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1月30日，“西狩”至西安不敢归来的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发布了一道改革上谕。内中说（为保证论述准确，引文较长，不耐者可略过，直接阅读下文的总结和分析）：
“世有万古不变之常经，无一成不变之治法。……盖不易者三纲五常，昭昭然如日星之照世。而可变者令甲令乙，不妨如琴瑟之改弦。……自播迁以来，皇太后宵肝焦劳，朕尤痛自刻责。深念近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以致成此大衅。现正议和，一切政事尤须切实整顿，以期第渐图富强。懿训以为取外国之长，乃可补中国之短；惩前事之失，乃可作后事之师。自丁戊以还，伪辩纵横，妄分新旧。康逆之祸，殆更甚于红拳。……殊不知康逆之谈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该逆等乘朕躬不豫，潜谋不轨。朕吁恳皇太后训政，乃拯朕于濒危，而锄奸于一旦。实则剪除乱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执中以御，择善而从，母子一心，臣民共见。今者，恭承慈命，壹意振兴，严禁新旧之名，浑融中外之迹。我中国之弱，在于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至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政之本源也。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我往圣之遗训，既西人富强之始基。中国不此之务，徒学其一言一话一技一能……舍其本源而不学，学其皮毛而又不精，天下安得富强耶！总之，法令不更，锢习不破，欲求振作，当议更张。著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出使各国大臣、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形，参酌中西政要，举凡朝章国故、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政财政……各举所知，各抒所见，通限两个月，详悉条议以闻。再由朕上禀慈谟，斟酌尽善，切实施行。……事穷则变，安危强弱全系于斯。倘再蹈因循敷衍之故辙，空言塞责，省事偷安，宪典具存，朕不能宥！”[1]
（1）大开改革空间。除了三纲五常这一根本制度不能动，其他具体政策都可以改革。（2）将“庚子之变”的责任，归结为之前的改革有问题，即所谓的“数十年积习相仍，因循粉饰”。并明言慈禧的改革立场一直是“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3）为戊戌年的政变辩解。强调康有为的改革不是变法，而是乱法，是想要谋害慈禧太后。慈禧太后镇压康有为，并不是要镇压变法，而是铲除乱逆。并声称慈禧与光绪在变法问题上母子同心意见一致，慈禧并没有“不许更新”，光绪也从未“概行除旧”。（4）批评以前的改革只是学一点洋人的语言文字和器械制造之术，没有触及到“西政之本源”。（5）将“西政之本源”，也就是洋人富强的根本原因，钦定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居上宽，临下简，言必信，行必果”。然后命令清帝国的核心官僚集团，必须在两个月内向朝廷拿出自己的改革方案。这当中，对戊戌政变和两宫关系的解释，可谓此地无银，只可视作一种政治粉饰——1899年7月11日，宋恕在给友人的书信中说，“近日各省志士通人无不奇窘，无论经史、时务，皆不敢谈，并孔教等极冠冕字样，今亦为极忌讳字样。有言《春秋》《孟子》者，大臣目为乱党，官场中有稍言及'爱民’者，大臣目为汉奸,竟成大闭塞世界。”若慈禧真如上谕中所言，自始至终便是一个主张“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者，那戊戌政变后的这种“大闭塞世界”，又是谁造成的？[2]。开篇时大开改革之门，说什么除了三纲五常不能动之外什么都能讨论；后文却又步步收紧，紧到最后连何谓“西政之本源”都已然给出了标准答案。这种微妙的表述方式，则需要局内人仔细品味谨慎体察。湖广总督张之洞接到改革上谕后，并没有急着就如何变法上奏。庚子年，张坐镇江楚，与刘坤一、李鸿章等联合发起“东南互保”，为清廷保住了一丝元气。张自然很期望慈禧能放弃排外立场重启改革——他甚至还在英国驻汉口领事的面前为慈禧辩护，说她自1860年以来，作为清廷的掌舵者，“屡次削平大难，华人莫不倾心，即洋人亦多有称之者。况听政三十年，从无仇视洋人及憎厌西法之意，故宫殿中所用之物，亦皆以洋式者为多，且颇欲与外国妇女为友”[3]。但张久历官场，已成了老油条，自然能够看出这份上谕不寻常，内中藏有玄机。所以，他的第一反应，是给自己在西安的关系网写信，希望弄清上谕来路。信中说：
“初十明谕何人陈请？何人赞成？祈速示。”[4]
得到回复称“明谕闻出圣意，荣相赞成”（是光绪皇帝的意思，军机大臣荣禄也赞成）[5]后，张之洞仍不放心，希望得到更多的信源。然后，安徽巡抚王之春的来电，便让张的心凉了下去。王在电报里说：
“顷行在军机章京密报：'……奏复变法，毋偏重西’云，想见两宫宗旨，奈何？然就复我古法立论，或不干怒。”[6]
大意是：刚刚接到“行在军机章京”，也就是流亡在外的慈禧身边的军机章京们密报，要我等上奏谈论变法时，不要偏重西学。想来这才是太后与皇帝的真实想法，无奈。不过，若在奏折中以中国之古法来立论，大概不致引来上面的愤怒。张之洞读完电报后给王之春回电，感慨道：“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宣布变法又不让以西法为重点，那还有什么可变的？张还提醒王，“复奏万不可急，东南数大省必须大致商妥”[7]，最好是等东南各督抚有了共识后一起行动。随后，张之洞又给鹿传霖（张的姐夫，时为军机大臣，正随慈禧在西安）去电，询问变法上谕究竟是怎么回事。张在电报中满怀忧虑地说道：
“闻有小枢（指军机章京）致他省督抚电云：'初十谕旨，令条议变法整顿一件，切嘱各省复奏万勿多言西法’云云，殊堪骇异。窃思采用西法，见诸上谕明文。鄙意此后一线生机，或思自强，或图相安，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仍是旧日整顿故套空文，有何益处？不惟贫弱，各国看我中国，乃别是一种顽固自大之人，将不以平等与国待我，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究竟此事慈意若何，略园（指荣禄）能透澈否？各省能否切实覆奏，哪几种事可望更张？鄙意第一条欲力扫六部吏例痼习痼弊，枢廷诸公肯否？”[8]
内心深处，张之洞并不愿相信军机章京们传出来的小道消息，不希望“复奏万勿多言西法”是慈禧的真实意志。这位自1880年代开始参与晚清改革的督抚重臣，经过二十年与洋务的直接接触，早已洗去了清流气息，早已认知到改革的本质是革掉中国的旧法引入洋人的新法。若不许讲西法，那所谓的改革便是毫无益处的空谈，清帝国的自强也绝无可能，只会落得一个贫弱遭欺的下场、成为世界各国眼中顽固自大的异类。张希望鹿传霖能从慈禧的宠臣荣禄处，探询到改革的真实底线——督抚们回奏时能否说真话，哪些改革可以说，哪些改革不能碰？鹿传霖在回电中否认了慈禧有“勿多言西法”的指示，还是说所谓的、军机章京传递出的小道消息只是妄言。鹿告诉张之洞，变法上谕其实是他与荣禄两人建议的，“上亦谓然”，光绪皇帝也认同。至于该如何其做，“总期实事求是，决无成见”。但鹿同时又说，改革的各种主张都可以提，不过最好不要挂在西学名下，“不必拘定西学名目，授人攻击之柄”[9]。张之洞读懂了鹿的回信，在给鹿的回信里，写下了一段措辞非常激烈的文字：
“去腊变法谕旨，海内欢欣鼓舞，咸谓中国从此有不亡之望矣。人心所以鼓舞者，以谕旨中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二语也，并非因'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等语也。嗣闻人言，内意不愿多言西法，尊电亦言'勿袭西法皮毛，免贻口实’等语，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若仅整顿常谈，安能数年即有成效，安能即望自强，且与外国何涉？……大抵今日环球各国大势，孤则亡，同则存。故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盖必变西法，然后可令中国无仇视西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华人之心；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且必政事改用西法，教案乃能消弭，商约乃不受亏，使命条约乃能平恕，内陆洋人乃不致逞强生事。必改用西法，中国吏治、财政积弊乃能扫除，学校乃有人才，练兵乃有实际，孔孟之教乃能久存，……若不趁早大变西法，恐回銮后事变离奇，或有不及料者。”[10]
这段话显示，张之洞读懂了“变法上谕”里的玄机，只是他无法认同这种玄机。所以，他才会在电报中说，天下人见到“变法上谕”欢欣鼓舞，觉得国家有救了，是因为看到了上谕里有“采西法补中法”及“浑化中外之见”这样两句话，而不是因为上谕里写了“整顿除弊”、“居上宽，临下简”、“必信必果”这些话——后面这些话，恰恰是上谕钦定的“西政之本源”。张不认同上谕钦定的“西政之本源”，也不认同上谕对“西学之皮毛”批评，反强调西学的精华不容易得到，一切都要先从皮毛学起。张之洞的这些话，与“变法上谕”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甚至可以说是在否定“变法上谕”。从连续数个“必变西法才能如何如何”中，不难窥见张之洞在拟写这封电报时的愤怒与激动。这位年过六旬的老臣已然看清，这份公开发表的“变法上谕”，核心目的并不是变法，而只是太后的一种自我宣传。太后希望通过这样一份上谕，洗刷掉自己“顽固排外”“反对改革”的标签——这些标签，正是列强坚持要惩罚她、坚持要压迫她归政光绪的主要说辞。谕旨中写入“采用西法”之类文字，其实只是写给列强看，并非真的要那样去做。太后仍是以前那个太后，刻意传出的小道消息“不言西法”，才是她的真实主张。总之，这份所谓的“改革上谕”，只是维系个人政治生命的权术，而非振兴国运的筹谋。这也是张之洞为什么要在给鹿传霖的电报中大谈特谈“必变西法，然后可令各国无仇视朝廷之心”，乃至于发出威胁称，若不变西法，将来两宫回銮，很可能发生不测之祸——既然太后最在意的是如何逃脱列强的惩罚，那么，便搬出列强来压迫太后罢。张在电报里说，自己“夙夜忧焦，不敢不密陈，不忍不尽言”，每天都为此事焦虑难安，他希望鹿传霖能将电报里的这些意见“与略园、仁和两相密商之”，也就是告知军机大臣荣禄和王文韶二人，再通过这两人传递到慈禧耳中。不愿看到“中国终归澌灭矣！”（澌灭的意思，是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张之洞，同一时期还在联络各省督抚，希望就变法问题“互通声气”，以向慈禧施加更大的压力。这种串联的结果是：（1）虽然上谕限期各省督抚在两个月内做出回复，但督抚们集体动作迟缓，以致于流亡西安的清廷中枢，不得不于1901年4月份再次下旨，强调两个月的期限已过，督抚们须“迅速条议具奏，勿再延逾观望”[11]。（2）张之洞原拟与各省督抚联名上奏。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等近二十位地方督抚均愿意响应。督抚们之间频繁的电报往来引起了清廷中枢的警惕，下令不许联名，各省督抚均必须单独上奏。张之洞遂致电先前联络过的地方督抚，要众人单独上奏时，仍须步调一致。刘坤一则仍坚持要与张之洞联名上奏，最后二人经过反复磋商、修改，在1901年7月份连续呈递了三份阐述“改革应该如何搞”的奏折，共计四万余字，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核心内容，仍是力主“采用西法”[12]。最值得注意的，是张之洞原本想将“开设议会”一条，也写入奏折之中。在给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陶模、山东巡抚袁世凯、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人的电报中，张之洞曾如此解释“开设议会”在整个新政改革中的重要性：
“变法有一紧要事，实为诸法之根，言之骇人耳。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互相维持之法也。中国民智未开，外国大局茫然，中国全局、本省政事亦茫然，下议院此时断不可设。若上议院则可仿行。考宋'磨勘转官’之法，必有荐主十人。明'廷推’之法，则大臣皆与，似可略仿之。督抚由司道府县公举，司道由府县公举，府由州县公举，州县由通省绅民公举，但不能指定一缺，举员多者用之。京官除枢垣不敢轻议外，部院堂官，由小九卿翰詹科道部属公举；科道由翰詹部属公举；司员掌印补缺，由本部堂候补者公举。每一缺举二、三员候钦定，岂不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乎？推之各局总办，亦可由局员、工匠公举。惟武将不在内，盖今日营哨官并不知兵，不能举也。流弊亦不能无，总是利多害少，贿赂情面、庸劣尸位之弊，必可绝矣。姑妄言，请诸公略本此意而思一可行之法，则幸甚。”[13]
这段电报的内容，概括起来主要包括如下几层意思：（1）上下议院是西法里最好的东西，也是“诸法之根”，是变法中的基础性建设。（2）下议院（平民院、众议院、国民议会）目前还不能搞，因为下议院的议员是由选民产生的，清帝国的百姓受教育程度太低，不能胜任选民。（3）上议院（贵族院、参议院）目前可以搞而且应该搞。而且应该全面推行，不但地方省府州县要搞，中央各大小部门也应该搞。地方督抚由下面的司道府县公举，朝中重臣也由下面的京官公举。（4）为什么要搞上议院？因为公举出来的官员，必然“胜于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政府数人之心思耳目”具体指的是谁？张之洞没有明言，甚至还有些遮掩（如“枢垣不敢轻议”一语）。但其实也不必明言，经历了“庚子之变”，清帝国的体制内重臣们，皆已从沉痛的教训里意识到了最严重的问题出在哪里。因为刘坤一持谨慎立场，《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正式文本里没有写入“议院”方面的内容。不过，参与了此次讨论的两广总督陶模，却在单独上奏时明确提出了开设“议院”的主张。他说：
“议院议政，而行政之权仍在政府，交相为用，两不相侵，而政府得由议员以周知民间之好恶，最为除壅蔽良法。或谓中国民智未开，骤难创立。窃考泰西选举议员，本有限制，民智未开，限可从严，民智渐开，限亦渐宽，自无众论纷淆之弊。”[14]
他希望清廷在接下来的新政改革中，将议政权与行政权分离。议院负责议政，做出决策；政府各部门机构则负责将该决策落到实处。这项建议无一字提及慈禧，却字字指向慈禧。很显然，“庚子之变”给了陶模极深的刺激。结果也是可想而知。陶模的建议被冷藏，根本未曾下发给重臣督抚们讨论。朝廷对《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的评价也仅止于“事多可行”与“择要举办”。于是，所谓的清末新政，在1901年便仅止于对慈禧个人政治形象的重新塑造。1902年1月，两宫回銮，慈禧与光绪结束流亡回到京城。随后，老太后便频频在宫中举办宴会，邀请各国驻华公使夫人入宫，请他们吃西餐、参观自己卧室内的英国女王挂像，以装点开明[15]。这大约也正是庚子年后，老太后做出的最大改变。
[1]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914-916页。[2] 宋恕：《致孙仲恺书》，《宋恕集》下册，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692页。[3]萧一山：《清代通史（四）》，（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62年版，第2228页。[4]《致西安易道台顺鼎》。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97页。[5]《易道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97页。[6]《王抚台来电》。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97-8498页。[7]《致安庆王抚台》。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497页。[8]《致西安鹿尚书》。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06-8507页。[9]《辛丑正月初十日鹿尚书来电》。转引自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85页。[10]《致西安鹿尚书》。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26-8527页。[11]《光绪传统两朝上谕档》第二十七册，第49-50页。[12]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98-104页。[13]《致江宁刘制台、广州陶制台德抚台、济南袁抚台、安庆王抚台、苏州聂抚台、杭州余抚台、上海盛大臣》。苑书义等主编：《张之洞全集·第10册·电牍》，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540-8541页。[14]陶模：《变通政治宜务本原折》。收入《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四十五辑44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年版，第25-35页。[15]可参见：（英）苏珊·汤丽（Lady Susan Townley）：《英国公使夫人清宫回忆录》，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174-1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