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日本的财阀是如何诞生的?
原作者 | [日]武田晴人
摘编 | 徐悦东
《财阀的时代》，[日]武田晴人著，王广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1年5月版
政商的诞生：政府孕育的商机
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扮演的作用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差异。当今已经排除了政府对企业经营管理肆意干涉的可能，但在明治初期，并没有所谓支撑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经营自由”。在当时政企关系的框架下，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所起到的作用远远高于现在。当时，这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也被称为“政商”。
“政商”这一概念与“财阀”相同，最早多为媒体使用。一般来讲，政商是指那些同政治相接近并获取利益的商人。这是最容易理解，也是一个超越时空范畴的概念。本文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是作为财阀起源的政商型企业家，他们在明治初期政府所主导的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等国策中，为推进日本经济社会整体的近代化及中央集权国家体制建设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在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一批被称为政商的企业家走上了历史舞台。
“政商”一词给人带来的印象往往是负面的，作为严肃的学术研究本不应该使用这种带有价值判断的表述。但是，并没有一个更中立的概念能够代替它，我们也只能使用之。但这里要声明的是，笔者并非带着价值判断来使用它。即使这些政商与政治相接近并谋取了暴利，那么问题出在谋取利益的商人身上还是出在给商人谋利空间的政府身上，这本身也是复杂的问题。要回答这一问题还得从时代的构造和特质来看，这是我们思考这一问题的出发点。
没有工业的明治初期是如何产生财阀的？
明治初期基本没有工业，民间经济活动的规模也不大。其经济的基本构造是，从农民那里收取年贡、地租，以这些资金作为原始资本用于政府推进的工业化建设，资金也顺势流入民间的经济活动。这是最大规模的资金流。
当时日本人口的七八成居住在农村，以从事农业生产为生。农作物生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七成左右，如果加上以农村纺织品为代表的手工生产则可达到八成，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以农村为中心的社会。农作物生产的相当一部分以地租的形式被政府征收，无论是物品还是金钱的流通，这种经过政府掌控的体系较以往时代都大大增强。
现在，企业是生产物品的主力，以此为中心产生大量的现金流。企业收入的一部分以工资的形式返还给工人，这部分工资被工人消费后，最终又形成了企业的销售额。这种基于市场原则的流通机制，其效用要远远大于政府通过税收来调节市场的机制。
但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政府对经济运行具有压倒性的影响力。因此政府周边有大量的物品和资金流动，在商人看来商机就在政府周边打转。政府居于经济活动的中心，很有野心的商人也将手伸到政府内部以寻求赚钱的机会。当然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产生了不正当金钱关系，这些另当别论。我们这里所要阐述的是一个以政府为中心制造商机的经济体系。
其中的典型就是“官公预金”案例。通过这一方式，商人获得了经营金融业的商机。放高利贷是将自己的钱借贷出去，而吸纳他人的存款再将资金借贷出去并从中赚取差价，是银行等近代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接收“官公预金”的商人从功能上来看十分接近近代金融机构，只是存入方是政府而已。
日本明治维新后，工业迅速发展
当时有能力存款的人少之又少，大多数人苦于高额的年贡，并无余钱用于存款，江户的市井小民有句谚语叫作“不留隔夜钱”，银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作用。
“官公预金”是政府把征收的税金（地租）等在一定期限内交给商人保管的形式，政府不收取商人利息。由于每年都有一定量的资金流入，所以资金的来源有保障。一些商户即使仅仅承接一个或两个县的出纳业务，如果能够接受一定额度的资金，也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收益。
这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这种形式的商机就“埋伏”在政府的周围。除了确定的“开港场”贸易之外，商人只要能够抓住政府周边的商机，成功的可能性就非常高，这是当时时代的特色，所以也被称为“政商的时代”。这一时期，以“年贡经济”为特征的封建性经济社会构造尚未解体。
在明治初期，谁有机会成为财阀？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商机落到了谁的手里？具有商业头脑并且资金储备较多的商人占得先机。这些商人要么在江户时代就开始经商，要么是在幕末维新的动乱期发迹。
但是，更有实力和可能性的集团——外国资本家来到了横滨和神户。这些外国人比日本人更懂得如何有效地运筹商机。为了追求商业机会而登陆的，都是具有商业头脑且具有成功可能性的外国人。不过，日本政府却采取了将这些外国投资家彻底排除的政策。
这一点跟二战后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政策有很大不同。东南亚国家在1960年代以后开始了优先扶植民族资本的政策，但在此之前则以经济开发为目的大量吸引国外投资和援助。结果产生了一大批与政商共生共存的外国资本家，导致这些国家财政收支不平衡等一系列问题。
明治时代的日本政府将这些潜在的外国资本家予以排除，吸收政府乳汁的经济主体仅仅限定在日本国内。因为政府的限制政策，才培育了一批被称为“政商”并后来发展成为财阀的日本企业家。
这种彻底排除外国人的政策在高岛煤矿的案例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在幕末维新初期，高岛煤矿的经营管理权一度有转让给外国人经营的哥拉巴商会之虞。日本政府新制定了矿山相关法令（即“矿山心得书”），宣布国内矿山国有，且明确了外国人不得拥有开采权的方针，以此来阻止外国资本的入侵。最早的铁路新桥—横滨线的铺设权也经由政府的交涉从美国人手中收回，以此为出发点，日本的铁道网建设得以展开。
如此一来，政府周围的商机在排除了外国人之后，事实上仅仅提供给日本商人，明治政府在此基础上主导并推进了政商型经济的发展。
表2-1为截至1880年前后政府支出的财政资金向民间融资的数据。政府为确立通货制度而积蓄的“准备金”被作为财政资金活用于殖产兴业政策，并向民间事业提供贷款。表2-1所示为主要的融资对象、时期及金额。其中，最大的融资对象是三菱会社，在1875~1879年共计融资近250万日元。针对法人（会社）的融资共计730多万日元，其中为支持三菱的海运事业提供的资金大约占总额度的1/3。其次是广业商会、三井物产、上毛蚕丝等以出口振兴为目的的企业。明治初期日本的贸易主要掌握在横滨、神户等地外国商馆手中。明治政府为收回贸易自主权开始培养本国的贸易商社，为奖励其同外国直接交易而提供资金支持，这是政府向广业商会、三井物产、上毛蚕丝提供融资的原因。
个人层面向五代友厚提供的融资最多，为69万多日元，主要是作为“蓼蓝染料制造会社”的创设资金来使用。排在后面的是涩泽荣一、益田孝、原善三郎等人。涩泽荣一是第一国立银行的行长，益田孝是三井物产的经营责任人，原善三郎是横滨的生丝商，对他们三人的融资共计50多万日元，主要是作为处理横滨出口过剩的蚕种资金使用。排名第三位的是萨摩出身的岛津忠义，主要以矿山开发为目的向其提供25万多日元融资。川崎八右卫门是后来创设川崎银行的“川崎财阀”创始人。田中平八自称“天下丝平”，是横滨的生丝商人。日本政府的资金大多向上述实业家倾斜，这是当时财政资金融资的基本状况。
表2-1中还罗列了融资的返还率。其中，只有岛津和川崎是100%返还融资，另外田中平八的返还率为98%，这些作为政商知名度不太高的实业家规规矩矩地偿还了政府的融资。其他诸如三菱会社为77%，三井物产为85%，广业商会仅仅为10%。个人名义中五代友厚仅偿还了8%。这种利用“准备金”来进行的资金援助是借贷型的融资，但有相当部分的企业和个人没有足额偿还。
即使如此，对于政府而言，作为推行近代化政策的重要一环，向这些企业和个人的融资仍然必要。例如，日后成为重要贸易商的三井物产和海运业龙头的三菱会社在企业发展的早期都得益于政府的融资。政府在工业化的进程中并不能担任全部角色，所以对实施主体的民间企业进行保护并提供援助。这些接受政府援助的商人利用政府的保护和培育政策积蓄利益、拓展经营，这种政治与商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得以形成。
日本政府之所以能够向商人提供融资，主要得益于前述“年贡经济”的经济结构。农民无法主导税金的征收和使用，他们所支付的税金被作为培育政商的资金来使用。这是我所理解的政商得以形成的原因，接下来我将以翔实的案例来讨论政府对政商的保护。
近代日本政府是如何保护政商的？
政商其实有很多的案例，这里仅以后来成为财阀的其中四个政商来详细讨论。三井最早以接受“官公预金”的形式开始金融业务，随后从事直接出口业务的三井物产也开始接受政府保护，这两个领域是三井作为政商活动的中心。在三井的案例中，除了三井方面的努力之外，政府也有意让三井专注于金融和贸易业务，过去一直是主营业务中心的吴服店则移交给三井组内的别家管理。
三井固然是重要的案例，因为上一章对其做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在此从略。这里主要介绍的分别是现在瑞穗银行（旧富士银行）之前身的安田、与大成建设有关联的大仓、现在基本什么遗产都没有留下的五代友厚以及我们所熟悉的三菱的案例。这四个案例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不是自江户时代就发迹的老牌商人。与之相对，三井则是始自江户时代的资深富豪，跟上一章所述的鸿池、小野组、岛田组相同。这里讨论的商人，如安田善次郎、大仓喜八郎、五代友厚、岩崎弥太郎等则是仅用一代人的时间就在动乱期崛起的政商。
安田善次郎出生于越中的富山，父亲是一位司茶人。在明治维新尚未开始的1863年，26岁的安田便独立经营了换钱的小店铺。这一时期各藩的货币种类不同、铜钱的价值相异，安田通过换钱铺赚取手续费起家。这种最原始的财富积累手段为他的事业赚取了第一桶金。动乱和通胀让他的财富迅速膨胀，第二年资本金就达到25两并创立了“安田屋”。1866年安田在日本桥设立主营货币兑换业务的“安田商店”，1867年因其在通货鉴定所积累的超群经验而被幕府指定为御用旧金银回收商。就这样，安田作为金融业者迅速崭露头角，到1870年其财产已经达到5000两。
安田虽说是幕府的御用商人，但并不代表他（一直）站在幕府一方。明治维新之后安田迅速向维新政府投诚。1874年岛田组和小野组破产之后，安田利用只有三井一家经营“官金御用”的空隙成功涉足这一领域，紧随时代潮流抓住新的商业机会。
安田于1880年成立安田银行。其实他在五年前的1875年就参与成立了第三国立银行，因此第三国立银行又被称为安田银行的别动队。该银行是为响应明治政府创立金融制度的号召，根据国立银行条例而成立的。后来第三国立银行成为普通银行，于大正年间被安田银行兼并，并发展成为战后的富士银行及今天著名的大银行——瑞穗银行。
安田就这样从一个小换钱商迅速成长为可以参与第三国立银行成立的大金融家。最初根据国立银行条例成立的银行有四家，当初设想为五家，第三家因故终止。其中，第一国立银行由小野组、三井组共同成立，涩泽荣一担任总负责人。第二国立银行设在横滨，安田参与设立的第三国立银行于1876年10月开张，第四国立银行由新潟县知名大地主出资筹建。从1863年到1875年的12年间，安田以惊人的业绩一举成为金融业界的代表人物。不过安田后来因为金钱借贷问题遭受“恶评”，并于1921年被右翼国粹主义者刺杀。
安田善次郎开展事业的特征是以“金钱”为中心抓住商机，在向政府靠近的同时将重点放在了银行业。当然，除安田之外还有浅野总一郎等实力派银行业者，不过安田的最主要特色还在于将事业重心放在银行，并辅之以生命保险、一般保险等，凭借金融业发展成为大财阀。
大仓喜八郎也有着复杂的经历，据说他是越后新发田（今新潟县新发田市）名主之后。
安田善次郎
1854年，18岁的大仓来到江户，在商人家以住家学徒的身份打工。虽然说是名主之后，可见其经济条件并不宽裕。大约三年之后开始独立经营干货店，1865年成立大仓火器店。如果说安田是靠经营“金钱”生意起家，那么大仓可以说是靠经营“物品”生意起家。
大仓经营的重大商机出现在1875~1877年。大仓在1873年成立大仓组商会，正好赶上明治政府的 “西南战争”，大仓组商会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充分发挥商人的头脑，承担了兵员、粮草、弹药运输等业务。大仓知道这些业务不仅仅涉及“物品”，还关涉“人力”，凭借其拔群的才能在明治政府的战争中圆满完成了政府委托的任务，并积蓄了巨额的利益。在戊辰战争中因为向新政府军出售弹药而被“彰义队”批判的大仓，直言“我是商人，在商言商”，据说后来也接受了“彰义队”的军事订货。
大仓并非一味专营生意，1872年还曾经游历欧美各国。至于是刻意安排还是偶然遇见我们并不知晓，他在游历途中遇到了岩仓使节团，这成为他跟新政府接近的契机。在我看来刻意制造的成分居多，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是在国内某个地方遇到或许并没有什么反应，但是换作在纽约遇到一位日本人可能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了。这种制造偶遇的成本相当高，不过大仓见到了岩仓使节团的岩仓具视、大久保利通等人，凭借这层关系大仓得以在“西南战争”中扩大经营范围。当然，战争只是一时的行为，大仓借此开始了拓展其他业务的尝试。
第一个尝试是对外贸易业务。随着贸易业务的扩大，大仓成立了大仓商事，后来和三井物产一并成为明治后半期对华贸易业务的支柱商社。大仓的贸易活动遵循政商的逻辑，据说日本政府向中国提供借款时总会有大仓商事居中斡旋。
此外，大仓还充分发挥其动员人的能力，向土木建筑业进军。极端一点说，此时期即使没有技术，只要能募集到人，就可以在土木工程领域大展身手。大仓与该领域的竞争对手藤田传三郎合作成立了名为“日本土木”的公司。该公司最初计划以垄断的形式承包政府工程，但是后来政府颁布会计法，所有工程都需经过招标竞拍，这让他们独揽政府工程的计划被打乱。最终，藤田进军矿山开采业，大仓则继续坚守土木建设，并单独成立“大仓土木”。这就是现在大成建设公司的前身。关于大仓喜八郎的事迹，他出资筹建的东京经济大学（当时名为“大仓商业学校”）编辑了一套资料，值得参考阅读。
五代友厚有着非常传奇的经历。他是萨摩藩出身的藩士，曾作为萨摩藩遣英使节团的一员赴英国考察。五代作为会计在萨摩藩内发挥才能的同时，还同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等人一同参与了倒幕运动。五代是一个聪明人，明治维新伊始他就辞掉官职，并于1869年在大阪成立了金银分析所，以提炼旧币中的金银聚敛了财富，之后又向矿业进军，可以说是在相当早的时期就成了成功的政商。
五代在矿业主要经营福岛县的半田矿山等，其规模在东北地区可与小野组的矿山相匹敌。就矿产品生产量来看，1877年位列日本第一位的是住友，五代紧随其后居于第二位。可以说五代仅仅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就追上了有着两百多年矿山经营史的住友。
后来五代涉足纺织业，为对抗从外国进口的染料，五代制定了在日本制造优质染料的计划，但是出师不利。日本的纺织业在当时的工业生产体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如果根据需求提升印染技术确实能够获得成功。但是，五代生产的染料从技术上难以对抗洋货，同时又因价格较高导致其销路受阻。表2-1所示政府提供给五代的财政融资主要是用在染料制造这一领域。可以看出政府也很重视这一事业，不料却以失败告终。五代涉足纺织染料或许有些盲目，但是接下来这件妄图起死回生的挑战给他本人以及明治政府带来了大转折。
这就是发生在1881年的“官有产业变卖事件”。由于明治政府此前已经制定变卖官有产业的方针，北海道开拓使黑田清隆便计划将北海道的官有产业变卖给民间。但是，这一变卖方针遭到了自由民权运动人士的强力批判，其理由是官产变卖在他们看来就是政府的政商保护政策（官商勾结）。自由民权运动发展成为批判“藩阀政府”的反政府运动。与此同时，政府内部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井上馨等人也虎视眈眈，妄图以此为契机将政府的主导权从大隈重信手中夺回。针对北海道的官有产业变卖一事，政府内外一致认为是明确的违法行为，最终变卖一事被迫中止，伊藤、井上等人趁机将大隈赶出政府。
这是明治政治史上非常重要的转折性事件。事件背后也有五代友厚活动的痕迹。五代希望从北海道开拓使那里廉价收购官有产业，不料官有产业变卖一事被迫中止，继染料事业投资失败之后再遇重大挫折。后来直到1885年病逝，五代虽然身兼大阪商法会议所会长一职，继续发挥其影响力，但是五代家的事业在他这一代戛然而止，没有留下值得称道的产业。
岩崎弥太郎（三菱）是最后一个案例，也是最成功的一个案例。我曾经写过一本有关岩崎弥太郎的短篇传记，而岩崎就是三菱财阀的奠基人。作为土佐藩地下浪人出身的岩崎，在30年不到的时间内成长为日本一流的企业家。
岩崎的发迹得益于土佐藩后藤象二郎的提携。岩崎是土佐藩商会的中坚力量，该商会因坂本龙马的建议而积极开展海外贸易。岩崎在此期间积累了海运业及贸易活动的经验。明治维新之后藩营海运业难以为继，岩崎便成立了新的商会。新商会的名称为九十九商会，岩崎以非常有利的条件继承了藩营的海运事业。例如，在1871年藩营汽船变卖一事中，土佐藩将估价约255万美元（两）的两艘汽船以4万两（也就是1/6不到的价格）卖给了九十九商会。九十九商会1872年改称三川商会，1873年又改称三菱商会。1872年三川商会成立时，岩崎并非负责人，而是以旧土佐藩士石川七财、川田小一郎、中川龟之助（三人姓氏中各有一个“川”字）的名义成立。其原因在于，岩崎弥太郎有意在明治政府中谋求一官半职。1873年改称为三菱商会则表明其终于决定投身商场、远离政治。
岩崎弥太郎
1874年，三菱商会将本部从大阪迁到东京，名称也改为“三菱蒸汽船会社”，并利用“台湾出兵”之机营运政府所购外国汽船，作为海运业者展现了不俗的实力。
其实明治政府最初计划将“台湾出兵”所需运输业务委托给三井等资深海运业者，在遭到拒绝后才委托给三菱。对于岩崎来说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大久保利通看到了岩崎出色的业绩后，顺势将“海运保护”作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政策课题之一提上政府议事日程。针对日本的海运业，大久保在提案中列出了放任、补助和官营三个选择项。以当代的视角，民营化理应是首选，然而在当时看来放任民间自营只会让其在同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但是政府自身财政拮据，完全官办也不现实。大久保虽然列出了三个选项，但他心里已经有了答案，那就是施行向民间运输会社提供补助，并予以保护培育的政策。
就这样大久保说服其他阁僚并通过了海运业保护政策。三菱顺理成章成为海运业保护的对象。政府对三菱的保护事项具体有：政府将所购入的十几艘外国汽船无偿借贷给三菱营运，且每年提供25万日元的补助金。此外，政府还为三菱的海运业投入了巨额财政资金。如表2-1所示，明治政府向三菱财政融资近250万日元，而三菱只偿还了融资额的77%。另外，政府在发出“海运保护”的第一命令书中向三菱提供了60万日元，最终三菱仅返还了37万日元便以“依合同约定完成偿还”而告终。
为何只偿还了六成多就被贴上“已还清”的标签呢？这是因为根据当时的计算方法，分期付款的借贷如能够在还款期限前完成还款，连本带利只要达到原借款金额即可视为全额还款成功。以2500万日元的住房贷款为例，假设还款期为20年，利息为2000万日元，如能很快还款的话，则只需要偿还2000万日元利息加上500万日元本金即可。这种还款方式确实难以置信，但在那个时代是事实。
这种还款方式被称为“打包还款法”或“本利通算还款法”，在当时是比较普遍的还款方式。由于政府认可这种还款方式，这也让针对民间的融资超出了“融资”的范畴，从而发挥了事实上的“补助金”功能。
三菱凭借这种“补助金”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巨额资金援助。特别是在“西南战争”中三菱负责政府军粮运输期间，这笔补助金让三菱的事业实现了质的飞跃。例如，在“西南战争”开始的1877年，三菱向政府借购船款80万美元，以政府“御用”的名义当年就获利171万日元。由于获利颇丰，三菱从政府那里借贷的132万日元购船资金于1885年以63万日元的金额返还并被视为“还清”。
就这样，三菱靠着政府的巨额财政资金迅速拓展海运事业。这是三菱被认为是政商的理由，当然其政商活动未能持久。与前述五代友厚所牵涉的官有产业变卖事件同期，大隈重信与三菱的关系，或者说日本政府与邮便汽船三菱会社的关系亦遭到舆论批评。“明治十四年政变”之后，政府为对抗三菱出资成立了名为“共同运输”的海运会社，两家公司进入了激烈的竞争对立期。以“反大隈派”为中心的新政权对三菱态度冷漠。此外，政变后担任大藏卿的松方正义因财政紧缩政策导致经济下滑，市场对海运的需求也随之下降，三菱的经营面临困难。而与共同运输会社的竞争则让三菱的经营雪上加霜。
政府调整保护政策是在1880年以后的事情。在此之前，日本政府一直厉行彻底的保护政策，从而创造了大量的商业机会并润泽了一批有特殊关系的商人。这些商人近水楼台掠获了丰厚的利益，政商的时代由此诞生。
原作者 | [日]武田晴人
摘编 | 徐悦东
导语校对 |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