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子旸：一个可怕的历史规律——隋唐第二帝国的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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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魏政权的崛起，是对东汉以来豪强势力、世家大族的一种反制，甚至可以说，带有某种人民反抗的色彩。正是在这种政治基础上，曹操在北方推行了屯田制，扶持自耕农。北方的经济因此明显恢复。
但好景不长，曹操去世以后，曹丕虽然称帝，却无力继续其父压制豪强的举措，转而和世家大族妥协合作。标志性的事件，就是建立九品中正制。虽然九品中正制的初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在现实中，就是世家大族就此把持了官吏的选拔。“公门有公，卿门有卿”。世代相承的门阀制度就此形成。
曹魏政权的社会基础，也因此从自耕农转向了世家大族。这不但让曹操的“人民”事业就此中断，也大大削弱了曹魏政权的稳定性。果然，没过多少年，豪门之一的司马氏就用政变推翻了曹魏政权，建立起了晋朝。
晋朝的建立，意味着东汉以来豪强势力、世家大族控制国家的局面全面恢复。司马懿的孙子，司马昭的儿子司马炎，也就是晋武帝，是晋朝的开国皇帝。晋武帝执政的太康年间，（公元280年到290年），社会经济发展很快，国泰民安，是中国历史上的盛世之一。
但是，由于晋朝国家结构的先天不足——倚靠世家大族，所谓“太康之治”，虽然表面上繁荣兴旺，但主要受益者是那些贵族。他们的财富快速积累，多到花不了的程度。广大普通民众却所得不多，甚至受到更多来自贵族的欺压。
财富集中到社会的少数人手中，从来就不是好事。在技术基本没有变化的农业社会，这种情况的危害尤其大。贵族聚敛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但并无生产性的投资用处，大多用来花天酒地的胡作乱闹。这正是晋朝有很多荒唐事的原因，比如无聊透顶的石崇斗富。
除了无止境地奢侈浪费，无所事事的世家贵族，彼此之间互相倾轧你争我夺。晋朝建立不久，就出现了“八王之乱”。司马家的人，乱七八糟地打个不休。八王之乱持续了十六年之久，洛阳、长安成为废墟。随后，又有“永嘉之乱”。晋朝周边的多个游牧民族南下进入中原。北方陷入一片混乱。
幸好，逃到南方的东晋政权，在淝水之战中打败了前秦，否则汉文化很可能像罗马一样被蛮族就此吞噬。淝水之战以后，南北方进入相持状态，江南地区保持了和平。从北方逃过来的人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江南的大片土地被开垦，经济发展很快。
但是，在社会制度和组织结构上，东晋和西晋没什么大区别，还是世家大族控制国家。“王与马共天下”，结果就是，西晋有的那些缺陷弊端，东晋全盘继承。主要就是两点：一是经济发展的成果主要落入豪门贵族手中。二是贵族们的生活奢侈腐化。
东晋贵族，由于不劳而获无所事事，酗酒服药之风兴盛。所谓服药，就相当于今日的吸毒。他们配制的“五石散”，就是多种矿石。吃了以后，人就进入神情恍惚、飘飘然的“佳境”，其实就是吸毒后的短暂快感。
大书法家王羲之，是豪门琅琊王氏之后，信奉五斗米教，痴迷于炼丹服药。状态倒是很“现代”，和今日某些吸毒的艺术家是同一路人。
东晋贵族的奢侈腐化，甚至超过了西晋贵族。门阀制度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在两晋时期表现得很充分。这些腐化堕落的贵族，不但无力北伐恢复故土，就连东晋王朝自身的治理，都每况愈下。
门阀制度的核心弊端，就是生产和消费的脱节。世家大族控制了大量财富，包括生产资料，他们的生活完全是不劳而获的，他们只消费不生产。而普通民众，生活越来越艰苦，赋税徭役越来越重，生产多而消费少。门阀制度让国家和社会陷入了全面危机。
到东晋后期，国家已经纷乱不堪。最终，出身寒门的刘裕灭掉了东晋，建立了刘宋王朝。并且，刘裕毫不客气地斩杀那些名门望族的子弟。门阀制度开始被摧毁。
虽然刘裕是个“狠人”，敢于下手干脏活儿，但想要彻底铲除士族的力量，还是完全不够。在南朝，世家的经济基础基本没有被动摇，也很难动摇。在古代的统治技术下，不可能像现代这样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斗地主”。政治斗争除了战争以外，主要就是在上层之间进行，或者干脆就是宫廷政变。这种斗争，会很激烈，但无法改变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
而且，在门阀制度已经延续了多年以后，全社会上上下下对世家大族有强烈的仰慕向往心理。贵族们虽然治国无能，生产五方，但在生活品味、艺术造诣、文化创造上，往往水平很高。其他人往往会自惭形秽，想要追随和效仿。
刘宋之后的齐梁两朝，开国皇帝都是寒族出身，但他们在文化、品味等方面却很愿意追随士族。尤其到了梁朝，皇帝萧衍就是个大学问家。萧氏一家，还出了很多大知识分子，比如编写《昭明文选》的昭明太子，在诗歌文学的造诣上，放在整个中国历史中，都属于超一流。
因此，在南朝中，虽然门阀制度不再像东汉、两晋那么强大，已经有了走下坡路的势头，但想要真正铲除门阀，消除世袭权贵对国家的恶劣影响，还不知道需要多少时间，甚至不知道怎么去做。
这时候，一个粗鲁的武人，提供了一个可怕但有效的解决方案。
他就是侯景。
梁朝后期发生了侯景之乱。这不算什么冷知识，中学教科书中就有。但在印象中，侯景之乱不过是中国历史上无数次战乱之一，没什么特殊的。虽然很悲惨，但历史上这种悲惨之事，不是有很多么？
可是，看古人写的书，侯景之乱好像很特殊，在当时和随后很多年中，很多人受到深深的刺激。他们的感受，特别沉痛，甚至有绝望之感。何以如此？仔细了解了侯景之乱的前因后果之后，这才明白古人的感受。
原来，西晋末年天下大乱以后，世家大族和百姓，很多南渡。东晋在南方建政以后，由于打赢了关键的淝水之战，后来长期处于和平状态。虽然王朝更迭，史书记录了很多残酷的杀戮，但其实只是统治者上层的极少数人。社会中的绝大部分其他人，并没受多大影响。
加之江南地区后来才开发，战乱主要在北方展开。所以，从孙吴开始的“六朝”，南方实际上一直没什么大乱子。世家大族、门阀制度，在南方比战乱频繁的北方，保留得要完整得多。
侯景之乱彻底打碎了这个平静的世界。当时，侯景顺着长江一路杀下来，围攻南京，烧杀劫掠。梁朝萧家的人，都要上城墙去帮着搬砖。那些大文人哪里干过这种粗活儿，但性命攸关，也就甭那么讲究了。
虽然大家都拼命去抵抗，但侯景还是打下了南京。梁朝的大人物们基本被杀了个精光。长期安享太平的江南地区，第一次遭到如此彻底的破坏和颠覆。
侯景之乱当然是骇人的人间惨剧，可怕到不忍回顾。但从东汉以来深厚的世家门阀势力，正是在血泊中被彻底铲除的。不分良莠无论高低，一律肉体消灭。纵是什么源远流长、根深蒂固的社会势力，也只能灰飞烟灭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了。
这种感受，对当时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刻骨铭心了。所以，侯景之乱在中国历史上无数次动乱中，占据了“特别沉痛”的地位。
侯景之乱以后，南朝的门阀制度一蹶不振，苟延残喘。这在客观上为隋唐第二中华帝国的建立，打下了基础。长期困扰秦汉第一帝国，一直找不到解决办法的权贵掌控国家的问题，被解决了。在第二中华帝国，中国社会开启了向平民社会和平等社会的历史大转折。
经历过这次历史大转折以后，诸如弘农杨氏、汝南周氏、琅琊王氏之类的说法，在中国社会都成了笑谈，不会有人严肃对待这些“门第称号”。实际上，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难理解和想象当初这些门阀在社会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强大无比的力量。贵族云云，在中国，就是个消费的噱头。
纵观秦汉第一帝国到隋唐第二帝国的演变，让人最印象深刻的，就是铲除权贵之难。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和平和制度化的解决之道。可怕的历史规律就是：解决这个大难题，只能靠流血，而且是残酷无情的大流血。
这是人类社会深层的悲剧性所在。
那么，隋唐第二帝国在解决了困扰第一帝国的大问题以后，是怎样实现了国家和文明的全面复兴呢？这是关于第二帝国最有意义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