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之九——淮军的“中体西用”
昨天是《马关条约》签订125周年，中方的谈判代表有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以及他的儿子参议官李经方。不知道在125年前的昨日，李中堂落笔签字的瞬间，他是何种的心情。《马关条约》的内容极为苛刻，而且日方态度蛮横。日方全权办理大臣伊藤博文对李鸿章极尽羞辱之能事，而李鸿章则只能委曲求全，这当然不是对李鸿章一个人羞辱，而是对中国整个国家的羞辱。《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中日战争的结束。甲午战争一战，淮系精锐毁于一旦，走向全面衰落，李鸿章对于朝廷而言已不复昔日的重要性。对于年逾古稀的李鸿章而言，多年心血付诸东流，面对列强毫无还手之力，还要日日面对日方的羞辱、朝廷的苛责、文武百官的直斥。不过，又能怪谁呢？淮军是李鸿章一手缔造的嫡系，是甲午战争中方的主力部队，虽然不是朝廷的亲儿子，但是朝廷倚之为干城，没少投入资源。虽然受到多方面的掣肘，但是朝廷总体上支持李鸿章，淮系握有北方海防军政大权。但凡整军经武一番，也不至于落得个完败；不会手中没有筹码，任人羞辱。李鸿章是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从始至终都是，以这个标准去要求他，他做得还是不错的，相当不错；但是要指望他力挽狂澜、开创新时代，那实在是高看他了。要是换成曾国藩会不会好一些呢？可能吧，因为曾国藩更愿意去研究更深层次的“体”，而不仅仅停留在“用”的层面，湘军能在全国多如牛毛的团练中走出来绝不是偶然的，蕴含着曾国藩的深刻思考。而同时期李鸿章的团练被打得只剩下李鸿章一个光杆司令，已经显示出二人的差距。不过也难说，说不定曾国藩会更加保守。从这个角度而言，袁世凯不如李鸿章，李鸿章不如曾国藩。在那个面临千年未有之巨变的半个多世纪，他们三人处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承担着不同的历史使命，一个比一个要求高。他们三人却一个比一个理论水平低，一个比一个交的作业差，无法为中国的未来指点迷津，明确方向，凝聚人心，努力奋斗。
一、曾国藩的开端
从曾国藩之湘军的“中体中用”到袁世凯之北洋军的“无体实用”，有一个过程，而完成这一过程的，就是李鸿章及其淮军系统。
虽然李鸿章及其淮军系统在大多数时间都可以被认为是“中体西用”，但是西方之体用高速输入，致使在李鸿章及其淮军系统飞速从“中体中用”向“中体西用”转化，并敲开了“无体实用”的大门。
李鸿章及其淮军脱离“中体中用”的脚步是从曾国藩开始的。
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当时正担任翰林的曾国藩和满朝文武一样，对于洋人一无所知，还持有一种对待“蛮夷”的态度；在战争期间，他和满朝文武一样，“人心安静如无事时”；战争失败后，他将责任归之于汉奸，认为“英夷滋扰以来，皆汉奸助之为虐”；签订的丧权赔款的《南京条约》，他竟然认为“抚局已定”，可“安民而息兵”，“但使夷人从此永不犯边，四海晏然安堵，则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在一首1842年送别曾国荃的诗歌中：
汉家八叶耀威弧，冬幹春胶造作殊。
岂谓戈铤照京口，翻然玉帛答倭奴。
故山岂识风尘事，旧德惟传嫁娶图。
长是太平依日月，杖藜零涕说康衢。
曾国藩表达了对于洋人的痛恨和强烈的民族自尊自信。可以说，此时曾国藩的态度反映了当时官场士大夫和士绅的主流态度，体现了和日本日后的“攘夷派”出于民族自尊对外夷不分青红皂白的痛恨情感，以及和德川幕府的勘定奉行小栗忠顺和栗本鲲等幕臣为取得外国支持、竟然不惜牺牲日本国家利益的封建时代世界观，对于近现代的国家概念认识的不足。而这种情感和认识在中国还将在很长时间内存在，在政坛上和乡野间以保守的形态出现。
受命兴办团练、参与剿灭太平天国的工作以来，曾国藩接触到真实的现实情况，作风和观点更加务实，对于“洋务”的态度也有所转变。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给曾国藩以巨大的震撼。他在家书中写道：“北事决裂至此，薄海臣民，同深痛恨。”但是在1861年，当英国人出动军舰向他讨要滋事的英国商船时，曾国藩二话不说就交出去了，丝毫不见对英人的痛恨，实践了他当年所批判的“汉奸”行为。早年，在评价徐继畜的《瀛环志略》时，他还说什么：“颇张大英夷。”觉得此书对英夷的描述于夸张，涨了他人的志气。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他竟然将此书看了两三遍。也就是在此时，曾国藩形成了“勤远略”的战略思想，意图加强国防建设以抵抗外国侵略。这和佐久间象山的佐幕开国和以力定礼的思想如出一辙。
1861年9月，曾国荃攻克安庆，清除南京城中游屏障；1862年1月，李秀成率军进攻上海，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巅峰，然而此后迎来的将是一步又一步的失败；5月，陈玉成在寿州被叛徒苗沛霖逮捕；1862年6月，洪秀全命令各地太平军回援天京，太平军集结二十万人兵力，10月起大战湘军四十多天，未能取胜。也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太平天国必败的结局一步步坐实，作为战略家的曾国藩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更远的洋人，他深刻的意识到，他下一步的对手将是洋人，为了维护道统，振兴国家，他必须用坚实的军事实力将洋人的势力及其思想荼毒赶出中国，他开始着手了解这一更为危险的敌人。
曾国藩最早接纳洋兵器是从1853年开始的，那一年，他的船厂造出木制传统的战船，但是船上的600尊大炮却是西洋产品。在第二年给皇帝的奏折中，曾国藩对于“洋炮之力”大加赞赏，请求再买千余尊，并自行加以仿制。1958年，曾国藩在大营内设立了内军械所，生产“洋枪洋炮”；1961年在刚刚夺取的安庆城内，以内军械所为基础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现代化武器军械所。内军械所除了制造“洋枪洋炮”，还致力于蒸汽机和“火轮船”的制造。
李鸿章也是从这一时期起开始接触“洋务”的。1862年2月，他陪同曾国藩在安庆检阅淮军各营，并视察了外国轮船。在此之前，李鸿章似乎从未到达过沿海省份，也没有接触过外国人，是曾国藩之“洋务”给李鸿章启蒙。无论从哪方面而言，曾国藩都是李鸿章的老师和学习对象，以至于李鸿章以“骥尾之蝇”做比，形容自己和曾国藩之间的关系。但是，当他进入上海，并频繁与洋人接触后，他迅速地接过了曾国藩“洋务”带头人的大旗，并一发不可收拾地沉迷于“洋务”。此后的曾国藩虽然在“洋务”上仍有建树，但是和李鸿章相比，无论从思想上还是实践上都要落后了很多。
虽然曾国藩开启了“中体西用”之端，但是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曾国藩都从未真正进入“中体西用”。在实践中，应用的主流一直是“中用”。曾国藩一直强调人对于战争的决定作用。在湘军全面西化、置换洋枪洋炮的问题上非常的扭捏，非常的不情愿。面对属下将领的压力，他往往只兑现将领们所要求的洋枪洋炮的一小部分。他还告诫李鸿章，不要着迷于洋枪洋炮，在军队行为上要注意“谦”和“抑”。
李鸿章及其淮军系统一开始几乎是完全照搬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从军制到武备和湘军一模一样。虽然在人员组成上虽略有差异，在封建性上略输一筹，但是相差不多。从理论思想到应用思想，李鸿章也是完全吸纳应用老师的思想，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毕竟曾国藩已经睁开眼睛看世界，而以李鸿章当时的层次，尚未睁眼看世界，对于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此时的李鸿章和淮军系统无疑遵循的是曾国藩及其湘军系统一样的“中体中用”。
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李鸿章都和曾国藩持有一致的思想，那就是：作为人，中国人优于西方人，一旦中国军队使用西方的先进武器装备，中国人就能够遏制外来侵略者，维系自身的优势地位。他们相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和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但是在应用方面，刚刚独立不久的李鸿章一进入了上海这个花花世界，比起他的老师曾国藩，就不可挽回地以飞快的速度滑向西化，成为坚定的“中体西用”的实践者。虽然我们可以推定，即使是曾国藩处于李鸿章的位置，也会滑向西化，只不过在实践和理论上能够更加坚持“中体”。但是在当时中国的大环境下，李鸿章的作为仍然是非常不同寻常的，以至于有人认为李鸿章是买办官僚的代表，可以说不无道理。在曾国藩和李鸿章这对师生面临“洋务”的一拒一迎之间，标志着士绅和官僚阶层观点的分化。
二、李鸿章和淮系加速西化
李鸿章自1862年一进入上海，似乎就被洋玩意给迷住了。在书信中他完全不吝惜自己的溢美之词：“枪炮并发，所当辄靡。其落地开花炸弹，真神技也。”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李鸿章决定军制及武备全面向西方学习。李鸿章对刘秉璋，潘鼎新诸人说：“兄于炸炮一事，坚意要学洋人，同志诸君祈勉力为之。”9月的四江口战役刚刚结束，李鸿章开始全面更改淮军营制。“未及一年，尽改旧制，更仿夷军”，并雇请外国教练训练的新式军队。自此之后，李鸿章之淮军系统脱离了曾国藩之湘军模板，成为了当时中国的最强军。李鸿章之淮军也区别于曾国藩之湘军，不以纪律性、组织性见长，而以相对于当时中国其他武装集团更强的武器装备见长，李鸿章自认：“敝军枪炮最多而精，是以所向披靡”
正是由于李鸿章及其淮军系统坚定地从“中体中用”向“中体西用”转变，因此体现出很强的学习性。面对淮军中不愿意改革的情绪，李鸿章对将士说：“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他还批评手下大将：“程学启、郭松林等均坚僻自是，不肯求教，唯刘铭传稍稍解悟。”在李鸿章的引领下，以西方为师成为淮军的传统，当淮军将领们日后走上封疆大吏的高位，也都成为中国引入洋务的急先锋。刘铭传在担任台湾巡抚期间，构建了当地的军事防务、行政及税收机构，建立了学校，铺设了街道，架设了电线，引入西式邮政制度，修筑铁路，还铺设了和福建之间的海底电缆。
李鸿章的幕府与曾国藩的幕府不同，李鸿章似乎没有维护道统的心思。李鸿章为人做事也更为实用主义。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评价李鸿章：“不学无术，不敢破格，是其短也。”“不学无术”是当时朝廷文人对李鸿章的普遍看法，是当时的官僚士大夫对于李鸿章的评语。应该说，从他们的角度而言还是十分中肯的，李鸿章无论是“道德”还是“学问”，比起他们都要差得多。但是这并不妨碍李鸿章能办事、会办事，靠办事最终出将入相。李鸿章本人如此，对于人才的选用也是如此，他用人注重的是才干和专业技能，注重办实事，对于道德和文章并不看重。对于幕府和手下存在着严重的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甚至敲诈勒索现象，李鸿章心知肚明，但是并不予以追究，反而处处加以袒护。其实他自己行事何尝不是以行贿开路，甚至对于自己在和洋人谈判中的“痞子气”津津乐道。由于其本身持有这种观点及作风，求才用人包罗广泛又不注重传统，贪腐成风，李鸿章在当时不被人非议反而是极不正常的了。
李鸿章幕府人才主要为专业人才，但是根据其来源可以分为传统和源自西方的人才，传统人才又可以分为旧式文人和行业人才。由旧式文人转变为专业人才的，包括盛宣怀、丁日昌、周馥、袁世凯等人；传统行业出身的专业人才，在军事上主要使刘铭传这样的淮军将领，工商业方面主要依靠像朱其昂这样传统商人和郑观应、唐廷枢这样的买办；源自西方的人才包括马建忠、罗丰禄、伍廷芳、容闳、唐绍仪等人，也包括德璀琳、彼德格这样的真正西方人。从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比起袁世凯的幕府，李鸿章的幕府在人才的专业性和广度上大为逊色，这是主要由于当时的中国刚刚睁开眼睛看世界，传统的人才供应渠道还是占据主体部分，海外归国者十分稀少，而且专业性不强，倒不是李鸿章有意为之，事实上他非常重视对专业人才的搜罗。但是起码在西用方面已经开始迈出坚实的步伐，在传统势力的群起而攻之的情势之下，李鸿章此举难能可贵，也是水到渠成。他在事实上成为“洋务运动”的擎旗者和庇护者，居功不可谓不伟。
虽然李鸿章及其淮系更加西化，但是其西化的根本在于实用。而且不像曾国藩对于建军方针及实业发展有着较为坚实的理论思考，于是西化愈深，离湘军模式愈远，则理论指导愈模糊，最后只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三、脱不开的“中体”
但是这一切并不意味着淮军系统在李鸿章的领导下已经彻底西化了，由于没有明确的发展方针，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李鸿章及其淮军系统仍然在相当程度保持着其“中国之体”，维持着其封建体系。李鸿章之淮军仍然以封建关系作为凝聚力量，这一点从“淮系”这一名称就可以看出。李鸿章所举荐之人、所任用之人，往往和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且要求他们向自己效忠。
军队是淮系的基础，最初是李鸿章从自己的家乡招募的。淮军将领不是乡党、亲故，就是父子、兄弟，封建色彩浓厚。这支军队除了李鸿章本人，甚至连李鸿章最尊重的恩师和盟友曾国藩都指挥不动，曾国藩就算找来李鸿章的亲弟弟李昭庆，也无法对这支队伍做到如臂指使。
李鸿章的幕友实际上都是直接向李鸿章效忠，哪怕他们有时身兼朝廷官职，但是他们最主要的任务却是在李鸿章控制下开展工作。比如盛宣怀1879年署天津河间兵备道，1884年署天津海关道，1886年任山东登莱青兵备道道台兼东海关监督，这都是朝廷给予他的官职，然而盛宣怀这一段时间最重要的工作却是任李鸿章控制下的招商局督办。李鸿章举荐任用的官员也是一样，都是同乡、同年、幕友这样的封建关系，而且要求他们向自己效忠。1865年，李鸿章卸任江苏巡抚，其后的继任者都和他有着密切的关系：刘郇膏（1865年—1866年），李鸿章丁末同年兼前幕友；郭柏荫（1866年—1867年），曾国藩前幕友，李鸿章任上江苏按察使；李瀚章（1867年），李鸿章亲哥哥；丁日昌（1867年—1870年），李鸿章前幕友；张之万（1870年—1871年），李鸿章丁末同年；何璟（1871年—1873年），李鸿章丁末同年；张树声（1873年—1874年），淮军将领。李鸿章一直牢牢掌握着中国最重要的膏腴之地以及其起家的根据地江苏省，直到他担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之后，两江总督先后由刘坤一、沈葆桢这样的地方实权派掌握。事实上，根源在于朝廷不可能让李鸿章同时把控南北，李鸿章这才放弃江苏，将势力转到北方。1895年，袁世凯为了获取编练新军的职位，四处活动，甚至走了李鸿章的对头翁同龢和李鸿藻的门路，据说李鸿章知道后大发雷霆，直斥袁世凯为小人。
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三人系统的官员幕僚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比如曾国藩重要的幕僚郭嵩焘，在曾国藩离世后，在李鸿章幕府呆了一小段时间，后被李鸿章举荐为官，郭嵩焘的人生并没有因曾国藩的离世而受到过多影响。同样，在李鸿章离世后，他帐下的幕府有大量人才投奔了袁世凯，袁世凯也是照单全收，毕竟袁世凯也是淮军系统走出来的重臣，早年追随他的人几乎都是淮军系统的人。但是，派系成员之间同气连枝、休戚与共的关系仍然可见端倪。从1864年到1866年，为了避嫌，曾国藩等人一手创建的湘军被次第解散。刚刚解散完成，1866年，曾国藩就受到严旨责问和御史参劾，令其开去各缺，回京陛见。此后不久，湘系的甘陕总督杨岳斌、陕西巡抚刘蓉、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北巡抚曾国荃、直隶总督刘长佑纷纷开缺回籍。而左宗棠派系的经历，当时幕僚对于幕主、被举荐官员和举荐者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则更为明显。左宗棠亦是晚清重臣之一，举荐提拔了大量所属官员和幕僚，然而当1885年他逝世后，他所提拔的绝大多数官员的前程仿佛被冻结了一般，永远定格。本来呼之欲出的“楚系”，就此胎死腹中，从晚清官场上消失了。
淮军本来就是李鸿章在短时间内召集而来的合肥附近的团练武装，其上下级的忠诚性、团队间的紧密程度和封建程度都不如湘军。像刘铭传贩私盐出身，其武装叫做土匪武装更为合适。随着时代的进步，淮军体系的扩大，淮军系统的凝聚力呈进一步下降的趋势。如张树声是淮军重要将领，在淮军诸将中，是除李鸿章之外最早得任督抚一品大员要职的。但是1882年李鸿章请假100天丁忧之际，请张树声代为署理直隶总督。据记载，张树声在任上想方设法赶走李鸿章的幕友，并打算以“揽权”的名义向朝廷弹劾李鸿章。袁世凯审时度势，最终转投了荣禄。淮军体系对理想的坚持程度也大不如湘军，像李鸿章等个别人或许有些忠君爱国的思想，那也是传统封建道学的遗存。但是淮军整体并不注重思想教育，没有整体理想，慢慢的，相互间除了乡亲之外，大约也只剩下“利益”二字了。
虽然李鸿章并不重用自己的亲朋，他的至亲家人固然有不少在他的幕府之中，但是并没有受到重用。可是李鸿章的至亲，包括李鸿章本人，在地方上作威作福，侵夺资产，挣下了诺大的家财。费行简在其《近代名人小传》中，称“招商轮船、开平煤矿皆有鸿章虚股甚多。”李鸿章死后，“家资逾千万，其弟兄子银私财又千余万。”容闳《西学东渐记》中说李鸿章“有私产四千万以遗子孙”。田产大约价值324万两白银，这是李府管事根据“鸿章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据统计，李氏在合肥东乡占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托亲朋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在这一点上，李鸿章更为现实，不像其老师曾国藩作为道学家那样严于律己。
不管李鸿章及其幕僚、智囊思虑如何，李鸿章一手缔造的“淮系”是“中体西用”最有效的实践者。作为现实主义者，李鸿章封建官僚的气息浓厚，“中体西用”几乎就是他的极限，难以突破现实成就一番开天辟地的事业。作为当时的能臣和奸雄，李鸿章及其幕僚在理论研究上，在数量和深度上都不如作为老学究的曾国藩，对于“体用”之辩并不执着，但是他们提出的理论其实比起曾国藩来更加切中实际，具有可操作性，更加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曾国藩的理论研究受到推崇，是因为他的理论更加符合当时中国主流文化的氛围，李鸿章的理论虽然浅尝辄止，但是却勾连着过去与未来，更加具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