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关于“内循环”与“双循环”——在战略思想库线上研讨会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大家好！非常赞成刚才余永定教授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也简单谈一下自己的一些理解。

我的基本认识是，现在中央表述的“国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中，双循环是一个完整的方针，是政策组合的大框架，现在的新意，则更体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之所以要强调这个“为主”，我个人认为在逻辑上，和前面我们已有过的特别强调“扩大内需”，在逻辑上是同一个“阶段性相机抉择”的逻辑——既然是又要立足于本国，又要拥抱全球化来实现现代化的发展，那么这个双循环应该是一个长期坚持的完整的大框架，但是在一些特定的背景情况之下，强调扩大内需和强调现在的内循环为主，又有现实的突出意义。

前两轮我们碰到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的时候，扩大内需那个表述已经被社会方方面面广泛接受了，那如果再接着往下想，扩大内需它得到的供给的回应，合成的就是一个经济循环。现在讲的内循环，是更多地讲在内需扩大之后形成的循环，我所以认为这是同一个事情在不同阶段上的两个具体表述，是一个逻辑，或者说一脉相承。

在国际大循环（外循环）方面，王建教授在80年代就强调的“两头在外”，后来对于整个中国的发展产生了非常重大影响，在中国上升为最高层面的决策。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是不是可以这么说：这个国际大循环的份量，有一个由升到减的变化：我们开始很弱，很多的原始积累和一开始的蓄势过程，要更多依靠引进外资，以后还要培育我们各种各样相关要素的成长，两头在外就先成引进，然后再出去，这个大循环中间把整个中国的发展局面带起来了。这是一个意义非常重大的框架。但是毕竟我们这些年是富起来、而且要努力强起来了，已经在制造业方面成了世界工厂了，国内循环的市场潜力可以更多变为现实支撑力量了，国际大循环这方面的份量由升再到减是必然的，原因上可再加上近来外部不确定性的剧增。但是这个国际大循环还要长期坚持，我看不出来什么时候可以不注重国际大循环——但是它的份量调减，又是合乎逻辑的。刚才余教授用了“扬弃”这个词，是有这个意思吧——主体仍然在，但是它要升华，两头在外的具体的形式和它的品质是要提高的。我们过去可能是来料加工、“三来一补”为主的两头在外，现在我们更多的是全球各种要素供给到了国内，我们在产业链提升状态下更好形成中高端的产品，既满足国内需要又输出到国际上去。这样的品质提升，也是必须要努力追求的。

那么内需这方面要扩大以后，更多在内循环这个方面形成经济运行的支撑，再到中央现在强调的“为主”，我认为这个“为主”的份量就是适应当下外部巨大的不确定性——我们毕竟相对好掌握的，是内部的这样一些确定性因素，更多立足于内循环，扩大内需为主，这个份量以后也是可以相机调适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领导人也同时特别强调了内循环决不意味着重回闭关锁国。我们中国社会现在很多的舆论界情绪化的东西，非常容易导致走极端，在理性的判断这方面还是要把内循环和外循环合在一起，强调双循环是个完整框架。那么在外生要求还是内生要求这个角度做个回应的话，我认为应该讲，更多的是基于我国现代化成长的内生要求，当然也适应着外部环境的变化。现在说稳增长，防风险，从“六稳”到“六保”这些短中期的特征，更明显了一些，但短中期一定是连接着长期努力的，长期一定是要在内外互动、内循环外循环互相促进、相得益彰的过程中，继续争取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而且，现在强调内循环为主，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要积极考虑面对风险，把握好中国自己手里的主动权。这个内循环为主的份量可以相机调适，主动权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上，这也是一个战略考虑。既然我们还有这么可观的发展潜力、韧性、回旋余地，是中国的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还要对接国际化和信息化客观形成的我们的成长性，那么我们当然就要在主动权这方面紧紧抓住不放。

这种主动权在不同的领域里，还得具体分析。我也注意到，余教授的文章里面强调了粮食安全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如果再说得开阔一点儿，是不是还可以加上芯片安全、航空发动机安全等等这样一些突出的问题。这些如作具体的分析，我觉得都不可以一概而论，一定要有供给侧角度上尽可能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比如粗粗的说，我认为粮食安全在内循环这个视角上看，我们过去主要在大豆、玉米等代表的进口方面已较多依赖国际市场，如果这方面有变化的话，我们的替代弹性还是相对比较高的。大豆进口可腾出中国大量的农田，把我们自己相对优势的一些农作物更好在本土安排，进口品帮助解决中国人的食用油问题，还有就是食油加工后以豆饼作为饲料，又带出肉食这方面的供给。现在跟中美之间的严峻局面相关，我们不得不从巴西和从其他一些地方更多考虑进口大豆，或者以后要有这种根据情况的不断调节，但毕竟会有替代，很难设想中国人在全球就买不到大豆了——这种情况基本不会有的。当然，这里面怎么样调节，从食油到豆饼，到饲料，到肉食，怎么样掌握好有一定替代的解决方案，就得要专家团队和科学决策主体一起努力。

能源安全方面据我的了解，这些年我们已经在光电、风电方面即“可替代”新能源方面，使其成长性居于全球前列了，当然在整个能源供应里面它们所占的比重毕竟还相对低，基数低但是增长的速率相当高，我们要保持这个势头。未来在能源方面，如果石油、天然气进口这方面已经是很高的依存度，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再更高了，或者受到压力还须给它压低、我们自己要找到替代能源的话，一方面是拼命继续发展新能源，这方面的势头不错；另外一方面，我们当然还要强调在努力开发煤炭清洁利用技术这方面，把本土丰富的煤资源运用起来，这也是别无选择的。这个煤的清洁利用，据专业人士说在发电领域里已经有了相当高水平，在一定压力的倒逼之下，中国怎样在主要用于火电的煤耗这个领域里，把清洁化水平提高，减少污染方面的不良影响，这也是大有可为的，也是应该有一定信心的。

我觉得更难受的、让中国人现在觉得被卡住脖子的这个芯片，别无选择，解决芯片安全必须是依靠举国体制2.0版，借鉴两弹一星的经验，但一定要加上对接市场这方面很多于市场经济条件之下我们要解决的新问题。芯片不是说你鼓捣出些什么样品来就行了，它一定要最后达到在市场上能够大批量、源源不断、高稳定性、高质量提供成品这样的生产能力。这个产能的培养，我现在看材料，专家认为至少要有5年左右的时间段，甚至要准备5-8年的时间。怎么扛过这个最困难的卡脖子的时期，这方面确实是一个严峻的挑战。有些具体的芯片供应，我们就得退而求其次，据说最尖端的5纳米、7纳米的芯片，它支撑整个产能是10%左右。那么尖端的一些东西，我们这5年中间可能就不得不有些迟滞，甚至退步；但是更多的80%、90%那些产品，无非就是那个芯片所占的体积稍微大一点儿，设计空间、使用空间都是允许的，这方面当然还要专业人士进一步讨论。但是我们承认，最高端的芯片，过去是花多少钱也买不来的产能，现在人家干脆就断供，这就是非常严峻的问题，是我们在内循环里特别突出的自己现在一下还解决不好的问题，那么也得硬着头皮找到尽可能好的解决方案。至于航空发动机，我也知道多少年前就在努力，到把哪些可用因素合在一起，几年内能够冲关成功？现在没有看到更多的资料，这个方面如果说还要有个若干年的冲关期，那么它的情况就跟芯片有点儿像。但是毕竟航空发动机的供主，有俄罗斯这个方面，在可以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可能俄罗斯这方面不会完全断供。这些事情都得具体分析。

回过头来，最后说一下，我们题目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就是处理内循环、外循环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要领、特别关键的因素是什么？我个人认为，说到底，中国本土企业活力能不能如愿地发挥，这是最根本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是市场主体能够在升级这个方向上不断有这种使内由外循环可持续，而且能够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活力释放与调试中的自平衡实力。统筹全局，这种企业的微观层面的活力一定要有宏观决策上高水平的改革胆略和决策，要在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方面，下决心打造出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现在各个方面不提了，已经到了今年这样的时点，但实话实说，跟原来的期待相比，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但是也别无选择，必须向前继续努力取得改革的决定性成果。这里面最主要的问题，我认为就是要吸取东北前一段看起来振兴了，怎么后来又没有后劲儿了这方面的教训。前几天在经社理事会讨论的时候，沈德咏副主席提出一个问题，也可说是“东北之问”吧：东北有这么好的产业基础，前一轮又看到振兴的局面，怎么现在又碰到明显的困难局面了？我特别强调，这里面市场经济的“文化”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和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东北那个地方为什么不良口碑是“投资不过山海关”呢？就是方方面面大家实际上特别认同的，还是崇拜权力，崇拜关系，没有建立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开门招商关门打狗，一系列的这样一些扭曲，使交易成本过高，风险过高，契约很难得到遵守，酒桌上酒酣耳热之际说的话，后来又不做数，那怎么有好的投资环境，企业的活力怎么可能真正发挥出来？东北这次要真正实现新的振兴，一定要学习珠三角、长三角，把市场经济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诚信文化，契约精神，市场经济的商业文明诸方面，努力培育和提升起来。我觉得这对于全国来说有类似的意义：内循环要做得好，它现在的挑战是有人说东北病还有传染性，我们看到另外一些地方，在西北，在河北，在山东，咱们内部可说得比较直率一点儿，多多少少有东北病传染的特点了，珠三角、长三角正面的东西，能不能更多地来“传染”一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内外循环综合在一起，关键是企业的活力要能够真正发挥起来，而是一定是通过改革方面的攻坚克难。

我就说这些不成熟的看法。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现任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是北京、上海、福建、安徽、甘肃、广西、西藏等地方政府特聘专家、顾问或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南开大学、武汉大学、厦门大学等多所高校特聘教授。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1995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党和国家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第二届理事会期间任首席经济学家），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后又撰写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模型与实践路径》、《供给侧改革主线上的未来财税》、《财政学通论》等多部专著。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