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反对王安石(外一题:苏轼好色)
王安石和张方平同历宋仁宗、宋英宗和宋神宗三朝,皆为重臣,并有交集。考察其立德、立功和立言,王安石比张方平高且影响深远,不过苏轼对王安石的评价大而空洞,对张方平的评价充满称颂。此乃私情的发酵!
苏轼评价张方平,认为其诗词清远雄丽,其所行也能以道事君,赞其曰:“自庆历以来讫元丰四十余年,所与人主论天下事,见于章疏者多矣,或用或不用,而皆本于礼义,合于人情,是非有考於前,而成败有验于后。”喟然而叹曰:“信乎!其有似于孔北海、诸葛孔明也。”
张方平对苏洵及苏轼兄弟有知遇之恩,相反,王安石对苏洵及苏轼兄弟的文章进行过非议和否定。苏洵及苏轼兄弟对王安石以此结怨,愤恨不已。苏轼也不忘其仇。
苏轼对张方平和王安石的评价,显然注入了私情。朱熹早就发现了苏轼的偏颇,认为此评价缺乏是非标准。
苏轼不仅对王安石久有意见,而且凡事反对,不惜攻击。
当年苏轼携苏辙赴眉山葬父以后,尚未返京师,正还京师,王安石初造朝廷,见皇帝,并越次入对。当是时也,苏轼便暗斥王安石曰:“大言滔天,诡论蔑世。”
宋政府的财政收入在宋仁宗时已经很是紧张,每每入不敷出。宋英宗时毫无改善,几乎崩溃。至宋神宗时,遂任王安石为宰相,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变法。
变法的目的在增加收入,以维持社会运转,并加强对西夏和辽的防御。显然,变法不是王安石的私计或私业,相反,它是国家意志。对此,苏轼全力反对。反对变法的,当然还有司马光、张方平一批大臣。
尽管苏轼在官告院负责文武大臣封赠一类的工作,然而其反对王安石不但激烈,而且无处不在。王安石觉得苏轼总是抗拒他,妨碍变法,便调其任开封府推官,盼以冗务缠绕。王安石还提醒宋神宗,对苏轼当像对恶马一样减秣加笞,使其服贴之后乃可用。不过这阻止不住苏轼的反对。
王安石打算废除诗赋,改用明经和策论作进士考试,并要兴办学校。苏轼启奏反对!他认为贡举的措施,今比前精,所得进士,今比前多,不必罢诗赋;他认为兴办学校,相当于弃先王之旧制,毁先王之旧物,从而治以宫室,食以游师,是害天下之民。
苏轼有机会负责开封府的进士考试,遂特以独断专任的得失为题,影射并暗损王安石。王安石知道苏轼的用意,十分不悦。
王安石一旦要实施变法,苏轼便一上皇帝书,再上皇帝书,强劲反对。苏轼一一驳斥了青苗法、均输法、保甲法、免役法、市易法、保马法、方田法。此举光明正大,所论也汪洋恣肆,纵横捭阖,尽显君子之风。
然而苏轼的反对渐渐火爆。他认为变法机构只不过是求利之名,在此履职之员,也不过是求利之器。他的建议是:“故臣以为欲消谗慝而召和气,则莫若罢条例司。”就是建议宋神宗撤销王安石负责的变法机构。他还暗示,如果放任王安石执政,那么会孤立皇帝,以至剪弃纪纲,何事不生!这也像是在挑拨君臣关系了。他明确指出,王安石的变法,实际上属于小人行险以徼幸。他断定,王安石不知人,不能大用,信而用之,将为国家招祸。他甚至斥责王安石是奸邪。
苏轼几乎如其父苏洵一样谩骂王安石。1060年前后,欧阳修在京师推荐苏洵的文章。公卿大夫多比较欣赏,独王安石不喜欢。王安石认为苏洵所作,兵家之风甚强,多是权谋机变之言。苏洵以王安石的非议和否定,心存厌恶且怨恨。王安石母故,在京师的公卿大夫皆吊唁,唯苏洵不礼。欧阳修欲弥合苏洵与王安石的嫌隙,规诫王安石是当世文行之士。苏洵竟怒发冲冠,断定王安石是囚首丧面,其非常时候,必使社会动荡的。苏洵还痛贬王安石说:“知其人也,是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天下患。”苏轼与苏洵在反对和攻击王安石上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不屑于王安石的学术著作,尤其反对其文字研究成果。苏轼指出文字之衰,源在王氏,坏在使人同己。他说:“王氏之学,正如脱椠,案其形,模而出之,不待修饰而成器耳!”
王安石长苏轼十六岁。他从来没有谩骂过苏轼,相反,他不仅认为苏轼是才士,而且对其怀欣赏之情。苏轼存亡之际,王安石也施以援手。1079年,宋神宗批示御史台,要求根勘苏轼,真是危急至极。当是时也,王安石出面提醒宋神宗:“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劝宋神宗的人很多,然而究竟什么角度会打动皇帝的心呢?似乎是圣世的角度了。
从黄州迁转汝州那年,苏轼过钟山,请见王安石数次。他们讨论政治,唱和诗词。苏轼的致仕卜居似乎也在交流之中,遂有苏轼于钟山置田购宅,以陪王安石之语。基于此,一些论者认为苏轼与王安石之间的隔阂、矛盾和冲突已经涣然冰释。在王安石大约没有多少问题,然而苏轼未必。三年以后,王安石薨,苏轼在赠太傅称谓的诏命里对王安石的变法毫无肯定,便证明他怨气犹存,还在反对这位长者。
秦观小苏轼十二岁,深受苏轼的器重,视为弟子。苏轼在钟山请见王安石,频频交游,实际上是要借王安石之力为秦观延誉,以增加其进士及第的可能。所谓买田宅,得陪王安石杖履,息于钟山之下,完全是虚情假意。苏轼只不过是在应付王安石,暂时讨其喜欢而已。苏轼理想的安家之处,根本不在钟山。
好色
好色只是以得体的言行表达对女性丰盛的喜欢而已。凡精神健康的男子,都是好色的。凡身体健康的女子,都乐于男子之好色。
苏轼好色,异于宋玉,宋玉病矣;苏轼好色,也异于登徒子,登徒子秽矣。苏轼之好色,节制而雅。
此词之意颇为明白,叙苏轼与朋友张先同游西湖,赞江上弹筝之妙,想象乐伎之丽,并有意会一会。
张先高寿,喜欢采纳乐伎为娱。苏轼跟他的往来,当在任杭州通判阶段。三十六岁外任,邀乐伎陪一陪,既合苏轼的性格,又合苏轼的心情。
对苏轼此词的背景,宋人也有一些探究。以张邦基的笔记,苏轼与客坐西湖一亭中,有彩舟渐近。数女无不靓妆,其中一女尤艳。看起来三十岁左右,丰姿绰约,正是她在弹筝。苏轼与客目迎目送,船翩然,曲也翩然。苏轼有感,遂作此词。
苏轼家畜数妾,唯朝云名垂青史。也是在任杭州通判的时候,苏轼发现朝云的。她仅十二岁,虽然混迹于歌伎舞伎之中,然而聪颖伶俐,清明超逸。朝云以出身贫寒沦落,不过天生纯良,为苏轼所宠,遂娶之为妾。她随苏轼上升,落魄;再上升,再落魄,凡22年。
苏轼颇爱朝云,因为她是一个知己。有一天,苏轼饭讫徐行,忽然指其腹问左右侍儿说:“汝辈且道是中何物?”一侍儿抢答:“都是文章。”苏轼无语。一侍儿便道:“满腹都是机械?”苏轼仍无语。朝云曰:“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忍俊不禁,也甚为欣慰,望着朝云夸奖说:“知我者,唯有朝云也。”只有理解苏轼、体贴苏轼的灵魂,才知道苏轼既不跟朝廷的东风跑,也不跟朝廷的西风跑,从而东风也摧他,西风也摧他。
朝云姓王,钱塘人。苏轼有词数阕,一而再,再而三,对其吟咏。
有论者认为,此词委婉含蓄,艺术甚高。我一诵再诵,觉得不过尔尔。当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解,并应该允许多种观点存在。
此词是苏轼为一位官伎而作的。
官伎不但姿色灿然,往往也懂琴棋书画。宋政府的要员不能进闾巷青楼,不过可以招官伎。官伎为州县衙吏提供歌舞娱乐,也当陪酒。
仍是苏轼在杭州的日子。一天,宴会隆重,便招了几个官伎。别的官伎都到了,只有秀兰还没有到。秀兰黠慧机灵,善酿热闹的气氛,她不来还不行,遂差小使唤她。其俄顷便至,自云她洗了澡,感觉困,打盹睡去,就迟到了。苏轼宽容,便谅解了。然而有一位衙吏显然意在秀兰,见她晚来,遂怀疑她,责怪甚至发火。秀兰为安慰此衙吏,迅速摘了一枝石榴花献上,岂料此衙吏更是生气,她也不禁流泪。苏轼以词记事,当然也在息怒而止哭。
在苏轼的时代,男女都早婚,以求门庭兴旺。苏轼十九岁娶十六岁王弗为妻,都还是孩子。当然,他们也已经成熟,可以生育了。王弗有教养,有文化,尤其使苏轼从身体上和精神上发现了什么是女人,遂对王弗的感情既真又深。王弗卒,苏轼便再娶王闰之为妻。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依情理,应该不会亏待苏轼与王弗所生的苏迈。也许苏轼急着有一个女人管家,方娶了王闰之。究竟什么原因使王闰之拖到二十二岁才穿嫁装,苏轼也应该知道,不过看起来他也是别无选择了。在娶王闰之五年以后,苏轼得朝云,也许是需要某种补充吧!
一般都是男的活不过女的,然而苏轼命硬。他的女人,王弗二十七岁死,王润之四十七岁死,朝云三十四岁死。
苏轼是强壮之才士,他好色,然而有义,不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