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南新军之冠——云南新军
本文是作者原创，被多次转载。最早是作者于2020.8写成，2020.8.7发表于知乎和今日头条，后被转载，今日发布作者原文，特此声明。
清末新政期间，编练新军是被清政府列为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而成效最为显著的就是北洋六镇和湖北新军。不过在遥远的帝国西南边陲，经清政府高层与地方督抚的努力，云南也编练出了一支仅次于北洋军和湖北新军的新军，即云南新军。
云南特殊的地缘战略地位：
云南地处中国西南边疆，内和西藏、四川、贵州、广西毗邻，外和缅甸、老挝、越南交界。早在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 ，云南就是中国从大陆通往印度和东南亚各国的门户。中国历朝历代，有云南则西南安，无云南则西南危。唐中期云南为南诏控制，蚕食西南危害川黔，成为帝国尾大不掉的边患。两宋云南为大理国，蒙古斡腹之谋，攻灭大理，南宋几乎被包围。这些都证明了，云南对国家的重要性。
清朝初年，云贵为平西王吴三桂所控制，清廷号令在西南实际非常有限。吴三桂后以云贵两省兵力举兵叛乱，席卷几乎整个南方，能与朝廷相持八年之久。三藩之乱后，清政府重新安排部署云南的防务。设云贵总督管辖云贵两省，总督驻昆明府，云南提督驻大理府，控扼要冲。整个云南的绿营兵力在三万多人，与四川基本相同。
云南在中法战争中的特殊地位：
中法战争，法国夺取了越南后，从两个方向开始谋划窥测中国的南部，一个方向是从海上谋划攻取台湾，另外就是以越南为根据地进军滇桂两省。清政府对法国的的图谋大体上是清楚的。以勋臣岑毓英坐镇云贵，张树声、张之洞先后镇守两广，闽浙方向以左宗棠镇守。
整个中法战争的陆地战场，主要的作战区域就是滇桂越地区，而云南驻军在中法战争中也得到了发展，云南各方面也得到了加强。云南因地处西南要冲，保住了云南，也就保住了四川和整个西南。故而，南北洋大臣在清政府的严令下，不断向云南支援军饷和弹药，云南驻军的装备和战斗力得到了提升。到了光绪十年底和十一年初（1884-1885），云南军队在岑毓英指挥下向法国驻守的滇越重镇宣光发起了进攻，虽然未能歼灭法军和拿下宣光城，打通与谅山一带的联系，但却包围了宣光，沉重打击了法军，客观上为镇南关大捷创造了机会。这也是近代史上云南第一次参与到对西方列强的作战，这标志着云南已从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演变成中心舞台之一，已从西南内陆的边陲小省跃升为扼守西南门户的边疆重镇。同时，中法战争也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中国军队充分发挥传统陆权优势取得陆地胜利的战争，也是唯一一次主动出击御敌于国门之外并取得胜利的战争。
而在战后，鉴于战时云南与内陆联系不畅的局面，云贵总督岑毓英奏请清政府铺设云南与两广和内陆的电线。战后的十余年间，云南与外地的电讯建设取得了不小的进展。光绪十二年底，在蒙自建立云南最早的官电局，随后又在开化、广南、宣威等地设立官电局。1887.2.1清廷 在云南府设立云贵电报总局，附设电报学堂以培训专业人才。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全省有官电局 27 处 （含贵州省威宁、毕节2处）。宣统三年增加到 31 处。线路方面：1886 年由广西百色接线，经剥隘、广南、开化、蒙自依次架线而联昆明，并设电报总局等机构。是年12.26开局通报。同时设立省际与国际间的通报线路：东路干线由昆明经宣威、毕节，然后分两路东至贵阳，北至泸州，于1887.3通报；西路干线由昆明经大理至腾越，于1888.9通报；1890.3由蒙自分设线路经蛮耗至河口，与越南老街接线通报；1898.2由腾越展设线路经蛮允与缅甸八莫接线通报；1897.3由通海增设经元江、他郎、普洱至思茅线路并分别通报。
总体上来说，中法战争将云南推上了历史的重心舞台，也使得清政府加强了云南的建设，云南成为了西南诸省中开风气之先和建设颇有成效的省份，这也为日后的云南发展打下了基础。
英法谋划西南和滇越铁路：
甲午战争后，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而在西南方向主要的竞争者就是英国和法国。英国以英印政府的缅甸为依托，向滇缅地带扩张，法国以越南为基地向滇南扩张。法国通过光绪二十一年（1895）的中法续议界务条约，英国则趁机通过光绪二十三年（1897）的中英续议缅甸条约，强迫清政府割让了云南腾越厅、永昌府、普洱府的一些土地。
除了直接要求割让土地外，法国更是觊觎云南丰富的资源，欲独占西南，谋划在云南修铁路即滇越铁路。滇越铁路的越南段于1901年开工，1903建成，为了连接云南方向。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法签订《中法会订滇越铁路章程》，随即法国派人踏勘路线，绘制蓝图，并正式成立滇越铁路法国公司。次年开始动工，宣统二年（1910）建成。当然，毕竟这段路是在中国国内修建，而且共有6、7万中国工人死在工地上，法国还要面子上给中国一些所谓的优惠。《滇越铁路章程》第23条规定：“凡有运送中国各色兵丁以及兵丁所用枪械、火药、粮饷，并中国赈抚各处偏灾之粮，均尽先运送，其运费减半”；第24条规定：“万一中国与他国失和，遇有战事，该铁路不守局外之例，悉听中国调度。”
滇越铁路的建成，方便了法国对云南的资源掠夺，也使得云南受法国的影响日益加深。滇越铁路也被人们称为云南十八怪之一，即铁路不通国内通国外。不过客观而言，滇越铁路的修建也打破了云南落后封闭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迎来了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和工业文明的信息，激活了云南经济的发展。但更重要的是刺激中国必须加强云南的国防建设。
锡良、李经羲督滇及云南新军的发展：
自中法战争后，云南虽然备受英法的侵略和渗透，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作战，故而云南的局势相对太平一些，因此也使得云南的督抚对边防的重视有所懈怠。自光绪二十四年（1889）经历过各种战乱和中法战争的云贵总督岑毓英去世后，直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锡良总督云贵前，历任的云贵总督谭钧培（1889署理）、王文韶（1889－1894）、崧蕃（1895年－1900）、魏光焘（1900－1902）、丁振铎（1902年－1906）、岑春煊（1906年－1907）等，要么任职时间太短，要么有心无力，要么 因循苟且，对云南的局势始终难有开拓性的进展。加上当时东北局势紧张，清政府的重心也不在西南
光绪三十一年（1905）四川西藏巴塘叛乱后不久，清政府加速了对川滇边的改土归流建设，次年成立了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任边务大臣。因为川省与云南是邻省，四川的局势必将牵涉到云南，而且川滇边务大臣的南部辖区有部分确实和云南北部接壤。故而云南的边防建设终于开始被重视了起来。
晚清十年新政期间，编练新军又是重中之重的头等大事，光绪三十三年（1907）军机处、陆军部又以北洋新军为标准制定了全国编练三十六镇（师）新军的庞大任务。而在西南各省中，贵州每年收入才150万两左右，要求是一镇；四川收入最高，有1500多万两，开始被要求编练三镇，后改为两镇；云南刚比贵州富裕一些，也只有600多万两，却也被赋予了四川同样的任务，要求五年内编练成两个镇。而新军一个镇的人数是1.2万，每年不说别的装备训练教育经费，仅人员饷银就要一百多万两，这对云南着实是个沉重的负担。
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十九日，内阁奉上谕:岑春煊调补四川总督，云贵总督著四川总督锡良调补，均著速赴新任，毋庸来京请训。可是这道命令，两个人都不想接受。岑春煊也没有出任川督，后赴京出任邮传部尚书。而锡良也不愿意出任云贵总督。一方面因为云贵较之四川施政更难。四川素号“天府之国”，清末虽社会问题丛生，但较他省仍以物产丰盈著称。另一方面因为岑春煊一直拒任云贵总督并和奕劻、袁世凯一派势力形成对峙，锡良不愿卷入争斗之中。
正月二十二日，清廷著赵尔丰暂行护理四川总督，以便锡良迅速启程履新。二十四日，清廷又谕军机大臣电寄锡良，声称“锡良办事认真，必能不辞劳瘁”，促其驰赴新任。眼见推辞无望，锡良遂于正月二十七日交卸四川督篆，二月二十九日由川起程，四月六日抵昆明，十日接云贵总督督篆。
在交卸川督与接任云贵总督间的70余天里，锡良确立了练兵为云南施政之根本的思想。他认为云南“今日至要至切之图”莫如练兵、铁路，然两者相较亦有缓急之分。鉴于英、法有通过攫取铁路修筑权将势力渗入云南的企图，锡良提出应练兵为先:“欲顾全局必先救滇，救滇必先赎路，赎路必先筹款，理不诬也。然不练兵，路虽赎回不能保。”然云南财才两乏，练兵亟难。锡良在交卸四川督篆当日致电军机处，力陈其窘境，固为争取清廷支持，亦是向清廷表明施政云南之成效实难预料。考量边防情势，锡良赴滇前即提出云南至少编练一镇陆军的方案。对于稍后清政府规划的云南五年内练成两镇新军的方案，锡良并不认同，直陈练成新军一镇常年不敷经费已在百万之外，两镇更无论矣，且边防局势危急，五年之期断不能待，仍主编练一镇。陆军部从其议。
锡良总算是让清政府同意了自己关于练兵的计划。来到四川后，考察了云南编练新军的情况。前任云贵总督丁振铎曾练成新军步队一协共 6个营，炮队2个营，并成立教练处、参谋处、执法处。锡良经过两个多月调查，了解到已有新军有名无实，“练兵与不练同，且有兵直与无兵同”，并毫不避讳地将原因归结为丁振铎“于练兵、兴学、课吏、理财各要政多不讲求”。同是云贵总督，锡良和当年的丁振铎面临相同困境，却如此指斥丁振铎，无疑是对己之施政的自我加压，这显然需要超凡勇气。进而，锡良表达了彻底整顿既有新军的决绝之心:“滇至今日而言练兵，非彻底改张，固有名而无实;非通盘规画，仍有初而鲜终。”。
锡良虽然剖析问题明确，看问题也颇具眼光。但是要编练新军，仍然面临很严重的问题，分别是经费、人员和军备。
关于经费，锡良指出，开办经费需160-170万两，工程辎重等尚不包括，不敷120余万两；常年经费需140余万两，不敷70余万两。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六月二十四日，清廷谕令外务、度支、陆军、农工商、邮传各部对云南练兵给予大力支持:“云南系西南各省安危，强邻逼处已久，现值地方初靖，若不亟图善后，兴办一切要政，后患何堪设想? ……所有开办及常年经费、军装、器械等项，著该部商明云贵总督核实确数，分别筹拨，务须源源接济，毋误要需。”各部协议滇省练兵经费由川、鄂、湘、粤 4 省从应解部款中划拨，常年经费从云南土药统税和应解洋款中拨付。锡良得此信后随即致电相关省份督抚以及统税大臣，促其迅速汇解协济款项，其中尤其强调了四川理应速予汇解以为各省表率之意。这些经费来源分别是：
四川：盐厘津贴京饷银 20 万两；
湖北为51万两：地丁京饷银 15 万两、厘金京饷银 7 万两、盐厘京饷银 4 万两，江汉关洋税京饷银4 万两、四六成洋税筹备饷需银 15 万两、厘金边防经费银 4 万两、江汉关洋税边防经费 2 万两；
湖南为23 万两：地丁京饷银 12 万两、盐厘京饷银 11 万两；
广东为26 万两：地丁京饷银 5 万两、厘金京饷银 5 万两、盐课京饷银 10 万两、筹备饷需银 6 万两；
常年经费70万两由土药统税按年拨给银50万两、云南应解洋款 20.7万两。
与此同时，云南亦将练兵及学务作为本省专项财政开支项目。 光绪三十四年（1908），云南将善后局改为通省财务处，将收发公帑及各衙署岁入岁出列表预为决算，仅留练兵、学务开支分别由督练公所、提学使专款支销。总的看，各省协饷仍是锡良督滇时期练兵经费的主要来源。这也是无奈之举，云南当时收入有限财力匮乏，只能依靠协饷。
而人员方面：云南缺乏训练有素的将弁，“各营管带颇少翘楚”，以致新军纪律散漫、训练废弛，“军情尤为困惫”。鉴于此，锡良一面商请陆军部选派将弁入滇，一面和相关省份联络，咨调军事学堂毕业生赴滇。锡良又致电陆军部请派崔祥奎来滇担任新军统制。崔祥奎曾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陆军部派至云南考察新军，滇中将校对其军事素养“极佩服”，锡良亦称其阅历有年，“于外省情事甚属熟悉，检查虽极精核而平正通达”。陆军部接受请求，同时允诺将随时遴选遣派其余不敷官佐。锡良曾任职四川总督，他由川赴滇时即随带陆军毕业生 20 余人，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八月二十八日致电赵尔丰，请调四川武备学堂速成毕业生国安以及军事研究所速成毕业生赵兰森来滇。后又调取四川武备学堂毕业生曾鹏程、胡忠亮等21人来滇。此外，锡良与两江总督端方交好，亦曾致电端方请调军事毕业生数人来滇。请外省派人协助，只能是暂时缓解燃眉之急，最主要的还是本地培养。锡良入滇前云南开办的军事学堂，如新操学堂(1901年开办)、陆军小学堂(1906年开办)、陆军速成学堂(1906年开办) 等，其师资力量普遍不强、课程设置不合理、办学规模偏小。对此，锡良予以严格的整顿，使得面貌焕然一新。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新设学堂，最主要的就是开办了讲武堂、学兵营及测绘学堂等军事学堂。不过因为师资力量缺乏，云南讲武堂开办7个月后就停办了。
关于装备方面，云南地处内陆，不像南北洋和广东进口武器那么方便，而且云南财力也不允许大批量的进口。同时云南本省的机器局开办时间是光绪十年（1884），二十多年间没有更新设备，生产数量和质量都有严重的问题。当时云南新军极为缺乏军械，锡良上任之际仅有曼利夏新式步枪 3000 杆可供使用，而弹盒等零件则均未购备。对于装备的问题，锡良还得依赖外援，尤其是四川。四川兵工厂在锡良任川督时得到了一次较大的扩充，产能和质量方面有所进步。故锡良致电川督，请求四川支援。锡良也曾向两江等地兵工厂购置军械。但是国内的兵工厂当时产量和质量普遍匮乏，锡良还得筹措资金外购。他督滇后不久，即派员分赴南北洋以及湖北等处调查各国新出枪炮情况以预备订购，并致电端方请其联络购买德国小口径毛瑟枪、奥国曼利夏步枪、日本卅年式步枪以及德国克虏伯、格鲁森等厂所出新式枪炮。锡良强调，购械合同须写明由精通军械之德国厂员亲到云南交纳，并限该员于到滇后6个月内教授完所授军械结合、试验之法及其应用学理，但不能雇请外国厂员至滇任职。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 )四月督滇至光绪三十四年(1908 )七月，锡良陆续从国外购置大批军械。如通过礼和洋行购买了克虏伯75过山快炮36门，炮弹10800发，侣佛厂6.8毫米步枪3000支，马枪450支，圆头子弹345万发，6.8毫米机关枪12挺，尖头弹100万发。通过瑞记洋行订购侣佛厂步枪3300支，子弹330万发。通过维昌洋行订购十响毛瑟手枪680支，子弹47.6万发。为节省经费，一方面，锡良指示，诸如工程队架桥材料以及土工器具、辎重车辆等耗资大且难于运输的装备，只准从国外购置样本而由滇仿造;另一方面，鉴于“事事购之外洋，利权未免外溢”，锡良指示根据云南实际条件自造某些附属设备。而在云南机器局方面，鉴于机器局一时难以改观，他提出暂停枪支生产，重点仿造外洋子弹、军刀等件，“庶造成一项有用之物品，藉省一分外溢之利权”。同时在军队其他方面，在昆明和蒙自等地为新军修建营房，至宣统元年(1909)初，驻省新军之步队、炮 队 5 营，均已建成营舍;其余步、炮、马队、工程营以及临安、大理步队营舍，则竣工在即；辎重、交通等营亦开始择地修建营舍。为保障新军官兵就医，各营均配有卫队，内设军医官、患病室等。为整肃军容，锡良饬令远赴上海购置布料，按照陆军部厘定的礼服样式制作陆军官佐服饰。
除了以上三大方面外，锡良设立督练公所和整顿军纪，也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总体上看，锡良在督滇一年多时间内，在中央和四川的支持下，能取得这样的成就，实属难得。在宣统元年，成云南新军一镇，按全国陆军序列被定为暂编陆军第19镇，“滇省盖自是始有陆军”，并且“较之南方及西南各省为早且多”。第19镇下设第37和38两协，每协设两标，即步兵第 73-76标，另有炮兵1标、马兵1标、工程兵1营、辎重兵1营、机关枪1营、宪兵1营、军乐1部，号称万人，实际人数七千余人。上述不少兵种，是锡良根据本地实际情况而创建的。如锡良鉴于云南新军素缺军乐，早在由川赴滇之际即随带乐兵 20 名，“藉状军容而新士气”。后又鉴于所带乐兵均系青年，日后难保他们无请假省亲等事，遂从本地挑选 8 名有一定基础的乐兵，实行按谱教练。又如，锡良考虑到云南多山且本地所产骡马弱小不堪重负，遂专门成立交通队，由电信、铁路、气球、信号等队组成。不过这时候锡良已经任，但是新军根基是锡良打下来的。
创建编练新军是大事，但也是耗时日久的事，不可能一蹴而就。整顿云南残存的绿营兵和勇营，改建巡防队也是锡良的重要任务，这也是避免在新军练成前滇省防务出现严重空缺和无法应对突然事件的办法。
宣统元年（1909）2月，锡良调任东三省总督兼热河都统，李鸿章的侄子李经羲接任云贵总督。李经羲接任云贵总督后，继承锡良的事业，继续发展新军。不过19镇统制崔祥奎与之不睦，被调离云南。陆军部以钟麟同接任之，并补充了大量留学回国的军事人才。当年19镇的扩编完成、武器装备也到位，云南历史上第一支现代化陆军建成。
李经羲面临的新军最大的问题还是经费问题。为了组建这支新军，锡良原计划使用开办费二百四十余万两白银。到了宣统元年，新任云贵总督李经曦到任后，确认第十九镇新军要完全建成，实需开办费三百七十万两，云南地方贫困，经多方筹划，还缺少一百三十万两，而常年军费开支也还有二十六万两的缺口。为此他向朝廷奏请给以支持。隆裕皇太后接到李经曦的奏折后，即令管理陆军部事务的军机大臣、庆亲王奕劻会同陆军部、度支部商议解决，以保证云南新军的顺利建成与日常运行。宣统元年三月二十五日军机处等回奏，从大清银行上年官息余利下拨28万，云南抵補药税四文盐觔加价应解部库一半8万两，四川抵補药税四文盐觔加价应解部库一半28万两，督办土药税大臣饬令宜昌等局溢收土药税项下提取70万两，共计130万两拨付云南作为新军开办费，以保证新军按要求建成。同时也奏请批准将战斗力较弱的云南巡防各营裁并，以节约开支。同时从镇江、芜湖、九江、江汉、宜昌、金陵、苏州、长沙、九江关下分别拨付关银6万、6万、4万、4万、3万、1万、1万、1万两，共计26万两作为新军常年经费。还从四川和广东盐务项下各拨10万，长沙关洋税5万，重庆关税3万，蒙自腾越关税2万两，共30万两作为云南新募14营防军的经费(月饷2.5万两，此款可供一年之用）。这样，在中央的再次有力支持下，锡良打下的新军底子在李经羲手上终于得以基本建成。
除了解决经费问题以及继续购买些军械外，李经羲对新军最大的贡献就是终于开办了云南陆军讲武堂。锡良时就曾希望开办讲武堂，但师资匮乏，7个月后不得不停办。锡良调任后，护理滇督督沈秉堃重开云南讲武堂，校址设在昆明承华圃。李经羲到任云贵总督后，更是对讲武堂大力支持，让讲武堂生存发展壮大下去。他以总督之尊亲自兼任讲武堂的总办。他曾对学员宣布，他云贵总督可以不做，但讲武堂不可以不办。李经羲亲自兼任总办，这的确是最大的支持，同时请留日毕业回国的李根源出任监督兼步兵科教官，宣统元年9月正式将总办职位交给李根源。在云南讲武堂招生时，李经羲还亲自招录了一位学生，他就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的朱德。朱德后来多次回忆此事，也颇多感激。宣统三年（1911）2月，李经羲将蔡锷从广西调往云南，并委以重任，十分信任。顶住多方压力由蔡锷出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协统。蔡锷到云南时编成了《曾胡治兵语录》，以供学生使用。
总体上而言，李经羲对新军的主要贡献是从制度、体系和人才上来保障新军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吸收大量的受过国外正规军事教育的人才，对提升新军的面貌和战斗力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辛苦经营反而自掘坟墓：
在锡良、李经羲两人四年多的惨淡经营下，云南新军虽然只有一个镇的兵力，加上巡防队等改造后的旧军约2.4万人，云南军队也只有3.5万多的兵力，但已经是西南之冠，“械弹装具无不精良。”新军成镇前后，“由德国购入极新式军火，共值八百余万两，山炮，野炮，机关枪无一不备，而弹药尤为丰富。”辛亥前曾担任新军管带的李鸿祥回忆：“锡良曾向德国购得管退山炮54门，每门附弹1000发，马克沁机枪49挺，新式五子步枪1万多支，每支附弹1000发，十响手枪1000多支。”在辛亥重九起义胜利后，清点军械局所藏的枪支弹药，就存有五子步枪弹数百万发，日本明治三十年式步枪1000 支，九子枪、单响毛瑟共5000支，以及克虏伯管退山炮弹数十万发。故后来蔡锷曾说：“在京调查一年，始知全国军队中，军械之充足，无出云南右者。”更何况还因为有李根源、蔡锷、顾品珍、唐继尧、李烈钧等一大批接受过国外教育的军事人才，使得云南新军中形成了上级将校多由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中下级将校多由云南讲武堂出身指挥的局面。以此诸人指挥云南军队，可谓彻上彻下无不融洽。”在拥有较为丰富物资储备的同时，还有大批受过正规的军事教育的人才，这使得云南新军的军事素养和军事能力都比较高，战斗力和战斗意志实际上远远超过纸面上的估计。
宣统三年九月初五日，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传到云南后的第三天，蔡锷秘密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韩凤楼、沈汪度、殷承瓛、雷飚、黄永社等计划响应，预定于十二日发动，推蔡为总指挥，以新军为骨干。不料事机泄漏，初九日，云贵总督署的总文案熊范舆、刘显冶把新军不稳的消息密告李经羲和统制钟麟同，李、钟会商后拟下令解散新军以杜绝乱源。10月30日(农历九月初九)夜，蔡锷等知道事机迫切，千钧一发，遂约同李根源率讲武堂学生自西北攻城，蔡自己率三十七协一部分攻东南门，次日中午，起义军胜利攻占云贵总督署。由于10月30日是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故史称昆明辛亥起义又被称为“重九起义”。11月1日，大中华云南军都督府成立，蔡锷被推举为都督。数日后，云南各府、州、县传檄而定，全省光复，清政府在云南的封建统治被彻底推翻。
重九起义的消息以及蔡锷等人的领导让李经羲是极为失望的，他最信任的军事人才竟然反对自己，这是李经羲万万想不到也是不愿意接受的，可这却是无奈的事实。其实对于革命党在新军和讲武堂的活动，早有人密保了李经羲，李经羲最起码是知道一些的，但他一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革命军后来抓到他，劝其“反正”。他不从，说：“身为朝廷命官，岂能以下犯上？”嘴上当然这么说，毕竟李氏家族在清朝世受国恩，他做不出犯上的事儿。但从他任内多次支持并参加各地督抚的国会请愿运动却屡屡失败，他又已经对清政府的末日早已看得清楚了。后来当他率幕僚登上昆明名胜大观楼吟诗赋词，劈头第一句就是“西山惨淡滇池碧，万象埋忧入酒杯”。
对于李经羲，蔡锷的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即极力做到公私分明。从理想信念上，两人当然大相径庭，但就个人之交而言，李经羲绝对有恩于蔡锷。他很难也不愿意做出四川尹昌衡对赵尔丰那样的事情。他不会忘记，是李经羲把他从广西调往云南委以重任还倍加信任。当蔡锷身处困难时，李经羲还资助他500块银元，并收过他的门生贴子，还将揭发蔡锷反朝廷的密信拿给他看，劝其小心谨慎从事。当云南蒙自总兵与革命军对垒，负隅顽抗，革命党人命李经羲写一封亲笔信对其劝降，李不得已而照办了。蔡锷便以此说服部下，说李氏对革命尚有功劳，于是由参议会做出决定，护送李氏全家出境，乘滇越线火车离开云南，经过越南、香港，辗转到达上海。
云南独立后，蔡锷领导滇军万人左右的部队先后入黔、入川作战，并谋划入藏作战，几乎无往而不胜而且损失不多。云南这支万余人的新军成为了西南各省中战斗力和战斗意志最强的部队，这与蔡锷个人的能力当然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锡良、李经羲多年的经营也是重要原因，只不过这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然而历史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