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17）：忆父亲二三事

人就是这样，当爱情、亲情、友情在眼前的时候，并不十分珍惜，日常生活的琐碎、平淡甚至是矛盾、烦恼，淹没了这一切。只有当这些离开我们的时候，我们才追悔莫及。

父亲离开我们20年了，但我感觉父亲从未远走。父亲经常出现在我的梦里，虽然梦境是奇特且不合逻辑的。

如今我也是奔七的人了，思前想后，回忆过去，似乎是这个年龄段的特点。父亲留给我的不是“背影”，而是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一

父亲是节俭成癖的。节俭是优良家风，成癖就有些走极端了。在我们家里，父亲不许浪费一点东西。最能体现父亲节俭的是一些细微之处，比如父亲抽完一包烟，他会把烟盒拆开，把烟盒的背面用来写东西、记杂事。父亲每顿饭都吃得干干净净，绝不会剩下一粒米粒。父亲常常自豪地说：“我用过的碗基本就不用刷，干干净净的。”然后又会自言自语地说一些“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之类的话。父亲喜欢吃花生，经常可以看到的镜头是，花生掉了一瓣，父亲弯腰在桌子下面找。我们都说别找了，父亲置若罔闻，一定要找到那一瓣花生才罢休。

父亲的节俭成癖还表现在，他几乎舍不得丢弃任何东西，在他眼里，几乎没有废品，一张纸片、一根铁丝、一段绳子他都会保存起来。无论是在老房子，还是后来搬进了楼房，家里的墙上都钉了不少钉子，有的挂上了夹子，有的扯上了铁丝、绳子等，上面悬挂着各类生活用品及经常用到的东西，用父亲的话说就是“分门别类”，需要用时“如探囊取物”。

与父亲相反，母亲是个大大咧咧的人。母亲做饭总爱做多，生怕不够我们吃的，因此，家里常有剩饭剩菜。父亲每次看到剩饭剩菜，总是生气地嘟囔着“暴殄天物，暴殄天物啊！”。母亲如果辩解几句，父亲就会不依不饶地教训母亲、教育全家，而且嘟噜起来就没个完。母亲给父亲起了个绰号“嘟噜嘴子”，因符合“民意”，除父亲不知情外，家人一致赞成。于是，“嘟噜嘴子”就成为我们背后提到父亲的代号。比如，在父亲下班回家前，母亲就会提醒我们“尽量都吃完，别让'嘟噜嘴子’看见又剩饭了。”我们也会端出昨天或前天的、大家都不愿意再吃的剩菜问母亲怎么办？母亲则习惯性地向门外挥挥手，示意我们赶紧倒掉。

母亲常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是：有个老头会过，舍不得浪费舍不得吃，弄得家里天天清汤寡水的，儿媳妇很有意见。有一天，儿媳妇想解馋了，趁公公不在家，就偷偷买了肉，剁了馅子，包了饺子。谁知道饺子刚煮好还没吃呢，在外面放风的孩子说，看见爷爷回来了。儿媳妇急中生智，想出了一个办法：舀了半碗绿豆洒在了院子里，然后招呼家人说“放心吃吧，老头不会立马进屋的”。果然，老头进了院子后，看见地上有不少绿豆，一边抱怨着浪费粮食，一边蹲下来开始捡拾绿豆。老头捡完绿豆进了家门，儿媳妇说：“爹，我看家里还有剩馒头和咸菜，就没做饭。”老头赞许地说：“好，好，日子就得这么过。”然后拿起剩馒头很香地吃起来。每次听完这个故事，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这个故事在我们家总是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在与父亲“斗争”的过程中，母亲也逐渐积累了“斗争经验”，那就是一旦有剩饭剩菜，便让我们悄悄倒掉。于是，我经常可以听到父母亲这样的对话：

父亲（已经吃了一碗面条后）：“还有饭吗？”

母亲（面不改色地）：“没有了，都吃完了。你要吃就再给你做。”

父亲（露出满意神情）：“就应该这样！我还欠一点，不吃也行。”

我们兄妹几个暗自偷笑，父亲却浑然不觉，在“欠一点”的状态下捧起了书。

父亲的节俭远近闻名，但父亲的大方却鲜有人知。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每逢我们兄妹中有人出门远行，父亲总是让我们多带一点“盘缠”。我们知道家里困难，不愿意多带，父亲则执意不肯，一边说着“穷家富路”，一边让母亲拿钱。

每当河南老家的亲戚来信要钱时，当天晚上一定能听到父母这样的对话：

父亲：“他们太不容易了，还是寄吧。”

母亲：“咱家哪有钱寄给他们？

父亲：“那就再借点吧。”

母亲：“要借你去借吧，我是张不开口了。”

接下来就是父母的叹息声。

无论夜里说的结果如何，第二天，父亲仍旧会按亲戚要求的数目把钱汇出。

二

父亲的生活是讲究品位的。我们家不富有，甚至多年处在贫困中，但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父亲在自己的一方小天地里，还是很有些讲究的。

他不和我们一起吃饭，他的餐具也是单独的。他对餐具的要求就是两个字：干净。朱柏庐家训中的“器具质而洁，瓦缶胜金玉；饮食约而精，园蔬逾珍馐。”是父亲挂在嘴边的话。比如母亲给父亲做了一大碗“丸子汤”，端到父亲面前时，“嘟噜嘴子”就会说：“说了多少遍了，少而精，少而精，这是喂猪的吗？”母亲不吭声。父亲一边嘟嘟囔囔，一边把一大碗“丸子汤”外加一个大馒头吃完了。吃完后还不忘记两件事：一是炫耀一下自己的饭碗“基本不用刷”；二是说自己的胃好，“吃石头都能消化”。

父亲吃饭细嚼慢咽，而且是抿着嘴咀嚼，不急不躁，吃相很雅。父亲吃饭吃的是个过程，边吃边看书。父亲喝酒都是小口小口地抿，抿完后有个习惯动作：用下嘴唇沿着酒杯蹭半圈，确保不让一滴酒洒掉。他喝茶也是小口小口地喝，从来没有牛饮过。父亲的这些习惯除了我继承个大概齐外，其他姊妹似乎像母亲的更多些。

父亲的讲究，极端了，就变成了怪癖。比如父亲的记账。父亲做了一辈子会计工作，在家里也有一套账本记录着日常收支。父亲的“每一分钱都应该有去处”与母亲的大大咧咧自然形成了矛盾和冲突。我们家经常可以看到的场景是：父亲摊开了账本，对母亲说，说吧，最近的钱是怎么花的？母亲便开始回忆。回忆起来一件事，父亲就记上一笔。到最后，就出现了大同小异的对话：

父亲：不对啊，账对不上，还差着呢！

母亲：反正都花完了，能想起来的就这么多。

父亲：怎么能这样呢？钱花哪去了都不知道吗？

母亲：想不起来了。

父亲：再想想。

……

母亲沉默。父亲生气。

记得小时候，父亲歇班的时候喜欢带我出去逛逛。多数时候逛街的路线是：从顺河街出门，先找一家饭店吃早点，经典的早点是油条、辣汤。父亲不怎么爱喝辣汤，但喜欢吃油条。我们爷俩十根油条，我吃两到三根，其余都是父亲的了。吃饱后，先去建国路遛杂货店（那时的建国路杂货店非常多），然后顺着建国路一路向西，走到彭城路逛百货商店（繁华地段），从彭城路折返到大同街（美食一条街），往往是在大同街选择一家饭店，父亲要上一个菜，二两酒，父亲喝着酒，也顺便歇歇腿；我不喝酒，却可以跟着父亲吃菜。从大同街拐到淮海路，然后由西向东顺着淮海路、大马路回家。中途父亲喜欢买些花生米、五香蚕豆之类的，有时也在淮海路上的中山堂电影院附近买一碗藕粉、一碟年糕之类的甜点。给我的奖励往往是冰棍、糖果之类。

我插上这一段，主要是想说说父亲回来后自己对账的情形。回到家后，父亲一边喝酒，一边记录着当天的开支，想起来一笔记一笔，记录完毕后，用出门的所带的钱的总额减去花销，得出余额。然后掏口袋把剩下来的钱都拿出来和余额相对。据我观察，一次对账成功的时候少。通常情况都是对不上，父亲会反复回忆今天还花了哪些钱，直到账款相符一分不差才能罢休。母亲在一旁会小声嘟囔：自己当天花的钱都对不上，还说别人呢。父亲听到后会立即反驳：最后的结果是一分都不会错。

三

父亲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文职人员。所谓文职人员，说白了就是有文化的人，不是干出力活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属于白领阶层。父亲有文化，又喜欢看书，所以对新旧中国政权的交替有他自己独到的看法。父亲的看法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句是国民党气数已尽，兵败如山倒；另一句是，共产党得民心，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是历史的必然。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满腔热情地加入了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队伍。他积极要求进步，工作严谨认真，一丝不苟。

举例说明。父亲单位有800多名职工，在当时已经算得上大企业了。厂里发工资的那天，也是财务科最忙的时候，几个会计同时上阵，也要排起长队。老职工都爱在我父亲的那个窗口排队。原因是：父亲能记得全厂每一名职工的姓名和工号。有许多职工总是记不住自己的工号，但只要报出名字，父亲就能很快找到他的工资袋，因此，父亲发工资的速度比其他会计要快得多。提起父亲工作的认真，全厂职工有口皆碑。

说起父亲的背“工号”，我们家的人都可以作证，父亲是下了一番功夫的。通常是在晚上喝酒的时候，父亲对我说，开始吧。我拿起全厂的花名册开始提问（好像类似的活父亲都是让我干）：先是我提名字，父亲报出这个人的工号，后来就是我说工号，父亲报出这个人的名字。每说对一个，父亲就会“啧”的一声抿一口酒，然后一边吃菜，一边得意地说“下一个”。

父亲要求进步也有例为证。1975年我们新三届学生开始下放，但和老三届下放时相比，政策已经宽松许多。我完全可以呆在市里不走，母亲也坚决不同意我下放。父亲的态度开始还不太明朗，但有一天他下班回家，很严肃地告诉母亲：“组织上找我谈话了，说我一贯表现积极，这次也不能落后。老二必须下放。”我爱父亲，我也理解父亲。为了不让父亲为难，也为了让母亲放心，我说我不想在家里闲着，愿意去农场锻炼。我走的那天，母亲心里难过没送我，父亲跟车一直把我送到了我下放的那个果园农场。当时，我表现得十分镇定、坚强。然而，在与父亲告别的那一刹那，我看见了父亲眼中的不舍，我转过脸去，悄悄抹去一脸泪水。

由于旧社会过来的文职人员这个背景，父亲的积极表现始终没有得到“组织上”的认可。记得“文革”初期，造反派砸了单位的档案室，公布了一些“绝密”的档案材料。其中有份材料表明，父亲和其他几位同样是从旧社会过来的同事，被打入另册，属于教育改造对象。即便如此，父亲仍然没有加入造反派，而且对造反派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的，但他用尽自己毕生的精力，把我们兄妹几个培养成人。从父亲身上，我们继承了热爱学习、节俭朴实、善良正直、敬业负责的品质。这些品质就像父亲的血液在我们身上流淌一样，将伴随着我们的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