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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安：成吉思汗的两匹白马（纸本设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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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碎片中寻找：
兴安散文集及水墨作品分享会
2020年11月8日 下午3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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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兴安，号溪翁。文学艺术评论家、水墨艺术家、编审。蒙古族。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北京作家协会理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中国作协作家书画院艺委会委员。着有散文集《伴酒一生》《在碎片中寻找》以及评论等近百万字。主编有《中国当代乡土小说大系》（与白烨、舒楠）《九十年代中国小说佳作系列》《女性的狂欢：中国当代女性主义小说选》《蔚蓝色天空下的黄金：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代表作品展示》（小说卷）等。少年时习画，近年开始水墨创作，作品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意大利贝纳通学术基金会、法国作家之家、巴黎艺术中心、古巴哈瓦那大学艺术学院等收藏。2018年7月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白马照夜明 青山无古今：兴安水墨艺术展”。2020年1月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心艺术馆举办“在碎片中寻找：兴安水墨艺术展”。
《在碎片中寻找》简介
这是兴安《伴酒一生》之後的第二本散文集。第一部分是对文学与艺术、社会与生活的亲历和感悟，还有对故土、对山川风物的感怀。第二部分是对国内当代作家和艺术家的回忆及印象，其中有汪曾祺、林斤澜、张洁、刘恒、邹静之、王小波、格非、刘震云、孙甘露、徐坤等。作者在三十多年的文学评论和编辑工作中，与很多作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说是新时期中国文学进程的见证者。其文字饱含情感，见地深刻。第三部分是作者在阅读和研究外国作家及作品之余，写的人物随笔，视角独特，旁征博引。
我不是画马的人，我是一个用笔墨，用心“养”马的人。
小时候，在呼伦贝尔，画的第一幅水粉就是马群。后来到北京，一直坚持画画到18岁，马开始逐渐消失在我的笔下，我成了一个用汉语“码字”的人。清代移居北京的蒙古女诗人那逊兰保有一句诗：“无梦到鞍马，有意工文章。”这或许是我的写照。
过了知天命的年龄，当我发现文字已经无法完全表达我的内心的时候，我重新拿起了画笔，马又回到我的生活和梦幻之中。
这几年，在画马之余，我收藏了几乎所有与马有关的东西，马鞍、马镫、马鞭、马辔头，甚至还有我们蒙古人传统的驯马师专用的马汗刮，但就是没有一匹真实的马。传说，明末岭南有位画家张穆，他为了画马，养了很多名马，每天对马的神态、饮食和喜怒哀乐入微观察，他的马因此流传后世。我不想成为一个老老实实画马的人，记得每次回到草原上，我都迫不及待地跑到马的身边，可是，当面对它的时候，它总是转过身体，弃我而去。我起初有些失望，这个时候，主人往往会牵过一匹马来让我观赏，可我却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我喜欢这样的马——它不是用来被驯服的，它要与人类保持距离，它必须有野性，哪怕是被套上缰绳，它也应该保持自己的世界。
所以，画了那么多的马，但我并不是一个画马的人，我应该是一个用笔墨，用心渴望与之建立关系的人。
（选自兴安散文集《在碎片中寻找》）
兴安散文选篇附在页底：
（一）西索木
（二）蒙古包：真实的与想象的
兴安散文选篇
（一）西索木
西索木是我最初认识草原的地方。它位于呼伦贝尔的鄂温克旗境内，汉语又称西公社。20世纪六七十年代，差不多每年暑假，我都要和奶奶来这里住一段时间。这里有我的大姑大姑父，有莲花姐和常花姐，还有比我大几个月的表哥金福。记得最清楚的是附近的一口水井，我每天都会与姐姐们来这里打水。一根绳子拴着一只水桶，扔进井里，手腕一抖，将水桶扣入水中然后一提，满满一桶水就被我们合力提拉上来。井很深，里面非常凉爽，所以索木的人常把新鲜的牛羊肉用塑料布包好，系上绳子悬挂在深深的井壁上。从没有人拿错、更不会有人偷走。
姑姑家有个大院子，里面有两座用柳条编栏围起的高高的牛粪堆，牛粪之间的缝隙，便成为小鸟们的巢穴，我常踮起脚尖站在牛粪堆前倾听里面雏鸟的叫、想象着用手掏出几只鸟蛋或者雏鸟来。离家不远处是粮库的大草垛，姑父在粮食管理站负责，因此，我和金福可以自由出入。我们曾在草垛上面挖了个大、躺在里面看满天的星星。远处的草地上有布里亚特人的蒙古包、勒勒车，还有一种后来我在俄罗斯电影里见过的四轮马车。偶尔会有戴着尖顶帽的布里亚人骑着马从我们门前的路上走过，我总会看着他们漂亮而独特的服饰发呆。
差不多四十年后，也就是2016年的夏天，我让金福开车带着我，来到西索木，穿过泥泞的土路，我见到了我住过的那个院子，崭新的结实的砖房之间，一个破旧的黑乎乎的土坯小房，孤零零地隐在角落。金福告诉我，这应该是当年他们家的仓房。我有些吃惊和怅惘，难道这就是那个仓房?记忆中它很大很大的。有一年暑假，我住在这里，无意中走进了这间仓房，这里是储存粮食和发酵酸奶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个麻袋，里面装着满满的花生。在那个年代花生是一种紧俏的食物，在北方牧区很少能够吃到，我盯着在我眼里变得金灿灿的花生，不住地咽口水。我抓了一把走出了仓房，躲在没人的地方，迅速地扒开壳儿，将花生仁塞进嘴里。花生进了肚，馋虫又开始蠢蠢欲动。我无法自制地蹑手蹑脚地回到仓房，又抓了一大把。心里默默地下着保证，最后一次了，再不吃了。如此这般，不知往返多少次，只见麻袋瘪下一小半，我的小肚子被撑得鼓鼓的。当晚，我就受到了惩罚，拉了一整夜的稀。奶奶不明真相，心疼地揉着我的肚子，用蒙古语念念有词：“米尼奥恩宝勒啊——万恩帖奥塔(我的孙儿啊，聪明听话的孩子)”。听了奶奶的安慰，我既害羞又“委屈”，不觉地哭出声来。从此我与生花生像结了仇，躲之不及，还经常劝诫别人不要生吃花生。但是只有我自己最清楚，那么多东西装进肚子里，无论什么都是吃不消的。
这便是我对西索木的记忆之一。写这段文字，缘于最近看了女作家晶达的小说《烧羊粪的浴室》，它让我重新记起这个给我童年记忆很深的所在。晶达写的是当下的西索木，让我感觉已经陌生，谁能想到这么个小地方也会进入二十一世纪，也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也会经历所谓现代性的洗礼和困扰。但是无论世间如何变幻，无论你知道不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依然会过自己的日子，况且他们的日子与我们的日子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快乐也罢悲伤也罢，永远那么轮回着、生动着。
确实，西索木对我来说已然陌生，就如同我记忆里是“西苏木”一样。为什么一个汉字翻译的变化，会让同一个蒙古语地名发生变异和生疏感?幸好我还记得它原初的蒙古语发音“巴仁苏木”，不然它一定会与我儿时的记忆无法对接，甚至发生抵触。
到了追忆似水年华的知天命年龄，我常常做同样一个梦，暗夜中的我如魂灵般飞临那片草原，但梦中的我只能俯瞰，任凭我如何努力也无法着落。结果常常是让我心痛而醒，老泪纵横。或许西索木是我打开儿时记忆之门的一个锁孔，我可以在时间之门的背面，通过小小的锁孔，追索时光之隙，遥想往事如烟。而那只开启时间之门的钥匙，我却永远也找不到了。
（二）蒙古包：真实的与想象的
三年前，我突发奇想，想重温一下住蒙古包的感觉。可家乡的朋友告诉我，现在牧民都不住蒙古包了。为了满足我的奇想，朋友特意委托一家牧民为我搭了一座蒙古包。这里方圆几十里没有人家，主人是一对年轻夫妇，女儿在旗里上学。每天清晨，丈夫赶着牲畜到远处放牧，妻子则忙完家务活后，坐在房前的台阶上，用手机发信息。草原上信号不好，为了给女儿发一条信息，她往往要发十几次才能成功。我与他们生活在一起，酒醺之后共同吟唱蒙古民歌，相互建立了很深的友情。然而，在蒙古包里过了几天“牧民不如”的生活之后，我终于耐不住草原的寂寞和清苦。临别我塞给女主人五百元钱，作为对他们热情款待的酬谢。我本以为她会拒绝，至少要推让一下，可是，她拿过钱，头也不回地跑进屋里，再也没出来。我不解，是嫌钱少还是因为我给他们钱不高兴?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回到北京，我就给朋友电话。他的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五百元在草原上不是小数目，所以她不会嫌钱少，至于你给钱他们不高兴更不可能，你以为还是几十年前的草原吗?牧民也有市场意识了。他说：夫妇俩对你的来访从心底里高兴，她不想在你面前流露半点离别的伤感。当接你的车开得很远时，两人才走出房子，久久眺望你远去方向。
这段经历让我感触很深。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我对蒙古包的感觉、对牧民生活和他们心理的猜测都不过是一种想象，至少是一段遥不可及的回忆。不久前，我看过蒙古族摄影师阿音的一组有关蒙古包的照片，我对蒙古包即将在草原上绝迹感到痛心疾首。可是家乡的朋友反驳我：作为民族文化，蒙古包确实有象征意义，但是你住着宽敞舒适的现代化高楼，却让牧民永远挤在蒙古包里，你觉得公平吗?我哑口无言。我开始检讨自己，同为蒙古人，我们之间的差别却像两个世界。我不能因为自己的情感和想象就要求他们永远滞留在几千年前的时空之中。人类在进步，蒙古族也需要发展。再想想我们这些在城市里养尊处优的作家们，一写到草原，就是蒙古包、蒙古袍、骑马、射箭等等，似乎文学只能在这些古老的事物上才能获取灵感。而实际上大多数牧民已经舍弃蒙古包，不穿蒙古袍了，他们更喜欢温暖的砖瓦房，喜欢汽车、摩托车，喜欢电视和手机，甚至上网。而我们一看到这些变化，便开始抱怨和叹息民族特征，甚至民族精神的遗失。我们其实根本不了解牧民的现代生活和他们真实的愿望。他们与我们在对草原和民族的定义上已然存在着一条裂缝，这条裂缝使我们对现实中的人物无法近距离地观察，以致对他们进行了不真实甚至错误的描绘。
当然，我并不主张草原城市化，也不希望过度开发草原上的资源。尤其对那些不可再生的资源的非理性开发，将使草原永远失去生命的绿色，蒙古人也最终丧失祖先留下的美好家园。这确实是一个矛盾，既要让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又不损伤民族精神的根基，更不以破坏土地的生态和环境为代价。我以为对这种矛盾的阐释和见证才是作家应该关注的焦点，由此类推其他民族所面临的问题，莫不如此。这其实是一个民族能够立足于今天的阵痛，也是一个民族走向未来的起点。我们的作家必须真诚面对。
文章已于2020-11-04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