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徒”贾樟柯
“从汾阳走向世界，他还是那个贾科长吗？”
曾经，我们在他的电影里看见中国；曾经，我们在他的电影里回到故乡。
一提到他，知名艺术片导演的印象就会不自觉地浮现。
如今，原有的标签已无法将他归纳。
十月底，贾樟柯发起的平遥国际电影展拉开帷幕，千年古城又一次热闹起来，嘉宾、媒体、影迷、同行纷至沓来。
之前的发布会上，贾樟柯登场亮相，站在他身旁的两个高个子，一位是随时等待相机捕捉的形象大使范冰冰，一位是前威尼斯电影节主席，影展艺术总监马可·穆勒。
一边是大明星，一边是大专家，既有专业的国际范，也有接地气的热度。无论你想从哪个方面入手，贾樟柯都帮你想好了发稿的选题。
“政府搭台，企业唱戏”。又一个文化事件，以中国的方式发生着。
平遥元年，仗义相助的陌陌，在映前广告里撩拨着年轻悸动的心。拿着580块的开幕式门票，人们走进6000万建成的平遥电影宫，献上了主办方期待的欢呼尖叫。
科长变主席，刷遍的人情卡，换来的是大咖云集。
近年来痴迷江湖的他，请来了一生豪情爱鸽子的吴宇森开课，放起了幕后合作多年的北野武的新片，甚至为黑帮片的祖师爷，法国导演梅尔维尔办起了回顾展。
冯小刚“被迫撤档”的《芳华》来了，戛纳最佳影片《魔方》来了，入围柏林电影节的中国动画《大世界》也来了，独立制作或是获奖名片，艺术都是这儿的主基调。
“感谢我们的指导单位：国家广电总局电影局，山西省委宣传部，山西省广电，还有晋中市委市政府，平遥县委县政府。他们做了大量协调沟通跟支持的工作，确保影展能够如期按照计划稳步往前走。”
主席台上的贾樟柯，言语谨慎，神色紧张，就像个发布新品的产品经理。
从山西走向世界，又从世界回到山西。
贾樟柯，始终游走于故乡与他乡之间。
“雾霾，下决心搬离北京。”2015年，贾樟柯用一条微博，告别了文化中心帝都，回到了老家贾家庄，摆上特产的汾酒，开起了小面馆。
一副退隐姿态的他，2014年只在韩寒的《后会无期》里打了个酱油，说着“大家都是没本事的人”，当年的项目，明面上也只有为陌陌拍的新广告。
直到《山河故人》上映，人们才发现一切都是在卖关子。晋商本色尽显的贾樟柯，不仅收割了一波久违的情怀，三千多万的票房，也打破了这个文艺导演的历史记录。
《后会无期》中的贾樟柯▼
“我记得我一边看一边流眼泪，不知道为什么太激动了。看完之后就完蛋了，我就要拍电影，我不管了。”1991年，看完《黄土地》的贾樟柯，铁了心地要做导演。
连续考了三年，他终于来到北京，进入了电影学院。
在这里，大龄青年贾樟柯，遇上了同学王宏伟，成立了“青年实验电影小组”，拍了部叫作《小山回家》的短片。
从此，木讷忧郁的河南人王宏伟，开始成为贾樟柯镜头中的最佳男主角，从一炮成名的《小武》，到《站台》的崔明亮，他的形象成了一个动人的底层符号。
“中国电影并不习惯讲述真实的生活，我的电影会让他们不习惯。”误打误撞成为演员的王宏伟，帮助贾樟柯获得了最初的声名，拍出了那些不一样的电影。
可就像电影里的“靳小勇”与“梁小武”，这对伙伴的境遇却大不相同。
继续前进的贾樟柯，跻身“第六代”导演阵营，从威尼斯捧回金狮，成了聚光灯下的大导演。
▲《小武》里的“靳小勇”与《小贾回家》里的“贾樟柯”
而王宏伟呢，就一直活跃在独立电影界，他就好像被定格在了某个年代，多年后面对记者的采访，仍然自嘲道：“为什么20年前不找我呢？《小武》已经翻篇了。”
2008年，短片《河上的爱情》，王宏伟最后一次担任贾樟柯的主角。
这部多角恋爱戏，一对是《站台》里的“崔明亮”与“尹瑞娟”，一对则是《颐和园》的“余虹”与“周伟”，来自第六代另一位代表人物娄烨。
戏里戏外，都是老友重聚。
贾樟柯的《河上的爱情》，像一封情书，又像是一曲挽歌，纪念的都是那些曾经闪亮的日子。
从小镇青年到中产精英，从无名小卒到业界大佬，贾樟柯的身份越来越复杂。
北京西河星汇影业创始人、上海大学温哥华电影学院院长、新媒体项目“柯首映”投资人、平遥国际影展创始人、“山河故人·家厨”面馆老板，拍广告，当演员，主持，写书，演讲，除了不见踪影的《在清朝》，他的业务范围早已不仅是“科长”。
忙碌的贾樟柯，像个不务正业的“叛徒”，离导演越来越远，离商人越来越近。
“我们这种穷街陋巷的生活，我觉得需要有人讲出来。”▼
越来越中国，越来越不电影。影迷心中的贾樟柯，现在就像个枪法日益娴熟的狙击手，虽然还能命中某些现实，却没有了当初才华横溢的风采。
与平遥影展差不多同时，贾樟柯还撺掇了一个叫《时间去哪儿了》的项目。
这部短片合集，邀请了“金砖五国”导演，宣传语是“唯真情能抵时光”，虽然在质量上不值一提，但这又红又专的走心宣传，还是透着藏不住的精明。
单说科长执导的《逢春》一段，除了有几个镜头能让你想起昔日的《站台》，止不住的抒情，则在时刻提醒你，这是部蹭热点的二胎宣传片。
人与时代的关系，从来都是贾樟柯电影最引人关注的点。
“当一个社会急匆匆往前赶路的时代，不能因为要往前走，就忽视那个被你撞倒的人。”
1997年《小武》，2000年《站台》，2002年《任逍遥》，带着这样的信念，贾樟柯拍起了以前从不会出现在电影中的人物。
“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只是中国的几盆盆景，不是真实的中国。”为了看见更普遍的中国现实，贾樟柯离开家乡山西，野心直奔更宏大的寓言而去。
2006年，《三峡好人》威尼斯载誉归来，作为“时代记录者”的贾樟柯，获得了应有的褒奖，也正式开始了与时代的正面对抗。
“我们懒得装斯文去搭理一个已装不下斯文的人；再重复一遍艺谋导演的话：他的失败不是因为我们的存在；傍着《黄金甲》炒作的片子和人多的是，我们不在意多一个贾导演和他的片子。我们更不在乎贾导演向老外汇报什么。”时任张艺谋的制片人，张伟平如是说。
起源于批评，演变成骂战，最终沦为泼脏水。被彻底激怒的贾樟柯，以卵击石地选择让《三峡好人》与《满城尽带黄金甲》同日上映，悲壮地上演了一场行为艺术。
全球票房收回成本，中国市场却前途渺茫，一部反映中国人普遍生存困境的电影，却收获不了多少的中国观众。
36岁的贾樟柯，当年还是意气用事的青年。北大演讲的末尾，当谈到只有七天的影院排期，他语带哽咽地说：“我想看看在这个崇拜黄金的时代，谁还关心好人。”
到底是艺术表现需要还是讨好西方评委？到底是投机的影展宠儿还是真诚的中国良心？《黄金甲》一役，将贾樟柯的电影推上了风口浪尖。
“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那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就是今天不知怎么形成的畸形的‘爱国主义者’。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者’是可怕的，不尊重个体权利的‘爱国主义者’是专制的。这样的‘爱国者’实际上是‘爱国贼’。”对于误解谩骂，当年的贾樟柯，选择狠狠地予以还击。
“忍无可忍则无需再忍。重回地下！”历经龙标通过，种子泄漏，上映禁令，《天注定》最终注定无法公映。2012年的一条微博，让贾樟柯再次引起关注。
从地下到地上，遭小人中伤举报，与总局百般周旋。
贾樟柯对抗的时代，不只有来自观众的“卖国”质疑，还有来自体制的压抑封禁。
这旷日持久的战斗，似乎让他消耗了太多的才华。后《三峡好人》时期，在几部不尽如人意的作品后，贾樟柯另辟蹊径，用类型片的风格拍出了《天注定》。
然而，这次改变并没有那么成功。当我们打开《天注定》的视频文件，会发现曾经从容记录时代的贾樟柯，现在已经成了时代追赶者，就像作家余华的《第七天》一样，当起了社会新闻的剪报员，只停留在了魔幻的现实表面。
此后的《山河故人》，更像是一出中年怀旧的情节剧，锐气隐匿，煽情浮现，真正能让我们动容的部分，其实都只是贾樟柯的自我重复。
2017年，胡子拉碴的贾樟柯，面对许知远笨拙的采访时，反倒吐露了不少心声。
“无穷无尽地阐释自己的观点是令人厌倦的。”作为国内最擅长自我阐释的导演之一，说得比拍得越来越好的贾樟柯，也开始失去了辩解的兴趣。
“我对形成共识没有兴趣。”拍片19年的贾樟柯，用电影改变世界的念头越来越淡，悲观的情绪冲淡了愤青的热情。
庙堂的阻挠，群众的误解，抓不住时代脉搏的焦虑，使得认识到自我局限的贾樟柯，开始形而上地思考，开始读天体物理，玩VR，准备古装武侠片《在清朝》。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我认为我只对真人感兴趣，所谓真人很简单，说人话，做人事。”
曾经深入现实的贾樟柯，如今像个疲惫不堪的“叛徒”，只身前往心醉已久的江湖。
他的前方，走着当年影响他的前辈，一边是张艺谋这样自废武功，投降商业的“第五代”，一边是侯孝贤这样到处筹钱，苦心坚持的“艺术家”。
像商人般行事，不再聚焦现实，贾樟柯的缺席，让中国银幕少了些真实。
这个时代，还需要死磕理想的严肃作者吗？还需要刺痛现实的严肃电影吗？还需要一板一眼的严肃评论吗？
写下这篇稿子的小十君，心里还没有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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