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候思维的“是什么”和“为什么”2
西方思维模式习惯于探求外部世界的物质本原，沿着“是什么”的不断追问而逐渐深入，从泰勒斯的“水”、毕达哥拉的“数”、赫拉克利特的“火”等本原自然，到微观世界的分子、原子、粒子、质子越来越精细，宏观世界的地球、太阳、太阳系、银河系越来越广大，形成了以物质之形及其构成为主轴的思维活动路线，但这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发现夸克，夸克里面又有些什么，里面的里面还有些什么……，看见了河外星系，河外星系的外边又有什么，外面的外面还有些什么……，虽然彰显了人类的能力，但也反映出人类的轻狂，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上天入地，当生活家园千疮百孔、生命形体因为饮食伤害的时候，我们还是不知道回头（美国拒绝在京都议定书签字），任随物欲的张狂抹杀人的自然属性。
因为生命物质化了，“为了增强体质，专家建议多喝牛奶；最新研究发现牛奶中某些激素会增加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专家建议多吃西红柿；为消除西红柿残留农药的危害，专家建议口服阿托品；阿托品有生物碱中毒可能，专家建议用扁豆缓解；为稀释及中和扁豆的毒性，专家建议多喝牛奶……”（转引自《读者》2008年23期17页“言论”）。我们已经陷入了与自然整体生命时空联系相分离的物质怪圈。
西方哲学历史上关注世界本源的追问，“水”、“数”、“火”等等，虽然我们可以赋予它们规则、尺度或理性公式，但如果仅仅时空世界的物质形态和构成，这个世界是不是太过于简单了。哲学语言不重要，重要的是“义”，是“意”，是我们的认知本身，物质的本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生命存在的实际需要-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因此，物质没有那么至高无上，不给它戴上生命的笼头，就可能造成意想不到的灾难。
站在生命立场，在认知世界思维方面，西方哲学远不如中华哲学：从世界本原上，它远不如中华文化的阴阳，阴阳从宇宙的根本上去思考，生命是宇宙“无中生有”-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逐步演化生成，但不把生命分解为物质；从世界关系上，它远不如中华文化的五行，金木水火土其义不在五种物质的属性，而在世界万物类属联系的动态自稳的复杂关系。阴阳动态，五行联系，衍生万物，此自然世界、社会状态之根本。
中华民族的哲学思维，一开始就以生命自然为归属，站在了珠穆朗玛峰的高度，提出了阴阳五行，确立了“我”之外的世界的基本位序，肯定了生命存在的核心理念“和”，形成了人类行为、群体行为、个人行为的德行规范，包含了宇宙自然、社会秩序、个体存在等等，因此，既便在以找寻物质本原的西方哲学思维统治我们头脑的时代，它的真理之光仍然不时闪烁。在“是什么”思维主导下的人类行为，已经导致生活家园千疮百孔的情况下，反思中华民族的“为什么”确立的行为道德的生命合理性，是生命可持续发展不能忽视的。
生命存在，是哲学之思的本原所在；理论存在，是学科实践思维的本体存在。生命有形但不等于形，不止于形。哲学与医学的基本任务，具有内在相似性，它把凡是能够感知到的外部世界，外在地从运动联系的时空整体存在高度，来思考最基本、最具有普遍性的规律，而医学则将这样的思考落实到具体的生命存在，研究生命行为对于生命存在的时空合理性，这就是中华文化理念的核心。
为什么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西方唱主角？为什么环境问题发端于西方世界，而且伴随经济的发展日益严重？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丰富了，学生们的身体素质反而下降了？这与思维模式-“是什么”的追问有没有关系？
西方确实十分厉害，曾经独霸世界，中华大地被他们四分五裂，中华民族被他们蹂躏践踏，这其实反应了西方的文化落后，反应了尚未开化的野蛮掠夺。利欲熏心，“物”梗塞在西方大脑里，使他们看不到生命存在的真正需求，看不到生命发展的根本要义，“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因此，工业化的科学技术、生产能力越来越发达，生活家园却越来越糟糕；微观越来越深入，宏观越来越广袤，离生命真实却越来越远。
“证”概念既然发生于中医学，是在中华文化的摇篮里成长形成的，研究理路当然应当遵循东方思维模式，寻求实现最佳生命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的有效途径。我思则我在，但思在我在，无我在，我思何在？中医思维，说明中医存在，没有中医自然时空的生命理论，中医思维怎能存在？
东方思维模式的路标是什么呢？是人，是人的生命存在。个体生命在自然时空的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是思维“为什么”的事实基础，根据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去寻求医疗行为，乃至人类整体行为的最佳方式。沿着“为什么”的追问逆流而上，中医不断反思生命的“实际存在”，不仅把生活家园看成是自然存在，而且把生命形体也看成是自然存在，要求在遵从自然的前提条件下，根据前人“实际存在”的最佳生存状态和最佳生命结局，分析生命自身的具体作为，以获得实现“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的最佳途径。“形与神俱”是最佳生存状态，“尽终其天年”是最佳生命结局，只有具备最佳生存状态，才可能获得最佳生命结局。
中医经过历史的思考，认为实现健康长寿不外两个方面。一是维护好生命形体，“虚邪贼风，避之有时”避免外界因素损伤机体，“恬淡虚无，真气从之”防止内在过激情志损伤机体，隋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九气》：“善摄生者，内除喜怒，外避寒暑，故无道夭，遂得长生久视者也。”
二是不破坏生活家园，生活家园外在于生命形体，人们无为才能有为，无为则生活家园得以保持自然状态，生物链、生态环境能够在自我更替中，维持动态平衡，为生命有为-顺应自然、生命活动与外在自然保持同步提供客观的基础。
在“为什么”的理性认知基础上，中医没有将自身的有为，张狂到无所不能的地步，面对自然是顺之应之，面对疾病是因势利导，不仅承认疾病有“难治”、“不治”（多见于《伤寒论》少阴病篇、厥阴病篇，中医发展的临床目的在于不断减少“难治”、“不治”）的客观存在，而且提倡人们行为，维护顺应自然的生命规律。宋代庞安时《伤寒总病论》：“君子春夏养阳，秋冬养阴，顺天地之刚柔也。谓时当温，必将理以凉；时当暑，必将理以冷。凉冷合宜，不可太过，故能扶阴气以养阳气也。时当凉，必得理以温；时当寒，必得理以热。温热合宜，不可太过，故能扶阳气以养阴气也。阴阳俱养，则人气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