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张珑 | 极司非而路四十号【下】

 

极司非而路四十号

【下】

作者|张珑

是啊，哪里再去找70多年前的住户呢？往事渐渐地都将被尘封、被遗忘。如果不是弟弟的拍照兴趣，我也不会知道我的出生地究系何处。那栋老旧的石库门小楼，在萧瑟的深秋，散发着一丝忧伤。我下次再去上海时，它肯定已经无处可觅了，也就和极司非而路40号一样，仅存在于记忆之中。

我是独生女儿，自幼多病，弟弟比我小整整12岁。幼时的我生活在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之中，童年是幸福的，但也是寂寞和孤独的，上学前我没有小朋友。那时最开心的是到大姨家和表姊妹们热闹地玩上一天。大姨葛昌琇是母亲的姊姊，嫁浙江南浔首富刘氏。浙江省有名的旅游胜地南浔镇小莲庄和清末四大藏书楼之首的嘉业堂就是刘家的产业。他们家有十房弟兄，住在青海路10号一个大院子里，每房都有一栋楼，由北向南排列，最南端是一个面积不大的花园。姨夫刘培余行五，育有十个子女，其中有的是我日后在中西女中和圣约翰大学的同学。大表姊刘荃是圣玛利亚女中的，三表姊刘珏善于绘画。四表姊刘葵是中西女中的，我初一进中西时，她是高中一年级。母亲担心我初次住校不习惯，请薛正校长允许我和刘葵同住一室。青海路10号院里的住宅建得都很考究，中西合璧式，脱胎于上海的石库门房屋。一层朝南三开间，中间是堂屋，两边分别是客厅和餐厅，堂屋后面是楼梯，和一排好几间下房，记得住在后间的有一位有拳脚功夫的山东大汉田寿芳师父，是他们家的保镖。大姨非常好客，每次我们去，都会准备一大桌丰盛的晚餐。晚上总会派司机开车送我们回家。在房地产开发热潮中，这个大院被夷为平地，代之而起的是两栋高层楼房。

圣约翰大学旧址

此外，母亲也常带我去外婆家。日寇入侵后，平湖老宅及藏书楼惨遭焚毁，外婆迁居上海，和五舅全家住在升平街百花巷（在现在的延安中路茂名北路）。我记忆中的外婆年事已高，比较清瘦，脸上有许多老年斑，常常坐在床沿上抽水烟，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举手投足无不透出官家闺秀的素养。我开始上小学时，外婆送给我一个讲究的铅笔盒，红色的，打开后发现里面有两层小抽屉，放了铅笔、橡皮等文具。父母亲偶然也会带我去馆子吃饭，那算得上是生活中的亮点了。去得最多的是在静安寺路（南京西路）一家叫“沙利文”的西餐馆，楼下是喝下午茶的，有各色蛋糕，还有各种可口的冰激凌，我最喜欢喝有橘子味的冰激凌苏打。楼上供应西餐，印象最深的是一大盘美式牛排，加上各种配菜，三个人吃还绰绰有余。有一家名叫“富特勒”的食品店，在静安寺路西摩路（陕西南路）转角处平安大戏院西边，是德国人开的，专卖各种德式香肠和色拉、酸黄瓜等，我也常随父母亲去。至今尚记得我喜欢看那店里的一把圆形电动刀，能把香肠切成很薄的片。那里还有一家西餐馆“飞达”，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平安大戏院看电影，然后去“飞达”吃晚饭。2016年，年过八旬、步履迟缓的我还到过那个转角处，默默地站在平安大戏院曾经的所在，旧日景象犹如演电影般地浮现在眼前。

这种平和从容、不紧不慢的优裕生活，仅存在于我幼年朦胧的记忆中。抗日战争烽烟燃起，日寇的铁蹄踏上了我们这片古老的大地，从此这种悠然的生活也就不再。

祥保姊姊与我，摄于极司非而路40号南草地，1938年

在日寇侵略、家境日窘的情况下，祖父决定将他用半世辛劳、省吃俭用的积蓄所建起的极司非而路老宅售去。记得在准备搬家的几个月里，家里人人都忙得不得了，而我却兴奋地玩耍于各种散布在全楼等待处理的物件之中。至今印象较深的是摆在楼下大餐厅里需要包裹装箱的瓷器，其中有母亲陪嫁的瓷器，有些还从未使用过，上面扎的红头绳还原封未动。也有从江西庐山带回来的景德镇瓷器。甚至还有一整套曾祖母陪嫁的餐具，放在一个大木桶里。我的曾祖母谢太夫人，出身江苏武进名门望族，为东晋指挥有名的淝水之战（公元383年）的主帅谢玄（343-388）之后。也就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诗句中指的那个谢氏家族。记得以前有一位常来看望祖父的谢砺恒，我称他为表舅，就是谢氏之后。曾祖母的这套餐具大小杯盆酒盅不下一百余件，瓷胎细而薄，彩绘八仙过海人物图，造型无一相同，至今已有一二百年的历史，也算得上是文物了。经过文革浩劫，大部分已被毁，但总算还留下零星几件可作纪念。

住在极司非而路老宅的虽只有祖父、父母亲、祥保姊姊和我，以及一些仆人，但来访的亲戚朋友是很多的。我的姑母张树敏1933年出嫁前当然也住在老宅，但那时我仅4岁，对她没有太多的印象。姑母长父亲4岁，自幼娇惯，行事率性。她没有接受过正规学校教育，只是养在家中请些西席，学些文化而已。在上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已有许多女子开始接受新式教育。如中西女中的薛正校长就属那一辈，是有学问有理想的新一代女性。按祖父当年的条件，让女儿接受良好的正规学校教育是完全不成问题的，但姑母没有循这条道路发展，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到了婚嫁年龄，由于祖父的名望和社会地位，求亲者络绎不绝，其中不乏有学问有抱负的青年。但姑母竟倾心于一个偶然机会认识的留法学生孙逵方。孙系安徽寿州人氏，虽属名门望族，但仅为一旁支，无家业而有纨绔子弟之风。留法期间获一法医头衔，还学得了法兰西浪漫不羁的生活作风，虽容貌不佳，但有足以使涉世甚浅的张树敏倾心的魅力。结婚时，嫁妆竭尽丰厚，包括一套在西摩路的豪华公寓、家具、汽车、冰箱，连同车夫，外加祖母的首饰。那时祖父已经退休，所以这样规模的嫁妆与当时家庭收入已相当不成比例。听父亲说结婚那天，新郎出场时身着黑色燕尾服，手指间夹着香烟，以抽烟的姿态步入婚姻的殿堂。婚后生活奢侈，其经济来源当然出自祖父的积蓄。在祖父1934年2月6日致源伯的信中有如下的话：“汝妹（指姑母）一嫁，耗费不少，以后日子我亦甚不易过耳。”足以说明他当时的难处。解放前姑母全家去了法国。直到改革开放后才传来消息，原来姑父早在60年代就已死于车祸，三个女儿都嫁了法国人或德国人。姑母孤独地终老于法国的一所养老院。到了我的一代，教育思想有了许多转变，我和祥保姊姊都分别进了中西女中和圣玛利亚女中，而后又都上了圣约翰大学。良好的教育使我们都能有自己的事业和独立生活的能力。反映随着时代的进步，对女子教育的认识有了很大改变。

祖姑母一家每年在夏天从海盐来上海避暑，在老宅一住就是好几个月。我还隐约记得每当他们全家来住时，我们总在二楼的楼梯间吃饭，把那只中间镶嵌绿色磁砖的餐桌四面的半圆形板翻起来，形成一张大圆桌，大家坐了挤挤一桌，我就只能在旁边的小櫈上吃饭了。祖姑母张元淑小祖父2岁，适海盐冯氏，有2子，我称他们为大伯伯和二伯伯。祖姑丈去世很早，我从未见过。不幸的是她的两个儿子也去世很早，留下两位寡居的媳妇陪伴左右。那时候上海的酱园大多为海盐人所经营，冯万通酱园就是他们家开设的。大伯伯仅留下一子冯之盛，是个十分老实正派的人，终身从事教育事业，是上海一所中学的校长。二伯伯有四子两女。冯家在海盐算得上是乡绅人家，家中仆人丫环成群。有一丫环与一年青仆人相好，被二伯伯得知后竟严刑拷打，以示家规之威严。其实这对小青年谈恋爱也并无越轨之处，越是拷打，情意越发坚定。小丫环说：“我死也跟定他了。”此话一出，那位二伯伯居然命令将这对苦命人捆绑在一起，迫害致死。数千年封建社会的残酷性，可见于这活生生的事件之中。二伯伯的四个儿子后来竟无一善终，也算怪事。老大幼年得伤寒夭折；老二因嫖娼，钱财化尽而自杀；老三在抗战时去参加国民党的一个部队，被新四军击毙。唯一成材的老四冯之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在同济大学任教。50年代出差来北京时，还曾来过我们家。“文革”初期被打入“牛棚”，1968年刚获“解放”没有几天，出差去武汉，竟在东湖因船翻沉而溺水身亡。二伯伯有两个女儿，出于“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其中一个出生后不久就送给了别人家。另一个是表姐冯之榴，留学美国，与丈夫黄葆同于解放后回国，来北京时我们曾在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招待他们吃了一顿饭。后来他们是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的教授，2001年夫妇双双庆祝了八十寿辰。冯家在海盐的住宅是一栋二层三进的走马堂楼，后面有一个精致的花园名琦园。1937年日寇入侵时，海盐县城受到很大破坏，几处私家园林全部毁于战火，或在混乱中被洗劫殆尽。唯独冯氏住宅被日寇占用，因而未被焚毁。住宅的前面两进一度因拓宽马路而被拆除。仅存的第三进曾是海盐的工艺美术展览馆。但现在已经全部按原样重建，并按照当年的习俗精心地布置起来。琦园占地不大，但造园构思精巧，显得非常幽深。是全国文物保护单位，也是浙江省一个有名的旅游景点。在一本中国古典园林的大型丛书中，琦园和苏州的许多著名园林同被选入该书，足见其艺术价值之高。经常来的亲戚还有许多，如父亲的堂兄、祥保姊姊和庆弟的父亲张树源，我称他源伯。他是学铁路工程的，所以常年在铁路上工作，很少回来。此外还有祖母的内侄和内侄女，海盐的张氏族人等，但我对他们都没有太深的印象了。

老宅南草地，1934年

1939年3月8日是撤出老宅，迁入新居的日子。对于祖父和父母亲来说，从此告别居住了25年的老宅，无疑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祥保姊姊曾回忆说：在最后撤离老宅时，她看见祖父在老宅前伫立良久，忆及当年的置业，成之难，而毁之易，不禁扼腕长叹。这苍凉的一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自日寇入侵起，许多家庭、家族，便开始走上了衰落乃至彻底消亡的不归路。

1987年，我和祥保姊姊及庆弟去踏访了那童年的梦。老宅售去之后，新主人把它改造成方方正正的三层楼，没有了尖顶和八角窗，原有的英伦风格荡然无存。此后又被日伪特务潘达强占，变成了一个杀人魔窟。曾听人说潘达住在那里时，在楼下听戏、唱昆曲，佯装风雅，而在楼上则设有秘密刑讯室，后面那幽雅的花园竟成了枪毙地下工作者和埋死尸的地方。我们去踏访的时候，那栋楼是一个单位的宿舍，几乎每一间房里都住了一家人。那昔日敞亮的楼梯间里搭起了一个小屋，原本很有气派的楼梯已被小屋挡得光线昏暗。楼梯间的栏杆上都挂满了瓶瓶罐罐，甚至破藤椅、旧板凳。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雨，阅尽了人间的沧桑，老宅已变得那么阴暗破旧，显得那么疲惫不堪重负。至于那记忆中的花园、草地、大雪松，早就丧失了它们生存的空间。楼前原本是草地的地方，已浇灌了混凝土，搭起了小平房。至于屋后先前那片池水和假山而后来又成杀人魔窟的地方，我们没有去寻访。1995年，老宅因辟通武宁南路工程的需要而拆除。那年12月，父亲在新辟的马路边照了一张相寄给我，照片的背后写着“我所站之处大致就是昔日老宅里大客厅的位置。”1996年我去上海时，在曾经是老宅的地方，见到的是宽阔的马路和三角形的绿化地带，透出了大上海阔步迈向二十一世纪的清新气氛。于是，老宅真正的仅存于记忆之中了。

弟弟喜欢拍摄上海的老房子，每当知道哪个地段即将拆除，就尽量赶在拆除前去拍摄一些照片，留下大上海昔日的身影。2002年他找到我出生的景福里，在现在的北京西路石门二路的一条很狭小的张家宅路内。根据他所拍摄的照片和96岁高龄的父亲的记忆，断定当年外婆家住的是该弄内第三栋楼，即如今的69号。那是一栋老式的两层石库门房子，在上海城市改造的热潮中行将消亡。2002年的深秋，我和清清去上海，弟弟带我们去踏访那栋我未曾相识而却见证了我的出生的石库门小楼，并在标有“69号”门牌的黑漆大门前摄影留念。

70年后寻访出生地

那时，老楼已显得形孤影单了，在它周围的房屋已大部拆除，留下大片瓦砾。后门口有几个老妇在门外摘绿豆芽、聊家常。当问及他们是否将搬迁时，他们回答说：“早晚要搬”，但生活照常不紧不慢地进行着。他们大多是在解放初期搬进来的，现在楼内上上下下一共住了十户人家。从外朝里望，只见光线昏暗的室内堆满了杂物。当问及这里以前是否叫景福里，他们则都答不上来。这时从里面出来一个老头，拄着枴杖。他说曾听说这条弄堂以前叫景福里，但他搬来时已经不叫这个名称了。当问及是否知道以前曾有一家姓葛的人家住在这里，则都摇头称不知。是啊，哪里再去找70多年前的住户呢？往事渐渐地都将被尘封、被遗忘。如果不是弟弟的拍照兴趣，我也不会知道我的出生地究系何处。那栋老旧的石库门小楼，在萧瑟的深秋，散发着一丝忧伤。我下次再去上海时，它肯定已经无处可觅了，也就和极司非而路40号一样，仅存在于记忆之中。

（本文选自张珑著《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一章）

作者介绍

张珑，译审（教授级），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1929年出生于上海，原籍浙江海盐。先后就读于上海中西女子中学、上海圣约翰大学英文系。1951—1969年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任教。1969—1970年在河南秦屯干校下放劳动。1971—1973年在湖南黔阳师范学校英语科任教。1973—1994年任职于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建筑情报研究所，创办英文刊物《中国建筑》，并担任主编。编有中英对照《住房城市规划与建筑管理词汇》，译有十册《中国古建筑大系》之3册——《皇家园囿建筑》《文人园林建筑》《礼制建筑》等，著有《水流云在——张元济孙女的自述》《风清月明：张元济孙女的回忆点滴》等。

文字编辑：樊杨

排版：张毅 郭子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