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相绝秦[吕相绝秦]
作品原文
晋侯使吕相绝秦，曰：“昔逮我献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祸晋国，文公如齐，惠公如秦。无禄，献公即世，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晋，又不能成大勋而为韩之师。亦悔于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
“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逾越险阻，征东之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诸秦，则亦既报旧德矣。郑人怒君之疆埸，我文公帅诸侯及秦围郑。秦大夫不询于我寡君，擅及郑盟，诸侯疾之，将致命于秦。文公恐惧，绥靖诸侯，秦师克还无害，则是我大有造于西也。
“无禄，文公即世，穆为不吊。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我肴地，奸绝我好，伐我保城，殄灭我费滑，散离我兄弟，挠乱我同盟，倾覆我国家。我襄公未忘君之旧勋，而惧社稷之陨，是以肴有之师。犹愿赦罪于穆公，穆公弗听，而即楚谋我。天诱其衷，成王陨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
“穆、襄即世，康，灵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阙翦我公室，倾覆我社稷，帅我蟊贼，以来荡摇我边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宫，翦我羁马，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则是康公绝我好也。
“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领西望曰：'庶抚我乎！’君亦不惠称盟，利吾有狄难，入我河县，焚我箕，郜，芟夷我农功，虔刘我边陲，我是以有辅氏之聚。
“君亦悔祸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献、穆，使伯车来命我景公曰：'吾与女同好弃恶，复修旧德，以追念前勋。’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会。君又不祥，背弃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雠而我之昏姻也。君来赐命曰：'吾与女伐狄。’寡君不敢顾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使。君有二心于狄，曰：'晋将伐女。’狄应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恶君之二三其德也，亦来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来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不谷恶其无成德，是用宣之，以惩不一。’诸侯备闻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昵就寡人。寡人帅以听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顾诸侯，矜哀寡人，而赐之盟，则寡人之愿也，其承宁诸侯以退，岂敢徼乱？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诸侯退矣。敢尽布之执事，俾执事实图利之。”
注释译文
词句注释
1、晋侯：晋厉公。吕相：晋大夫魏锜的儿子。
2、逮：自从。献公：晋献公。穆公：秦穆公。
3、重：加重，加深。昏：同“婚”。此指晋献公的女儿为秦穆公夫人。
4、天祸晋国：指骊姬之乱。
5、无禄：无福，不幸。
6、即世：去世。
7、俾：使。晋惠公是由秦穆公送回晋国即位为国君的。
8、韩之师：指僖公十五年秦伐晋，战于韩原，晋惠公被俘事。
9、指秦穆公帮助重耳（文公）回国做国君。
10、成：成全。
11、躬擐甲胄：亲自穿戴着铠甲与头盔。
12、胤：后代。
13、参看《烛之武退秦师》。
14、致命于秦：和秦拚命。说诸侯因秦郑缔盟对秦深恶痛绝，是晋方夸大之辞。
15、绥靖：安抚。
16、造：成就，贡献。西：指秦，秦在晋西。
17、不吊：不来吊丧慰问。
18、蔑死：对死者（晋文公）不礼貌。
19、迭：突然侵犯。
20、殄灭：绝灭。费：滑国的都城，在今河南偃师县附近。滑国都费，故连称费滑。
21、挠乱：扰乱。郑、滑都和晋同姓，又是同盟之国，故称“兄弟”、“同盟”。
22、肴之师：鲁僖公三十三年，晋败秦军于肴。
23、即楚：亲近楚国。
24、成王陨命：指鲁文公元年楚成王被杀之事。
25、康：秦康公。灵：晋灵公。
26、秦康公的母亲是晋献公的女儿，秦康公是晋的外甥，所以说“我之自出”。
27、蟊、贼：两种吃庄稼的害虫。此处是指晋国的公子雍。
28、令狐：晋地名。在今山西临猗县西。令狐之役在文公七年。晋襄公死后，晋国的执政大臣赵盾主张立公子雍。这时公子雍在秦国，派了使者去迎接。不料襄公夫人坚持要立原定的太子，赵盾不得已立了晋灵公。秦国还不知道这消息，派了军队送公子雍回国，晋出兵迎击，于是发生令狐之战。
29、悛：改悔。
30、河曲：晋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一带。其地恰值黄河转折之处，故名“河曲”。
31、涑川：水名。源出山西绛县，至永济县流入黄河。
32、王官：晋地名。在今山西闻喜县南。
33、羁马：地名。在今山西永济县南。
34、河曲之战，胜负未分，秦军连夜撤走。见《左传》文公十二年。
35、君：指秦桓公。
36、有狄难：指鲁宣公十五年，晋伐赤狄潞国并把它灭亡一事。河县：指靠近黄河的县邑。即下文的箕、郜等地。
37、箕：今山西蒲县东北有箕城，即其地。郜：在今山西祁县西。
38、芟夷：铲除。农功：指庄稼。
39、虔刘：屠杀。陲：边疆。
40、辅氏：地名。在今陕西朝邑县西北。
41、献、穆：晋献公、秦穆公。
42、伯车：秦桓公之子。
43、令狐之会：在鲁成公十一年。
44、白狄：狄族中的一支。同州：与秦同在雍州地区。
45、我之昏姻也：白狄和赤狄同属狄族，而赤狄女季隗是晋文公的一位夫人，所以说是婚姻。
46、使：指秦使臣。
47、昊天：上天。秦三公：指秦穆公、秦康公、秦共公。楚三王：指楚成王、楚穆王、楚庄王。
48、出入：有来往。
49、不佞：不才。
白话译文
晋厉公派遣吕相去断绝和秦国的外交关系，说：“过去我们献公和穆公互相友好，合力同心，用盟誓加以申明，再用婚姻来巩固它。上天降祸晋国，文公到了齐国，惠公到了秦国。不幸，献公去世，穆公不忘记过去的恩德，使我们惠公因此能在晋国主持祭祀，但又没能完成这一重大功勋，而有了韩地的战役。他后来又后悔，因此成就了我们文公，这是穆公成全我们的结果。
“文公亲自身披甲胄，跋涉山川，逾越艰难险阻，征讨东方的诸侯，让虞、夏、商、周的后裔都来朝见秦国，这也就已经报答了过去的恩德了。郑国人侵犯君王的边境，我们文公率领诸侯和秦国一起包围郑国。秦国大夫没有征询我寡君的意见，擅自和郑国订立了盟约，诸侯憎恨这事，打算和秦国拼死一战。文公为此忧惧，安抚诸侯，秦军得以安然回国而没有受到损害，这也算是我们对秦国有重大贡献了。
“不幸，文公去世，穆公不来吊唁，蔑视我们故去的国君，欺凌我们襄公软弱，侵犯我们的肴地，断绝与我们的友好关系，攻打我们的边境城堡，灭绝我们的滑国，离散我们的兄弟之邦，扰乱我们的同盟之国，颠覆我们的国家。我们襄公没有忘记君王过去对我们的功勋，而又害怕国家覆亡，所以就有了肴地这次战役。但还是愿意在穆公那里解释罪过。穆公不答应，反而靠拢楚国打我们的主意。上天保佑我们，楚成王丧命，穆公因此没能在我国得逞。
“穆公、襄公去世，康公、灵公即位。康公，是我们晋国的外甥，但又想损害我们公室，颠覆我们国家，率领我国的内奸，前来动摇我们的边疆，于是我国才有了令狐这一战役。康公还是不肯悔改，进入我国河曲，攻打我国涑川，掳掠我国王官，切断我国羁马，于是我国才有了河曲这一次战役。东边的道路不通，那是由于康公同我们断绝了友好关系的缘故。
“等到君王继承君位，我们的国君景公，伸长脖子望着西方说：'大概要抚恤我们了吧！’但君王也不肯加恩和我们结盟，反而利用我国被狄人侵犯的机会，攻入我国的河县，焚烧我国的箕邑、郜邑，抢割我们的庄稼，屠杀我国边民，我国因此在辅氏聚众抵抗。君王也后悔战祸的蔓延，而想求福于先君献公和穆公，派遣伯车前来命令我们景公说：'我和你同心同德，丢弃怨恶，重新修制过去的情谊，来追念以前的功勋。’盟誓还没有完成，景公就去世了，我寡君因此而有令狐的会见。君王又居心不良，背弃了盟约。白狄与君王同在一州，是君王的仇敌，但又是我们的姻亲。君王派人前来命令说：'我和你一起攻打狄国。’寡君不敢顾惜婚姻关系，畏惧君王的威严而接受了来使的命令。君王却又两面三刀讨好狄国，说：'晋国将要攻打你们。’狄人表面上应付，心里却很憎恨你们，因此就告诉了我们。楚国人讨厌君王的反复无常，也来告诉我们说：'秦国背弃了令狐的盟约，而来向我国请求结盟，祝告皇天上帝、秦国的三位先公、楚国的三位先王说：我虽然与晋国有往来，我只不过是图谋利益而已。我们讨厌他没有固有的道德，因此把这件事公布出来，用来惩戒言行不一的人。’诸侯全都听到了这些话，因此痛心疾首，来亲近寡人。寡人率领诸侯来听取君王的命令，只是为了寻求友好。君王如果加恩于诸侯，怜悯寡人，而赐给我们盟约，那正是寡人的愿望，就可以安定诸侯而退军，怎么敢求取战乱？君王如果不肯施与大恩大惠，寡人不才，就不能率领诸侯退走了。谨把详情全部报告于您的左右，请您的左右仔细权衡一下利害吧！”
创作背景
秦晋两国，都是春秋时期争霸的大国，一在今之陕西，一在今之山西，两国关系相当微妙。既是近邻，又有婚姻关系，交往频繁。但出于政治利益的考虑，他们有时友好，有时又兵戎相见。鲁成公十一年（前580），晋厉公与秦桓公原订在令狐会盟，秦桓公未忠守盟约，却挑唆北方的狄族和南方的楚国来夹攻晋国。晋君于是派大夫吕相去陈述与秦绝交的意见。
作品鉴赏
文本赏析
文章从秦晋相好说起，历数秦穆公、康公、桓公时代，两国由交好到引发争端的种种情况，表明晋国在“肴之师”、“令狐之役”、“河曲之战”、“辅氏之聚”等双方争端中每次都是因秦怎么样，我不得已而为之的。最后切入正题，说明这次“令狐会盟”秦的失约和不是，但狄、楚都已通报，晋国早有准备，是战是和由秦君定夺。这是一篇完整的外交辞令，结构严整，句法变化错综，行文步步紧逼，不容辩驳，虽然言语中真假搀杂甚至强词夺理，但深意曲笔，文字铮铮，开战国纵横家游说之辞和后世论辩书信的先河。
文章第一段对秦恩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在秦晋两国关系史上，也曾有过友好的时代，正所谓“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公元前655年，晋献公将女儿伯姬（穆姬）嫁给秦穆公。公元前637年，晋文公重耳逃亡秦国，秦穆公嫁以女儿怀羸。所以后世以男女通婚谓之结秦晋之好，献公宠骊姬，杀太子串生，“文公如齐，惠公如秦”。重耳逃亡各国十九年，最后一站是秦国，夷吾先后逃亡梁国和秦国。晋惠公夷吾和晋文公重耳两兄弟都是在秦国的鼎力相助下才得以回国登上君位的，秦对晋实有再造之恩。吕相却将此说成是“穆公不忘旧德，俾我惠公能奉祀于晋”，指穆公虽然做了好事，但那只是报答晋国的旧德而已。紧接着又指责秦国“而为韩之师”，好事做得不彻底，所以“不能成大勋”。公元前645年秦晋韩原之战的原因是晋惠公为得君位曾许秦五座城，回国后却又食言；公元前643年，晋国发生饥荒，秦输粟于晋，输粟船队自雍及绛相继，人称“泛舟之役”。第二年，秦国发生饥荒，晋国却不卖给秦国粮食。韩原之战，晋惠公被俘，交割了原先答应的五座城，又以太子为人质，才回到晋国。作为战争双方来说，实在是晋国理屈，有负秦恩，但在吕相绝交书中，倒好像战争的责任在秦国似的。所以下文秦穆公“亦悔厥于心”，支持晋文公顺利登上君位。吕相绝秦书中只有这一段涉及了历史上两国存在友好关系，但吕相绝不是为秦歌功颂德来的，而是为战争即将爆发来递交绝交书，所以他把秦国友好行为说成是“不忘旧德”，“悔于厥心”，可谓深文曲笔，煞费苦心。
文章第三段对秦罪浓墨重彩，极力渲染，吕相对两国历史上的友好关系轻描淡写，但对秦国的“罪咎”却是不吝笔墨。在绝秦书中，秦国韩原之战是第一罪；公元前630年秦晋共同攻打郑国，秦穆公在郑大夫烛之武的游说下，和郑国私下订盟撤军回国，是第二罪；公元前627年，晋文公去世，秦穆公不来凭吊，反而侵犯晋国肴地，灭掉与晋同姓的滑国，妄图倾覆晋国，是第三罪；公元前626年，秦国因为肴之战战败，释放楚国俘虏，约定秦楚合作反对晋国，幸而上天有灵，楚太子商臣弑楚成王，秦国的阴谋才没有得逞，这是第四罪；公元前620年，秦康公即位，秦帅师送公子雍回国即位，被晋军在令狐击败，是第五罪；公元前615年，秦军为令狐之役伐晋，取晋羁马，两军战于河曲，是第六罪；秦桓公即位后，公元前594年，秦国利用晋国进兵伐赤狄灭潞国的机会，侵入晋国靠近黄河的州县，焚烧晋国的箕、郜两地，抢割庄稼、屠杀边境人民，秦晋因此有辅氏之战，这是第七罪。在历数了秦国的罪状之后，吕相才切入令狐会盟的正题，声讨秦国背盟的不义。在指斥秦国背盟时，吕相先用白狄告我，再用楚人告我，引告我。是秦反复无常的罪证。尤其是引楚王所述秦国之语：“尔虽与晋出入，余唯利是视。”既暴露了秦国见利忘义的嘴脸，又刻画了秦国两面三刀的作法，使秦国无所逃其咎。令狐背盟是秦国言而无信、背信弃义、唯利是图的代表作，故吕相抓住不放，大作文章。
文章第四段在论述秦康公、晋灵公时期两国关系恶化时，绝秦书先点明“康公我之自出”，康公母亲是晋献公女儿，本是至亲，但他“又欲阙剪我公室”，“摇荡我边疆”，简直是六亲不认，实在不像话。“我是有以令狐之役”，又是被迫采取的行动。可“康犹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剪我羁马。”这等于说，给他改过的机会，他犹不思改悔，反而变本加厉。所以“我是以有河曲之战”，“东道之不通，是康公绝我好也。”事实是，晋襄公死后，晋大夫赵盾等因太子夷皋年幼，都主张立公子雍。于是派先蔑、士会等到秦国去迎接公子雍，秦国亦派兵护送。可是晋襄公的夫人穆羸出来反对，坚持要立太子夷皋。赵盾临时变卦，改立夷皋，即晋灵公。赵盾派兵拒秦，在令狐把秦兵击退。后公子雍就客死秦国。本来是晋国前去迎公子雍，却说成是秦“帅我蟊贼”，有意颠覆晋国，真理都在晋国，责任全在秦国，讲理能讲到这种地步，吕相的口才实在令人惊叹。
吕相这篇绝交书，历数秦穆、康、桓三王和晋献、惠、文、襄、景五君之事，上溯源流，下及当世，行文纵横捭阖，笔力阳刚雄健，给后世以很大影响。其后秦作《讥楚文》，即仿效此书。吕相绝秦书开战国策士游说之辞先河，也是后世檄文之祖。
名家点评
宋·李涂《文章精义》：“吕相绝秦书，虽诬秦，然文字自佳。”
明·《左传杜林合注》孙月峰评：“通篇俱是造作出，语言最为工炼，叙事婉曲有条理，其字法细，其句法古，其章法整，其篇法密。诵之数十过不厌，在辞令中又别是一种格调。”
清·吴调侯、吴楚材《古文观止》：“秦晋权诈相倾，本无专直。但此文饰辞骂罪，不肯一句放松，不使一字置辨。深文曲笔，变化纵横，读千遍不厌也。”
清·冯李骅《左绣》：“绝秦自作一首妙文读。绝秦以末段为主，但单责秦桓，殊苦寥落，远远从穆康说来，便有波澜，若只说他不是亦难醒豁，看着将自己好处相形，便有衬托。通篇段落顿挫，风调低回，只是工于抑扬，遂尔文情绝世。”
又：“前后大旨，只是称己之是而饰其过，责人之非而没其善。称己则用重笔，而文过则用轻笔；没善则用轻笔，而责过则用重笔。”
清·余诚《古文释义》：“行文之妙，一波未平一波随起，前后相生，机神鼓荡。有顿挫处，有跌宕处，有关锁处，有收柬处，有重复处，有变换处，长短错综，纵横排界，无美不备，应是左氏得意之作。”
作者简介
左丘明，春秋时鲁国人，生卒年月已不可考。一说姓左，名丘明；一说复姓左丘，名明；一说左为官名，姓丘，名明。孔子同时代人。孔子曾以其言行为标准而自警，《论语·公冶长》：“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曾任鲁国太史，后双目失明，发愤撰述。司马迁《史记》：“鲁君子左丘明……成左氏春秋”，“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他强调遵从周礼，主张维护旧制度。认为国家的兴亡，战争的胜负，生产的丰歉，直至世族盛衰、个人祸福际遇等，都由冥冥之中的神秘力量所规定。他相信“天道”，但也承认人的作为。常把“天道”和政治或人的德行结合起来，以预言国家或人物的命运。从重人事的观点出发，他进一步发挥我国古代朴素的民本思想，认为“民，神之主也”，“民之所欲，天必从之”。认为民心向背，是决定国家兴衰成败的重要因素。他肯定历史评论对规范社会的意义。目前学术界对其生平及著述，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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