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论坛】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

作者简介

       蔡世平，国家一级作家。文化部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特聘专家，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华诗词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中国当代诗词研究所所长。主要作品集有∶词集《南园词》《21世纪新锐吟家诗词编年》、楹联集《南园楹联》、诗论集《中华诗词现代化散论》、散文集《大漠兵谣》、书法集《词随心动——蔡世平自书南园诗词》等。因《南园词》创作，引发“蔡世平文化现象”，评论、研究与赏析《南园词》的专著有《南园词评论》(李元洛、周笃文、王兆鹏等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旧体词的当代突围——以蔡世平南园词为例》(王雅平著，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南园风景——蔡词赏析》(何文俊著，线装书局2012)）。

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

蔡世平

中华诗词是在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的艺术，当然也是人类的艺术。这种艺术的最大特点是以少少许，胜多多许。就是说能以最精短、最精妙的语言文字，表达最丰富的内容和最微妙的情感，因此深受汉民族的喜爱。我们读到的最早的中华诗词是相传虞舜时期的《南风歌》和《卿云歌》，距今四千多年。古人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是文学使中华诗词一路走下来，走了四千多年；是文学使中华诗词还会继续走下去。只要汉语言文字存在，中华诗词就一定存在。

今天面对中华诗词蓬勃发展的局面，我想以当代文学为背景，以“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为切入点，谈谈对当下旧体诗词创作的看法，谈谈旧体诗词的当代审美问题。目的是想引起诗词界和文学艺术界对旧体诗词的重视和注意，关心旧体诗词建设，客观地认识旧体诗词，是好说好，是不好说不好，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提高旧体诗词创作整体的文学水准，恢复旧体诗词在当代的声誉，扩大旧体诗词在当代的影响，引导旧体诗词健康发展。

一、问题的提出

“作为文学的中华诗词”，在今天提出这么一个命题，主要基于如下判断：

第一，好诗多。我说的“好诗”是指具有文学艺术品质的诗词，也就是说是文学的诗词作品。新时期以来的三十多年里，旧体诗词由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复苏到二十一世纪走向复兴具有三个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一九八四年成立中国韵文学会、一九八七年成立中华诗词学会和二〇一一年在北京成立中华诗词研究院。特别是中华诗词研究院的成立，第一次使诗词文学有了“国家户口”。

今天旧体诗词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产生了很多很好的诗词作品，也出现了很多优秀的诗人，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喜人局面。现在的确处在一个诗词繁荣的好时代。人们有钱又有闲，有知识又有文化、有智慧，不像封建时代，读书人少，写诗的人也少。今天的人拿起笔来，打开电脑，就可以用四六句子说一些文雅的话，写一些短小的诗词，随时随地把自己的经历和观感记录下来。因此今天出现“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诗词大军，年发表诗词“数十万”首，就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是一个非常可喜的文化现象。

在这么一个庞大的诗词写作群体里，当然会产生许多优秀的诗篇和优秀的诗人。这一点不奇怪。如果没有好作品和好诗人那才叫奇怪呢，因为汉民族毕竟是一个诗性的民族，写诗的人大抵是高智商的。主流文学的小说家、散文家、戏剧家不要老拿没有出现当代李白、当代杜甫，就轻看旧体诗词，因为我们迄今也没发现哪一位当代作家超过了曹雪芹和鲁迅。文学是全民族的事业，各有各的好，还是宽容一点好，心平气和一点好。

今天好诗不少，好诗人也不少，这个客观事实谁也否定不了、谁也抹杀不了。这是诗词发展的主流，应当充分肯定。这也是当下旧体诗词一个基本的形势判断和价值判断。如果动摇了这一基本判断，也就动摇了中华文化的当代传承，中华诗词就缺乏立足的根基，也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和必要。因此我们要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以作品说话，理直气壮地讲今天的好诗好词，讲今天诗词发展的好形势好局面，讲旧体诗词是中华文学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让文化界和全社会都能认识新时期以来持续兴起的旧体诗词热为和谐社会建设发挥的积极作用，和对当代文学所作的有益贡献。因为与主流文学比，旧体诗词在今天还是一个弱势的文学群体，需要得到社会的扶持和鼓励。同时，也要看到诗词作者的不懈努力和顽强坚守对中华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作用，这种价值也是不能低估的。

第二，文学性少或完全没有文学性可言的“非诗”也多。现在不少诗词看上去也挺“诗词”，虽然也平平仄仄，虽然也起承转合，虽然也修辞炼句，但是它仍然不能称作“诗”，更不要说“好诗”了。因为这些“诗”只是徒有诗词的外壳，它的内核被掏空了，与中华诗词的精神意旨与诗性要求渐行渐远，甚至完全找不到“诗”的感觉。对于这些诗词，人们越来越觉得面目生疏，而不是亲切可爱。引不起读者阅读快感的旧体诗词就不能充分吸收社会的新鲜营养，必然导致生长发育不良。不能不看到，读多生厌，是当下不少旧体诗词的尴尬处境。

第三，不成比例。就是说“诗”与“非诗”不成比例。“非诗”的量大大多于“诗”的量，致使“诗”被淹没在太多的“非诗”里。“诗”被“非诗”遮蔽了。今天已经进入个性化写作的时代。谁都想表达一下自己，文学一下自己，手机、电脑写作又没有编辑把关，十分方便快捷，手指轻轻一按就“发表”了，闪电般传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这也是产生“非诗”多的原因。人们说今天的旧体诗词是“诗人不多，写诗的人不少；作品不多，出书的人不少”。这一多一少反映了社会对旧体诗词的总体评价。

虽然今天有这么多诗人在写诗、发表诗、出版诗，但事实上，旧体诗词并没有成为今天的大众阅读，更多的旧体诗词局限在小圈子里、小地域里、小本本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旧体诗词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文学阵容，总是在文学的边缘地带徘徊。更有一些地方的旧体诗词社团归属老干部门和体育部门管理，旧体诗词写作成为一项娱乐养生、健身健脑的文娱体育活动，与文学艺术一点都不沾边，这叫诗词作者很是难堪和气短。因此，今天特别需要从整体上评估旧体诗词。既要看到取得的成绩，也要看到存在的不足。

可喜的是主流文学已经开始重视并关注旧体诗词建设。二〇一一年九月七日成立的中华诗词研究院，是列入国家编制的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二〇一一年十月三十日，中国作家协会出版集团、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联合在京主办“首届中国旧体诗歌学术论坛”，主流文学作家、诗人和旧体诗词作者坐到同一个屋子里来讨论旧体诗词，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事情，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个会议。但是，旧体诗词进入主流文学还有一段比较长的路要走。关键还是旧体诗词自身要说得起话，诗人们要拿出文学的诗词作品奉献给社会。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强筋健骨，加强自身的文学修养。尤其要提高旧体诗词书写者的审美能力和艺术价值水准；要适应读者的文学期待，恢复旧体诗词的本来面目。因此，谈旧体诗词，不能不首谈其“文学性”。

二、文学性缺失不应回避

今天不少的旧体诗词已经成为一个“文学”问题，恐怕不是我一人的看法。只要不自以为是，不自我膨胀，不夜郎自大，冷静地观察与思考，对比着中华古典诗词，就会发现差距在哪里。当代旧体诗词“文学性”式微和缺失是显而易见的。

翻开今天众多的旧体诗词专刊、专集(公开出版的、自费印刷的)和报纸副刊、视听传媒等发表的诗词作品，以及海量的网络诗词，我们发现堪称文学艺术作品的诗词少之又少，有的诗词看单个字、词、句有文学性，但整体看又不能算“作品”。时下，更多的旧体诗词是“三重”：重复古人、重复他人、重复自己。令人眼睛一亮的诗词作品难得见到。“似曾相识”产生的审美疲劳，是一个较为常见的现象。

文学性缺失，造成旧体诗词生命力萎缩，影响了旧体诗词的当代声誉，自然影响旧体诗词的大众阅读。

生命力萎缩的表现之一，是语言陈旧老套。几千年的旧体诗词写作，形成了一套专门的语言系统。这个语言系统是以文言文为基础的，经过一代又一代诗人创造、累聚起来，具有巨大的传统习惯性和传统覆盖力。这个语言系统流淌成一条中华诗词的河流，产生了唐诗宋词两个文化高峰，也产生了许许多多的诗词大家。我们不能说这个语言系统不好。但是今天时代变了，书写的方式也变了。今天是白话文写作，又全面吸收了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包括语言和思维。如果仍然使用文言文语言系统，显然不合时宜，也会产生时代隔阂。

可是今天的许多诗词写作者却有一个认识上的误区，以为旧体诗词就是要按照老样子来写，有的甚至极端地认为越老气越好，越老气越典雅，不这么写就不是中华诗词，更不是好的中华诗词了。这跟时下许多中国画家或书法家穿唐装、履布鞋，而油画家着牛仔服、留长发是一个思维定式和一种形式追求，先不管艺术性如何，起码得让人家瞧上一眼，就知道咱操的就是这行。时风所及，变之何难！

诗词作者总是不能从旧的语言体制内走出来，从旧的语言阴影里走出来。因此，今天不少旧体诗词写作，进行的还是老式语言的流水线作业。这个语言系统被存放在一个公共仓库里，而且分门别类，码放得整整齐齐。还被编成一套一套的诗词语言大全，风景类、送别类、节日类、季节类、边塞类、爱情类……可谓应有尽有。门是敞开的，诗人按照需要，随时去拿、去取。诗人们经过训练，大都轻车熟路，成竹在胸，也不用多看多想，闭着眼睛就可以抓一把他所需要的“现成语”回来，嵌进诗词里。所以就出现了时下许多诗词千人一面，千口一腔的语言现象。按照这种方法创作出来的诗词，就如市场上的行画，看上去还真像那么一回事，但细一考究，又离文学越来越远。

旧体诗词因为形制是统一了的，那么对语言的要求就特别苛刻。说语言是诗词的一切也不为过。诗词创作成也是语言，败也是语言。当然我说的是“文学”诗词。写着玩玩，那是另外的一回事。当然，旧体诗词可以多种多样，可以保留“文言文”写作方式。但是，毕竟今天的诗词面对的是当代文学的背景，面对的是今天的人民大众，真要把旧体诗词当做一件当代文学事业去做，适合当代人的阅读习惯，就得是当代语境下的写作，必须在当代语言上狠下一番功夫。

纵观旧体诗词的语言规律，无外乎是两条。一条是“语言要随时代”，另一条是“语言是自己的”。

“语言要随时代”，是说诗词语言一定要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而变化。时代的声息就是诗词的声息。时代怎么发音，诗词就要怎么发音。不能让读者读你的诗词，读到的尽是前人的、古人的、死人的句子。

“语言是自己的”，是说语言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是你的喜怒哀乐，是你的呼吸吐纳，是你的鼻子眼睛。你怎么说话，你就怎么写诗。语言是钓鱼的诱饵，看着爽眼，闻着有香，嚼着有味才叫好。总之，要想着法子去讨读者的喜欢，去吊读者的胃口。

现在的诗词多的是“现成语”，这是语言的大忌。所谓“现成语”是指你使用文字前就已经存在的语言。这种语言再好也是别人的。诗词创作虽然不能完全撇开“现成语”，但也要尽可能创新词，说新语。在诗词语言上，也要有独立门户的志气，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独木桥虽险，但写者用心，读者欢心。

生命力萎缩的表现之二，是意象重复。诗词既是语言的艺术，但同时又是意象的艺术。意象重复同样可怕。古人已经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诗词意象，变成了一个个固定的文学表达符号。比如“相思”，就是恋人思念；“天涯”，就是两人隔得远；“桃源”，就是美好世界；“夕阳”，就是退休老人；“人面”，就是姑娘漂亮；“秋风”，就是伤感；“红豆”，就是相思；“漏尽”，就是时间；“梅花”，就是报春；“喜鹊叫”就是好消息来了……罢了，还可以列出很多来。今天的旧体诗词里，这样的词语比比皆是。读者的眼睛还没有靠近这个词，就已经晓得你要说什么了。语言和意象都成了一个早已加工好的零部件，诗人想一个主题出来，重新组装一下，一首诗就算写成了。所以时下常见的诗词创作差不多和语言一样，也就完全成了一种大众按需所取的公共写作。一般说来公共写作是不可能出好作品的。

文学常识告诉人们，艺术贵在创造。世界上没有这个词，是你创造了这个词；世界上没有这个意象，是你创造了这个意象；世界上没有这个结构，是你创造了这个结构。这就是文学的诗词创作。其实，写诗就是写你独特的生命体验和心灵感受。如秦观《春日》“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都是写春天，但各有各的不同，各有各的味道。

人是灵性的，感知世界是千丝万缕，千变万化的。即使在人群中，作为个体的人，也是孤独的。朱彝尊的《桂殿秋》为什么排在清朝小令第一的位置？就是因为“共眠一舸听秋雨，小簟轻衾各自寒”的词句，写出了普遍的人面对强大的社会现实产生的个人渺小无法抗拒、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共眠”与“自寒”的苍凉现实图景，直逼每一个人，莫不引起心灵的强烈震撼。

人始终在找“伴”、找理解、找支持、找帮助、找依靠。个体的写作，写出了多数人的感受，才会引起他人的共鸣，从而达到心灵的默契和安慰。从文学本质上说，写诗就是写你心中的灵光一闪，写你和恋人的一见钟情，写你行走中的一次精神奇遇。无论是低吟浅唱，还是慷慨高歌；无论是私人化抒写，还是主旋律歌吟，都可以完成这样的表达，写出或婉约或豪放的作品。这样的写作才会获得精神享受和快乐，赢得读者的喜爱。因此，意象的新鲜、细腻就是写作者的最高追求。通过你的写作来丰富人的情感世界，也丰富文学的精神世界。

生命力萎缩的表现之三，是精神疲软。精神疲软，更是当下常见的旧体诗词写作一个绕不开的话题。不少反映时代风貌的作品，看不到承载思想的具有说服力的坚硬的物质基础。崇高是想出来的，伟大是做出来的，形势大好是说出来的，就是不让读者从诗中读着感觉出来。以“桃源”意旨为例，陶渊明创造了一个文学的桃花源，但我认为更是一个精神的桃花源。陶渊明需要桃花源来平静自己也平静现实社会一颗颗痛苦的心。这才是“桃花源”的精神意旨。可是到了今天，“桃花源”意象成了表达美好生活的标签，到处都在贴。哪里生活好，就往哪里贴；哪里向往好，就往哪里贴，几成乡村农户家门上红红的大“福”字。“福”也，“符”也，真的有意思。你看今日写新农村建设的诗词，“桃花源”(“桃源”)多得读者读着都不好意思了。仿佛只要把“桃花源”、“桃源”几个字放进诗里，这诗就诗意了，就生动了，就新农村了。写诗哪有如此简单的事啊。

陶渊明创造的“桃花源”其背景是魏晋那个动乱时代血淋淋的现实。写的虽然是桃花源，但实际表达的是魏晋那个黑暗时代的可怕，人心的撕裂。其实起码在迄今为止的现实社会中还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桃花源”。还是毛泽东理解的深：“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毛泽东就根本不相信会有一个现实的桃花源。可是我们今天的诗人看到一些地方路通了，桥通了，新房子建起来了，老百姓手中也有几个闲钱了，就真的以为“桃花源”了。不仅读者不会相信，作者也不会相信的。

我不是反对写桃花源，更不是看不到新农村建设的现实成就，而是说作为诗词文学这么来写，就显得事实的细节支撑不够，作者笔力发劲的后盾不够。桃花源任何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写，重要的是要写出精神的桃花源。令人信服的“桃花源”非大力量者写不出来。文学创作不是电视新闻，说农村富了，镜头就拍老农民高兴地在数钱，手哆嗦着，钱都握不紧。观众看了只想发笑，是苦笑，把农民的境界放低了。作为文学的当代诗词就不能如此简单化、表层化处理了。真正好的诗是要写背景后面的东西，写灵魂的东西。

所谓文学精神，就是要深刻地打通这个时代的心灵呼吸。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来看问题，才能看得准，文学创作的尺度才会把握得好。时下有的诗词写作，要么把社会看成一团糟，这也不是，那也不好，说腐败，好像全腐败了，就没一个好人了，就没有一块干净土地了，语言刻薄尖酸，这其实是一种写作偏见，也是一种民族虚无主义。而某些主旋律作品又一味涂脂抹粉，轻浅浮华，无限上升和拔高，给人感觉不真实。诗词缺内力，缺劲道。诗词写作不能停留在表层叙述上，皮是皮，肉是肉，看不到骨头的质地和思想的光芒。

自然世界是阳光照耀的世界。虽然也有云雾阴霾，但常见的还是阳光照耀，雨露滋润，万物生长。诗人是要存一颗温暖的心的，社会更需要温暖人心的诗篇。有了这样的写作情怀，即便写阴影，也是阳光下的阴影；即便写罪恶，也是阳光下的罪恶。这样的诗才能令人感动，促人警醒。作为战争题材的《木兰诗》，之所以千百年来人们喜爱，长诵不衰，就是因为它表现了人们普遍向往的民间温情，表现了中国民间最为自然、古朴的民风、民俗和民间的精神。当代中国人口多，发展建设速度快，整个社会都“动”起来了，人心躁动不安，的确需要我们的文学让世界理性一些，让人心沉静一些，唤起读者的温心，培育建设美好家园的社会信念。

三、原因何在

探讨当下旧体诗词文学性缺失的原因，我以为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诗人的身份变了。我们知道，封建时代的诗人大都是士大夫阶层，是经过科考出来的知识分子，且都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因此，他们创作的诗词，大抵都能称为“作品”。今天的情况完全不同了。今天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是人民大众的写作。国家政治形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诗词作者的身份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过去是很少的人在写作，今天是很多的人在写作。过去是上层的士大夫写作，今天是民间的大众写作。一般说来，士大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精英阶层，他们家底厚实，家学渊源，书读得多，又经过层层筛选，做了官见多识广，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事手头做着，“诗言志”的教导心里放着，所以写出来的诗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一般都过得去。而那时发表、出书又极不容易，要一个字一个字抄出来，一刀一刀刻出来，自己把关严，社会把关也严。所以我们今天读古典的诗词都能读出那个“好”来。但是进入改革开放的年代后，社会一下子富裕起来了，旧体诗词逢春化雨，遍地开花。诗人普遍的文学修养不够、文学准备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现在的诗人写了诗就发表、就出版，就短信发给朋友，网络送给千家。随意性写作，也是今天诗词的一个普遍现象，出现顺口溜之类的非诗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但是，我们更要看到今天诗词作者身份的解放，无疑是中华诗词发展史上一件具有特别意义，值得大书特书的好事。它是诗人思想的解放、思维的解放、写作题材和抒情对象的解放，是“诗”的大解放。这也是我认为可以继唐宋后产生又一个诗词高峰的理由。“民间”和“大众”是我们解读今天诗词现象的两个关键词。旧体诗词的今天在民间、在大众，旧体诗词的未来也在民间、在大众。民间是诗词的肥沃土壤，大众是诗词写作的主体。只要加强文学修养，进行必要的文学准备，民间的大众的诗词写作一定会带来中华诗词的真正繁荣。

再一个是太注重技术标准。不是技术不行，而是技术太行。技术不等于艺术，这是艺术创作的常识。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是技术强过了艺术，或者说是太注重技术标准，而削弱了艺术标准，因为有一个流行已久的观点叫做“旧体诗词难学”。难在哪里呢？难在平仄格律。不是说难么？我就迎难而上，攻坚破难。于是符合平仄格律的旧体诗词成批量生产出来了。这就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只要掌握了平仄格律，就写好了旧体诗词，就是文学作品。殊不知这些中规中矩、合辙押韵的“诗词”是不能成为真正意义的诗词的，顶多只能算韵文文字，但又没有了韵文的严谨与法度。

文学的诗词，是“艺”和“术”的统一。艺由心生，术由手造。术是可以学来的，艺不一定学得来，更多的靠悟、靠养。“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的这个“养”讲的就是精神层面的东西，也是艺术形成和产生的过程。你可以把古人的技学得很到位，但是要进入古人创造的意气和境界却很难。真正的意气和境界得借天地造化出来，得靠心灵感应出来。照搬古人的境界和意气，不是境界低俗，就是了无生气。诗词写作最终考验的就是“艺”这一块。

四、回到常识

对于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来说，需要回到常识来看问题。常识是什么呢？常识是“诗词是文学”，而且是“文学中的文学”。因为通常的说法是“诗词是文学王冠上的明珠”。极言诗词的“文学性”，这反映了诗词艺术的历史影响与文学地位，也反映了社会对诗词艺术的评价维度。

毫无疑问，旧体诗词写作成了中华民族二十一世纪一道独特的文化风景线。是什么力量催生了这种写作热潮？回答只能是诗词这种文学形式。虞舜的《南风歌》曰：“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卿云歌》曰：“卿云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今天读来仍觉生意盎然，为什么？因为它们具有永恒的文学价值。什么是中华诗词的生命？当然只能是文学。文学艺术和人类社会的关系是种子与土地的关系。种子揉进泥土里，阳光照耀它、雨露滋润它，春天里会长出新苗，秋天里会收获果实。因此，文学艺术之力也可以看成是生长着的自然之力，是“天”和“地”给予“人”的力，任何东西都抵挡不了它，也摧毁不了它。因为它可以再生，生生不息，直到永远。文学是心灵开出的花朵，同时也是开启心智的钥匙。人们知道，人是神秘的，自己不能完全解释自己，也不能完全解释他人。人们还知道，自然和社会是神秘的，科学再怎么发达人也不能完全解释自然和社会。人们还发现，人，只有通过艺术、哲学和科学，方可获得对自己、对自然、对社会的认知与了解。文学艺术就是上帝赋予人类破解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秘密武器。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是远行者的通行证。它的神奇性就在于能超越社会现实，使不美好的现实生活变得美好，使美好的现实生活变得更美好，从而使读者获得一次愉快的精神远游。人们接受诗词，阅读它、欣赏它，就是企望能够获得一次愉快的精神行旅。

中国文艺思想的大原则是“形而下者谓之器，形而上者谓之道”。艺术的根本存在，是形而上——道的精神。因此，离开文学讨论诗词无异于舍本求末，是没有意义的。这就需要回到常识来认识旧体诗词。也只有回到常识，才能使话题更实际、更深入。

常识是什么呢？常识是文学。

五、要有物质基础

旧体诗词似乎是天马行空的艺术。诗人一会儿天，一会儿地；一会儿高山，一会儿大海；一会儿赤橙黄绿青蓝紫，一会儿又柴米油盐酱醋茶。总之是宇宙万物的大挪动、大调度、大安排，是最随心所欲的艺术。这是旧体诗词的特点，是写作的易处，但也是其难处。时空跨度大，语言跳跃大，内容选择大，你可以是孙悟空，七十二变，想怎么“变”就可以怎么“变”，但是弄不好很容易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从虚空到虚空，最后搞成一个“诗”的空架子，诗词写作者于此不可不小心谨慎，反复掂量。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世界里，是物质世界撑起文学的天空。离开物质的文学是没有的。《红楼梦》写的都是婆婆妈妈的居家小事，但语言句句落在物上，思想存放在厚实的物质基础上，这才成就了《红楼梦》的伟大。文学是情感的表达。情感需要物来承载。“礼轻仁义重”，说的就是“物”的意义。而这个“物”是承载心灵的物，传达感情的物。虽然同样是玫瑰，但送给女友的玫瑰与原野自然生长的玫瑰是不一样的。旧体诗词创作也不例外，同样需要一个感情落脚的地方。感情落了地，根子扎得深，写的东西自然充沛饱满，要想读者不喜欢你的诗也难。

人们睁开眼睛就能看到“物”，但此“物”非彼“物”。诗人所要的物，一定是与众不同的“物”，是诗人心里的物。好诗都存放在细心处，只有细心才可以找到它。唐朝诗人刘皂的诗“珊瑚枕上千行泪，不是思君是恨君”，和另一位唐朝诗人赵嘏的诗“自恨身轻不如燕，春来还绕御帘飞”，表现妃子的微妙心情，体察入微，丝丝入扣。后宫佳丽三千，皇帝哪里顾得过来啊，宠幸一次，就再也不见了。见又见不到，逃又逃不了，所以这诗就写出了妃子的宫廷命运，一如春花不能自由开放而致凋零的痛苦挣扎，富贵且凄惶。想想真是够残酷的了。这实际上是今天主流文学作家所张扬的所谓“身体(下半身)写作”，当作西方时髦和宝贝在大肆摆弄。殊不知我们的古典诗词一千多年前就写到了。但以我的阅读视野，迄今还没有读到如此深刻的现实题材的“身体写作”，因为没有像这诗里呈现出来身体里的一个活的灵魂。文学的高下就在这里见出工夫。

诗人有了生活的地基，又用自己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还有四肢、身体和心灵去感知、去触摸，就能写出生活中毛茸茸的质感。在我看来，写诗就如拔萝卜，要拔出萝卜带出泥才好。读者看到诗词上的“泥土”和“小须毛”，自然就感到亲切和温暖。

六、“句句有出处”只对了一半

诗词书写者没有不知道“句句有出处”的，一位古诗人随便说的一句话，不知何时成了写诗的普遍信条、至理名言。与此相呼应的还有“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这些话自然也没有错，对于培养诗词的语言感觉，提升对诗词的感悟能力，无疑是大大的有益处。但是任何事情都不能过了头、绝对化。一旦走了极端，就会走向它的反面，不仅害人，而且害己。我认为“句句有出处”，只对了一半，这句话强调的是多读书、多积累的好处。但是诗是诗人自己写出来的，如果“句句有出处”，其结果只能是“句句无自己”。没有新意的诗，自然是没有文学性的诗。今天我们的许多诗几乎都能看到前人的影子、古人的影子、他人的影子，但就是很少看到自己的影子、艺术的影子。为何？因为“句句有出处”。

诗要典雅。几乎又是一条旧体诗词的写作成规。弄得今天不少的诗词作者忙个不停地在故纸堆里寻找伯牙琴、桃花扇。诗人是要经常回过头去想一想《诗经》是如何写出来的，乐府是如何写出来的，还有晚唐及北宋的词是如何写出来的。《诗经》、乐府和晚唐及北宋的词，写得都很自然率性，用典也少，因为没有现成的模样去“克隆”，这样的诗总是新鲜可爱。“句句有出处”，是知识，是学问，而知识和学问不都是艺术。诗是要从学问里“化”出来的，但你已经先入为主了，作者很难摆脱“出处”的影子。师傅在跟前站着，指指画画，徒弟怎么能放开自己的手脚啊。

我这样说不是要诗人不读书、不读诗。我说的是不可以被古人、被他人牵着自己的鼻子走，这样会永远没有出息。“句句有出处”是熟悉，事实上诗是要生疏的。诗写得太熟练了，就会流于皮相。皮相的诗不会看到心的跳动，血的流动。我以为诗恰恰不是越熟练越好，而是要越生疏越好。郑板桥说“画到生时是熟时”，我要再加上一句“熟里求生也要知”。作诗太有经验就会“唯经验是从”，落入一个又一个自己编织的笼子里，才华都被经验给绑架了。这就像谈恋爱。最好的恋爱，其实是没有恋爱经验的恋爱，感情的真纯和自然流露才是最好的。

七、变诗词写作为运用诗词形式的文学创作

诗词写作，实质就是诗词文学创作。当代诗词创作，就是当代文学创作。当代文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成为以白话文话语形态为基础的文学。这是文学的时代选择，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任何人无法改变它。因此，当代诗词应当积极适应这一时代潮流的变化，主动融进当代小说、当代散文、当代诗歌(新诗)、当代戏剧、当代影视等“当代文学”创作中去，自觉承担起时代赋予诗词的社会责任和历史使命，书写具有鲜明时代特征、深刻反映社会现实、生动记录当代人喜怒哀乐的诗词文学作品。唯其这样，才能赢得今天旧体诗词的时代尊严，也才能赢得今天旧体诗词的文学地位。

写诗是手段，文学创作才是目的。可是，对于这么一个文学常识问题，在今天的旧体诗词写作中似乎被颠倒过来了。写诗填词，直接成了目的。这样一来，诗词的文学性被大大消解了。这就要求诗词作者要转换思维，调整写作角度，变诗词写作为运用诗词形式的文学创作。角度变了，写作的态度也会随着变，对诗词的要求也会变，语言也会变，意象也会变，结构也会变，总之，会带来一系列变化，使诗词写作呈现一个全新的面貌。

按照当代文学的艺术性要求和当代读者的审美需求进行创作，是旧体诗词作者应当接受的一种写作思维。旧体诗词作者要认识到，当代文学文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几代知识分子和作家、诗人的共同努力，是他们将中华传统文学精华和西方现代文学经验合为一炉，熔铸锻造而成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辛勤培育了当代社会的文学生态，也培育了大众的阅读欣赏习惯。因此，当下的旧体诗词创作，既要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吸收营养，也要从西方现实主义文学中借鉴其经验，丰富今天的诗词创作和诗词表现力，创造当代旧体诗词文学文本。这个文学文本坚守旧体诗词平仄格律，是融进新的语言、新的意象、新的构造的文学文本。

我以为，文本不是完全指外部形式，它应当包括内部的精神构造。今天的诗人，是要完成旧体诗词写作从“旧”到“新”的漂亮转身。早转身，早受益；晚转身，晚受益；不转身，不受益。要知道，用今天的语言和思维来写旧体诗词，会使旧体诗词出现意想不到效果，只会使诗词写得更好，更受当代人欢迎。

作为文学的诗词创作，就不应总是纠缠在一些枝节问题上，比如平水韵、新声韵之争。我看这种争论没多少实际意义，至少意义不大。真正的诗人，自然不会理会，理会的只能是靠“技术”吃饭的写诗匠。如果你的诗词文学性强，读者认可是诗词，是真东西。即使不符合平水韵或新声韵，也可以成为好诗词。你就是合辙押韵，起承转合样样都全，但如果没有文学艺术性，那也不能算诗词。文学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文学。

文学是一项严肃的、崇高的事业，按照文学的规律和要求来创作，你会把写作当成一种新的发现和创造。这个世界原来没有人发现和本来没有的东西，是你发现了、创造了，你就会享受到对社会贡献的欢愉与快乐。文学是金子，金子不可能泛滥，泛滥的只是时尚和垃圾。你把诗词当文学作品来写，就会认真对待每一个字，让文字活起来。就不会写很多，事实上也写不了那么多，也就不会因为像时下许多诗词写手一样，一天好几首，几个月下来就可以出一本诗集，最终“自己把自己打倒”了。因为社会目前还不具备接受如此“诗词天才”的心理条件。提醒诗人注意一个事实：现在的读者时间贼贵，掐着指头，分分秒秒计算自己如何进入社会，不被社会抛弃了、冷落了，根本没耐心去沙里淘金。还有一个事实是：作为一个诗人来说，读者不是记住你的多，而是记住你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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