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专栏(175) | 崔加荣：文学中的小
文 / 崔加荣 & 图源 / 堆糖
\\ 文学中的小
——读张中信诗散文集《红蜻蜓 蓝蜻蜓》
文学作品有大题材，有小题材，有小短文，也有大手笔。大题材往往是由一个大的时间跨度、复杂的人文关系或者广域的环境的描写来呈现的。例如《红楼梦》的人物关系、《白鹿原》的时间跨度和《大决战》的环境位移，无不体现出作品的复杂性和深度，这些文学叙事的大标的、大题材往往需要大手笔来书写。
但是，一个作家对语言表达的多种可能性和创作手法的大胆尝试，也会制造出意想不到的效果。通过一系列细节、小人物、小镜头来记述一个地区和时代，这些细节看似细小如蚁， 却有着显性或者隐性的共性关联。把这些小人物、小场面放进一个特定的大环境里，就可以丰满鲜活地展现这个大环境的历史文化、人文情感和自然景色。
张中信的《红蜻蜓 蓝蜻蜓》便是这种“四两拨千斤”的作品，从人物上、场景上、语言上都很细小甚至细微。当我读完整本书，大巴山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淳朴的乡村人物以及时代变迁中人们的努力、思考和抗争，都跃然而至。这是典型的以小博大、小中见大的叙事手法。
张中信出生在大巴山诺水河边的野茶灞村，并长期在此生活。
大巴山是一个大的自然地理区域，也是一个大的历史人文区域，更是一个广深的文学地理区域。
中国版图上的“一山两河”地带是由秦岭、黄河、长江构成，这个地带形成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和经济的最重要区域。其中大秦岭横跨青海、甘肃、陕西、河南、湖北、四川和重庆七个省市，成为炎黄大地的龙脊。大巴山板块就像一条龙骨，位于大秦岭的西南板块，而大巴山区则位于广义的大巴山板块之中，是巴人和楚人的父亲山，自然风光优美，交通得天独厚。优越的军事地理位置孕育了丰厚的历史和人文风俗资源。宏大的巴蜀山水和巴山文化从小就给张中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种从启蒙时代开始就蚀刻在脑海里的烙印，孕育了作者强烈的写作冲动，这种冲动带有鲜明的文学地理识别度。这些烙印包括语言烙印、山水烙印、民风民俗烙印以及传奇神话烙印。从整个中华文明的版图上看，这些元素无不是宏大的，纵深的，要想把它完整地、清晰地、鲜活地表现出来，并非易事。
对于大巴山原乡文化的宏大场面，张中信采用了有别于大手笔的书写方式，绕开庞大复杂的长篇叙事，避开宏观的地理说明，摈弃说教式理论上的文化介绍，从一村一桥，一山一水来描绘，从自己身边的亲人，从底层的典型人物来叙述，用砌墙式的方法，把代表大巴山的原生态风景和土著文化呈现给读者，给读者建立一个饱和、真实、较为原生态的大巴山。这种堆砌犹如三维打印，不扎骨架，不铺基础，用饱满的情感和热情把记忆的绳索一点一点融化后堆砌成文字。这种非虚构非命题的由内而外的自然转写，把内心集聚多年的故土情感和乡村记忆直接转写成文章，令作品情感饱和、人物鲜活、场景逼真。
《红蜻蜓 蓝蜻蜓》里的人物小，小在其原生态，小在其社会底层，小在其思想淳朴。
“三女子的歌声并没能让我们一直听下去。我读小学三年级那年，三女子停止了五年级的学业。她才13岁，却不得不挑起一家七口的生活重担。”
“父亲七岁时，年轻力壮的祖父才开始编织祖屋的梦想，也从此剥夺了父亲上学的希望。年幼的父亲守着这块被祖父经月累年铲平的土地，开始了脸朝黄土的生命历程。”
“傍晚，祖母颠着小脚从板板桥赶场回来，她听了我有头无尾的述说后，长长叹了口气。祖母像是解释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那河里有你幺姑婆和三婶的鬼魂作祟，你得离她们远点。”
“我忘不了青石板路的记忆，是因为我11岁那年，面对一个女人提出的问题。那个女人，是明叔家的大儿媳妇，一个有些疯癫的女人。
“青石板路为啥只铺在村子最里边，不通向村外？”那个女人问我这些话时，神情很古怪。我记得她的两耳披肩长发散乱，柔顺地耷拉在肩上。”
“听了我的话，四姐的脸“唰”的一下白了，我仿佛听见四姐咚咚心跳的声音，甚至压过了诺水河哗哗的流水声。
四姐始终低着头，闷闷不乐地抿紧小嘴，仿佛一下成熟了许多。”
“晨雾弥漫中，舅婆拄了根弯曲的手杖，挪动着微驼的身子，一步一颠走在通向才子潭的路上。她的头发早已花白了，但花白中显出生机，古典式的发髻干净利落地挽在后脑勺上，一件天蓝的长衫配着藏青色的裤子。舅婆走路时带着轻快的神气，尽管她已经年逾古稀了。”
“不好，石榴籽要在牛肚子里发芽的。’华平子挂着红酽酽的嘴脸，慌慌张张跑过来，踩得一路枯黄的树叶叽哩嘎啦乱响。”
世代居住在大巴山深处的祖父、父亲、放牛娃华子、舅婆等等，这些人物都是极具代表的大巴山底层小人物。因其小，避免了被外界环境和行为所侵染，从而保持了大巴山的原著生活状态和建筑风格；因其小，受到的教育比较少，思想上没有太复杂的思考，保持了淳朴简单的价值观和生活态度，从而能相对真实准确地代表大巴山人的思维方式和精神面貌。如果选取典型的上层人士和走出大巴山的成功人士，就未必有代表性。
这种以选取小人物为素材来准确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和时代面貌的先例古今中外亦枚不胜举。
《少年闰土》、《多收了三五斗》、《许茂和他的女儿们》等作品都是着眼于民间的、底层的、大多数的人群为代表，写出了一个时代和地区的社会生活。这样的素材是丰富的，立体的，是值得文学作品进行挖掘和书写的。有别于西方的部分英雄主义文学书写，这种关注小人物的叙事，符合中国的关怀底层的普世价值，对打造文学作品的普世价值观也有着积极的意义。
除了人物的小，在场面和景物描写上，张中信也是极力从小处下手，用细腻的情感和微孔式笔法，把大巴山的山峰、流水等自然景色以及农耕、家庭、生活等人文活动进行放大，放大，再放大，从而令描写更加丰满，极具画面感。
大巴山作为一个整体，其自然景观、住民的生活习惯及风俗文化是一个大概念，这个概念只是一个骨架，而景观的细节、场景的细节、细语言和行为的细节才是它的骨肉，才能展现它的美和风情。而细节的美也正是文学作品所重视的要素，有了生动鲜活的细节，读者得到的感受才是具体的，立体的，鲜活的，才能在记忆中得以存储。作者在《红蜻蜓 蓝蜻蜓》里不吝笔墨，用工笔，用白描手法把细节描绘得立体饱满。
“夏日的世界，便只有我和水中游鱼恣意的徜徉。在麻柳林的乱石嵌就的河滩，连缀着数以百计的石隙石缝石嵌。那些张大着的嘴巴，时有身披锦缎的红鱼游进游出，恰似一团五彩斑斓的嬉鱼图。”
我和父亲站在板板桥的两端，家里的那只大花狗领了小花狗不知什么时候也悄然来到了身边。父亲蹲下身子，抚摸着小花狗身上的绒毛，竞吧哒吧哒掉起眼泪。“狗和人一样通灵性。”父亲没头没尾地说着这些话，我从他悲滞的目光中读出深沉而久远的时光。
他长着一个长方形的脑袋，头上稀稀拉拉的长着黄色毛发，一双金黄眼睛圆鼓鼓的，一张微翘的嘴巴与兔唇近似，笑的时候左右斜拉，闭的时候合并不严实。
“‘喔---嗬---’祖母听到喊声，直了直身子，用手弹弹身上的尘屑，顺手捋捋花白的发梢，随口应答了一声。”
“老黄牛无聊轻狂的当儿，放牛娃们凑在一起，趴在刚复苏过来的草地上，卖力地拨弄起昆虫来。
‘下雨啦，快跑呀….’正准备玩弄昆虫的放牛娃，猛听得呐喊声起，惊炸炸地抬起头来四处张望，垂死挣扎的昆虫们趁机溜之大吉”。
“当然，父亲偶尔也有舒心的日子，每逢那个时刻，他便会学狗叫，撅了屁股趴在地上，让我骑在他身上，吆喝着当马骑。”
这些真善美的细节描写，来自张中信在大巴山诺水河畔几十年的生活积累，来自他对大巴山的细心观察，来自他对原生态的大巴山生活的真实体验，这些都令他对大巴山及其文化有了深刻思考。不经过用心观察和感受，不经过深刻的思考，很难对父母和亲人有此浓烈的亲情和体恤，这在当下农耕文化和家族文化日趋淡薄的社会，更加有其特殊的意义。
丰富的经历，细心的观察，对社会和生命的深刻思考，正是一个作家应该具备的基本要素和功夫，来自大自然、来自生活、经过深思熟虑的作品才是有内涵、接地气的作品，这些具有显著的地域标志和时代印痕的细节令作品更加有感染力，更加有生命力，更加有传播力。
细腻的语言，也是《红蜻蜓 蓝蜻蜓》的一个“小”的重要标志。
前面所述的小人物、小场景，离不开细腻的语言。一片叶子，一只蚂蚁，一头牛，一个眼神，都需要放大，才能显现它的美，它的传神。细腻的语言不但把自然景观和人文活动放大，描写得生动形象，同时也把作者对大巴山以及亲人的情感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年四季，诺水河始终温驯、柔弱，既像捡贝壳的小姑娘，又像戏水的小伙子。那些天空般色彩斑斓的鹅卵石，参差错落地躺在或深或浅的流水里，水要么覆盖着卵石，要么围困着卵石，一切都显得自然散淡。”
“这个时候，我听见树木刷刷刷在生长，庄稼哗哗哗在成熟，孩子哈哈哈在欢笑……”
“披着沁人的微风，我徜徉在回家的路上。这个时候，我听见田野里庄稼们浊重的呼吸声了。碧绿的稻畦满含晶莹露水，与隔河相望的瓜藤各自怀揣心事，像两个互斗心机的怀春姑娘，黑暗中忽闪着迷惑的眼神。”
“对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的不理解，就像人类连自己的身体也无法透彻认识一样可笑。一只鸟的轮回与一个人的生死一样。可人的痛苦太多太多了，鸟的痛苦相比要少得多。相对一个人几十年的生命过程，鸟已轮回过好多茬了。”
张中信对生活的观察是细心的，对生活和人生的思考也是细致的，所以他所书写的情感是细腻的。他的语言是发自内心的真情流露，如涓涓泉水，如三月春风，细腻而又婉约，读起来令人怦然心动。比起宏大的大巴山叙事主题本身，这种细腻的语言拉近了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大巴山与读者之间的距离，也拉近了文学和现实生活的距离。对于“如何表达文学标的”这一命题，特别是对于像大巴山这种大标的，我想，《红蜻蜓 蓝蜻蜓》这种细腻的语言是有借鉴意义的。
大巴山的大，被张中信解构成一个个“小”，小的场景、小的人物，一件一件巧妙地摆出来，展示给读者，从而呈现出作品的亲和力，令作者轻松地阅读，甚至碎片化地阅读。读者可以随心去读，在不知不觉中被带入大巴山的景观和文化中去，进而体会到作者浓厚的乡愁和亲情。
除《红蜻蜓 蓝蜻蜓》外，张中信的其它作品亦有微观书写的惯例，例如《红尘书》、《哦，野茶灞那些事儿》以及获得冰心散文奖的《成都书》等，无不是在“小”上下功夫，都是以一个主轴线为经，进行点阵式叙事，各篇独立，却又都有着强烈的向心力，布局在主标的周围。作为一个有着深刻文学地域识别度的作家，张中信这种有意识地从不同角度以点铺面的写作方式，是作者长期训练的一种表达惯性。这种有意识的训练，是一个作家打造自己的文字风格和识别度的有效方式。
《红蜻蜓 蓝蜻蜓》的文学魅力和书写技巧，远不止这个“小”，谨以此“小”析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读者和专家关注这部作品。
崔加荣
2020年11月20日于惠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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