郝春文：百年敦煌学史之学理总结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郝春文先生一直从事敦煌学研究，在敦煌学研究中成果卓著，有标志性研究成果，他领衔的首都师范大学敦煌学研究团队系标志性研究机构，同时他还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继季羡林先生之后的第二位会长，领导学会达10年之久，现为学会名誉会长。也就是说，郝春文教授在敦煌学领域辛勤耕耘了近40年，系中国敦煌学领域的领军者，实在是对跨世纪敦煌学研究进行学理总结的不二人选。
虽然郝著书名标明该书的研究时段系新中国成立后70年的历史，但作者实际上对1900年敦煌藏经洞发现以来，从1909年我国学者开始接触、研究敦煌文献直到2019年的研究历史进行了论述，实是一部敦煌学通史。
郝著将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09年至1949年。该阶段又分为两个不同时期，即1909—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系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1—1949年为第二个时期，其特点是中国学者开始大量接触敦煌文献，研究领域开始有所拓展。第二阶段从1949年至1978年，是敦煌学曲折发展的时期。该阶段又以1966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不同时期，前一时期敦煌学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敦煌学研究的重心则转移至台湾和香港地区。第三阶段系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是中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学者逐渐改变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的局面，最终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与话语权。第四个阶段为21世纪以来，即2001—2019年，系中国敦煌学研究开始转型阶段，学者在传承以前题目和研究方法、范式的同时，力图探索用新范式和新视角开辟敦煌学研究的新领域，将敦煌学研究推向新的高度。作者认为，21世纪的敦煌学转型在今天虽然仍然属于星星之火，但由于主流敦煌学学者在孜孜矻矻地探求，比如在写本学、博物学和知识传承等研究方面，已经有了一些成果，代表着敦煌学的发展方向，必然会呈燎原之势。
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研究成果非常丰硕，对其评论是非常困难的事，郝著在这一方面非常用心，除了对敦煌学研究贡献巨大的数代具有代表性学者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介绍和精当点评外，对于敦煌学研究中哪怕只有单篇论文的作者，也进行认真点评，选取的唯一标准是其学术价值。
我认为，郝著无疑是当代学术史研究的一个范本，这与郝春文教授精益求精的治学态度是分不开的。郝著经历了至少两次大修改、大增补，其繁杂艰辛，实难言喻。郝春文先生在大作撰写中还有一个培养敦煌学后学的任务，指导其弟子同步前进。实际上，郝春文教授在其课题研究中均吸收在学术界已经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参与其中，在已经出版的《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1—16卷中，均有其高足参加，通过研究项目对博士、博士后进行系统的学术训练，是郝春文教授培养敦煌学人才的成功经验之一。通过郝著，我们看到了敦煌学薪火相传的未来，看到了郝春文教授等学者对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良苦用心。
郝春文先生
下面就笔者亲身经历，结合研读郝著，谈点个人感受。1981年5月日本敦煌学专家藤枝晃教授在西北师范学院（今西北师范大学）礼堂作学术报告，当时外国学者作学术报告在西北地区还是非常少的，学校非常重视，组织老师和文科学生按班级整队提前入场。主持会议的是历史系主任、甘肃省历史学会会长金宝祥教授。现场做翻译的是在日本工作过的外语系杨萼等两位教授。在这次报告会上，作为学生的我第一次见到了幻灯片。藤枝晃在报告中讲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外国”，并对“外国”进行了解释：包括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等等。藤枝晃教授的报告结束后，金宝祥先生非常激动地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掠夺进行了批判。金先生的总结时间相当长，似乎不比藤枝晃教授讲的时间短。这使我们与会者印象特别深刻，以至于我们同学聚会时常常会提起。本科毕业后，我考取金宝祥先生的研究生，他多次谈到过此事。前辈学者的爱国情怀令人感佩不已！十九年后的2000年7月底，我参加在敦煌召开的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聆听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柴剑虹秘书长代季羡林会长宣读的致辞：“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激动不已。8月10日，我与当年一同听过藤枝晃教授报告的中文系同级同学甘庆祖和师兄李宝通拜访了金宝祥老师，我将季羡林先生的书面致辞向金先生作了汇报，已经86岁高龄的金先生又动情地回忆起20年前他主持会议的情形。关于此，笔者曾撰文《追随金宝祥先生学习历史》（收入甘肃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古代史论萃——庆贺历史学家金宝祥先生九十华诞论文集》）。
二十年后的今天，拜读展示中国敦煌学研究辉煌成果的郝著，浮想联翩，真正感觉到敦煌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主战场在中国！这些变化，与数代敦煌学专家的不懈努力分不开，同时也与我国的改革开放密不可分。笔者作为敦煌学研究局外人，由衷感到振奋，受到鼓舞。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资深学科带头人、社科院大学特聘教授）
附 录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分期
《当代中国敦煌学研究（1949-2019）》前言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遗书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本书拟对1909年以来国内学者有关敦煌学的研究成果略作回顾，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和今后发展动向试作讨论。
需要说明的是，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学问，日本、法国、俄国、英国、美国等很多国家的学者都在敦煌学的各个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限于体例，本书一般不涉及国外的研究成果，但为全面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些在学术史上具有特别重要地位的成果亦将提及。
为方便叙述，本书将中国敦煌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即1909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1949年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为第二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至2000年为第三阶段；2001年至2019年为第四阶段。以上只是大致的时间段划分，为了方便展示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有的章节会采用追述的方式突破以上时间段的限制。
第一阶段可以1930年为界分为两个时期。即1909年至1930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是敦煌学兴起的时期。1930年前后，在中、日、法、英等国，对敦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并逐渐发展成一种专门的学问。在这样的背景下，“敦煌学”一词也开始分别在中日学者间流行。1930年，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几次提到“敦煌学”，遂使这一名词在中国学术界广为人知。1931年至1949年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特点是我国学者到国外调查敦煌文献的增多了，这使得我国学者所接触的敦煌文献大为增多，他们所介绍的敦煌文献的范围也比前一时期广泛得多。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归义军政治史的研究范围扩大到了西北各民族变迁史的广阔领域，开展了对金山国史的专题研究，对宗教史的研究也开辟了新的领域，对古代典籍和社会经济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则更加系统化，开始出现按类或按专题搜集资料进行整理的趋向。在研究方法上，这一阶段创造的用文学体裁的文书研究历史问题和将利用文书与实地踏勘相结合等新方法都对以后的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敦煌文献之外，这一时期我国学者对敦煌石窟的考察和研究不仅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同时扩大了敦煌学的研究领域。
第二个阶段（1949年至1978年）也可以1966年“文革”开始划分为两个时期。前一时期研究的重心在大陆，后一时期研究重心转移到了台港。自1949年至1966年“文革”开始是我国敦煌学稳步发展时期，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首先是陆续推出了一批如《敦煌变文集》《敦煌遗书总目索引》等带有总结性的著作。其次，开辟了很多新的课题或研究领域。如科学院历史所对敦煌经济资料的辑录、王重民用敦煌诗补《全唐诗》、潘重规对敦煌赋的辑录、饶宗颐对敦煌白画的专题研究等。第三，有一些领域或专题开始得到学术界关注。如宿白用考古学方法对敦煌石窟及莫高窟营建史的研究、梁思成对敦煌壁画中古代建筑图像的研究、马继兴对敦煌医药文书的研究、常书鸿对敦煌壁画图案的研究、金维诺对佛教史迹画的研究等。这一时期的成就为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敦煌学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66年“文革’开始至1978年改革开放前是第二个时期。这一时期，大陆的敦煌学研究基本陷于停顿，台港学者却加快了研究步伐，他们所取得的成绩也就更加引人注目。
第三个阶段（1978年至2000年）是我国敦煌学的快速发展时期。在改革开放之初，由于“文革”十年动乱的影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落后于国外。当时有“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的说法，激励中国老中青三代敦煌学人焚膏继晷，奋起直追。自1978年改革开放至2000年这二十多年，大陆老中青三代学人与港台地区的敦煌学研究者一起比翼齐飞，在各种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数以千计，各种著作在数百部以上，不仅在敦煌学的各主要领域都取得了国际领先的业绩，敦煌学的研究队伍也不断壮大，并培养出了一大批中青年研究人才。这批中青年学者已经在某一学科、某一领域或某一专题有所建树，这是我国敦煌学兴旺发达的希望所在。
第三阶段我国学者取得的最重要的成就是基本完成了敦煌文献原材料的公布工作。与中国古代史的其他领域不同，敦煌学的主要资料如敦煌遗书、敦煌简牍和石窟图像都需要在整理刊布后才方便一般学者使用。如敦煌遗书，散在世界各地，一般学者很难直接阅览。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前，除少数学者有条件到英法俄等国查阅原件，多数中外学者整理研究敦煌遗书所依靠的都是敦煌遗书的缩微胶卷和据缩微胶卷印制的图版。由于当时摄影设备和技术欠佳，不少世俗文书文字模糊，很难辨认。极大地影响了学术界对这批资料的利用。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四川人民出版社率先推出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古文献编辑委员会、英国国家图书馆和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等单位合编的《英藏敦煌文献》大型文献图集。该书是由专业摄影人员用当时先进的摄影设备重拍，而印制则采用了当时刚刚流行的先进的电子分色技术。装帧则采用大八开形式，一版一印，以便最大限度地向读者展示敦煌遗书的文字内容。其图版的清晰度大为提高，原来缩微胶卷模糊不清的文字，至此绝大部分可辨认出来。《英藏敦煌文献》大型图集可以说是创造了新的敦煌遗书图版编纂印制范式。在其带动下，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了《俄藏敦煌文献》《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和国内诸多藏家的敦煌文献图版。甘肃人民出版社和浙江教育出版社则分别出版了《甘肃藏敦煌文献》（全6册， 1999年）和《浙藏敦煌文献》（全1册， 2000年）。至2000年，英、法、俄等敦煌遗书主要藏家和国内外散藏的敦煌遗书图版大部分均已刊布，这些文字清晰的文书图版为国内外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与此同时，中国学者在对敦煌文书进行整理和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至20世纪末，中国学者完成的分类释录文本已经涵盖了敦煌遗书的所有重要类别，并在敦煌学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都推出了总结性的或开创性的论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国际敦煌学多数前沿制高点都被中国学者占据了，完全掌握了国际敦煌学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第四个阶段（2001年至2019年）是我国敦煌学开始转型的阶段。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如何在上一世纪研究的基础上将敦煌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成为国际敦煌学界关注的热点议题。敦煌学国际联络委员会在策划2006年的敦煌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时，将“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确定为会议的主题。正式提出了敦煌学在新世纪的转型问题，并确定转型包括继承与发展两个方面。2006年9月7日至11日，“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顺利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就是讨论如何努力改变过去比较零碎地研究敦煌文献资料的状况，在宏观把握敦煌文献的基础上，实现敦煌学的创新与转型。这次会议的论文结集出版，名为《转型期的敦煌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其后，201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颜廷亮主编的《转型期的敦煌语言文学》，此书是纪念周绍良先生仙逝三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但书名的确定说明敦煌语言文学界亦认识到了在新世纪敦煌学的研究需要转型。虽然以上两本论文集所收的论文仍以传统题目为多，但以上两书的书名说明敦煌学界已经认识到在新世纪敦煌学必须实现转型。即使到了今天，从选题来看，敦煌学的研究也还是以传统题目和传统方法、范式为主，敦煌学的转型仍然是任重道远。但转型的呼声毕竟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强，也出现了一批转型的成果，比如写本学、博物学和知识传承等研究就都可以看作转型的结果。
所以，二十一世纪敦煌学的转型虽然至今仍然是“星星之火”，但因为它标示了未来敦煌学发展的方向，最终是“可以燎原”的。因而我们将新世纪的敦煌学定义为转型期的敦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