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件未见著录之碑拓

一、《潍县墓志残拓》（拟名） 一册九开半，剪裱凌乱，墓主、撰文、书丹等未详。墓志云“于同治十三年甲戌九月二十四日亥时终，距生于嘉庆六年辛酉十二月二十日午时，寿享七十有四”，又云“癸卯……援例贡成均以儒学训导候銓”。唯所历之事颇有可言者，如“咸丰壬子粤匪据金陵，各省劝捐，公输将恐后，倡义以助军饷事，闻议光禄寺署正衔。癸丑甲寅粤匪北犯，潍城戒严，公荷戈登陴劳勩忘倦。辛酉丁卯南匪屡寇潍境，团局共谋防守，需资尤夥，公慷慨而输未尝少靳”。据载辛酉年（一八六一年）捻军确屡寇潍境，兹不必论。虽则咸丰元年祁寯藻《遵查各省捐饷并先将晋、陕、川三省数目开单具奏折》云“军需孔亟，增开筹饷事例，奏准令各省劝谕绅商士民捐助军饷，开捐时条款，按道光七年的酌增常例减一成核算，按九成收捐，核其捐资之多寡，分别奏请，破格施恩”，已有因太平天国而“劝捐”之事，然“咸丰壬子（一八五二年）粤匪据金陵，各省劝捐”及“癸丑甲寅粤匪北犯，潍城戒严”两者皆可疑，因癸丑年（一八五三年）甲寅月太平天国尚未攻南京，（详参邓攀《太平军破南京仪凤门之战若干史实考证》一文）何能“据金陵”？何能“北犯”？由于咸丰三年夏（一八五三年）始有雷以诚以地方大员自行设局办捐，可推知“咸丰壬子粤匪据金陵，各省劝捐”非地方欲为捐而自为之说辞，然此言或由僻居一隅声气难通致有舛误原为可宥。唯“北犯”实关地方政务又言之凿凿，且碑成于同治十三年（一八七四年）距其时未远似未可遽疑。据陆景琪、于绍忠《太平天国北伐史论文集·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北伐军在山东的活动》则“粤匪北犯”鲁，最早为一八五四年“3月18日援军入山东单县”。则所载二事均晚一年，可见即使乡绅之墓志，其内容之谬误真伪亦多需斟酌。

二、党怀醇圣旨碑，旧拓一张，党之道立，未见于他处。碑文云“维崇祯五年十月二十二日，皇帝遣本布政使司分守关内道右布政使堵天颜谕祭原任顺天府良乡县知县党怀醇曰：惟尔性赋孤贞，任当冲剧，值叛寇之犯顺，能厉气以巡城，既心尽而力穷，遂捐生而仗节。爰从晋秩特予加，慰尔忠魂，钦兹渥数。不肖子□□官生党之道立”。《咸阳经典旧志稽注》云“党之道 以父还醇荫，官生”。

三、《怡怡别墅记》旧拓一张，宋伯鲁撰并书，末有曹骥观题签“张氏怡怡别墅记”。又见（民国）《续修醴泉县志稿》卷三《地理志》云“《张氏怡怡别墅记》，石刻。邑人宋伯鲁撰并书”，此文于他处未见，仅见于《续修醴泉县志稿》，县志卷十三《艺文志》全录其文，则知《艺文志》所取盖源于碑石。截录如下“……其恳挚逾畴昔，而绝非伪饰，兹其所以难能也。……既为大书而题诸庭，复略述其缘起……”，本拓为“……离其恳挚转逾畴昔，而绝非伪饰，兹其所以难能也。……既为大书而悬诸庭，复略述其缘起……”。“悬诸庭”者如《孙子·九地》“施无法之赏，悬无政之令”，有公布宣扬之意，而《县志》误为“题诸庭”则仅有叙述之意。拓本又有“光绪丙午孟春宋伯鲁撰并书”落款及“伯鲁长寿”、“海棠仙馆”两印。古籍于碑刻墨迹者或不录落款，若徒署其名，录与不录似无甚关碍，设若旁及日期则于研究实有意义。 如咸阳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咸阳市志》“宋伯鲁”条云“光绪二十八年(1902)，宋伯鲁因生活困难，返回陕西。又遭陕西当局陷害，以其'罪在康有为之下，杨深秀之上’，被捕入狱，关押在西安城南皇子坡。时值新任伊犁将军长庚途经陕西，长庚有心保护善类，遂约请宋伯鲁赴疆．寓其幕下数岁。1912年(民国元年)初，……”，又《西辕琐记》卷一云“光绪丙午三月二十三日晴俶装发醴泉，……应伊犁将军长白少白公之聘也”。本文书于光绪丙午（一九零六年）孟春，可知为其赴疆前夕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