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推荐 | 有关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两点认识

（本文系贾康先生2017年3月27日在海南中改院“中国挪威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

谢谢主持人郑新立主任！我尽量简短地谈两点看法。

第一是关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的哲理取向和制度环境建设。我们这个讨论单元列出了“全球化”这个大方向，然后跟着讨论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问题。我觉得在全球化大方向下，其内涵对接现在中国领导人在明确表述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理念，这一理念引导之下的和平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共享发展，是全球化的客观的大潮流。其实追溯下来，这和中国人在历史上所说的追求“天下大同”的愿景、所信仰的“天下为公”，以及2016年中国的官方媒体反复提到的“初心”和“信仰”，我认为它们都是内洽的。如要说初心和信仰，就从马克思主义来说，我十几岁就在读《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的理想我认为首先初步实现在以北欧为代表的这些经济体里面。看一下实证可观察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高额累进税的调节，中产阶级为主体、共同富裕的生活场景以及阳光化的民主法治制度环境、公共财政的相对健全，等等，这些东西当然是代表了人类文明提升的主潮流和我们追求的全球化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意愿，它们在哲理层面上是要贯通的。当然在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也已有很好对接的基本概念，比如中国自贸区建设对应着全球化，它所提出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对于企业是实行负面清单，而政府作为公权主体是正面清单、责任清单，有权必有责，要把权力关到法治的笼子里。这是我想谈的第一点，即中国讨论中等收入阶层培育的问题，要进一步明确哲理取向和制度环境建设，而和全球各方更好地交流、互动。

第二层我想谈的看法，是针对着中国的问题作一勾画。关于中等收入阶层的培育，我更愿意强调中等收入阶层首先是个相对的定性概念，而且中国的相关统计数据，应该说有严重的问题。所谓相对概念，就是说不要太计较与别的经济体在绝对数值上的对比。所谓要定性，就是首先要理解中等收入阶层应该是这样的一些社会成员：他们有恒产——中国人特别看重的有房有车，还要有一定量的储蓄，特别是你有房的时候不应是以痛苦的当房奴的状态去占有它，而且有相匹配的教育、医疗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服务，与社保体系是要融为一体的，而且还应具备享受旅游等生活闲暇的能力，等等。对这样一些中等收入阶层，首先从定性上来认识它，我觉得就要进一步探究现在我们能拿到的官方统计数据方面，要怎么样消除一些假象。官方统计数据表明的中国人现在的“收入五等分”，我认为你直观看上去，它无法揭示中国居民收入分配这个视角上的我们实质的财产占有倒金字塔型和人口结构正金字塔型这方面应有的认同——在五等分上来看，收入最高层级的和次高层级的这两组，合在一起在城市占到了61.8%，接近2/3，而在乡村占到了67.1%，2/3以上，是这样一个显然的大多数。在社会成员收入结构来看，按统计局的数据报出来的直观表现，容易使人误解为中国现在倒是成了个倒金字塔型，收入高的层面占了2/3甚至更高，但是中国社会真实图景是什么呢？我们总体来说，在2010年确切无疑进入世界上可对比的中等收入阶段，现在又提高到人均GDP8000美元左右，但同时基尼系数还相当高，应该讲在将近14亿人中，至少2/3以上的社会成员是属于低中收入阶层的。进而把这些人去掉以后，剩下的20%-30%的社会成员里，真正为富豪的人口比重，仍然是相当低的——虽然中国已培育出来的亿万富豪在世界上都很有影响，但因为人口基数很大，放到人口中总的100%里，以及放在剩下的约1/3人口里，也是占比很低的，而他们的财富比重却是极高的。所以，直观的高收入组带来的分布，人口结构上的倒金字塔型到了考虑财富分布来看，应是一个这样的真实图景：人口结构由富到穷要承认其实是正金字塔型，顶端很小，即富豪占比很小，而财富正好反过来是一个倒金字塔型的对比。形成这个假象的后面，有一个我认为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知道中国的五等分等等数据，主要来自家计调查，而家计调查是由人们自愿填报的。现实生活中间真正的富豪没有人愿意填报。你也可以了解一下，像王小鲁教授做过深入研究的中国那些有灰色收入、黑色收入的人们，一般也是不填报的，即使他填报的时候，也不会真正如实填报自己的灰色收入、黑色收入。这些家计调查数据放在一起，我们不能说它没有意义，但它跟中国的真相有相当大的距离。总之，我们在研究中间，是不是要特别注意这样一个我愿意强调的在整个接近14亿人中，中等收入阶层是个相对的定性概念，而且中国的统计数据一定要得到研究者进一步的分析而校正它的一些假象。谢谢！

贾 康 介 绍

现任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家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2016年出版《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供给侧改革十讲》、《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