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
“不上不下”的尴尬
诗人王辛笛讲过这样一件事：1930年代初，他和卞之琳都在北平读书，听说卞之琳初进北大读书时，很多人把“卞”字误读为“卡”，朋友们遂戏称他为“卡”之琳。卞之琳给《华北日报》副刊投稿，有一次索性署名“老卡”，取“不上不下”之意，也表示“吾将上下而求索”。不料，发表出来，反倒排成“老卞”，他大为扫兴。[1] ——这也许只是一个故事，它却有一定的暗示性：卞之琳，就是不上不下“卡”在那里；甚至，他欲“不上不下”亦不能得。
“命运”是什么，身在其中的人很难悟透，“身不由己”是大家少不了的感叹。卞之琳几次说他不该被戴上“新月派”诗人的帽子，“被陈梦家不跟本人打招呼挑了几首诗编入了《新月诗选》（同时排斥了臧克家在《新月》上发表过的一些诗，倒使他免被戴上了'新月派’的帽子）。我确也出入他们（徐志摩等人——引者）的门下，多少陷于'学院’派圈子里了”[2]。由此我们也不难领略卞之琳的说话风格，既然否认自己是“新月派”，又来了一句：“我确也出入他们的门下，多少陷于'学院’派圈子里了。”这又是什么意思？吞吞吐吐，欲言又止，就是不痛快。
卞之琳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笔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探讨过这个问题[3]，从他老朋友的眼里，从他的情感经历，从他的作品，从他后半生的行为抉择……可是，总觉得不曾直指要害。可以说，他是一个矛盾的人，这有些大而无当，人都是矛盾的；说他是拧巴的人，有些唐突长辈；说他是一个认真、较真、严谨的人，好像还是把一个人看简单了。那么，说他是一个尴尬的人吧，情感中尴尬，与朋友交往中尴尬，写作和做翻译尴尬，诸多尴尬汇集一身。尴尬乃是因为身不由己，命运如此？还是个性所致，命定如此？或许兼而有之？反正，“不上不下”。
1934年，靳以与卞之琳（右）摄于北京三座门大街14号
这让人不由得又想起卞之琳自己讲过的一个故事：
我先谈谈我的身份吧，我是很怕人叫我作诗人的，不得已临时也可以。还有还害怕人叫我教授，为什么害怕? 因为我不是个学者，我那时不过是没饭吃教教书罢了。有一件小事,1955年我到波兰参加密支海维支纪念活动，各国派人去，当时国内大家都很忙，就派了我去。波兰搞组织工作的问我该怎么称呼，我说我是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他说这不算头衔，你不是写诗也教过书，就叫Poet and Professor吧。其实我诗写得很少，教书也是不得已应付一下的。在做学问方面，严格说起来，我也还不是个学者，勉强说起来，我也只是个文学批评家Literature Critic。批评家对事物可以批评，可以发表点意见，但不是很系统，不是个Scholar。[4]
这段话也可见卞之琳的性格。明明写过诗，却不愿意称诗人，偏偏又冒出一句“不得已临时也可以”，既然“可以”又何必推辞，“得以”和“不得以”，纠结这些又有什么意思？这就是卞之琳。有人说，他对自己有认定，“文学批评家”。恰恰，他不适合做这个，不缺学养，不缺才分，缺手起刀落、干净利索，缺一针见血、酣畅淋漓。尽管，笔者很怀念那个跟李健吾就解诗而辩论的卞之琳，可惜，卞之琳一辈子没有几回那么痛快。就是这个，他晚年也后悔了：
如众所周知，1936年春夏间，健吾曾为文评论我那本有幸被列入风行一时的巴金编《文学丛刊》第一辑的《鱼目集》，把其中一路诗大加揄扬，竟引起了我一点意外的反应。我感到在一些阐释上需要自己按原来的文本安排加以牵引，指出他所说的有点欠妥，不能自圆其说。事实上我写诗以至为文，虽和健吾为文同样会不由自己而东拉西扯，一向另有相当于西方所谓“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或假古典主义）讲条理、讲层次、咬文嚼字的洁癖。健吾为文，特别在三四十年代，总的说来，笔势恣肆，易致漶漫、失控，顾不到逻辑性。写文章偶有败笔，发生漏洞，本来谁也难免。我后来一直后悔，作为作者自己出来说话（健吾又太严肃，说是“争论”、“驳辩”，见《评论选》页334“后记”），总是多事，而批评家说话，是代表读者，总无可厚非。[5]
卞之琳诗集《鱼目集》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2月初版
深知有“讲条理、讲层次、咬文嚼字的洁癖”，又后悔出言莽撞，那么，究竟该如何是好？大约只有尴尬着。
“说卞之琳不好看”
当代人对于卞之琳的印象，恐怕停留在一首诗和一段苦恋上吧？
诗就是这首《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6]苦恋的对象是张家的四小姐张充和，她的“三姐夫沈二哥（从文）”是卞之琳的朋友。多年后有人问张四小姐，这首诗里的“你”是不是你？张小姐不置可否，她答道：“大家都这么说，他这首诗是写给我的，我当时就有点知道……”提问者又问：大概是哪一年和什么地方？张小姐说：“具体时间我不太记得了——大概是在昆明那一段吧？我们在一块儿的时间并不长的。”[7]《断章》写于1935年10月，不是昆明时期，她记错了。对一个老人而言，这也很正常。
卞之琳《音尘集》1936年9月刻本扉页和内页，该书只印刷过十几册样本
卞之琳晚年手书《断章》一诗（沈建中先生提供）
这首诗，卞之琳年轻时候解释说“重在'相对’上”[8]；到晚年回忆创作初衷，起初还是否认情诗一说：“我在日本客居近半载回来后，1935年秋天在济南，与眼前风物并无直接关系，也许是倒在不觉中受了我在日本曾经读到过的周作人译永井荷风以'呜呼，我爱浮世绘’开头的一段话的无端触动，忽然幻现出那么一境，信手拈来了那么四行自由体诗……”话到这里，已经很清楚了，接下来，诗人再把水搅浑：“有的穷究它的深层意蕴，竟认为表面上无非是一首单纯的情诗。当然，从明白抒写现实世界相对相应相互依存的人际关系中自然也可以包含青年男女之间的恋情。以小见大，论此诗者当有自由解释的权利，也大可言之成理。”别人强加，诗人追认？在同一篇文章的末尾，诗人半屈半就自画供状：“而现在倒像反受了他们明说或暗示的影响，觉得不能否定这里无意中多少着了一点我个人感情生活的痕迹。”[9]
这种语言风格，这种思维方式，这种处世原则，就是典型的卞之琳。张充和呢？卞之琳说过：“'浣溪沙’末句'倚舷低唱牡丹亭’，原为'驻篙低唱牡丹亭’。充和曾面告我，过去罗庸教授看了，不以为然：一个'低唱牡丹亭’的闺秀居然撑篙！但我认为充和决不止是杜丽娘式的人物，虽然擅唱'惊梦’'寻梦’诸曲，也会撑篙淘气，这倒正合她不同凡俗的性格。”[10]那么，如此“不同凡俗的性格”的女子会喜欢如此吞吞吐吐的男人吗？
在晚年，张充和没有否认《断章》是写给她的，却断然否认她与卞之琳之间有什么罗曼史：“确实有另外一些不相干的一起玩的人，追求过我，但都不如卞之琳这一段来得认真，持续的时间长。他的好意我是心领了，但这种事情不能勉强，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就看见他在那里埋头作诗，你说我能怎么办？”[11] 张充和的语言风格与卞之琳完全不同，“我自始至终对他都没有兴趣”，说得肯定、坚决、果断，不留余地。
这是之前，笔者所能看到的当事人对于这段感情最为直接的答复。在卞之琳这一方呢？他的文章说别的事情都能不由自主地就转到张充和身上，“对方的一颦一笑，都永不会忘记，值得咀嚼千百遍的温馨记忆永远留在心底。这一切，都在淡淡的言语中隐隐约约地透露出来了”[12]。他生怕别人不知道有一个张充和，又好像生怕别人全都知道，欲说还休，又喋喋不休，一切仿佛只是自言自语。
2019年，跟张充和关系最为密切的弟弟张宗和的日记出版，让我们有机会从现场见证人的角度再一次看这一场“传奇”。日记是现场记录，从某种角度而言，比当事人多年后的追述更显得客观。在抗战全面爆发之前，卞之琳曾有几次南下探望张充和，这大约在他内心中泛起层层涟漪，当时是炽热下诗句涌出，多少年后温暖中追思不已。他们的交往究竟是什么样子？不妨看一看张宗和的日记。1936年10月，“二十一日 星期三，上了一课地理，卞之琳来了，眼红红的，说起来刚死了母亲，从青岛回海门的。到上海邀了巴金、靳以他们来苏州，又因为鲁迅最近死了，上海文艺界都非常忙，所以只他一个人来了。”[13] 那一天卞之琳去了不少地方，中午，“四姐陪他上沧浪亭去玩”，去松鹤楼吃饭，后又去吴苑、玄妙观、采芝斋、留园、观前街等。次日，游天平山，只有张充和姐弟和卞之琳三人，“船上冷冷清清的三个人，倒也另有一种趣味，吹吹笛子，唱唱曲，在船头上拍拍照”。“我才来过天平，所以不想上去，后来到底还是上去了，并且爬到了顶。四姐也到顶了。”[14] 当晚，卞之琳就回沪。——并非像张充和说的，两个人就没有单独一起待过，但是，这也并不能说明什么。这一次苏州之行，在卞之琳来看，得到张氏姐弟的礼貌接待，或许是一个美好的开始，算是他正式追求张充和的开始吧。
卞之琳、张充和1936年10月摄于苏州天平山
其实，卞之琳连张宗和这一关都没有通过，张宗和在随后的日记中记道：“靳以这次来，说卞之琳和四姐很可以好的。我不好讲什么，卞之琳可真配不上四姐，靳以自己我倒是很欢喜他的，如果他要跟四姐恋爱，我是不反对的。我的许多朋友中，宗斌、巴金、靳以，我都不反对，黄席椿、戴七兄、老殷，都反对，都以为他们不配。我和靳以谈到巴金，他说巴金这小子，根本就不想结婚恋爱，所以没有办法。”[15]在他的几个朋友里，卞之琳是排名最后的，这不仅是张宗和个人的看法，至少他还有三个朋友都认为“他们不配”。1937年春天，再次见到卞之琳，张宗和在日记中还有一番议论：“四姐也是的，卞之琳、殷炎麟、黄席椿……一般人都有野心，但是谁也不中她的意，就只有章靳以她还高兴的和他玩。我劝她就嫁了吧，她又不肯，大概她所想象的丈夫，还得要一个好一点的才行。”[16] 这里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卞之琳早已居于不中意者名单中，而且张充和也不急于谈婚论嫁。
1936年11月，张充和对卞之琳已经有明确的评价。张氏姐弟去上海，见到巴金、靳以、萧乾等一群朋友，张宗和11月21日日记中记：“章大胖子（指章靳以——引者注）对我说，要我打听打听四姐对卞之琳的意思，要我写信告诉他，是一件要紧要紧的事儿。”“九点钟，就睡了，姑爷跳舞未回。我把章靳以的话告诉四姐，还好，四姐也喜欢他，说卞之琳不好看。”[17] “说卞之琳不好看”，这是一句无关紧要的评价吗？不是，当日日记前面就记着他们姐弟去拜访许文锦，张充和为许文锦嫁给“不好看”的钱存训大为不平：“一路上四姐老气，说许文锦不该嫁这样一个丑男人，……许这样好看的人嫁这样丑的人。又说自己不好，一路生气回家，几乎就要哭了出来。”[18] 男女交往，颜值的感受也是心理的反应，不好看，绝不仅仅是相貌的判断。也就是说在卞之琳满心欢喜到苏州看张充和的一个月后，张充和就已经有了明确的拒绝。
青年时代的张充和
1937年春天，卞之琳去看望在南京的张充和时，对方已经明确表示出不耐烦了。“卞之琳是星期六就来的，他来最大的好处，就是为我们从北京把留声机带来了。”“下午下课回家，四姐和卞之琳在。四姐原想今天晚上走的，我们都劝她明天再走，今天既然不走，我们便到夫子庙去吃豆腐捞。又看了半天变戏法，手法快极了。”芜湖老家有电报来，喊张充和去玩，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张充和如果在乎远道而来的卞之琳，完全可以推辞掉。她所作的决定恰恰相反，想要连夜就走，被弟弟和卞之琳强留下来。第二天要走，也有交代：“明天四姐要走的早，早早就歇了。嘱咐卞之琳明天早上不要来送了。”[19]这对于我们的诗人而言又是一道难做的选择题：他究竟来不来送？诗人是真诚的，是热情的，哪里顾得上，他要来的。连张宗和都有了厌烦情绪：“三四点钟就醒了，又睡不着，等我们才起来，卞之琳又来了。真是要死了，自然又给他送上了，和他在一起无趣得很，谈不出什么有风度的话。虽然他把我当小孩子，送了一筒赵土林的糖给我，我还是不能为他说好话。”[20]也就说对方丝毫不领情，卞之琳弄巧成拙。
大约是一个月后吧，卞之琳又来了，这一次张兆和以“躲出去”来回答他。
从“不要他来”到“躲出去”不见，还有比这更明确的拒绝吗？可叹的是，诗人在多年后是这么写的：“不料事隔三年多（指1936年——引者），我们彼此有缘重逢，就发现这竟是彼此无心或有意共同栽培的一粒种子，突然萌发，甚至含苞了。我开始做起了好梦，开始私下深切感受这方面的悲欢。隐隐中我又在希望中预感到无望，预感到这还是不会开花结果。”[21]这当然又是那种曲折往复的卞之琳式表达。上面的日记，他当然没有机会读到，读到了他也不会明白吧，深陷情网，如坠深渊。后面的故事不用再讲了……
“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
2013年，在整理卞之琳给巴金的书信时，笔者发现一段令人大为吃惊也大惑不解的话：“从文糊涂，暂在病院修[休] 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这段话出自卞之琳1949年4月8日致巴金的信中，反复阅读这封信，还是不得其解：
巴金：
我已经回到这里，十分兴奋。你知道要没有这番大变，我是决不肯回到这个一向喜欢而早成深恶痛绝的地方。年近四十，我决定彻底重新做人，预备到明年，正好符合不惑。我极想什么时候跟你痛快一谈。你们在上海生活一定很苦。可是困苦的日子当也不会太长了。文生社我的版税一定很有限，你如有需要，请就支出应用，不要客气。如果一定要汇给我，那就请早点汇，以免越来越不值钱。还是汇给北大冯至转吧。从文糊涂，暂在病院修[休] 养，害得三姐真苦。私交上讲他实在太对不起我，可是我总不愿对不起人家，我到了，出于不得已，还是去看他。我不回天津去了。匆匆，祝安。
之琳 四月八日[22]
卞之琳1949年4月8日致巴金信
卞之琳极盼望与巴金能有“痛快一谈”，心中一定积郁了不少苦闷，他说沈从文“实在太对不起我”又未做任何解释，这说明巴金是明白具体内容的。那时候，卞之琳刚刚从英国回国不久，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所知道的是在这之前，张充和与美国人傅汉思结了婚，这个时候，他们刚到美国。这与沈从文又能扯上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对不起”？孤立的一封信，前后没有信息提示；也不见巴金的回信，很多内容颇费猜度。
巴金与卞之琳1979年2月25日摄于巴金寓所
众所周知，卞之琳最早的一批诗作的发表，其中就有沈从文的功劳，沈从文还兴奋地为卞之琳的《群鸦集》（后未出版）写附记，沈从文这篇文章虽然不长，气魄却很大，从新诗史开始讲起，胡适、周作人、沈尹默、俞平伯、冯至、郭沫若、陈梦家，或为他论述的背景，或为他拿来与卞之琳比较的对象，这也等于说，初涉诗坛的卞之琳，还没有发表多少诗作，已经被他纳入了新诗史的考察范围了。他说：“但弃绝一切新旧词藻摈除一切新旧形式，把诗仍然安置到最先一时期文学革命的主张上，自由的而且用口语写诗，写得居然极好，如今却有卞之琳君这本新诗。作新诗的几个较年轻朋友中，如刘宇，如梦家，各人的成就，皆有超越过去若干诗人的样子，然而当我把诗的趣味，放在新诗最初提出那一个方向上去时，我以为之琳有几首诗，达到了一个另外的高点，使我觉得更欢喜了。”[23] 沈从文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卞之琳保存的一封徐志摩给他的短简，从中也能看出与他尚未见过面的沈从文推介他诗歌的热心：“从文先生极喜你的诗作。在南京《创作》月刊上有文章曾见到否？”[24] 而此时，卞之琳不过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这本诗集命运多舛，徐志摩、邵洵美等人都帮忙却始终没有印出来。直到1933年5月，又是沈从文伸出援手，在自己的抽屉里还放着当票的情况下，他个人出资让卞之琳自费印出，这就是卞之琳的第一本诗集《三秋草》。诗集出版后引起朱自清等人的注意和好评，可以说，在卞之琳成为诗人的道路上，沈从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幕后推手。
在沈从文一方，谈起“卞诗人”自始至终都是非常亲切、欣赏的口气。1934年，他还写过一首俏皮的《卞之琳浮雕》发表在《大公报》上：
两只手撑定了尖下巴儿，
心里头画着圈子：
( 不是儿戏，不是儿戏，)
“我再活个十来年，
或者这时我就应当死?”
说老实话生活有点儿倦
唉，钟，唉，风，唉，一切声音！
( 且关上这扇门，得一分静。)
“天气多好，我不要这好天气。
我讨厌一切，真的，只除了阿左林。” [25]
文人间这种文字来往很值得让人回味。1949年，在卞之琳给巴金写过那封信后，笔者也看不出沈从文的态度有什么变化，两个人照旧来往，沈从文依旧在朋友中亲切地称他“卞诗人”，在孩子面前称他为“卞舅舅”，也常常关心卞之琳的情况。1965年，在给张充和的信上，沈从文说：“熟人中住处极近却少往来有老丁，住得较近经常见面有老金，都年过七十，均各健康无恙。卞诗人亦已白发苍苍，其实年纪并不比三姐大，有一女儿已入小学，不闻再作诗。大家夏天多可到海边或庐山黄山避暑廿卅天，惟工作不同，出外或在京，均少见面机会，一年半载他偶尔一来，谈的还不外是他个人'工作’或'失眠’一类事件，说完即走，自我中心抒情而已。”[26] 1976年春天，他们还有过聚会，沈从文给儿子的信上说：“可是内中有四位都得靠拐杖帮忙，才便于行动。居多且'形容枯槁，面目憔悴’。卞舅舅更是一个典型现例……”[27]所有这些，都看不出沈从文对卞之琳存在什么心理芥蒂。
卞之琳与沈从文摄于沈从文寓所
卞之琳这一方，也显得一切正常，笔者只是隐约觉得卞之琳没有沈从文那么热情，甚至还有所距离。这是诗人矜持的性格，还是他们之间真有什么事情发生？
1941年，在为《十年诗草》写题记时，卞之琳有一大段是谈徐志摩的，并且说这诗集“我算是向老师的墓上交了卷”——这可以理解，毕竟徐志摩去世，作者怀念师长。然而，不太能理解的是，在回顾十年写作历程的时候，他没有提“沈从文”一个字。1978年年底，再一次为自己另外一本带有总结性的诗集《雕虫纪历》写序时，一是绝口不提《三秋草》[28]，二是提到沈从文，却仿佛有些抱怨：“大概是第二年初诗人徐志摩来教我们英诗一课，不知怎的，堂下问起我也写诗吧，我觉得不好意思，但终于老着脸皮，就拿那么一点点给他看。不料他把这些诗带回上海跟小说家沈从文一起读了，居然大受赞赏，也没有跟我打招呼，就分交给一些刊物发表，也亮出了我的真姓名。这使我惊讶，却总是不小的鼓励。于是我在1931年夏秋间又写了几首更无甚可取的诗。”[29] 徐志摩是正宗诗人，而沈从文不过是“小说家”？有两处无意中谈到沈从文，或许流露出卞之琳的真实看法？谈到徐志摩的“八宝箱”时，涉及沈从文的两句是：“幸而我避免多生枝节，没有书面记下沈从文的说法，因为他是小说家，最容易把事实说得小说化。”“一到擅长把事实小说化的沈从文口中可就或者有意开脱熟人，张冠李戴了。”[30] 说到废名小说时，他写道：“说来也可能出人意料，作为小说艺术家的沈从文老先生（只比废名小两岁）产量不小的创作，我读过不多。”[31]
沈从文去世之后，卞之琳在当月月底写了一篇怀念文章：《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这个题目有些莫名其妙，怎么“还是”“且”？当然，作者在文末有解释：“从文辞世后一二天，《人民日报》文艺部就紧急打电话约我写一篇悼念文字，我因向来笔头慢，最近头绪多，文思又特别集中，只好抱憾请他们另约熟人快手写，以免不能及时发表。现在上海《文汇报》派同志特来力促写一点，特别为我放宽了时限，我想还是且讲一点吧。”[32] 相交半个世纪以上的老朋友去世，卞之琳这篇文章却写得仿佛不是“追念”，而是试图在评价沈从文，文字未免太严肃或官样了。提到沈从文对他的帮助，只是顺便说了这么一句：“我作为30年代一开始就最早差不多同样受惠于这位独特作家的晚辈和忘年旧交……”还有一段话：“从30年代初就开始一贯热心扶植文艺青年……”[33] 这或可视为卞之琳的兼带感谢？仅此而已，都是泛泛而谈。倘若是对两个人的关系完全不了解的读者，凭这篇文章，实在看不出在五十多年的时间中，两个人有什么特殊关系。
“几乎没有一行没有问题”
我们的年轻人流血
为了写血书
表示要反抗侵略的坚决；
他们的年轻人流血
为了断手骨
好逃避拉去服侵略的兵役。
他们要害我们流血
为了回头叫自己流血；
我们就不怕流血
为了终于叫谁也不流血。[34]
这是卞之琳所作题为《咬手指，写血书；断手骨，拿体格不合证》的诗的前两节，作于1950年11月15日。倘若不说这是卞之琳为响应抗美援朝所写的一批诗歌中的一首，可能很多人绝对不会把它与那个写过《断章》《圆宝盒》《鱼化石》的诗人联系在一起。卞之琳自己也说：“这些诗，大多数激越而失之粗鄙，通俗而失之庸俗，易懂而不耐人寻味。”[35]“通俗”“易懂”，这又是他一厢情愿的说法，对于他这一阶段的诗，很多人照样批评“看不懂”。从《慰劳信集》开始，卞之琳就在扩大自己的诗歌界域，试图走出个人的“圆宝盒”，与更广阔的时代结合，包括写抗美援朝的这批诗，参加江浙合作化运动所写的诗，以及《十三陵水库工地杂诗》等。结果，有人认为他丧失自己过去的风格，而另外的人则认为他的那些技巧不应该用在这样新时代的内容上。卞之琳后来也不无委屈地说：
因为解放以来，不论新旧诗作，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因为“文化大革命”当中我不可能写什么诗的）十七年我三度诚心配合当前形势，真诚（当时达到忘乎所以的程度）写几首诗，虽从文场以外不写诗的有识而不爱招摇的人士获得好评，却不但不讨好文界权威人士，还干“众（?）”怒，置诸冷宫也罢，还无端挨棍子，那么哪个“正宗”文学刊物会要他替我说话，即使说些对我毫不客气的话呢?[36]
早在1946年，卞之琳就曾遭到阿垅（亦门）的批评，阿垅说他的诗像猜谜，让人读不懂；说他“飘然”于现实之外，有唯美主义者的“艺术与清高”。“说一个比方：艺术自己主义者底诗，是四时不凋的绒纸花；艺术加了卞之琳底内容，是罂粟花。”[37]这种声音，不可能对卞之琳完全没有影响，一面要求进步，一面怎么写好像都受批评，诗人在团团转中失去了方向，最后只好不写。
在这之后有十一年，卞之琳一行诗也没有写，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写了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山山水水》。他觉得小说不可能以中文发表，又花了几年时间自己译成英文，前前后后八年时间都耗进去了。有人评价很高，认为这是格局宏大的、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结果呢，1950年，他自己认为不合时宜或者灰心丧气，把它给烧了，仅留下了发表过的几章，1980年代印了薄薄的一本小书。八年时光就这么灰飞烟灭，过后又不无留恋（不然，为什么又印了单行本，还收入文集，要知道很多文章，卞之琳都排除在文集之外，毫不留恋），这倒也符合卞之琳的性格。
卞之琳小说《山山水水》（香港山边社1983年12月版），卞之琳1997年赠姜德明，姜德明又转赠本文作者
诗歌创作乏善可陈，翻译却别有洞天，尤其像《莎士比亚悲剧四种》，人们评价很高。在译诗上，对于诗人而言，也得心应手。至少，一个诗人译诗，大家还是高看一眼。卞之琳的译诗，是有一套自己的理论的。他主张不仅是内容的翻译，而且是形式的翻译，在形式上，用“以顿代步”等方式“原汁原味”地移译西诗。这显然是卞之琳的兴奋点，写文章不由自主就谈到这上面。笔者仅以一个读者的阅读感受而言，读卞之琳的译诗（包括译莎士比亚），很多地方感受不到诗歌的流畅和优美。不是带着镣铐跳舞的问题，而是感觉扭扭捏捏不会走路了。很多诗句被译得非常造作，整体上也缺乏协调感，同时，仿佛又能看到译者为此绞尽脑汁的苦译姿态。让人不由感慨：为什么不能自然而然，非要给自己头上戴一个紧箍咒呢？
198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可能对卞之琳是一个打击。1982年《译林》季刊的第2期上，刊出卞之琳新译的三首英诗：托麦斯·格雷的《墓畔哀歌》、雪莱的《西风颂》、济慈的《希腊古瓮曲》，它们在一起以《新译英国名诗三篇》为题发表，并有卞之琳的译者前言：
这三篇诗，在英美家喻户晓，每一本英文诗选里都有，在中国也早为读者所熟悉。故郭沫若同志译过前两篇，流传甚广，故朱湘先生大约是第三篇的第一位译者，以后这些诗直至今日还不断有人译。一些诗新译层出不穷，是正常现象，在外国也是如此。
我这里说是“新译”，实际上也已译在三十年前了。这三篇是最近整理出来的第一批诗稿，欢迎读者用原文对照，和各家中译文比较，正谬指偏，共同提高我国译诗的新水平。
西方译诗主张把形式都译出来的大有人在，也颇不乏成功先例。我译诗一直是走这条路的，虽然中文和印欧语系差别太大，困难更大，所幸我们的汉语韧性很大，只要善于掌握，哪怕格律体西诗，我们在大多数场合，也不难以相应的方式，亦步亦趋，照样翻译，例如诗行长短，脚韵安排都符原貌，而还是中文，念起来上口。我并不主张我们写诗都要照搬西式，但是既不见西诗的本来面目，又何从借鉴？
卞之琳《新译英国名诗三篇》，发表于《译林》1982年第2期
意想不到的是，卞之琳的这三首译诗和前言，遭到一南一北两位学者的批评。孙大雨批评文章的题目非常温和规矩：《略谈英诗中译的艺术——评〈新译英国名诗三篇〉举例》。孙大雨说：“我对译文有一些意见，现在提出来供大家商讨，作为移译中兼顾形神的具体实践所要求的纠错和修整。”[38]接下来，可是毫不客气地逐词逐句对卞之琳的译文提出意见。对于第一首格雷的诗，“综上所举的错误缺失，共十五点，有的很严重，负责看译诗稿的编委似乎应当加以纠正修改”。第二首《西风颂》，“这首诗连同它的注文有轻重不一的错误阙失十二处”。第三首济慈的诗，“也提出了十五点有关理解与风格方面（修辞）的意见”[39]。孙大雨每一个判断皆有理有据，如他认为：“济慈的用意分明说'尚未与新郎同床的新娘’，是采用第三个含义。卞译谓'还未曾失身的新娘’，这是个严重的错误：试问新娘怎么会失身给新郎？这不仅是个没有分寸措辞不当的缺失，而是个破坏整首诗非常优美的风神和气氛的悖谬，翻译或讲解任何外文的诗歌时不能允许这样的错误。”又如，把“箫管”译为“笛”，把“铃鼓”译为“铙钹”，不仅是误译，而且“济慈原诗的意境完全被破坏掉”[40]。
孙大雨是卞之琳老师辈的人，这里等于给卞之琳重新上了一堂翻译课。
这三首译诗都收在后来出版的《英国诗选》中，这本译诗集有的人评价：“半个多世纪以来译诗艺术理论与实践的结品，而且是我国整个译诗界艺术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41] 可是孙大雨仅仅对其中三首核校，就发现这么多的问题：“纵观这三首译诗，我认为共有四十多处各种各样关于翻译艺术的问题，从不了解简单的原义到昧于丰富的含蓄，从颠倒正反到破坏优美气氛的疲滥语调等措辞、风格上的毛病，从缺少诗行的音组数（格律问题）到勉强凑韵，都是移译诗歌所不应忽视的……”[42] 向来较真的卞之琳对此没有作出回应，在他亲自编校的《卞之琳译文集》中，这些问题也照旧未改。别有意味的是，两年后在为《莎士比亚悲剧四种》写译本说明时，卞之琳特别写了一条：“声明亦即致谢，同时也为读者提供参证与比较的线索。在此应加提一点：译者首先受益于师辈孙大雨以'音组’律译莎士比亚诗剧的启发，才进行了略有不同的处理实验。”[43]
整个事件，还有一个人始终关心并在议论，他就是钱锺书。他也对卞之琳写的前言大为不满：
卞之琳同志(137页) 整页的前言，虽说“正谬指偏”，其实是说他的译文比“各家中译文”都好。整篇都表示他的译文不同凡响、出类拔萃。当然，“原貌”二字很费解，但我浅见，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我不想也没工夫去找“各家中译文”比较。但和原文一比，几乎没有一行没有问题。举开头两行为例：“一阵阵”还是“一声声”?“白昼”( 正午前后)还是“白日”( 整个日子)?“吼”含有怒和高响的意思，但“lowing”从声音和意思都是低缓的“哞”而已，配合着黄昏的气氛情调( 参见“日之夕矣，牛羊下来”)，原“起落”两字更不知那里来的? 是“迂回”(“回”有环绕的涵义)，还是“弯曲”( 参见“曲径”，“曲：弯弯路”)? 原句注重在牛的走路，肯定不是“原貌”。不多举了。假如你利用主编应有的权力，请商节删一些自我吹捧语，也许不会引起读者的笔墨官司。[44]
难怪晚年回顾创作，卞之琳竟然写出一句：“毕竟是文章误我，我误文章？”莫非这也是应了那句话：如鱼得水，冷暖自知。
1934年春天，风华正茂的卞之琳曾写过一首诗，没有公开发表，说是稿子也抛弃了，拖泥带水的性子让他还是在一篇文章里保存了这首诗结尾的三行：
让时间作水吧，睡榻作舟，
仰卧舱中随白云变幻，
不知两岸桃花已远。[45]
时光如流水，卞之琳去世已经整整20年了，不知他能够摆脱那些拘谨、尴尬，像诗句中写的那样潇洒地看云、看桃花，独自品味友人带来的“雪意和五点钟”吗？
注释：
[1] 辛笛：《〈卞之琳纪念文集〉序》，江苏海门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部编《卞之琳纪念文集》（海门市文史资料第18辑）第1页，2002年12月版。说这可能是个故事乃是笔者在张曼仪编《卞之琳集外拾遗》中，只查到一篇他翻译的《青草》，发表在1931年8月31日《华北日报》副刊，署名是“老卡”。
[2] 卞之琳：《星水微茫忆〈水星〉》，《卞之琳文集》中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第75页。
[3] 参见周立民：《骆驼铃远了》，《收获》2013年第2期，收《星水微茫驼铃远》，商务印书馆2020年7月版。
[4] 卞之琳、古苍梧：《诗人卞之琳谈诗与翻译》，《卞之琳纪念文集》，第198页。
[5] 卞之琳：《追忆李健吾的“快马”》，《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45-246页。
[6] 卞之琳：《断章》，《卞之琳文集》上卷，第29页。
[7] 苏炜：《“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有限公司2012年6月版，第98页。
[8] 卞之琳：《关于〈圆宝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121页。
[9] 卞之琳：《难忘的尘缘》，《卞之琳文集》中卷，第559、559、560页。
[10] 卞之琳：《合璧记趣》，《卞之琳文集》中卷，第90页。
[11] 苏炜：《“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张充和谈卞之琳与“卞、张罗曼史”》，《天涯晚笛——听张充和讲故事》，第100页。
[12] 黄裳：《卞之琳的事》，《珠还记幸》修订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第289页。
[13] 张宗和1936年10月21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2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第13页。
[14] 张宗和1936年10月22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2卷，第14页。
[15] 张宗和1936年10月25日-11月10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2卷，第20页。
[16] 张宗和1937年3月8日-21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2卷，第86页。
[17] [18] 张宗和1936年11月21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2卷，第28页、27页。
[19] 张宗和1937年3月22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2卷，第87页。
[20] 张宗和1937年3月23日日记，《张宗和日记》第2卷，第87页。
[21][29][35] 卞之琳：《〈雕虫纪历〉自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450页、445页、453页。
[22][30] 卞之琳：《徐志摩的“八宝箱”：一笔糊涂账》，《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25页、124-125页。
[23] 沈从文：《〈群鸦集〉附记》，《沈从文全集》第16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310页。
[24] 徐志摩1931年5月25日致卞之琳信，见《徐志摩致卞之琳[三件]》，收《霞——万叶散文丛刊第三辑》，人民日报出版社1986年9月版，第49页。
[25] 沈从文：《卞之琳浮雕》，《沈从文全集》第15卷，第203页。
[26] 沈从文1965年4月8日致张充和信，《沈从文全集》第21卷，第443-444页。
[27] 沈从文1976年3月末致沈虎雏信，《沈从文全集》第24卷，第410页。
[28] 1989年在《追忆邵洵美和一场文学小论争》一文中述记自己第一本诗集出版过程时，卞之琳引用自己《我的“印诗小记”》，谈到沈从文与《三秋草》：“到1933年邵洵美实在也无力把新月书店支撑下去了，而我在1932年秋天三个月又写了风格稍异的十几首诗，想叫作《三秋草》，从文当即慨然为我题了《三秋草》三字，从抽屉里拿出三十元钞票交给我回北平自己印书。我在他开抽屉拿钱的时候，就瞥见有几张当票，当即坚拒收钱，他却坚持我拿走，我终于未能违命，回北平后找南河沿一家小印刷厂，用三十元（连纸张）正好印了三百本，交即将关门的新月书店代售，版权页上名正言顺的印了'发行人：沈从文’。”（《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37-238页。）
[31] 卞之琳：《〈冯文炳选集〉序》，《卞之琳文集》中卷，第343页。
[32] [33] 卞之琳：《还是且讲一点他：追念沈从文》，《卞之琳文集》中卷，第165页、164页。
[34] 卞之琳：《咬手指，写血书；断手骨，拿体格不合证》，《翻一个浪头》，平明出版社1951年2月版，第49-50页。
[36] 卞之琳：《人尚性灵，诗通神韵：追忆周煦良》，《卞之琳文集》中卷，第218页。
[37] 亦门：《内容一论》，《诗与现实》第二分册，五十年代出版社1951年11月版，第104页。
[38] 孙大雨：《略谈英诗中译的艺术——评〈新译英国名诗三篇〉举例》，初刊《华东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5期，现收《孙大雨诗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90页。
[39][40][42] 孙大雨：《略谈英诗中译的艺术——评〈新译英国名诗三篇〉举例》，《孙大雨诗文集》第193、195、200页， 第196、198页， 第198—199页，第200页。
[41] 江枫：《以“似”致“信”的译诗道路》，转引自陈丙莹：《卞之琳评传》，重庆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228页。
[43] 卞之琳：《〈莎士比亚悲剧四种〉译本说明》，《卞之琳译文集》下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0年12月版，第2页。
[44] 钱锺书1982年致李景端信，转引自李景端：《风疾偏爱逆风行》，商务印书馆2017年3月版，第182-183页。
[45] 卞之琳诗歌残句，转引自《关于〈圆宝盒〉》，《卞之琳文集》上卷，第1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