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风云激荡中的青春豪情与人生选择
来源:文汇报2021-07-02 09:31龚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历史,许多主旋律影片已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书写。面对当时中国复杂动荡的时局、黯淡灰暗的前景,《1921》如何营造这种斑驳的社会氛围,如何刻画参差的时代人心,是一项极为艰巨的艺术挑战。因为,影片并不是一部文献纪录片,而是一部故事片,如何保证史实还原得准确与真实,又兼顾艺术的感染力与思想的冲击力,这似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令人欣喜的是,《1921》迎难而上、另辟蹊径,换一个角度审视过往,让“历史”焕发出新的光彩和意义,并让那些如精神路标一般的伟大先烈,在沧海横流中尽显才华之盛、思想之锐、德行之优、追求之卓。通过大量影像资料和字幕,《1921》在片头复原了当时中国风云激荡、苦难深重而又思想激变的历史情境,并凸显了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困惑、迷茫、抗争与追索。尤其那些参加“五四运动”的年轻人,虽张扬着书生意气和叛逆冲动,但他们慷慨激昂的爱国热情、朴素真切的救国抱负,令人动容。可以说,正是青年知识分子身上这种混合了青涩、稚朴,但又执着、坚定的气质,让影片充盈着青春气息,又回荡着古老中国的勃勃生机。在群像式的人物设置策略中,历史风云下的人物悉数出场,表明了影片回到历史现场的努力,创作者不仅让那些在史册中闪光的名字以鲜活面容再现银幕,还找到了一个恰当视角来重新回顾那段历史,并融入对历史富于个性和新意的诠释。《1921》从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筹备、参与召集、组织会议的李达夫妇视点出发,叙述这一“开天辟地”的事件。显然,影片有意识地选择两个亲历者,但又不是聚光灯下的焦点人物,来体现一种历史观照的间离感与穿透力。影片还通过对李达心路历程的勾勒,将个体性的内心成长,汇入时代性的洪流,并以含蓄蕴藉的方式,向观众讲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初衷、意义与目标。李达对妻子王会悟说,他当年抵制日货时,发现用来点燃日货的火柴竟是日本生产的,这让他痛苦又尴尬:“偌大一个中国,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在这双关的话语中,我们触摸到李达内心的起伏。李达在外国语学社教授“阶级斗争”时,他可能已经意识到,要解决中国的问题,必须用阶级分析的眼光,用斗争的手段,在血与火的战斗中锻造一个新中国。影片中还有个细节,李达赶到印刷厂,请求工人将“百姓”换成“人民”。他说,“百姓”是一个泛指,而“人民”是主人。此外,与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会面时,当马林让李达提交中国共产党活动的预算报告时,李达非常敏感地拒绝了,他清楚,中国的路,必须自己走,这是路线问题,原则问题。通过这几个细节,李达思想的发展脉络异常清晰,他知道革命事业必须有一个全国性组织,作为“火种”去点燃燎原之火,这个组织的依托和力量源泉来自于有主人意识的“人民”;而且,这个组织必须扎根于中国大地,必须针对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独一无二的思考与探索,不能照搬他人经验,不可能完全听命于外部力量指挥;这个组织所进行的事业,是为他寓所对面的小女孩所指称的下一代创造美好未来,是为了民族的希望与光明。当李达身上思想的光芒,不断朝着理想的光束挺进、腾跃,它将和来自四面八方的星星之火,汇聚成漫天遍野的火海,一个新的中国将在烈火中诞生……通过描画李达的思想轨迹,影片在纷繁的时代背景和众多人物中确立了一个参照系,让李达与其他人物形成彼此映照的关系。例如,毛泽东看到法租界的法国人庆祝国庆时在公园里燃放烟花,他却被阻于公园,作为中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被驱逐,不由思绪万千,想起自己幼年反抗父亲,青年反抗湖南军阀的一路经历,对于未来的信念更为澄明和坚定。还有何叔衡,他觉醒的契机,是不满于清朝政府那种封建体系,没有平等、民主可言的秩序,他要创造一个读书人可以“抬头做人”的时代。还有陈独秀,他凭着一腔孤勇去撒呼吁民众觉醒的传单,换来的只是囹圄之苦,还得靠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才得以脱身。于是,陈独秀从俄国革命中意识到,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依靠布尔什维克的有力组织,才能真正变革现实。这些进步的知识分子身上,我们看到了一颗颗热切又真诚的救国之心,他们从自己的亲身遭遇和过往经历中,从对现实的不满中,从单打独斗的自发式反抗中,慢慢找到了思想武器,找到了组织方式。他们将以无与伦比的精神感染力、道德凝聚力和信仰感召力,去唤醒一个沉睡的民族,去彻底改变中国。这样,影片不仅从一种生活化的角度,使观众与人物产生直接联系和情绪共鸣,还成功地为多线并进的情节线索找到了提纲挈领的主线。影片不再是纪实性的历史再现,也不是视野受限的微观聚焦,而是用首批中国共产党人心境的成长过程作为主线,突出了特殊年代里令人敬仰的“理想”与令人感动的情怀。影片还通过高贵与卑贱的并置,刻画了时代真实和人性真实,增加了影片的观影愉悦,也思考了人生选择与人生理想等宏大命题。影片的创作目的并不限于艺术性地重现中国共产党成立的过程,还以草蛇灰线的方式,向观众揭示了当时一些重要人物的不同人生志向,他们对于中国前途与个人命运关系的不同理解,并预示他们在革命低潮之际的人生选择。这样,“历史”在影片中就不是一尊凝固的时间雕塑,而是成为人物“未来”的预演与伏笔,并对“今天”产生深邃的启示和引领意义。《1921》看起来,只是记录了历史长河中的一瞬,在上海广阔空间里选取了一处普通宅院。但是,在中国的历史坐标中,这个看似普通的时间与空间,将交汇成一个惊天动地的近代史最强音。这个音符,在当时可能只是上海里弄间的一声吆喝,只是一群年轻人热情澎湃的大声呼喊,淹没在密探围捕时的呵斥声中,会遭遇恶势力在志得意满间的一声冷笑。但是,这个音符蕴积了当时中国最为激越的民族力量,将孕育成击碎旧秩序的一声惊雷。这雷声,必将奏响中国走向美好未来的嘹亮号角,滚滚浪潮,势不可挡。《1921》的最大亮点,不只是将100年前建党这个雷霆万钧的时刻,以艺术化的方式展现在观众面前,也不只是人物群像的丰富与完整,更关键是,在那种风雨如晦的历史境遇中,展示了不同人物所作出的人生选择。这种选择折射了不同的信念、价值观,最终也将走向不同的人生境界与人生高度。这是历史题材影片与观众完成的最为深切也最为深刻的对话与共鸣。影片中的毛泽东在27岁时已立下宏愿:为理想奋斗,为真理献身。历经100年的岁月磨炼与时光浸润,毛泽东当年的“理想”与“真理”的内涵,在今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不是说时间在百年长河中凝滞了,而是因为这些“理想”和“真理”,是中国人永恒的不懈追求,是中国不断抵达崭新高度的不竭动力。这时,影片《1921》不仅是对历史的深情回眸,同时也接续了百年前的精神源流:百年前的你们,点燃火种;新时代的我们,共创荣光!(作者系文学博士,复旦大学艺术教育中心副教授,复旦大学电影艺术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