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专题 | 新经济制度产品供需的演化及创新
作者：徐苏涛、谢盼盼、王娜、杨洋。
引言
全球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新经济到底带来了什么改变，以及在此条件下需要把握什么样的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的规律，做好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配套以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成为当前及未来发展的重要主题。这其中，新经济主要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产业业态的纵向演进与横向交织，不仅体现了新经济主要发展逻辑的变化，还体现了新经济整体发展结构的构建。与此同时，在新经济条件下，制度需求与制度供给互动发展与协同演进，围绕结构化或非结构化的制度需求形成了新经济制度的基本结构、政策体系与治理范式。而伴随新经济制度的演化，政策体系进一步前置化、治理方式进一步公共化、政策供给进一步多样化，需要全新的顶层设计、创新原则与治理生态。下文结合新经济的重要改变，以及新经济制度产品需求与供给，就以上问题做初步的梳理与分析。
N1
新经济的重要改变
伴随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新经济逐步在全球范围内兴起与发展。与此同时，对新经济主要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以及产业业态的认识与关注，也逐步发生了与时俱进的改变。尽管创业经济、创新经济、服务经济也都是新经济的重要体现，但从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以及产业业态的角度来看，大家对新经济的关注，分别涉及到了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经济等。应该说，这些主要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以及产业业态，不仅存在共同的发展基础，还存在一定的纵向延展、横向延伸的关系，甚至是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或侧面。而伴随着这些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以及产业业态的演进与交织，从资源配置、市场空间、经营范围、社交组织、供需结构、产业组织、产业界限、技术构成、产权基础以及商业生态关系上，逐步重新构建了新经济的逻辑思维与发展架构，决定着人们对新经济理论、新经济道路、新经济制度、新经济文化认识与行动的深度、广度、宽度与进程。
1、知识经济：从资本至上到以人为本反映资源配置变化
大家最早所关注和讨论的新经济形态与模式，主要体现在知识经济上。1996年，世界经合组织发表了题为《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的报告，首次将知识经济定义为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消费）之上的经济，其广义为用新技术、加上人才为动力以推动经济发展。其所述的知识包括人类迄今为止所创造的一切知识，最重要的部分是科学技术、管理及行为科学知识；知识经济是知识在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知识产业成为龙头产业的经济形态；创新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动力，教育、文化和研究开发是知识经济的先导产业。此后，经济社会发展更加倚重自己的知识、知识经济将取代工业经济成为时代的主流，强调知识创新与知识产业化、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一种新型的富有生命力的经济形态，并对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商业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知识经济最大的意义，并非在于具体的、单纯的投资模式、产业结构、增长方式、组织方式以及商业模式的改变，核心是强调了人的价值与作用。其基本逻辑在于，强调知识就是强调知识创造者的价值与作用，不仅知识本身就是一种产品服务，还可以是一种经济形态，还可以是一种产业模式，还可以转化为股权和价值。
应该说，以往的农业经济是靠天吃饭以及勤劳苦干，工业经济靠机械化、电气化的技术构成以及公司制的组织方式等，而在此背景下，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经济增长与发展是依赖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生产函数的放大，这其中先后经历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发展阶段。那么，在知识经济条件下，从知识创造、科技创新、技术创新到产品创新、服务创新，以人的价值和作用为转移、为动力、为导向。更进一步而言，以往的资源配置要么是要素驱动，要么是要素跟着资本走，在知识社会与知识经济条件下是各类要素以及资本跟着人走。
2、信息经济：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反映市场空间变化
信息经济又称资讯经济，或者IT经济，核心是以现代信息技术等高科技为物质基础，信息产业起主导作用的，基于信息、知识、智力的一种新型经济。事实上，信息经济的提出比知识经济还早。但真正得以普遍运用在于知识经济被提出以后。作为信息革命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成果，信息经济往往通过产业信息化和信息产业化两个相互联系和彼此促进的途径不断发展。它不仅涵盖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产业的兴起和快速增长，还包括以现代计算机技术为基础的整个高新技术产业的崛起和迅猛发展，亦包括由于高新技术的推广和运用所引起的传统产业、传统经济部门的深刻的革命性变化和飞跃性发展。
如果说，在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国民经济发展中，钢铁、汽车、石油化工、轻纺工业、能源、交通运输、电话通讯等传统产业部门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信息经济中，居重要地位的往往是芯片、集成电路、电脑的硬件和软件、光纤光缆、卫星通信和移动通信、数据传输、信息网络与信息服务、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工程、环境保护、航天与海洋等新兴产业部门。这种信息经济的发展，以及与工业化、农业化的结合会在较大程度上优化产业结构以及经济效率，并导致不可触摸的信息型经济取代可以触摸的物质型经济而在整个经济中居于主导地位。
为什么强调“不可触摸”与“可触摸”？简而言之，信息经济最大的创新及贡献，并非新一轮产业结构升级等等，而是将人类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空间与市场空间从物理空间延伸到虚拟空间。而只有从物理空间到虚拟空间，才能打破生产经营、生活体验的时空局限，创造更大的生存发展疆域与市场发展空间。
3、网络经济：从大千世界到小地球村反映经营范围变化
伴随知识经济的崛起，尤其是在信息技术的带动下，以互联网经济为核心的网络经济从美国到全球逐步兴起和发展。一般以为，“网络经济”是一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基础之上，以现代信息技术和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新的经济形态。
这种网络经济往往是发育在国民经济信息化基础之上，各类企业利用信息和网络技术整合各式各样的信息资源，并依托企业内部和外部的信息网络进行动态的商务活动，最终取得网络经济效应。更进一步说，网络经济是一种在传统经济基础上产生的、经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现代信息技术获得提升的高级经济发展形态。狭义的网络经济主要指以信息和计算机网络为核心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的产业群体；广义的网络经济主要指网络通信与不同产业结合构成的各类网状运行的产业群体。
而伴随全球信息网络的出现和发展，进一步加快了信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递和扩散,使传统的国家、民族界限变得日益模糊，使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从而使世界经济发展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化趋势。而网络经济已经成为规模经济或范围经济, 其经济运作往往涉及一个国家的范围, 甚至跨越国界, 把几个国家或一个巨大的区域联结在一起。某种意义上，网络经济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是使得人类生产生活从大千世界到小地球村，反映了经营范围的变化。尤其对于企业的经营发展而言，不是围绕一个产品、产品线、产品组合，从销售代理、转入生产制造、再进入研发创新，做完一个区域市场再去下一个区域市场，最终通过滚动增长走向全国、全球；而是面向一个小的、长尾的需求，在全国、全球大大市场中配置资源、生产制造、研发创新，实现爆发成长。
4、社交经济：从科层管理到扁平组织反映组织模式变化
伴随移动互联网与社交化的结合，社交经济应运而生。这种社交经济既不能单纯地理解为社交网站、社交媒体，也不能狭隘地理解成为关系驱动的网络经济，而是基于高接触、高情感、高开放、高穿透、高裂变的虚拟空间与社群网络，将商业赋予新的传播方式、消费方式、交流方式、供应方式、管理方式等，产生新的生活方式的经济形态与经济模式。
长期以来，大公司、中心化、封闭式和科层化的组织一直都在控制和决定着人们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相应的传播方式、消费方式、交流方式、供应方式、管理方式等。大的组织一度降低了边际成本，让公众享受到更便宜和可靠的服务，但难免出现“大企业病”，而伴随社交网络的出现降低了差异化经营成本，满足了个性化需求。中心化组织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组织动员能力以及生产效率，但在较大程度上存在垄断效应并对个体能动性产生一定抑制，而在社交网络下的非中心、去中心的结构下大大增加了发展活力；封闭式的组织方式具有完整的管理体系与运作机制，但难免成为封闭环境下“暗箱”，伴随社交网络与生产经营系统、社群的联通，通过开放性以及新的传播方式等增加了公平与效率。科层化组织优化了管理，但伴随管的越来越多、理的越来越少，在纵向的决策与执行、横向的组织与协调等方面增加了更多内耗，而社交化工具的运用使得“金字塔”型的发展结构更加平坦和扁平。
近年来日益成熟的社交化商业模式，其核心或本质是借助云计算把撷取、处理、整理好的大数据，通过移动设备传输到能创造价值的终端，在社交商务情景中把这些数据的价值发挥出来的生活生产方式，打破了人与人、人与圈子、圈子与圈子的围墙，最终使得信息流、数据流演化为价值流或现金流。在社交化趋势下，众包、众筹、新媒体、O2O、微信微博、引擎等业态大量出现，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融资、研发、营销、销售、客服、管理等方面，改变了商业模式和运营管理模式。这其中，个体会利用技术手段与他人更好地联结，从而得到优质的商品和服务；而企业组织不仅将社交网络引入企业管理中，实现内部高效、透明、便捷的沟通协作，更是借助云计算，实现业务模式重构、运营模式转变及组织创新。
尤其是伴随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运用，社交经济不仅从生活领域走向生产领域，更是促进了生产生活方式的有机衔接与无界融合。这其中，社交化最具创新价值的并非能够把买卖直接嵌入到人类的生活方式中重新建立游戏规则，实现轻资产、便捷式、多覆盖、快成长，让干巴巴的生产生活更加湿润；更在于通过重新划定企业内部社交网、伙伴社交网、外部社交网络，重新定义企业与员工之间、平台与个人之间、企业与伙伴之间、企业与消费者之间的关系，形成更加组织扁平、环境开放、迅速传播、规则透明的社交生活生态与社交商务生态。在这种社交生活生态与社交商务生态下，“旧管理”（以“管”的方式达到“理”的目的）逐步被“新组织”（以“理”的方式达到“管”的目的）所取代，形成全新的组织模式。
4、体验经济：从正向消费到方向体验反映供需结构变化
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从供需结构来看，逐步从产品经济、商品经济、服务经济向体验经济方向发展。所谓“产品经济”，往往是大工业时期没有形成前的主要经济形式，谁控制着产品或制造产品的生产资料，谁就主宰市场、统治经济；“商品经济”就是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加强，商品不断丰富以至于出现产品过剩的经济；“服务经济”主要从商品经济中分离出来的，它注重商品销售的客户关系，向顾客提供额外利益，体现个性化形象；而“体验经济”尽管是从服务经济中分离出来的，但也是对服务经济的纵向深化，追求顾客感受满足的程度，重视消费过程中的自我体验。
具体而言，体验经济往往是从生活与情境出发，塑造感官体验及思维认同，以此抓住顾客的注意力，改变消费行为，并为商品找到新的生存价值与空间。这种体验经济往往以服务经济作为舞台，以商品作为道具来使顾客融入其中，使得人们的个性化消费欲望得到彻底的满足，也让人们开始把注意力和金钱的支出方向转移到能够为其提供体验价值的经济形态。这其中，体验往往代表着一种已经存在但先前并没有被清楚表述的经济产出类型，并作为一种独特的经济提供物为人类社会提供开启未来经济增长的钥匙。
更进一步而言，体验经济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形态与经济模式，孕育着消费方式及生产方式的重大变革。在以往生产力不充分的工业经济条件下，往往是生产正向决定消费，借助不同产品形态、商品形态、乃至服务形态的产品服务满足市场需求与消费需要。但在生产力更加充分的新经济条件下，伴随消费升级、产品升级、技术升级等，往往是消费反向决定生产，借助不同产品形态、商品形态、服务形态的产品服务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体验经济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是从正向消费到方向体验反映供需结构变化。
6、平台经济：从埋头苦干到做局谋势反映产业组织变化
平台作为链接上下游、供需端或买卖方的第三方或第四方服务，也是从撮合交易、资源配置、开源创新等过程的交易费用降低、价值增值中分享收益的经营实体。平台企业作为一个行业或地区创新网络的“中枢”，通过独特商业模式改变行业景框、设定新的游戏规则、合并细分市场、整合顾客需求进行价值创新，带动企业、客户的跨界融合、协同创新或者共生共荣，成为新经济发展及传统产业升级过程中的产业组织者。平台经济则是在互联网、新经济条件下出现的开放式创新2.0的中枢及结果，是产业组织者高级化的发展形态。
平台经济的出现，既有着深刻的互联网时代背景，主要是企业之间的市场关系从竞争趋向竞合、业务关系从供应关系到了创新生态、组织方式从单打独斗趋向协同发展，尤其是企业需要打破以生产为本位的以产定销转向以客户为中心、以外部需求反向配置内部资源的机制；也有着新经济发展的社会根源，主要是人类的生活方式决定生产方式，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为代表的社交化发展趋势不仅使得人人互联，还解放了人、延展了人，打破了以往产业技术革命条件下生产方式决定消费模式的逻辑。更进一步而言，从企业与市场、市场与集权、集群与平台、平台与集群之间的关系来看，平台经济最大的本质是从踏踏实实、埋头苦干做事到谋势谋利、不拘一格做局。
7、数字经济：从条块分割到跨界融合反映产业界限变化
在两化融合大潮中，尤其是伴随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以及互联网+行业、行业+互联网的跨界融合发展，数字经济成为重要的新经济模式与新经济形态。不论如何界定数字经济，数字经济是最能将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伴随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等新场景的结合，出现了大量数字化产品、数字化技术、数字化业态、数字化设施，加速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数字化。
更进一步而言，数字经济最底层的是以数据设施搭建为代表的数字设施业态，中间层的是以硬科技创业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产业化业态，再往上是以新场景应用为代表的数据驱动业态。如果“互联网+”是流量驱动，那么“数字+”则强调数据驱动，从强调信息经济上的虚拟空间到强调数字经济中的数据资产。这其中，数据的采集、处理、应用能力成为核心竞争力的基础，软硬结合、数控兼备成为重要的体现。
更进一步而言，数字经济最大的价值与意义，是将各类信息、流量上升到数据资产的高度，进而借助线上与线下、软件与硬件、制造与服务、产品与服务、流量与数据、场景与内容相结合，充分把条块分割的、泾渭分明的技术张力、企业边界、商业疆域、产业界限予以贯通，形成产业跨界融合、企业互联融通、商业结构再造、技术集成应用的发展态势。只有跨界融合、互联融通、结构再造、集成应用才能衍生出全新的产业、业态、商业模式、产品技术，才能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优化与业态创新。
8、智能经济：从人机交互到人工智能反映技术迭代变化
伴随人工智能技术等智能科技的突破、应用与发展，智能经济很多时候从数字经济中独立出来，成为新型的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普遍认为，智能经济是以效率、和谐、持续为基本坐标，以物理设备、电脑网络、人脑智慧为基本框架，以智能政府、智能经济、智能社会为基本内容的经济结构、增长方式和经济形态。也就是说，智能经济主要涉及人的元素、软（件）的元素、硬（件）的元素，核心是将人的智慧转变为电脑软件系统，再通过电脑网络下达指令物理设备，由物理设备按照指令完成相应动作，而衍生出的新的经济形态。
应该说，智能经济的出现，是人类社会生产方式不断演进的结果，也是伴随生产力不断解放而不断解放人的结果。按照德国工业4.0的划分，工业1.0到4.0的主要特征分别是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这其中，“机械化”主要指的是用机械来代替人工劳动完成生产作业；“电气化”主要指的是用电力的应用解决生产动力问题；“自动化”主要指的是解决的是按照人为设定的、结构化的做法自动完成任务；而“智能化”就是按照与人相似的想法、随时随地的、非结构化的要求完成任务或提出行动建议。从数字经济到智能经济，就是从数据驱动到算法驱动，最终使得人类智能进入指数增长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智能经济就是借助新一代信息技术将人们在生活、生产过程中非结构化的需求、需要、诉求、价值，通过智能硬件、智能设施、智能服务以及社交化软件等去执行、表达、满足、生成的全新生活(产)方式及其由以产生的经济形态。这其中，智能经济不仅是信息经济与知识经济结合的产物，还是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业等深度融合的主要表现。其本质是伴随生活方式社交化的生产方式的智能化，是对互联网、数字化的继承、发展、深化、提升。如果说在所有新技术中，信息技术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信息技术是最能体现人的诉求、实现人的价值的技术；那么，智能科技是最能深度学习并使能运用的技术，能够让人更加智慧、更懒汉的技术。
9、分享经济：从交易成本到交互价值反映产权基础变化
伴随新经济的发展，经济运行的产权基础发生了重要变化，而分析经济发展的理论视角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所谓“产权”，也就是所有权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力，主要包括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等。只有在产权明晰的条件下，各类市场主体、创新主体才能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市场化交易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一般而言，产权的功能包括激励功能、约束功能、资源配置功能、协调功能。只有以法权形式体现所有制关系的科学合理的产权制度，是用来巩固和规范商品经济中财产关系，约束人的经济行为，维护商品经济秩序，保证商品经济顺利运行的法权工具。
与“产权”相关的分析视角，便是科斯所讲的“交易成本”，最先由新制度经济学在传统生产成本之外引入经济分析中。所谓“交易成本”或“交易费用”，也就是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与商业关系中，不同利益主体、产权主体或者个人自愿交往、彼此合作达成交易所支付的成本，它与一般的生产成本是对应概念。从本质上说，有人类交往互换活动，就会有交易成本，它是人类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应该说，交易成本理论的根本论点在于对企业的本质加以解释，但给予大家一种认识上的惯性，也就是不同利益主体、产权主体或者个人一定能产生费用和成本，但忽略了不同利益主体、产权主体或者个人交互之间所产生的价值。
在新经济条件下，分享经济应运而生，主要是指将社会海量、分散、闲置资源，通过平台化、协同化地集聚、复用与供需匹配，从而实现经济与社会价值创新的新形态。一般而言，分享经济强调的两个核心理念是“使用而不占有”和“不使用即浪费”。几乎可以说，伴随分享经济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突破了科斯“交易费用”的经典理论，转而强调“交互价值”，人们可以通过对产权的分割与处置，以闲置资源衍生消费剩余，打破了“资源是稀缺的”经济学假设。
10、生态经济：从产品竞争到系统竞合反映商业生态变化
这里所说的生态经济，并非是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或条件下的生态经济，而是基于三维产业条件下、产业创新生态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在以往的商业关系上，从工业到商业、从生产到消费、从行业到市场，产品形态一般是物理产品或一般服务，其商业关系更多的是买与卖的供应关系，企业与企业的竞争是产品供应层面的竞争。在新经济条件下，无论是双边的交易还是多边的交易不但不是一锤子买卖，就连一些物品都变成了智能终端与服务场景本身，消费过程便是服务过程、体验过程便是生产过程，人的联系、物与物的联系、人与物的联系，出现了基于物联网、社交化的开放创新生态圈，尤其是企业与企业之间是系统性的竞争与合作。
伴随物品（服务）供应关系向创新生态关系方向发展，企业关系从产品竞争走向系统竞合，大量产品呈现出功能智能化、形态终端化、应用场景化、使用社交化等特点趋势，最具有影响力的企业一定借助互联网手段将随时随地、万物互联、人物互联产生的数据流采集、传输、分析、运用，最终将商品流、货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字流与价值流，不仅将生产与消费无界连接，还上升到产业高度整合生产端与供应端，成为数据驱动、互联触动的产业组织者，最终形成“数据驱动+平台赋能+创客定制+智能终端+场景服务+敏捷供应”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这个过程中，基于供应链的串联式创新转化为开放创新生态圈的创新空气，大家一起挣钱、一起花钱，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自组织自成长、共生共荣、开放创新的生态关系。而大量的生态企业历经“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在去中心化”的发展过程，不仅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重要链接，而是生产、消费之间具有资源配置、服务增值、流量撮合、获客导入的产业组织者，站在产业高度以供应网整合提升产业双边、多边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资本链、创新链、服务链，最终从产品竞争到系统竞合带动了商业生态的升级与优化。
从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网络经济、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到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经济，往往是某一个生产要素、生产能力、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在一定技术构成与应用模式下与生产生活、产业市场相结合，产生了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与经济形态。知识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力，网络、信息、数字、智能等等都是知识的延伸；网络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力，还是一种生产方式，很多信息化、社交化、数字化、智能化、平台化、生态化以及分享化都离不开网络；社交既可以与生产方式相结合改变组织方式、管理方式等，也可以与生活方式相结合改变消费方式、治理方式；数字既是一种生产要素，也是一种生产力，还是一种生产方式，是知识、信息的数据资产化以及数字时代的升级版；智能是知识开辟新的疆域，能够更大范围运用和提升网络、信息、数字以及平台、体验、生态等；而体验、平台、分享、生态更多的体现了全新的生产组织方式，立足技术创新进行模式创新的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与产业业态。只有把握新经济主要经济形态、经济模式的演进与交织，更能更好地把握新经济发展逻辑与架构，才能更好地借助新经济带动经济社会发展轻盈地腾飞。
N2
新经济的制度需求
对于新经济制度理解与把握，源自对新经济制度产品需求的理解；而对于新经济制度产品需求的理解，源自对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创新的理解。只有将创新的经济学意义放在首位，并运用技术生命周期、产品生命周期、产业生命周期等动态分析理论看待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才能更好地把握新经济制度与政策的结构化、非结构化需求。
1、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创新
某种意义上，新经济是创新经济。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与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与产业业态，但都具有创新经济的属性。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就是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既非纯粹技术问题，亦非简单发明创造，本质是通过不同生产方式方法把新发明、新产品、新工艺、新方法或新制度引入经济组织之中，是对新知识连续的应用和产业化过程。也就是说，创新的本质是商业运作或者经济学意义上的。而如果将一个想法、产品、技术最终赚到钱视为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创新过程，那么这个想法、产品、技术将历经四个市场的验证，即思想市场的概念验证、技术市场的技术试错、资本市场的投资投票以及消费市场的自然选择。这其中，思想市场验证的是商业模式，技术市场试错的是技术路线，资本市场投票的是投资价值，消费市场筛选的是消费体验。在过去，技术往往是产品本身，但伴随产业跨界融合，技术仅仅是产品构建的技术门槛与组成部分。没有商业模型的产品是制成品或者研制品，没有技术门槛的商业模式是商业操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具有一定技术门槛的产品，往前走是商业模式以及商业模式背后的商业逻辑、商业思想，往后走是新业态、新形态。当前只有重新审视创新的基本内涵、过程与外延，才能有序推进新经济制度产品供给。
一般而言，在工业经济形态之下，技术生命周期是长的、产业业态是相对刚性的、发展脉搏是滚动式的，发展机制是所有的资源跟着资本走；在新经济形态之下，技术生命周期是短的、产业业态是跨界融合的、发展脉搏是爆发成长的，发展机制是所有的资源跟着人走。更进一步而言，新经济时代的发展逻辑要强调四种价值主张、发展环节、组织角色的有机配置。从“新思想、新模式、新技术、新业态”四种价值主张来看，新的发展逻辑是新思想驾驭新模式、新模式架构新技术、新技术催生新产品、新产品衍生新业态，这其中我们要相信“技术水平再高也容易被超越，真正独到的商业模式不可拷贝，因为背后的思想难以被模仿”；从“服务、创业、研发、产业”四个发展环节来看，新的发展逻辑是科技服务带动科技创业、科技创业带动自主创新、自主创新带动新兴产业，这其中我们要相信“服务是源头、创业是灵魂、创新是动力、产业是结果”、“创业是最大的创新”；从“科学家、创业者、企业家、投资人”四种组织角色来看，新的发展逻辑更加强调科学家向创业者转变、创业者向企业家转变、企业家向天使投资人转变，这其中要相信“纯粹的知识分子所搞得企业没有一个做大的”、“企业家是最稀缺的资源”、“社会企业家、系列创业者、战略科学家、天使投资人最具有洞见力”。
2、新经济创新程式化解构
技术生命周期理论是国内外众多学者根据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以及对技术发展规律的理解所形成的共识，一般将其定义为一项技术变成产品并推向市场所经历的过程。工业经济时代，一个完整的技术生命周期主要由技术开发、技术验证、技术应用启动、技术扩张、技术成熟与技术退化六个环节组成，涵盖了从发明研制到进入市场营销，再到被新技术代替而退出市场的全过程；新经济时代，由于信息成本的大幅下降和网络经济、平台经济的涌现等，知识创新、技术创新与规模生产、消费体验等各环节形成交织演化趋势，导致技术迭代的加速与不同技术生命周期的叠加效应，从而催生了一个可能出现在技术生命周期任一阶段的“再生创新”环节。
图：新经济技术生命周期演进阶段示意图
在新经济技术生命周期中，创新的参与主体、组织方式、收益配置机制都与工业经济时代有所区别。工业经济时代，政产学研的“三螺旋”创新模型主要在技术的开发、验证、应用启动三个早期阶段发挥作用，共同完成技术从研发成果到产品的转化，而当技术进入扩张、成熟和退化三个后期阶段时，只有产业界的企业主体参与其中，在享受巨大创新收益的同时也承担技术升级的研发成本并积极寻找可替代的新技术；新经济时代，由于“再生创新”环节有可能在技术生命周期中的任何一个阶段出现，政产学研等各类主体都会积极参与到技术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之中，构筑起更加紧密的深度合作关系，并基于各自不同的优势来驱动“再生创新”环节的出现开启一个新的技术生命周期，从而获得和分享原始创新的超额回报，这就不断激发了技术的快速迭代与交叉跨界创新，并实现产业对科研的需求反馈和价值反哺，推动研发创新生态与产业生态的交融发展。
具体而言，首先，不同领域的高校院所等科研机构可以通过与某个大企业开展深入合作，或通过科学家个人直接参与硬科技创业，将来自于产业内部的技术研发需求直接反馈给专职科研人员，推动其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层面开展学科交叉的跨界创新，驱动“再生创新”或将技术生命周期的早期阶段压缩合并，加速技术创新与商业化过程。第二，有实力的企业可以通过参与新型研发机构、国家开放实验室建设等，投身于产业共性技术研究（甚至包括基础研究）以尽可能多地拥有最新的知识产权，并在参与前端研发的过程中将对市场需求变化趋势的敏锐洞察嵌入到技术验证与应用示范阶段，甚至提出新的技术开发需求，从而驱动“再生创新”。第三，政府可以通过参与新经济场景，在技术的应用示范和扩张期发挥重要的引导作用，并进一步激发基于场景的技术“再生创新”和其他技术。
3、新经济创新的制度需求
从新经济发展来看，主要是围绕技术生命周期不同环节及关键节点形成制度产品与政策需求。这其中，不同环节上的往往是结构化的制度需求与政策需求。以下我们主要结合覆盖技术创新全链条及不同环节的制度需求与政策需求，做简要、一般的梳理：
在基础研究环节上，由于创新主体主要是具有事业性、非营利性特点的高校院所，因而主要制度需求或政策需求与经费投入有关。其中，有的涉及财政科技的支持方面，主要是支撑性政策的需求；有的涉及财政科技的使用方式，如科研经费的科目及有关比例、支持方式，主要是制度性政策的需求。在共性技术研究的环节上，由于共性技术属于公共产品，高校院所等创新主体不但需要在经费投入等方面的支持，还需要不断破解原有体制机制的障碍、优化组织模式。如除了经费需求外，各类创新主体还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转变科研院所的体制机制、以战略联盟等方式加强合作、完善知识产权环境等。在商业应用研究环节上，作为加速从实验室技术到商业原型转化的高校院所，迫切需要建立适合专利成果应用的条件、投入机制及约束机制、保障政策及发展前景。如提高公共技术服务平台的支撑条件、政府天使投资基金、专利转化的强制性要求、降低相关技术领域的市场准入门槛等。在商品开发（小试）环节上，作为高校院所、企业两类创新主体产学研的结合部，如增强科技人员对财政资金形成的专利技术收益权及处置权的灵活性、搭建科技企业孵化器以及大学科技园等孵化载体，完善创新创业政策税收体系、推进商事制度改革等。在工艺开发（中试）环节上，企业等创新主体一方面侧重中试生产条件完善的需求，同时需要政府在建立知识产权保护、组织企业参与制定各类技术标准等方面发挥作用。在规模生产环节上，尤其是处于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更需要政府在培育市场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如在制度层面，完善科技型企业的税制、资本市场的管理体制与运作机制等需求；在支撑性政策层面，完善政府采购政策、企业品牌发展、国际化服务平台等需求。
与此同时，在关键节点上的，往往是非结构化的制度需求与政策需求，而且这些非结构化的制度需求需要走出工业经济发展局限，更好地适应诸如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经济的发展。譬如，在知识经济条件下，围绕知识产权的创制、形成与运营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在网络经济条件下，围绕网络安全、公共舆情、乃至文创娱乐需要什么样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在信息经济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来适应征信对信用制度的冲击；在社交经济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来适应社交网络、自媒体-社交化经济对信息安全/公民隐私权制度的冲击；在平台经济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来适应互联网众筹、研发众包等对法人组织、知识产权、风投制度的冲击；在数字经济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来适应区块链技术-虚拟货币对法定货币制度的冲击；在分享经济条件下，通过怎样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来适应免费经济、分享经济/按需经济对所有权制度的冲击；在生态经济条件下，如何打破产业规制以促进产业跨界融合。
N3
新经济的制度供给
对于新经济制度供给的理解，不仅需要从微观资源配置、中观产业组织、宏观政法关系等角度把握新经济制度的基本结构；还需要从技术生命周期的制度需求、政策需求，来看相应的制度供给、政策供给；更需要从政府公共政策与公共治理的角度，把握新经济管理范式。
1、新经济制度的基本结构
伴随新经济发展与制度需求的变化，在新经济制度产品供给上，从微观资源配置、中观产业组织、宏观政治法律关系等方面，形成了基本的结构。
一是如何促进资源配置优化的新经济制度安排与政策。理论上，在市场机制条件下，哪个产业的行业利润率高，相应的创新资源和产业要素就会流向哪里，反之亦然。但并不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能够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并不是所有的资源要素都掌握的生产部门，也并不是所有的资源配置都能够由市场机制来完成。尤其在创新驱动面前，完全相信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是一厢情愿的，企业家的意识形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明确的利润空间。于是，新经济制度安排与政策对于资源配置就有足够的政策空间。从目前来看，核心的创新资源及产业要素主要包括人才、资本、技术、土地以及有关指标或配比。这其中，新经济制度安排与政策主要靠直接的支持政策、间接地引导政策发挥作用，这种直接支持主要反映到微观上、个体上，这种间接引导主要反映在要素市场上。
二是如何创新产业组织方式的新经济制度安排与政策。以往，西方的“产业组织”多指一种组织形态或市场结构，是一个名词、静态的、狭义的，但在中国等转轨经济体中“产业组织”逐步成为一种实现方式或行动逻辑，是一个动词、有机的、广义的。但不论如何，国内外在产业组织创新方面的产业政策，主要包括产业集群、产业组织、产业准入、市场培育等方面。这其中，产业集群是生态环境的除法，产业组织是枢纽桥梁的乘法，产业准入是产业规制减法（含产业退出等），政府采购等是培育市场的加法。譬如，即使在美欧等国家，政府采购都是培育新兴产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
三是如何优化环境生态建设的新经济制度安排与政策。最好的新经济制度安排与政策，不是给钱、输血或者给助攻，而是给生态环境、建立造血机制。核心是让真正创造财富的群体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集中的精力获得优先超额回报。具体而言，是宏观的环境生态，中观的环境生态，以及外部的环境生态，对微观的环境生态所产生的影响及作用。如宏观法治环境、宏观管理体制，以及公平竞争环境、信用环境建设，以及国际化系列环境生态等等。
2、新经济制度的政策体系
整体而言，新经济制度作为引导和促进自主创新以及新兴产业发展的系列制度安排，是构建创新驱动发展格局、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新经济的重要抓手和政策工具。但到底如何理解新经济制度下的创争政策？在以往发展条件下，“创新政策”更多的是一种狭义的概念，主要指“科技创新政策”，主要是围绕技术生命周期不同环节及关键节点予以供给。按照适用于技术生命周期各环节的专门政策分为研发类政策、技术转移类政策、市场培育政策；按照贯穿于技术生命周期全链条的系统政策分为人才政策、科技金融政策、产业促进政策、工商管理政策、政府管理政策等。
其中，研发类政策主要涉及技术生命周期上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等阶段，政府制度供给的方面主要包括：加大基础研究及共性技术的财政科技投入、完善科研经费使用、改革科研院所管理体制及运作机制、完善技术创新组织模式、完善知识产权环境等等。技术转移类政策主要涉及商业应用研究、商品开发（小试）、工艺开发（中试）三个环节，政府制度供给的方面主要包括：建立完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投入机制、约束机制及激励机制；建立完善公共技术服务、中试孵化的条件平台建设及其发展环境；合理安排市场准入门槛及企业创建政策；保障企业在知识产权及技术标准等方面的发展环境等等。市场培育类政策主要涉及规模生产、市场化环节，政府（尤其是处于经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制度供给的方面主要包括：建立完善促进科技型企业做强做大的税制及资本市场；通过政府采购及公共财政支持等营造产业发展环境；为企业品牌建设、国际化发展提供支撑等等。
伴随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新经济创新政策可以理解为一切促进（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的各类政策之和，主要包括科技创新政策、产业创新政策、科技金融政策、创业创新人才政策等。
一般而言，科技创新政策主要是围绕技术生命周期上，从前端的基础研究、共性技术研究，到中端的商业应用研究、商品开发，再到后端的工艺开发、规模生产等各阶段的政策需求与政策供给的总和。产业创新政策主要是围绕产业生命周期上，从抓小微企业，到抓规上/骨干/中型企业，再到抓龙头/大型企业的一切政策需求与政策供给的总和，有的是针对行业的产业政策、有的是针对专项工作的产业政策等。科技金融政策主要指围绕处于初创（新知识、实验室原型）、成长（商业原型、小批量产品）、成熟（批量产品、大批量产品）、调整的阶段的企业，形成政府资金与社会资金、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有机结合的科技金融创新体系。而创业创新人才政策主要针对从领军型创新人才、企业家/创业者，到技术人才、专业管理人才、专业服务人才，再到各类应用、实用人才，但主要因为其具有创业、创新、创意等方面的价值属性，便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予以支持。
3、新经济制度的治理范式
在计划经济、工业经济条件路径依赖下，我国在自上而下的产业管理范式上，重点在产业战略方向上强调“现代产业体系”、“现代产业新体系”，在产业主体培育上强调“小微企业-规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发展企业梯队，在产业环节上注重加强培育“高端、高效、高附加值”的产业链环节，甚至下沉到产品技术层面的“高精尖”。这其中，无论是“现代产业体系”还是“现代产业新体系”，尽管强调的是现代的资源禀赋、现代的发展结构、现代的发展形态、现代的组织方式，但只要越全球化或是越是有统一的国内市场，除了大国能够有相对独立的经济体系，只有一个完整的世界经济体系，很多城市难以自成体系，即使有的话也是封闭的体系。“小微企业-规上/骨干企业-龙头企业-跨国公司”企业梯队，代表的则指传统工业管理逻辑与静态思维，反映的则是企业从销售商贸介入生产制造、再介入研发创新、最后形成“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的滚动发展逻辑。“高端、高效、高附加值”是一种愿景，但很难孤立的去抓；而“高精尖”强调的是高级、精密、尖端的技术或产品，更多的偏高技术制造业。
在产业跨界融合发展趋势与发展规律下，产业界限越来越模糊，未来没有传统的产业只有传统的业态，也没有什么工业、服务业之分。当前产业培育发展过程中最大的问题在于，产业发展规律变了，但产业管理范式没有变。应该说，不同的产业有不同的发展规律、不同发展阶段的产业有不同的需求，如果全部以政府所擅长管工业的方式去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就勉为其难抑或事倍功半。产业管理范式将从传统工业经济层级向新经济段位方向发展，并呈现如下发展趋势：一是“现代产业体系”或者“现代产业新体系”将让位于未来产业新形态，各种产业伴随着大量新业态出现而改变了形态，工业、服务业将成为不懂产业的代名词。二是从“小微企业-规上/骨干-龙头企业-跨国公司”的企业梯队向“变革创业-高成长瞪羚-独角兽-龙”的企业梯队方向转变，这些企业以新思想驾驭新模式、新模式架构新技术、新技术衍生新业态，只要有原创的思想、好的团队，加上一定的专利技术与创业资本，在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成为“改变世界”的大公司，最终从滚动发展到裂变发展、从线性增长到爆发成长、从生命周期到超周期，形成爆发成长发展态势。三是无论是抓“高端、高效、高附加值”产业环节还是抓“高精尖”产品技术都成为“致命的自负”与“理性的无知”，核心是在未来产业到线下抓新的经济形态以及更加细分的新兴业态，从孤立的“点”到“点线面相结合”，从产业生态中来到创新生态中去。
N4
新经济制度的演化
伴随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尤其是制度产品需求与制度产品供给的互动发展，新经济制度创新迭代与持续演化，并出现了政策重心前置化、治理方式社会化、制度供给多样化等特点趋势。
1、政策体系进一步前置化
就目前来看，无论从技术生命周期上去看科技创新政策，还是从产业生命周期上看产业政策，抑或从企业生命周期上去看金融政策，还包括其他一切促进自主创新、新兴产业发展的各类专项政策，都存在支持重点从后端向前端、从间接支持向直接支持、从支持后端向支持前端的方向转变。这不仅表明，以上政策更加突出了经济学意义上的创新，还呈现出创新政策前置化发展趋势。比如，从科技创新政策上来看，财政科技的政策取向更多的从引导社会资本从后端的产业化到中端的中试再到前端的基础研究与共性技术，从支持高技术大公司到瞪羚企业再到科技中小企业、源头/种子企业，从支持高校院所等创新源头到企业创新主体再到科技创业企业。从产业创新政策来看，大企业主要交由市场来解决、中间的高成长企业作为战略增长点逐步成为支持专门支持的重心、小微/创业企业作为产业源头成为普适支持的重点，成熟行业主要由市场倒逼转型升级、成长行业是市场机制与政府作用共同作用，而新兴产业、成长产业主要在政府的前瞻布局引导下通过市场的创业试错来培育发展。从科技金融政策来看，股权投资市场逐步从PE到VC再到3F（天使投资）,投资重点从成熟企业、瞪羚企业到初创企业。
其原因是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导致微观的企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中观的产业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宏观的经济周期越来越短，进而导致越往前端、越往前台越能掌握战略制高点、越能抢占发展先机、越能速度制胜、越能形成“赢者通吃”的马太效应，并因而更具有经济价值、投资价值与发展潜力、影响能力等。而这种前置的具体表现，往往是研究开发与产业化一体、创业与创新一体。背后的发展逻辑，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成长打破了传统产业的滚动发展，只有用以创业创新为代表的新经济成长，才能替代和弥补传统产业的断崖式塌陷。技术生命周期越来越短，意味着传统产业死得越快、新兴产业出人意料地爆发，不再是过去从销售贸易、到生产制造、到研发创新、再到“产供销人财物”一体化的滚动发展，而是有了想法和概念、就去整合资源、搞出产品服务、再卖出去、再不断融资和创业创新。
2、治理方式进一步社会化
伴随新经济的兴起与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新经济制度安排与政策创新，政府加快职能转变、理念转化、方式调整，非政府组织的崛起，新经济业界共治逐步得到加强。这其中，政府中心化地位不断弱化，逐步从经济建设型政府到公共服务型政府，逐步从公共行政走向公共治理，政府由大政府角色向小政府方向转变，从单向的管理到双向的互动，从社会控制到公共治理。而对于创业、企业、产业的服务与支持，不再拘泥于有关土地指标、税收优惠、财政奖励、贷款贴息担保等产业要素配置及保障的层面，而是如何在政府引导、企业主体、产业导向、科教引领下实现开放式协同创新，最终让真正创造社会财富的群体以更低的交易成本、更集中的精力获得优先超额回报，形成良好的生态环境。
3、制度供给进一步多样化
总体而言，伴随新经济制度供需的变化，不仅是对创新政策结构本身的，还对政府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的组织方式产生了影响，亦对政策支持方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就政策结构而言，不再是过去的“建立覆盖技术生命周期全链条（扶持政策）及关键节点（制度突破）”的“链-点”思维的线性政策体系，而是以创业为核心、以多股价值资源（想法、技术、资本等）高效对接循环、以“政产学研金介用”跨界融合、开放创新为基本面“点-线-面”几何级的政策体系。就组织方式而言，不再是过去的条块分割——诸如党管人才、科教部门通过管创业孵化抓小抓早、产业部门力促做强做大、金融部门的金融政策、人社部门的以创业带动就业、各地区各园区自成体系，产业在跨界融合，政府亦需要跨界融合，创政策体系能否优化顶层设计及组织实施，在于能否跨行政系统配置资源，形成合力。就支持方式而言，是需要形成更加符合自主创新、新兴产业发展规律的财税体制及政策扶持方式，不再是过去财政投入了立刻就要得到税收回报的，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功利型、短视距的“投入-产出”模型，而是要与企业、社会适度共同承担自主创新、产业发展的创新成本，根据纯公共产品、准公共产品、一般公共产品、市场化服务等属性提供不同方式、强度、力度的支持，丰富完善支持方式、支持手段与政策工具。
N5
新经济制度的创新
为进一步加速和支持新经济发展，需要在把握新经济发展规律、创新规律、政策规律的基础上，进一步优化新经济制度的等层设计、创新原则与治理体系，为创新全球化以及全球新经济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1、新经济制度的顶层设计
在新经济制度顶层设计上，核心是围绕“点、线、面”结合、制度性政策与扶持性政策结合、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和政策创新与自下而的诱致性制度变迁和政策创新相结合，建立完善适宜自主创新及新兴产业发展的制度安排、政策体系与生态环境。这其中，所谓“线”，主要是针对技术生命周期不同环节提供政策供给或制度供给；所谓“点”，主要针对技术生命周期不同环节的关键节点提供政策供给或制度供给；所谓“面”，主要是基于技术生命周期全过程基础上提供只有政策环境与创新生态服务等。“点-线-面”结合的目标模式，是建立覆盖技术创新全过程（链条）、不同环节、关键节点上提供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供给。
在“点”上，更加注重破除制约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重点围绕处于技术生命周期不同环节上的关键节点，破除体制体制障碍，以制度性政策创新为主。在“线”上，更加注重建立完善促进自主创新与新兴产业发展的政策体系。重点围绕技术生命周期全链条上的不同环节上，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与强度，以扶持性政策创新为主。在“面”上，更加强调符合新经济形态与新经济模式发展规律的制度安排。重点围绕知识经济、网络经济、信息经济、社交经济、体验经济、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智能经济、分享经济、生态经济等新经济模式、新经济形态，建立完善相应的制度安排与政策体系。
2、新经济制度的创新原则
一是“法无禁止不为过”。当前我国对市场主体是“法无禁止即可为”，对政府则是“法无授权不可为”，但在制度创新、政策创新以及体制机制创新面前，更多的需要坚持“法无禁止不为过”的原则。无论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政策创新，还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策创新，核心是让创新主体和市场主体更自由，激励与约束同在，有利于激发市场活力和民众的创造力，也即“法无禁止即可为”。
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着眼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优化，坚持政府解决市场失灵与培育市场的功能，“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方面，在市场失灵领域加大公共产品及公共政策的供给，承担一定的创新成本与产业发展成本；另一方面，着力优化自主创新及新新产业发展环境，优化产业生态与创新生态。从第二方公共行政到第三方创新服务集成、第四方新型产业组织，避免成为“运动员”。
三是发展比问题更重要。新经济发展并非“头疼医头脚痛医脚”地一个个解决问题、化解冲突、矛盾来寻求发展，而是通过系统性、结构性、全面性的发展来标本兼治地转移矛盾、化解冲突、解决问题。在新经济制度创新上，问题导向固然重要，但发展导向更重要，要坚持发展导向大于问题导向的创新原则。
3、新经济制度的治理生态
新经济制度的建立完善及改革创新，不仅需要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与政策创新，还需要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与政策创新，更需要多中心的系统性、结构性、适应性创新，最终形成一个全新的治理生态。在新经济条件下，不仅需要形成新型的治理结构，回答政府、非政府组织和产业企业、公众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要逐步从集权化的结构走向民主化、社会化的治理结构；还需要形成新型的治理模式，要从自主化模式、中心化模式到多中心模式，核心是政府逐步“放权”、“分权”、“还权”于社会；不仅需要新型的治理边界，从微观资源配置、到中观产业组织、再到宏观经济法律关系调整；还需要培育新型治理结构，尤其是新型枢纽社会组织，如产业组织者、平台企业、社会企业等。
伴随新经济制度建立完善及改革创新的发展，需要更加成熟的治理生态：一是以权力结构调整为基础，主要是通过政府的“放权”、“分权”、“还权”，调整在公共管理方面的权力结构，让非政府组织、民众、企业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二是明确各管理主体的职能并强化其互动沟通与协作，明确政府组织间的、非盈利组织间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权责、或职能分工，赋予社会组织承担更大的公共服务职能、扩大其发展空间，建立政府组织间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间的信息交流与沟通平台；三是通过民主集中以及目标管理的方式，建立促进社会治理协同推进的决策与执行机制；四是在适当的范围内调整法律法规及政策体系，通过有关法规及政策的调整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或社会治理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等。
N6
结语
伴随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全球经济进一步从工业经济加快向新经济发展方向与发展阶段过渡。这其中，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是两个微观动力，产业组织创新与产业业态创新是两个中观动力，再往上是思想文化创新与制度政策创新。这其中，制度变革与政策创新对新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支撑作用。伴随新经济主要经济形态、经济模式以及产业业态的演进与交织，不断催生全新的制度产品需求与供给，需要以改革创新精神为先导，加快新经济制度演化与创新，将新经济发展带上新的发展水平与发展高度。
推 荐 阅 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