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侯国：庸国

庸，古国名，出自帝颛顼，据载曾随同周武王灭商，为"牧誓八国"之一。春秋时，是巴、秦、楚三国间地位较高实力较大的国家。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公元前611年，为楚、秦、巴三国所灭。庸国势力范围最大的时候，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 。

简介

古庸国曾经盛极一时，建都上庸(今湖北省竹山县西南一带)，《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

庸国不仅国力强大，其爵位也很高。《礼记·王制》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仪礼》说:"同姓大国则曰伯父，其异姓则曰伯舅。同姓小邦则曰叔父，其异姓小邦则曰叔舅。"庸国国君世代为侯伯，其他诸侯国"虽大，爵不过子，故吴、楚及巴皆曰子"。周时分封制度是严格的，非伯者不能称其为诸侯，故楚子威逼周王室给其封号，"欲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

庸为伯爵，说明其地位很高，也充分证明庸国的强盛。

庸国在商朝时期，湖南西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威望是分不开的。庸国在春秋时期称雄于楚、巴、秦之间，曾打败楚国几次入侵，以至于给楚国造成迁都的威胁。最后的庸楚之战，楚如果不联合巴、秦，单靠某一个诸侯国想灭掉庸国，几乎是不可能的。

公元前611年，楚国遇上严重灾荒，饿死不少百姓，楚庄王在韬光养晦"三年不鸣、不飞"。楚之四邻乘其危难群起攻楚。庸国国君遂起兵东进，并率领南蛮附庸各国的军队会聚到选(今枝江)大举伐楚，楚国危在旦夕。

楚庄王火速派使者联合巴国、秦国从腹背攻打庸国。公元前611年，楚与秦、巴三国联军大举破庸，庸都方城四面楚歌，遂为三国所灭，楚王实现了"一鸣惊人"的壮志。

疆域

事实上，商汤至周早期的庸国疆土还应包括现今的荆州市及荆门市的南部到今钟祥一带。楚国国都原本在丹阳(今湖北襄阳市保康县、另有河南淅川说)。今天所说的楚国都城郢(现荆州市北纪南城)，原本应为庸国所属，后被楚国侵占。庸国的南部包括今天重庆的东北地区，含万洲、开县、梁平以北各县。《读史方舆纪要》记载:"四川首州府，周庸国地……四川大宁、奉节、云阳、万县、开县、梁山(今重庆梁平)皆其地也。"庸国的西部应包含现今的陕西省安康市大部分属地。《华阳国志·汉中志》说:(古汉中为今安康地名，与今汉中无多大瓜葛。)"(安康)本附庸国，糜国西部。"也就是说，安康原本是庸国属地。庸国的北部包含今天的湖北郧西县、陕西安康市、旬阳县及商洛东部。郧西县古称上津县，隶属金州(今安康市)。《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都说，金州"于周为庸国之地"。在史书的记载中，陕西商洛一带在夏商时期的归属并不明了。大概其东部部分地区也属于庸地。据《魏书》记载:"皇兴四年置东上洛，永平四年改为上庸郡。辖商、丰阳二县。"上庸郡就是商洛东部丹凤、商南、山阳一带。名为庸郡，可能与曾经是庸国属地有直接的关系。

兴盛

庸国在春秋之前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其建国历史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庸国在夏时，或最迟在商时就已经成了较为统一、相对稳定、中间无间断的国家。如果从夏时算起，就有1700多年的历史，如果从商算起，也有1100多年的历史。

《史记·周本纪》载:周文王死后，他的儿子发继位，是为武王，迁都于镐(在沣水东)。这时，商纣王正在对东夷用兵，损耗很大，国内的各种矛盾日趋尖锐。据《牧誓》，在这种情况下，周武王联合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族和方国，并亲率"戒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

庸列于八国之首，应为西土大国。古籍中庸、墉为两个国家，庸立国早于墉。周的地方行政制度是"分土封侯"制。周天子把国都附近的地区划为王畿，由王室直接统治。王畿以外的广大地区分封给许多诸侯，各建邦国。牧野一战胜利后，周武王将商的王畿划分为邶(朝歌以北)、墉(朝歌以南)、卫(朝歌)三个区，并由武王之弟管叔鲜驻卫、蔡叔度驻墉、霍叔处驻邶分别进行统治并监视武庚，史称"三监"。武王罢兵之后，仍回到镐。可见庸建国先于墉，在商朝即有之，而墉始于西周的划分王畿。西周"分土封侯"主要有三种类型:一为周王的同姓(姬姓)亲属，二为功臣，三为古帝王之后，实际上是其他一些较强大的部落和方国首领。《荀子·儒效篇》曰:"周初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参加武王伐纣、列为西土八国之首的庸国是否封侯，未见史料明确记载，但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史料记载中可以确认庸仍为西土大国。

庸国疆土如此之大，在春秋前期少有。疆域广大的庸国并非是徒有其表，其国力也非常强大，地位、声望都很高。说"楚之附庸"，说庸人就是楚人，有的归其为"诸巴之一"，其附属之说实属对历史的误读。

国力

庸国在商朝时期，湖南北部、湖北西南部的"百濮"都归集在庸国的麾下，这与庸国在当时的政治军事实力和威望是分不开的。

语言

古庸国国都所在地的周围的地域，现今竹溪、竹山，极其相邻地区平利、镇坪北部、旬阳、郧西，其方言、口音基本相同，现代汉语均归属一个方言区。这一方言暂以竹溪方言为代表，这种方言的形成肯定需要相当长的一个历史过程。一个氏族、一个部落的方言能够稳定下来，并延续不断的同化外来人口的语言，其本身方言的形成少得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竹溪地方话的形成，并且能长期延续下来，而且周邻地区方言与竹溪话基本相同，只是某些口音有差异，其主要原因，很可能是受古庸国语言文化的影响。

葬俗

庸国丧葬文化的独特之一是岩葬，即"悬棺文化"。悬棺一直是史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有些迷底长期无人揭开。古庸国人有岩葬文化的传统，有岩屋的地方直接把棺木放进岩屋内，没岩屋的地方将悬崖凿个洞穴放进去。在竹溪河流域，两岸悬崖上至今仍保留着一些洞穴，当地人称之为"老人洞"。最近在水坪镇洛家河一洞穴中还发现了完整的人骨。这些洞穴即古人丧葬之用。当地还流传着一种传说:古人见人老了便死，而蛇在洞中蜕一层皮就变年轻了，觉得不公平。请求上天变"人死蛇蜕壳"为"蛇死人蜕壳"。上天答应了请求。于是人老了睡进洞中蜕一层皮又重返年轻。不料这样下去人满为患，古人只好又请求上天恢复原样。以上的民间传说与竹溪岩葬风俗有紧密联系，老人洞事实上就是老人死后的丧葬之地。古庸人最初风行岩葬，后来变为人造洞穴，再后来逐渐演化为土葬。而岩葬的棺木、尸体大多年长月久风化烟灭。岩葬文化一直延续到明、清时代，甚至到现代其风俗仍未完全破灭。庸人有岩葬的风俗，就不难解，庸国立国千年，为何未发现古庸人王室墓穴的疑团。

庸国丧葬文化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打夜锣鼓"，又叫"唱孝歌"。打夜锣鼓一般有两人或三人，一人系鼓，一人提锣，围着棂柩迈着慢慢舞步，边走边唱，一应一对，或后随一人跟唱。发现于神农架林区的《黑暗传》，现被称之为汉民族第一部叙事史诗，实际上是流行于江汉中西部地区民间的打夜锣鼓歌词唱本。《黑暗传》不是出在某人某时某地，而是古庸国人世代文化延续的结晶。

巫文化

古庸国是中国巫文化发祥地之一。长江三峡的巫山古称灵山。《山海经·大荒西经》称灵山有十巫，今已被证明都是早期的庸人。其后，十巫中最强大的"巫咸族"建立了一个"巫咸国"(在今天的巫溪县一带)。十巫中，巫咸、巫彭都曾为商王太戊的大臣。巫彭精通医道，巫咸除精通医道外，还精通天文、乐器。巫咸、巫彭所研究的医道、天文、乐器等，对中华文明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庸国所属江汉西部各地，明、清以前均有"民多信巫"的记载。至今这些地区仍然保留着许多巫文化，而且其使用的巫术也基本相同。这些巫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巫文化的另一方面，就是中草药文化。鄂、渝、陕边境地区民间中草医颇具地方特色，积累着宝贵的经验。这恐怕同上述巫术一样，与古代庸国巫文化的延续和发展是分不开的。

音乐

庸人还能歌善舞，并发明鼓等乐器，因此古人有时将大鼓称为"庸鼓"。庸人善于歌舞，在《诗经》中可见其端倪。《诗经》中《江汉》及《墉风》中一些作品，很可能就出自庸风。世有"吉甫作诗"之说，尹吉甫为周武王的大臣，其出身地即庸国的附庸之地麇国。庸国的歌舞后来发展成山歌、戏剧。两竹高腔、薅草锣鼓、闹房花鼓调，主要源头就在古庸国的歌舞。

茶文化

早在商、周时期，庸国人就发明了茶叶和生漆，并将茶叶、生漆作为贡品。作为庸国都城上庸所在地而言，唐宋之前的确少见茶叶的历史记载，但并不等于这里就不出产茶叶，也不等于庸国不是中国茶叶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华阳国志》中所记:"上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纻、鱼、盐、铜铁、丹、漆、茶、蜜……皆纳供之。"其所说的漆、茶叶产地"巴"，实际上包含庸国的三峡地区，即后来的峡州、夷州等地。在三峡一带，庸人的茶文化后被楚人所继承。陆羽在《茶经》中称:"其巴山峡川，有两人合抱者，伐而掇之。"《茶经》所记载的"八之出"山南六州，其中金州、峡州即全部或部分为古庸国属地。《广雅》曰:"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若饮先炙，令色赤，捣末置瓷器中，以汤浇覆之，用葱、姜芼之。其饮醒酒，令人不眠。"

盐文化

庸国还是中国盐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古庸国的富强与其地产盐有很大关系。早在夏商时期，庸人就开发了盐泉，用以煮盐，并打开了通往楚国、秦国等地的盐道。秦地少盐，楚灭庸后占领了庸人的盐泉，籍以控秦，秦国则派白起占领了鱼邑之地，夺取了盐泉。据史书记载，秦楚战争，首先就是从争夺庸人盐资源开始的。

科技

在科技方面，庸国盛产五金，是铸钟大国，掌握着先进的青铜技术，因此又被称为"镛人"。商代的许多鼎器、大钟都是庸人的杰作。同时，庸人又因善于筑城建房而被称为"墉人"，周朝统治者就曾请庸人在洛邑(今河南洛阳王城公园一带)建造都城，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3000余年风雨侵蚀，仍然屹立不倒，这些足以证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确实高超。

灭亡

本来楚国的亡国危机转变为侵略者的亡国之路，楚庄王派蔿贾领兵抗庸，联合秦巴两国围攻庸国都城上庸，迫使庸军撤军，化解了战事危机，还让庸国付出了亡国的代价，贪婪的秦国和眼急的楚国连同巴国一起瓜分了庸国。灭庸后，楚置上庸。

梁启超曰:楚庄王即位三年，联秦巴之师灭庸，春秋一大事也。巴庸世为楚病，巴服而庸灭，楚无内忧，得以全力争中原。上庸作为战略要地，于秦楚之间几易其主。

后记

《资治通鉴·周纪三》载:赧王三年(前312年)春，秦师及楚战于丹阳。楚师大败。斩甲士八万。虏屈匄及列侯执珪七十余人。遂取汉中郡。楚王悉发国内兵以复袭秦，战于蓝田，楚师大败。韩魏闻楚之困，南袭楚，至邓。楚人闻之，乃引兵归，割两城以请平于秦。所割两城中，有上庸城。周赧王十一年(前304年)，通过秦楚和谈，秦国将上庸之地还于楚国，楚分置上庸郡和汉中郡，上庸郡治上庸，汉中郡治西城(今陕西安康市)。周赧王三十五年(前280年)，秦伐楚，取楚之黔中，并用交换方式以黔中换取了上庸和汉北地。秦用上庸作为水陆并进攻取楚都的战略重地，《郧阳府志》载:唐朝时上庸农夫修塘掘出"白起伐楚由此赵兵"。《史记·秦本纪》载: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年)，大良造白起攻楚，顺汉江而下，直取鄢(今湖北省宜城县)、邓(今湖北省襄阳县)等楚之腹地;二十九年(前278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为南郡，迫使楚迁都于陈。上庸设县一般认为始于秦始皇，实为楚庄王灭庸之时。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秦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在庸地设上庸县，隶汉中郡，属梁州。是年，在庸地建保丰市。但据张培王《郧阳古国》考证:公元前616年楚灭麇，于锡穴建县;公元前611年楚灭庸，于庸水置上庸县，因庸在楚北，古人认为北为上，故称上庸县。上庸设县一般记载始于秦朝，若从楚国设县的历史研究来看，应在楚庄王三年(前611年)。可见楚灭庸前，庸为国;楚灭庸后，庸设县。古庸国遗址应在长江之北，汉江之南，堵水之滨，今竹山县西南的田家坝两河口，即堵河干流的起始点。《竹山县志》(1865-1993年)载:堵河，史书称堵水，一名庸水，亦称武陵水。堵河北源竹溪汇湾河，南源官渡河。堵河干流自两河口东流经田家坝、潘口、城关、三台、楼台、文峰，至沧浪乡庵场村尼姑河口出境，在郧县辽瓦乡西流河口注入汉江。《水经注》:堵水又东北经上庸郡，故庸国，《春秋》文公十六年(前611年)，楚人、秦人、巴人灭庸，灭之以为县，属汉中郡，汉末又分为上庸郡，城三面际水。堵水又东经方城亭南，东北历嵾山下，而北经堵阳县南，北流注汉水。从中国历史地图标示看，古庸国故址位于今竹山县西南部的堵河南北两大支流的交汇口。实地察勘，田家坝镇分为南、北坝街，我们在北坝村看到了"北坝窑场遗址"。这里地处苦桃河与堵河的交汇处的二级台地上，面积约5000平方米，考古人员曾在此发掘到新石器时代至汉代几个不同时期的文化遗物，有局部磨光的石器和鼎、鬲、豆、罐、盘等器型的陶器。同时在田家坝镇的观山坡发现了规模72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的"姚园遗址"，在田家坝镇发现了规模50000平方米的新石器时代"黄土坡遗址"和规模2500平方米的汉代"南坝遗址"，以及规模40000平方米的汉代"腰店群墓"。而且在其西边有春秋时期的"楚子墓"，在其东边有新石器时代的"霍山遗址"。由上述可以确认:古庸国故址应在堵河干流经田家坝镇与苦桃河汇流后向东的大河弯处，这里有"三面际水"、"北坝窑场遗址"、"桃园遗址"、"黄土坡遗址"等等。

记载

史载公元前1059年，周请庸人筑都于洛邑，今竹山县文丰乡皇城村的古庸方城遗址的城墙历经三千余年风雨仍然屹立，表明庸人的建筑艺术的确很高;庸人又是史料中所称的最早饮茶的先民，"茶风源于巴山楚水间"。然而最为世人称道的是庸人的军事艺术水平，"惟庸人善战，秦楚不敌也"(《古代战事考》)。

商代，庸为侯国。定都于竹山城东南四十一里的方城山。《括地志》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湖北通志》载:"方城天险之保障"。《民俗博览》载:"庸人好巫，端公疗疾，其效神验，乃上古遗风也"。在商代崇尚巫风祭祀的时代潮流中，堵河的巫文化得以张扬。

至周代，庸国因率群蛮伐纣有大功被封子国。《尚书》说:"武王兴兵伐纣，庸率卢、彭、濮等八国以兵相从。"灭商之后，庸国作为南方群蛮的领袖以军事实力奠定了，疆域也拓展为占有今陕西的山阳、镇安、柞水、安康、汉阳、紫阳、岚皋、平利、镇坪，四川的巫溪、巫山、奉节，湖北的竹山、竹溪、房县、神农架、兴山、姊归、巴东等县，即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为庸之辖属。国都仍在竹山的方城。

至春秋时代，庸国与楚国抗衡，东威摄楚国的崛起，西牵制秦国的扩张。庸人主要的敌人是楚国。楚国后于庸而崛起，有代庸而为"百濮之长"的态势。

曾居张家界

说起大庸这个地名，知道的人可能不多。但说起湖南张家界，相信人人都知道。其实，大庸是张家界市以前的地名。1994年，因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在海内外拥有很高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经国务院批准，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不过，根据非官方的说法，大庸更名还有另一个原因，那就是许多人不太喜欢老地名中的“庸”字。庸的组词，如平庸、昏庸、庸俗、庸才、庸医……几乎全是贬义词。特别是成语“庸人自扰”的典故，更让大庸人心存芥蒂。

大庸这地名源于一个古老的侯国——庸国，可谓源远流长。早在商朝，庸人就在汉水上游今湖北竹山县建立了庸侯国。商朝末年，周武王兴兵伐纣，庸国作为蜀、羌、髳、微、卢、彭、濮等七个诸侯国的首领，共同参与讨伐商纣王。西周建立后，庸国因协助武王灭纣有功，被封爵为伯。西周诸侯的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五个等级。当时在汉水中上游今湖北丹江口建立的楚国，爵位是子，爵位比庸国还低一等。

庸国强盛时，疆土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是南方举足轻重的大国。庸国的都城在上庸，即今湖北竹山县西南的方城。唐代地理著作《括地志》记载：“方城山，庸之都城。其山顶上平，四面险峻，山南有城，长十余里，名曰方城。”到了春秋时期，随着楚国的崛起，庸楚之间的矛盾不断加剧。公元前611年，楚国发生大饥荒，庸国趁机率领麇国以及一些蛮族部落攻打楚国。这时，即位后三年不理朝政的楚庄王“一鸣惊人”，亲率楚国大军分两路攻打庸国。大约是考虑到自己实力不够，楚国又联络了秦国、巴国及蛮族部落出兵相助。不久，庸国被楚国打败，国土被楚、秦、巴三国瓜分。这就是成语“庸人自扰”的来历。

庸国灭亡后，庸人逃到今湖南西北部的张家界市境内。因怀念故国，庸人将新的居住地命名为大庸，又称下庸。可见，庸人并不以灭国为耻，反而很喜欢这个国名。

实际上，先秦时期的“庸”字，是对某些地位较低的劳动者的一种称呼，字义同“佣”差不多。后来，“庸”派生出了采用、需要、酬谢、功勋等多种含义。如《尚书·大禹谟》中：“无稽之言勿听，弗询之谋勿庸。”庸是采用的意思；《尚书·康诰》中：“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庸是需要的意思；《尚书·益稷》中：“明庶以功，车服以庸。”庸是酬谢的意思；《左传·昭公四年》中：“虽齐不许，君庸多矣。”庸是功勋的意思。无论哪一种含义，都不具有贬义。

然而，到了北宋时期，宋祁、欧阳修等人在撰写《新唐书》时，发明了“庸人自扰”这个成语，使得“庸”的含义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唐书·陆象先传》中：“天下本无事，庸人扰之而烦耳。”意思是，天下本来无事，都是人自己给自己找麻烦，才将事情越弄越糟。庸人被当作反面教材，“庸”字也就成了不高明、没有作为的代名词。由于“庸”字带有了贬义色彩，大庸申请改名，也算是情有可原。

大庸作为县名，始于明代。明洪武二年（1369年），朝廷将元代设置的慈利州降为县，取名大庸县，不久又改为军事建制大庸卫。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大庸卫分设为永定卫和九溪卫。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此地设永定县。民国三年（1914年），因与福建永定县同名，改湖南永定县为大庸县。1985年，大庸撤县设市。1988年，大庸由县级市升级为地级市。1994年，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

张家界原本是一个小范围的地名。明弘治年间（1488-1506年），因指挥使张万聪镇守永定卫多年，功绩显著，朝廷将永定卫城西关外龙凤庵一带的山林之地赏赐于他，这里便成了张家的世袭之地，故后来称之为张家界。1958年，当时的大庸县将这一带划为张家界林场。由于张家界奇峰挺秀，风光旖旎，自然景观得天独厚，1982年国务院批准在这里设立了中国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1992年，由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等三大景区构成的武陵源风景名胜区，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了世界自然遗产名录。这样一来，张家界的知名度远远盖过了大庸。所以，将大庸市更名为张家界市，在当地几乎没有异议。

张家界市如今已成为国内外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除了“世界自然遗产”这块金字招牌之外，张家界还荣膺全球首批“世界地质公园”、中国首批“5A级旅游景区”、“国家森林城市”等众多荣誉。自然景观如此优异，人文历史也就少有人问津了。大庸这个地名，也渐渐被人们遗忘。几年前上马的大庸古城文旅项目，至今仍未竣工。走遍张家界，再也找不着大庸国的影子。古老的庸国，似乎没有留下一点点痕迹。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惟有借徐志摩的《再别康桥》，纪念一下远去的庸国以及大庸这个地名。（文/谢志东）

庸国人的进击与衰败

千百年来，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都会给死亡赋予一些美好的含义。汉族人说死去的亲人进入了轮回，满族人把死亡称作回家。令人惊叹的是，在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有一个国家的人把死亡称作返老还童，这个国家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庸国。

考古学家在湖北竹山县庸国旧址的发现了大批的悬棺。庸国的王室认为把死去亲人的悬棺放入洞中，亲人就会返老还童，旧的肉体腐烂成白骨，就和蛇蜕皮一样，没什么可怕的，他们的亲人很快就会变成年轻人重新回来。这种丧葬文化的背后显示的是庸人比较乐观的精神，我想当他们的国家被灭，被迫迁徙时，他们的内心肯定也只是觉得庸国只是走向了新生。庸国地处秦、巴、楚三国之间，位于三国夹层之间，就意味着历代庸国国君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不被这三个国家吞并。他们认为只要让庸国特别强大，就不会被三个国家所灭，但是事实上，庸国正是亡于过分强大。

春秋时期的庸国国力强盛，国土疆域辽阔，整个秦巴山区的大部分都是庸国的附属。其军事实力也非常强，足以震慑秦、楚、巴三个国家。根据历史学家论证，庸国有“上古东方斯巴达”之称，这简介说明庸国一定是举国皆兵，每个成年男性都接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以至战不畏死。这样的庸国，让秦国和楚国难以征伐，由于庸国的抗衡，让楚国和秦国的崛起和扩张受到了限制。楚国甚至屡次被庸国打败。到了春秋中叶，由于庸国国力日衰，楚国才逐渐具有取庸国代之的机会。至于巴国，自然更是惧怕庸国这个南蛮国家的领袖，资历比较老的西土大国。

庸国人的进击与衰败

秦国、楚国和巴国痛恨庸国的原因除了庸国的军事实力强大以外，还嫉妒庸国的经济资源丰富。庸国又被称作镛国，这是因为庸国铜矿资源丰富，青铜技术发达。春秋时期的庸国人还享受着盐泉，这是秦楚巴等国家难以做到的。因此，通过战争，夺取庸国的资源成了秦楚巴三国共同达成的目标。只是，要征伐庸国，还欠一个理由。

很快，庸国便给了楚国等国家一个征伐自己的理由。前611年，23岁的楚庄王面临着他在位期间第一次大饥荒，看着百姓们被饥饿折磨，年轻的楚庄王愁苦万分。正在这时，庸国的末代君主趁此机会率领亲信国家共同征伐楚国，一为拓土强国，二为消除楚国对自己的威胁。看起来楚国面临着灭国的威胁，但是实际上，巴国和秦国的救楚大军已经马上就要赶到。只不过他们的目的各不相同，秦国想解除庸国对自己的威胁，而巴国想得到庸国的盐泉。秦国和巴国赶到后，楚国反败为胜，原本是侵略者的庸国，转眼之间便成了三个国家嘴里的羔羊，被三个国家合力绞杀，庸国的国土也被三个国家瓜分。

被灭国的庸国人，从此走向了迁徙之路，他们认为只要自己不死，庸国一定会走向新生。而秦楚巴三国则因为盐泉分配不均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国家虽然没有了，但是庸字成了所有庸国人的姓氏，因为国君的刚愎自用，他们没有了家，但也处处为家。中国又多了一个新的氏族叫庸氏。春秋战国时期，庸氏主要分布在楚国和秦国，一小部分分布在齐国。秦国的庸芮和齐国的庸职都是庸氏的代表人物。关于庸芮，史学家着墨不多，只知道他是秦惠文王和宣太后时期的秦国大臣，因为能言善辩，劝说宣太后让魏丑夫殉葬而被史学家记录在战国策之中。关于他的其他能力，我们就无从考证了。

庸国人的进击与衰败

至于齐国的庸职，历史记载的就比较详细了，某种意义上说，他应该是一个乱臣。根据《史记》记载，庸职是齐懿公的大臣，他的妻子十分漂亮，因此被齐懿公霸占，不光如此，齐懿公还要求庸职陪乘，实在是欺人太甚。一次，懿公和庸职以及一个叫丙戎的人到了申池游玩沐浴，庸职对丙戎开玩笑说，丙戎是一个没有脚的人的儿子，丙戎脸上有点过不去了，反击说庸职被人戴了绿帽子，结果双方对骂了起来。骂着骂着，两个人忽然互相对视了一下，然后都偏头看了看正在看热闹的懿公，彼此心领神会。两个人在沐浴后将懿公骗到了竹林里游玩，趁机在车上把懿公杀死了，继而弃尸逃跑。他们二人虽然报了仇，但是让齐国没有

“庸人自扰”来自这里，牧誓八国之首

我们熟悉的庸国历史大多集中在春秋时期，事实上庸国在商代甲骨卜辞中已频繁出现，卜辞中“庸”也作“（彳用）”。庸国在长达一千多年的古文明史上至少有过两次辉煌，一次是在商朝早中期。商代时期，庸国作为中国西南地区的群蛮之首，实力强大，族人善战，文明已经较为发达。据说庸地盛产金属，庸人擅制青铜，“镛”是大钟的意思，即由庸人擅长铸制青铜大钟而得名。早在一期卜辞中就有大量“敦庸”的记载，敦庸，即伐庸，庸国远离殷商王畿，按理不可能危胁到商王朝的统治，商王为何要对庸国大肆侵伐？分析其原因，可能是为了掠夺庸地丰富的矿物资源，有说法认为商周时期的大量青铜器都出自庸人之手；而另一次是在西周时期到春秋早期。西周时期，庸国由于地处西南荒蛮，不受中原地区邦国林立的地域限制，国力发展迅猛，疆域也空前辽阔。据学者张良皋考证，庸国在鼎盛时期疆域包括北抵汉水，西跨巫江，南接长江，东越武当。东周兴起的楚国也曾受到过庸文化的影响，后被取而代之，比如楚国的巫文化、冶铸业等等。庸国的地理位置在哪？《括地志》说：“方城山，庸之都城。”方城山在哪？《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楚）伐庸……及庸方城。”杜预注：“方城，庸地。上庸县东有方城亭。”上庸县，即今湖北竹山县东南一带。

“庸”的造字本义说法很多，有说“庸”为“墉”的本字，源于用棒槌舂夯捣土筑墙，后加土为“墉”，庸的本义消失；也有说法认为“庸”上为“用”，即桶，下为“井”，用桶汲水，不偏不倚，申引为“中用”，即“中庸”；有的甲骨文带“攴”，意为手持，“用”为一种舂米器具，于是又有说“庸”的本义为打谷舂米。前后两种说法比较接近，一个是“舂夯捣土”，一个是“舂米打谷”。“庸”字可能来源于当地部族的生产劳动，从“墉”、“镛”等派生字来看，庸人当是一个聪慧勤劳、有创新能力的部族。

庸的甲骨文

卜辞显示，庸国在商代中后期长期受到商王的征伐，同组卜辞中，商王在征伐庸国之前先攻打归国。归国，卜辞中有“归伯”，归为伯爵，在庸国附近，据说是春秋夔kuí国的前身，在今湖北秭（zǐ）归县境内。商代归国也是商的敌对国，被商王一并讨伐，同组卜辞中有“八月，伐归”、“十月王敦庸”，可见商王的征伐路线为先伐归，后敦庸。商王为何要对归、庸一起征伐？可能归庸是同盟关系。“辛未卜，王执庸。”庸国此时已被商王征服，对庸地进行执事。“丁卯卜，止册庸大戊戊辰。”大戊，商代第九代王。卜辞大意是商王伐庸得利，俘获大量俘虏，用他们来祭祀先王大戊，这也是商人一贯的作风。

竹山县古庸方城遗址

庸人对商朝虽然有过一时的臣服，但这显然不是出于真心，庸人一直在韬光养晦，伺机而动。商末，周人兴起，隐忍了百余年的庸人终于等来了时代变革的因缘际会，他们毫不犹豫的投靠了周人。《尚书·牧誓》武王克商前夕的宣誓辞中有“庸、蜀、羌、髳、微、卢、彭、濮”八族，说明商末庸国参加了改变时代的“牧野之战”。庸人因功得以正式册封，继续坐镇古庸之地，同时造就了庸国的第二次辉煌。进入东周以后，随着楚国和秦国的相继崛起，庸国逐渐走向没落，至春秋中期，已沦为一方小国，最后不得不向东南面的楚国称臣。但庸人不甘寂寞，由于长期受到楚国的制约，庸人一直在等待反扑时机。终于，机会来了，楚庄王即位后，三年匍匐不动，又恰逢楚国闹饥荒，周边的戎人趁机攻打楚国，楚国一时陷入危境。庸人紧抓住这个改变命运的机遇，率领群蛮揭竿反叛。庸人见群蛮四起，楚国又军粮紧缺不敢出兵，开始轻视楚军，以为楚国“不足与战矣”，居然“遂不设备”，就是不设防备。谁料，这是楚庄王在故意向庸人示“弱”呢，事实上楚王早已收服了蛮人，并联络秦国、巴国结成联盟，庸国已被孤立。最终，楚、秦、巴三国形成三面包抄之势，一举灭了庸国。可怜庸人被稀里糊涂的亡国了，还留下了“庸人自扰”的笑话。

古庸国岩葬文化

现在“庸人”带有贬意，可能就是从这个典故里产生的。其实庸人并不平庸，早期庸人自力更生，艰苦创业，懂得隐忍，目光远大，几度崛起，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古庸文化。秦楚联军灭庸后，庸地在秦国和楚国之间几易其主，最后沦为楚地。而一部分庸人则继续向南迁徙，最终到达湖南张家界（大庸市）一带，据说其境内有“大庸水”，即为庸人活动痕迹。后世将湖北竹山县一带称为上庸，将湖南张家界一带称为下庸。

了国君，也必然会引起齐国一时的混乱。至于这两个人之后的下场，我们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