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孔子的教育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他创办私学，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为中国古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非常丰富，值得我们总结和借鉴的东西很多，下面仅从三个方面加以探讨：第一，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第二，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第三，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积极参加改革。

孔子一生认为最理想的社会是尧舜时代和奴隶社会全盛时期的西周。他的孙子子思说：“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朱熹注：“祖述者，远宗其道；宪章者，近守其法”。这就是说孔子远则推崇尧舜时期的政治，近则遵守西周初期文王、武王时的法度。孔子对西周时代特别推崇，他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是说西周的政治制度礼制，是吸取夏商二代的经验制定出来的，那是多么美好的制度啊！我愿意推行西周的礼制。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如果有谁用他治国，他就要在东方推行西周的政治制度，重建西周那样的国家。孔子毕生把实行尧舜之政，恢复西周盛世作为他的最高政治理想。

孔子生活在春秋晚期，社会历史正处于大变革时代，奴隶社会正在崩溃，封建社会即将诞生，历史潮流不可逆转。孔子要历史回到西周奴隶制盛世去是不可能的。他在鲁国从政与当权者季氏不合，从三十五岁开始招收门徒，培养自己的追随者。随后又带着弟子遍访东方各国，历尽艰辛地宣传自己的主张，终不被各国执政者所用，最后，他只得痛苦地回到鲁国。返鲁后，他广招门徒，开门设教，意欲通过办教育培养人才，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

孔子的教育思想是要培养推行德政礼治的人才。在一个国家推行德政礼治，要靠圣君、贤臣和良民。圣君、贤臣、良民不是天生的，但可以通过教育培养出来。因此，他很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人之“性相近也，习相远也”。他主张人人都应受教育，这就是他的“有教无类”的光辉思想。在他看来，春秋时代不但没有圣君，就是具有君子品德的圣君也没有见过。即使如此，既定之君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否则就是非礼和不忠。受过教育的小人就成为良民，是施政、供驱使的对象。贤臣是实行“德政礼治”的决定力量。而贤臣主要是从受过教育的贤人、君子、士中选拔出来的。贤人是具有最高品德的知识分子，只要当权者任用他，就成为贤臣，有了贤臣，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君子是德才兼备的知识分子，士是一般的知识分子。有了合格的君子和士，也可以从中选出贤臣。孔子办教育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贤人和优秀的君子与士，供各国国君选作贤臣。通过贤臣治国，实行“德政礼治”，就可以使国家达到像西周初期那样的“太平盛世”。

从上可见，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实现他的政治理想服务的。

孔子办教育也非常重视全面发展，并把德育放在第一位。

第一，孔子重视智育。孔子教育学生的智育内容，体现在他使用的教材和开设的课程中。孔子使用的教材是经过他整理的“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种古代文献。“六经”除《春秋》外，在西周时就是贵族教育子弟的主要内容。它既传授文化历史知识，又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讲授“六经”既属文化课，又是政治课。“六艺”是孔子开设的实践性很强的六门课艺，它是准备从政的士应该具备的六种基本技艺。“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据《周礼》载：“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又说：保氏“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六艺”就是六门课程：礼，是通过学习懂得各种礼仪程序，以及不同等级的人在各种礼仪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实际是一门政治课；乐，是音乐舞蹈课；射、御是学习作战本领，是军事体育课；书，是文字书法课；数，是数学课。通过“六经”的讲授和六门课艺的教学，把那个时代已有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都传授给弟子了。“六经”主要传授古代文化典籍先王遗文，侧重在文化理论水平的提高。“六艺”主要培养一个士从政的基本技能，侧重于实践和训练。

“六经”与“六艺”的名称何者先出的问题。笔者认为“六艺”在孔子以前的西周春秋时期就已经是贵族教育弟子的课艺了。前引《周礼》一书所述“六艺”可以为证。《周礼》又名《周官》，所记西周职官名称，不少在西周金文和近年出土西周考古材料中都得到印证。所以金景芳先生认为：《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是平王东迁后见过西周王室档案资料的一位史官所作②。其说可从。既然《周礼》成书于春秋初期，那么《周礼》一书所记“六艺”之名，至迟在春秋初期就已经有了。孔子曾说：“游于艺”③。何晏集解：“艺，谓六艺也”。可见孔子对六艺是很熟悉的，“六艺”是孔子开门设教就讲授的基本技能训练课。至于“六经”之名，最早见于战国中期成书的《庄子·天运》中，孔子教弟子以“六经”，开始只讲诗、书、礼、乐。从孔子晚年才学《易》和他去世前两年作《春秋》才停笔来看，“六经”中之《易》和《春秋》两经，恐怕是晚年才讲授的。所以孔子真正以“六经”教弟子，从完整的意义上讲，是晚年才做到的。从上述“六艺”与“六经”名称出现的先后和孔子施教的先后来看，都是“六艺”在前，“六经”在后。用“六艺”代指“六经”，那是西汉儒家后学的事。

从孔子亲自编订“六经”作教材，亲自开出六门课艺来看，他施教是非常重视智育的。

第二，把德育放在首位。

首先，孔子“四教”，德育为主。孔子施教的首要内容是“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四教之中，文是文化历史知识的学习，行、忠、信都是思想品德的修养。孔子认为思想品德教育是主要的，文化知识的学习是从属的，只有先接受他所要求的思想品德教育，然后学习文化知识才有用处。因此，他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他要求弟子首先培养自己具有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品德，“行有余力”，然后才学文化知识。孔子还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也可以看出孔子在教育学生时，把思想品德教育是放在首位的。

其次，再以“六经”为例，看孔子是如何通过传授“六经”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的。

《诗》是一部从西周到春秋中期的贵族庙堂颂歌和民歌总集。孔子经常给弟子讲《诗》，他在讲学《诗》的意义时说：“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他认为学《诗》可以兴起人的好善恶恶之心，初学者必先学之。

《诗》还可以观察民情，考见时政得失，怨而不怒；在家侍俸父母，在国事君；还可以多记一些自然界里的鸟兽草木的名称。朱熹说：“学《诗》之法，此章尽之”。可见孔子教《诗》，不仅在于学习《诗》的文化知识，而是把兴、观、群、怨、事父、事君等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学《诗》的首位。

《书》又名《尚书》，是古代历史文献的汇编。它是记载虞、夏、商、周历代君臣的言论、文告和重大事件的政典。孔子编《尚书》作教材，不仅在于传授历史文化知识，更主要的是教育弟子从中获得从政治国的历史经验，知道如何修身、从政、行道。可见，他把德育仍然是放在《书》教首位的。

《礼》又称《礼经》。现存礼书有《仪礼》、《周礼》、《礼记》，合称三礼。《仪礼》又称《士礼》、《礼经》，是讲各种典礼仪式的。《周礼》是讲古代官制的。《礼记》是讨论礼制的。礼，是西周以来的政治制度、典礼仪式和道德规范的总称。孔子自施教后，把礼作为一门主要课程，既编教材，进行传授，提高弟子对礼的理论认识，又时时“习礼”，培养弟子实践礼的能力。

孔子对礼的言传身教，一方面在于让弟子懂得一些礼仪知识，能在各种典礼仪式上当“司仪”；更重要的方面，则是教育弟子“克己复礼”进行自身修养和培养“以礼治国”的从政能力。这里可以看出，孔子把政治思想教育和伦理道德教育，放在《礼》教的第一位，则比其他科目更为突出。

《乐》是孔子施教的重要内容。《乐经》已经失传，《乐》的教材无从得知。乐，在三代原本指音乐舞蹈，而《乐》教本是学习音乐舞蹈的基本知识。孔子施行《乐》教，不单是给弟子传授音乐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乐》教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所以，孔子的乐教是和诗教、礼教融合在一起的。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礼乐教育不限于形式，重要的是陶冶人的情操的思想内容。礼乐教化人有着不同的功能。孔子说：“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仁政礼治”是孔子的政治思想纲领，孔子把它与礼乐联系紧密，足见他是把“仁政礼治”思想寓于乐教之中。从这一点看出，孔子的乐教也是把德育放在首位的。

《易》是商周之际一部讲占卜的卦书，内容神秘庞杂。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朱熹认为孔子年近七十岁才学《易》，孔子整理《易》作教材，对学生进行《易》教，应为晚年之事。

孔子教弟子学《易》、用《易》，侧重在“言者尚其辞”方面。孔子说：“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乎。'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取自《易·恒卦九三·爻辞》。孔子教育弟子从《易》中，汲取思想品德修养的力量，要弟子学道需持之以恒。

孔子的《易》教，一方面是用书中朴素的辩证法思想，教育弟子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趋吉避凶，决定行止，以求事之成功。另一方面，主要是从《易》辞中吸取修身行道的力量。据此可见，孔子的《易》教，也是把思想品德教育放在首位的。

《春秋》是孔子编订的以鲁国为中心的第一部编年史。现存《春秋》历来都认为是孔子作的。最早持此说的是孟子。他说：“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司马迁也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可见孔子作《春秋》一书，这是历史事实。《公羊传》说得好：“拔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这是说治理乱世，返回到周礼盛行的治世去，这就是《春秋》一书的宗旨。《春秋》一书包含了孔子定名分，寓褒贬，别善恶的社会政治思想。它是孔子对弟子进行当代政治历史教育、了解各国国情的教科书。孔子用《春秋》教育弟子有两个目的：一是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世效法；二是培养出一批笃信他的政治理想，并能付诸实践的人才，去完成他的未竟事业。可见孔子教《春秋》，并非仅仅是传授近现代历史知识，更主要的是通过历史进行政治思想教育。

孔子施教把德育放在首位，从古人概述孔子传授《六经》的教育意义时，也可以得到证明。最早提到《六经》的《庄子》载：“邹鲁之士，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礼记·经解》和《史记·滑稽列传》也有类似记载，不过是出自孔子之口。可见孔子总述《六经》的教育意义和教育价值时，把进行政治思想教育放在《六经》教育的第一位的。

第三，体育和美育。首先谈体育。

孔子教学，除用《六经》作理论教材之外，还开出“六艺”：礼、乐、射、御、书、数等初级课艺，作为培养弟子基本技能的教育内容。礼乐方面，前论及，书与数从略。这里主要谈射、御。射和御属于体育的范畴，而且还是军事体育。射是射箭，御是驾车。商周、春秋时代，车战是战争进行的主要方式。战车上有御者居中，射手居左，持戈矛者居右，都由贵族充当。贵族尚武，贵族子弟从小就必须习武，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因此，射、御就成为他们入学后必修的一门军事体育课。孔子的弟子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士。士学习的目的是从政，当时的士要从政，必须学会进行战争的本领。孔子施教很重视对弟子进行军事训练，把射、御列为初学阶段的两门必修课。孔子教射御课艺时，亲自教弟子训练。有一次，“孔子射于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这是说孔子带领弟子子路等到矍相这个地方的菜地边上教射箭课，围观的人很多。在练射箭时，他还要求学生人人都能射中靶子。由于“射”是孔门教育的重要课艺，所以孔子死后，“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弟子及其后学还把射箭比赛同讲礼、乡饮酒并列，作为一年一度悼念孔子的重要活动之一。三百多年后，直到西汉中期，司马迁还亲临孔里，观乡射之遗风，足见孔子对弟子进行“六艺”教育之一的“射”，对后世影响之深远。

其次，说美育。孔子讲美育，包括音乐和审美等方面的内容。孔于善于欣赏音乐和评论乐曲。他不仅极端推尧舜时代的政治，就是舜时的《韶》乐，也认为是最美好的音乐。他“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说《韶》是尽善尽美的乐曲，对《韶》的评价极高。

在审美方面，孔子认为外表美与内在美同样重要。他在与子夏讨论美女的外貌时说：“绘事后素”。何晏在注此句的含义时说：“喻美女虽有倩盼美质，亦须礼以成之”。可见孔子是讲仪表美和心灵美的。孔子主张“君子成人之美”。他说的美，实际上也多少包含了今天所讲的“四美”的某些内容。匡亚明先生在评价孔子施教的美育时说：“他的诗教是结合语言美的，他的'文质彬彬’是结合行为美的，他提出的智、仁、勇是结合心灵美的，他主张'席不正不坐’是结合环境美的”。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从上可见，孔子教育弟子，在德、智、体、美几个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时候，把德育是放在教育的首位的。

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

第一，教育弟子了解国情。孔子对弟子进行国情教育，是从两个方面着手的。一是学历史，孔门弟子大都是鲁国人，他就以鲁国的历史为主，编成《春秋》一书，对弟子进行近现代史的教育，让弟子了解鲁国的历史和现状，为弟子从政时能根据国情施政，打下了思想基础。二是重视社会实践，进行实地考察。孔子学习知识，不仅重视书本，还注重理论与社会实际结合。“礼”是孔子的政治思想的首要内容，为了对“礼”进行深入研究，他就亲自到产生周礼的故乡周王室去“观先王之遗制，考礼乐之极”。考察后，他很有感慨地说：“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兴也”。他还带着弟子去考察鲁桓公庙。他学习社会知识很认真，“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看到太庙中陈列的，教育贵族不要自满，应置于座右的欹器，“孔子顾谓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中（盛水一半）而正，满而覆，虚（空）而欹（倾倒）”。他还回答了子路考察后提出的，如何才能作到修身永远不自满的问题。通过考察，孔子对鲁国的社会政治情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当他感到自己的政治抱负在鲁国不能实现时，就带着弟子去考察东方各国的政治。由于孔子思想守旧，他的政治主张不被各国所用。但是，这一活动对弟子们了解各国的国情和社会实际，打破师教陈规，走自己应走的路，却起了积极作用。

第二，教育弟子热爱祖国。孔子本人就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对生育他、长养他的鲁国，怀着深厚的感情。当祖国处于危急的时刻，他挺身而出去拯救她，使她免受耻辱。如鲁定公十年（公元前500年），鲁定公与齐景公会盟于夹谷，孔子为相，正当两君相见时，齐人恃其强大，发动突然袭击，“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面对这突发事件，孔子不畏强暴，临危不惧，坚持面对面的斗争，终于赢得胜利，鲁定公平安回国。充分反映了他不辱君命，维护鲁国尊严的爱国主义精神。孔子自己爱国，也教育弟子爱国。公元前484年，齐恃强伐鲁，鲁政在季氏，孟孙氏和叔孙氏向齐求和，孔子的弟子冉求和樊迟在季氏门下为吏，则主战，二人带着季氏门下的七千甲士和三百徒卒，大败齐师于鲁郊。孔子称赞冉求、樊迟说：你们“能执干戈以卫社稷”保卫了祖国，使人民免遭屠戮。

第三，弟子们积极参加改革。孔子办教育，重视教书育人，为社会培养出一批有用人才。孔门弟子有三千人，他们开始把文化知识传播到民间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弟子中学有成就者七十二人，被称为“贤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德行最好；宰我、子贡善于言辞，长于办外交；冉有、季路，善于从政；子游、子夏，善于文学。由于孔子施教重视社会实践，弟子在实践过程中，逐步看清了社会需要，学成后，不拘泥于师教，积极参加社会改革。其中，有名的要数子夏。孔子死后，子夏到魏国河西收徒讲学。他曾“为魏文侯师”，“文侯师事之，咨问国政焉”，给战国初年任用李悝变法，大力推行改革政策的魏文侯出谋划策，作出过重要贡献。其他弟子在学习期间，就陆续从政者有：子路为鲁季氏宰（总管）、为卫蒲邑大夫，后又做过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子夏为莒父宰，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鲁武城宰，冉雍为鲁季氏宰，密子贱为鲁单父宰，巫马期也曾为单父宰，仲弓为莒父宰，子羔为费郈宰，宰我为临淄大夫，子贡常相鲁卫，惠叔兰曾为卫司寇等。他们大都是在积极推行改革政策的大夫门下任得力助手。子路、冉求、冉雍等在帮助鲁国新兴势力的代表季氏推行改革政策方面，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孔子办教育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服务；二是孔子教育弟子全面发展，把德育放在首位；三是教育弟子了解国情，热爱祖国，弟子积极参加改革。概括起来就是：教育要为政治服务，教育要把德育放在首位，教育弟子爱国。这些我国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我们今天在进行教育改革时，还值继承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