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墟 · 最早的中国车马

中国古代文献中对使用车辆的记载很多，而且说中国在很早就有马拉的车辆。但中国考古却没有这些发现，在相当于尧舜禹的新石器龙山时代，所有已发现的遗址中都没有车的遗迹，在相当于夏的二里头遗址里，第一次发现了车辙遗迹，证明至少到那时中国已经有车了，但车辙的轨距很窄，无法判断是人力车还是畜力车。对二里头之后几百年间的车辆考古也没有什么大发现，直到殷墟才出现了突破性的发现。

自从1928年对殷墟开展科学考古以来，已经多次发现了陪葬或祭祀掩埋的车马。商代车马在地下埋藏了几千年，木质车身已经化为泥土痕迹，最初因为技术限制，发现的车马无法从土层中提取出来。上世纪50年代后车马提取技术得到突破，因此现在我们能看到商代车马的大致全貌。在殷墟里专门设立了一个车马坑展厅，展示几十年间在安阳地区出土的车马遗迹。

商代马车分战车和民用车两种，主要是两匹马拉乘，整个殷墟目前只发现了一辆四马拉的车，但据说还存在争议，有人认为那是两部双马车靠得太近叠压成四马车的样子。

不管怎么说，商代的车马已经非常成熟了，有完整的马具，高大的车轮，甚至还发现了一个刹车装置。如此发达的车马技术，也显示出商王朝具有前所未有的军事实力。

联系到此前中国一直没有真正的车马发现，而且远古中国也不盛产家马，但到殷墟时却突然出现了数量庞大技术成熟的车马，因此中国古代文献上关于中国车马起源的记载受到强烈质疑。

更多人倾向认为中国的车马是在商代中期时由西方传入中国的。这也说明中华文明从来都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早在几千年前的对外交流就吸收外来文明成果，用于促进自身的发展。

车马坑最前端展示了一块从安阳飞机场发现的商代道路遗迹，四道深深的车辙如雕刻般嵌在坚硬的夯土里，这是经过几百年的碾压才形成的。

车辙的宽度与出土的商代马车轮距相当，表明这条道路是双向行驶的两车道大路。

从夯土的严密可见当年施工的严谨，这条道路放到现在也不次于一般的省道。

车马坑展出了商代的民用车和战车，主要区别一是出土的战车上都有随葬的青铜武器，另一个就是车轮车轴顶端的车毂，民用车为了在日常道路上错车方便往往很短，战车的车毂因为要防止敌人靠近而做的更长更锋利。

因为是从土中提取，所以现在看到的比当年的马车要略大，其实商代的车轮是中国战车史上最大的，轮径达到1米4，后来的西周和春秋战国时为了追求车辆的稳定性和机动性，车轮逐渐变小。

面对车马遗迹，可以想象几千年前，当威猛的武士站在高高的战车上狂风般冲过来，再用长戈居高临下地横扫时，战车对面的步兵会受到何等震撼。武王伐纣时集结了数十个方国的数万大军，但主力是亲自率领的三千虎贲勇士和打头阵的三百辆战车。当时商朝的正规军和主力战车部队正在山东与东夷人作战，纣王只能临时组织了七十万或十七万的步兵与周军对阵。

当这些没有战斗经验的民兵们看到周军战车部队如大山般压过来时，队伍顿时混乱，其中对商王积怨已久的下层民众和战俘或奴隶，更是借机反转方向，用手中的戈矛帮周军冲杀压阵的商朝贵族，“反戈一击”和“临阵倒戈”的成语就由此而来。

当年的士兵是从这个角度向前飞驰着进攻，还是拼了命的往回逃？

考古人员根据出土的遗迹复原了商代马车，看上去结构非常简单，但这在当时却是划时代的重大科技进步。

商朝是以武力推翻了前朝的统治，而且终商一朝都在不停对外作战，对象既有西方近于游牧部族的鬼方，也有东方近于丛林土著的东夷，因此商人对武力策略和军事技术非常重视。

也许正是在盘庚前后商引进了车马技术，并且很快就把这种由乌克兰大草原起源、经两河流域发展、蒙古大草原传播而来的车马，与本土的青铜武器和庞大的人力资源相结合，到武丁时期建立起了一支无坚不摧的军队，从而实现了商的中兴，扫平了中原周边的不同氏族，客观上促进了中华主脉文明的壮大和发展。

车马坑里每辆车前还陪葬着两匹役马，虽然剩下了骨骼，但仍然保持着下葬时的姿态，每匹马的腿都被摆成奔跑的姿态，马主人要让这些马儿在地下也要拉着车子不停地奔跑，由此可知这些任劳任怨的马儿都是先被杀死再陪葬的。

中国马的起源如同马车的起源一样是个争议很大的问题，在殷墟以前的考古中从来没有发现过真正的家马，偶尔出土的马骨一般认为是当时打猎野马当作食物。其实马是草原动物，中国自古长城以南地区就不盛产马，何况几千年前的华北和中原地区更是森林密布，不适合马的生活。因此，当商代中后期突然出现大量的家马就让人非常惊讶。

在感叹商代车马技术进步的同时，也要看到商代残忍的一面，每辆车子里都陪葬有殉人，他们应该是当年的车夫。有的人平静地躺在车上，也许他是自愿与主人去另一个世界，但有的表现却出非常惊恐和痛苦的样子，有的还被肢解成数段，可见当时的惨烈。商代贵族的享乐和礼仪是直接建立在底层民众的生死之上，这也许就是商朝最终被来自偏远西方的周人推翻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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