员。这次调动的原因是：一是工作需要；二是因锦州区工会主席杨向荣调任六局政治部主任，区工会支援一批干部，我是其中之一。我们是乘火车到达小兴安岭林区城市伊春的，伊春最大的单位是森林工业局。我们到伊春后，住在一个大仓库里、用竹席子隔成的工棚，因为没有食堂、吃饭都在露天地里，有时飘着雪花、伴着风沙用餐，在职工中流传着一个顺口溜：“早穿棉、午穿纱，守着火盆吃西瓜。”。形容生活条件艰苦，自然环境变化多端。但是我感到工作是愉快的，心里是充实的。

六局的干部绝大多数是来自锦州、济南、齐齐哈尔铁路局的党政干部，行政干部多数是随同马千里局长从济南来的，但也有锦州局的，如财务科副科长王明岐，也是我们东北铁路学院的同学;区工会多数是来自锦州，如刘绍犹、宋起凤、任德贵等，但是大、小王焕是来自齐齐哈尔的。

我们六局的生产任务是：修建汤旺河到林区的铁路。就是从汤旺河向森林深处修建铁路，是在原始森林中修铁路，那里连人行的路都没有，施工人员要进去，只能踩着'塌头墩子’前行，否则就会陷入沼泽地里，修这条铁路真是困难重重。

我在区工会工作了三个月后，因为成立局医院需要人，政治部把我调到医院任政治指导员。院长是由卫生科科长徐逸尘兼任。我当时还不满二十岁，让我到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又是青年人集中的单位；让我做领导，工作要独立做主，我心中实在无数。加之人地两生，医院里我只认识一位护士，那是因为我有一次饮食不注意，患了肠炎、拉肚子，我在大工棚中休息，是她来送药的，当时印象是一个白白胖胖的穿着白大衣的青年女医生，到了医院才知道她叫祖香兰，她是医院的团支部书记，也是我的工作上的有力助手。因此，我在医院工作期间，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医院女同志多，一定要严肃谨慎，和女同志谈话都要一律开着门，以利避嫌；二是医院知识分子多，要多做耐心细致的工作，要多尊重、少歧视，要多疏导、少批评。如对上海局调来的主治医师杨祖震老医生，我非常注意尊重他、仔细的听取他的意见，对知识分子从生活等各方面关心他（她）们，以利调动发挥他（她）们的积极性。在医院短短三个月的工作，在群众中对我的工作反映还好，和年轻的朋友们建立起了革命的友谊，连工友们也说小指导员是个小大人，很有水平。这是我第一次独立做领导工作，也是初试锋芒。由于六局撤销，我被调到局政治部，统一分配到铁道部建厂公司；六局医务人员被分配到铁道部隧道公司。于10月份我们离开了伊春。

我于1953年11月到北京铁道部建厂公司报到，暂时住在前门'杨梅竹斜街’铁道部招待所，这时医院的同志们也都到了北京，她们住在北新桥四条铁道部招待所，我抽时间去北新桥招待所看望了祖香兰同志等，没有好久她们搬到南口去了，我也被安排去建厂公司北京一处参加冬训工作。

2003年9月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