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记忆（之十四）——绍兴不应忘记他们

绍兴不应忘记他们！

他们是谁？他们是一群外来和尚，一群非同寻常的外来和尚。

倘若没有他们，大禹的归宿地就势必成为千古之讼；倘若没有他们，无神论的开山之作王充的《论衡》早已沉于海底；倘若没有他们，王羲之也就无法登上无人撼动的书圣宝座；倘若没有他们，一颗价值连城的明珠徐渭也许成为惨遭闲抛闲掷的荒漠沙粒……

名城绍兴的灿烂光环，诚然来自本土历代名士的光辉业绩。然而倘若没有他们这一群外来和尚的发现推崇传播光扬，名士的光辉或许是昙花一现，或许是尘垢秕糠。

大禹以其治水之功成为古中国历史上的一代“圣王”，后人由衷地赞叹感激：“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龟乎！”——大禹功高德远！如果没有大禹治水，我们恐怕早已变成鱼龟了。

大禹治水13年，足迹遍布各地，他的遗址也遍布九州，其遗址和纪念建筑不仅数量忒多，而且分布甚广，遍及大江南北十余省。“禹穴”是大禹人生航程中最重要的停泊港湾，如今留下名正言顺的禹穴就有四处：四川北川禹穴是大禹降生之地；浙江绍兴禹穴是大禹下葬之地；湖南衡山禹穴是大禹藏书之地；陕西石泉禹穴是大禹憩息之地。至于禹庙更是遍及全国各地，特别在唐宋时期禹庙祭祀列入国家祀典后，建禹庙呈风起云涌之势，使禹庙数量大增。

走在四千多年前的大禹，给后人留下了一个朦胧模糊、扑朔迷离的背影。人们听到的关于他的身世和经历，除了神话，就是传说。在《尚书》、《孟子》、《庄子》、《韩非子》等先秦文献上虽对他有一些记载，却是零星而残缺。将大禹纪念地定格于绍兴，应该归功于两位伟人：一位是勒石记功的秦始皇，一位是忍辱负重的司马迁。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帝三十七年），秦王嬴政出游，在现绍兴境内，“上会稽，祭大禹，望于南海，而立石颂秦德”。此刻石世称“会稽刻石”，由于系由李斯撰并书，故俗称“李斯碑”，其内容主要称颂秦王统一中国的业绩及秦王朝奉行的大政方针。

然而对秦王的会稽之行的记载，还是有赖于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司马迁“上会稽，探禹穴”，在其不朽巨著《史记》中不仅将“会稽刻石”的来历及全文载入《史记·秦始皇本纪》，更在《史记卷二·夏本纪》中记下了夏禹业绩和夏王朝兴衰。大禹一生行迹中的四件大事——“封禅、娶亲、计功、归葬”，都发生在名山会稽。因此夏朝初期，“禹封泰山，禅会稽”，在泰山举行祭天典礼，而祭祀土地神即国土之神的典礼，就选择在会稽山举行。按禹的遗嘱，他死后也葬于会稽。司马迁是真正为大禹纪念地一锤定音的外来和尚。

曾奋笔写下《讥俗节义》、《政务》、《养性》和《论衡》等四部著作杰作的东汉会稽上虞人王充（公元 27～96），以其独树一帜、光芒四射的巨篇，以及横扫迷信、涤荡虚妄的高见，为中华乃至世界思想文化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可惜的是，前三本书均已亡佚。所幸的是，最重要的一部共计85篇、20余万字的哲学著作《论衡》，除佚亡《招致》一篇外，近乎完整地得以保留，流传于今。对此又不得不感谢几位外来和尚。

在王充死后的近百年里，《论衡》仅局限在江南一带转抄传读，一直没有机会传到政治文化中心之地中土（中原），自然也未能被学界所了解、关注和重视。东汉末年，文学家、书法家蔡邕因在朝廷得罪权贵，于公元178年避难江南。人在会稽其地，闻说王充其名，蔡邕为访求其遗著而到上虞，如愿获得《论衡》，遂将书密藏而归。蔡邕友人发现他自浙江回来以后，学问突有大进，猜想可能得了奇书，便去寻找。果然在他帐间隐蔽处发现了《论衡》一书，抢了几卷就走。蔡邕急忙叮嘱：“此书只能你我共读，千万不要外传”。友人读后亦感受益匪浅，称“真乃奇书也”。于是《论衡》不胫而走，在儒林中广为传读、传抄，从此官方与民间都有收藏。

其后汉末三国时期名士、曹魏司徒王朗，被汉献帝任命为会稽太守，在任四年期间，又得《论衡》其书，如获至宝。蔡邕、王朗二人对于《论衡》“北上”，功不可没。从汉到唐，谢夷吾、虞翻、抱朴子等文人学者，都将此书认为是一代伟著。

    东汉的外来户王羲之缘何能在绍兴一篇成“圣”，有赖于三朝至高无上的外来和尚——三朝帝王的推崇。王羲之“书圣”的成名史，在于历史上出现过的三次大规模学王高潮。

第一次学王高潮是在南北朝时期，主推手是梁武帝萧衍。尽管梁武帝把当时的书法排位是“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但他的评价：“王羲之书字势雄逸，如龙跳天门，虎卧凤阙，故历代宝之，永以为训”，成为后人评价王羲之书法的重要依据。

　　第二次学王高潮在唐朝，主推手是千古一帝唐太宗。唐太宗认为右军“尽善尽美”，“心慕手追，此人而已，其余区区之类，何足论哉!”史称唐太宗秘派监察御史萧翼诱使王羲之的七世孙辨才出示《兰亭序》真迹，从而骗取到手，献给唐太宗。太宗得之，下令当时大书法家褚遂良、虞世南、冯承素等临摹，从此得以传播。而真迹则殉葬于昭陵，使王羲之的不世之作遂成绝响。

    自宋太宗赵光义起的宋室300余年间的诸帝王，掀起了第三次学王高潮。由于宋代诸皇帝都对王羲之，对《兰亭序》重视，使当时出现了士大夫家家都有《兰亭序》刻石的局面，丞相游氏一人就收藏了《兰亭序》各种版本上百种。这在书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也正是这一次次的帝王推崇的学王高潮，一步步夯实了王羲之千古“书圣”的盛名之基。

    到宋朝时，王羲之已经被推上了“书圣”地位，明清以后只是承唐宋之余波而已。在中国书法史上，以帝王之尊力倡一人之书者，仅此一例。

一代奇才徐渭去世前后，一件怪事出现在浙江一带，那里的书香人家家中，相继挂起一幅幅署名“田水月”的字画。此人的作品骨力苍劲，画风狂放，水墨淋漓，意境深远，透着一股磊落不平之气。这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绘画艺术，引起了著名文学家、明朝文学一大流派“公安派”的领袖袁宏道的注意。作为一位文坛领袖的他，几经查询也始终未能弄清这位“田水月”究竟是何方仙家。

在徐渭去世四年之后，袁宏道于万历二十五年到绍兴访问好友、哲学家陶望龄。一天晚上，他坐在陶家书楼，漫不经心地浏览他的藏书，无意中发现了一卷纸粗质劣、字迹模糊的《阙编》诗。在灯下翻阅几首之后，竟大为惊叹，急问作者是今人还是古人，这才使已成烟尘的徐渭终于浮出史海的水面。

从未与徐渭谋过面的袁宏道，逢人便称道徐渭“有明一人”，应列明代第一。在了解徐渭的不幸身世及其超人的才略品行后，怀着由衷钦佩和深刻同情的心情，决定为其刊印文集并为之立传。在被收录于《古文观止》的《徐文长传》一文中，袁宏道为徐渭的平生不得志而三发叹息之声：

（文长）视一世士无可当意者。然竟不偶。——（文长）恃才傲物，世间一切事物没有能入他眼目，然而却始终没有机会一展身手。文长既雅不与时调合，当时所谓骚坛主盟者，文长皆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于越，悲夫！——文长志趣高雅，不与时俗合调，对当时的所谓诗坛的领袖人物，文长都加以贬叱，所以他的名气也只局限在家乡浙江一带，这实在使人感到悲哀！然文长竟以不得志于时，抱愤而卒。——然而文长最终却因在生前的不得志，怀着一腔怨恨而死去了。

在结语中，袁宏道记下了他和徐渭之友梅客生说的一段话：“文长吾老友，病奇于人，人奇于诗。（诗奇于字，字奇于文，文奇于画）”并引发了他的又一次悲叹：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正因为徐文长是无处不奇特的人，无处不奇特，也就注定他一生命运无处不艰难坎坷。真是悲哀啊！

惺惺相惜，大恩大德。袁宏道出于公心，出于爱才惜才之无私之心，打捞抢救了沉没于史海之底的“有明一人”徐渭，才使一颗璀璨的星辰跃升古城，光照中华。

“眼空千古，独立一时”

尽管古城还熟视无睹

却因他乡名人的盛赞

惊动了整个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