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伟大的转折》观后感②

革命历史题材剧《伟大转折》在央视热播，该剧全景展示了红军在敌我兵力悬殊巨大的不利条件下，突破国民党数十万兵力的围追堵截，开启切合中国革命实际的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之路的历史画卷。在红军、我党、中国革命生死攸关的关键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一批共产党人，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责任担当，克服前所未有的艰难险阻，以坚毅果敢、敢于胜利的斗争勇气和应势而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围剿，突出重围，在生死攸关之际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党史和国史中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不屈不挠地去奋斗，为建设新中国贡献一己之力。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对该剧中的一些场景细节记忆犹新，油然而生出一些启示和感悟：

正确决策从何而来

电视剧《伟大的转折》中，有多处细节展示：毛泽东随红军队伍每到一个地方，不顾行军劳累，除了分析一些敌后密电情报外，他总要找当时国民党最新发行的报纸来看。同时，每到一个地方，总要找当地的老乡问明周边的环境地理交通以及国民党驻军等方面的情况，还指派身边警卫员深入敌占区侦察，以此来研判敌情，为军事指挥决策作参考。当自己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提出的战略决策遭受众人异议，甚至面对被撤职的情况下，毛泽东并没有因此计较个人得失，而是以大局为重，以党和红军的安危为重，在服从中央决定的同时，继续做说服工作，尽最大努力去争取最好的结果，使红军免遭挫折。

最典型的一件事就是，红军中央纵队到达距离遵义和打鼓新场各百余里的苟坝。遵义大捷后，部队求战情绪更为高涨。当日凌晨，红一军团致电军委，提出攻打打鼓新场。天亮后，张闻天即召集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王稼祥、刘伯承、张云逸、李富春、叶剑英等20多人，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要不要发动攻打打鼓新场战斗的问题。到会的同志和指战员一样，迫切希望以战争的胜利，创建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生存再发展。

毛泽东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根据距离测算，他认为红军要两日才能赶到打鼓新场，而那时滇军也将赶到那里和黔军会合，同时川军还可侧击红军，因此他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不能“啃硬的”，损失了部队不值得。

但他没能说服众人。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提出，如果大家坚持要打，他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就没法干了，这时，有人提议“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主持会议的张闻天提议民主表决，根据投票结果，免去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仍决定攻打打鼓新场。会议还决定由周恩来起草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第二天凌晨下达各部队。

这次争论，虽然毛泽东的意见是正确的，且反复据理力争，还是遭到否决，甚至被撤销了职务，但他考虑的不是个人得失，而是为以大局着想，为党和红军的安危着想。深夜，他提着一盏马灯，走了好几里山路，去找周恩来。周恩来写好作战命令，刚准备休息，毛泽东到了。毛泽东提出要晚一点下达命令，还是再研究研究。俩人连夜找到红军总司令朱德，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而刚好，毛泽东派出去侦查的警卫员也回来了，报告了不利于红军的敌情。也就在红一军团诱击当面敌军时，情报员报告蒋介石已令另一路敌军压来。盘踞在打鼓新场的黔军虽然战斗力不强，但打鼓新场城墙坚固，红军远距离奔袭攻坚，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手，久攻不下必然给敌军造成增援时间。打得不好，反而使敌军对红军构成合围之势，陷入四面受敌的困境。在事实面前，毛泽东以他的果敢和坚持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作战命令暂缓下达。天亮后，经周恩来提议，中央继续开会，重新讨论进攻打鼓新场的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三人终于说服了众人同意放弃进攻打鼓新场。

正是毛泽东坚持实事求是的战略思想，对党纪和原则的坚持，使红军免遭一次重大挫折。

对此，我们不由得反思一个问题——正确的决策从何而来？

在革命战争年代，用少数服从多数的方法来决定一件事情是做还是不做的情况不在少数，更有甚者通过抓阄的方式来进行决策。这样的决策无疑是缺乏事实依据的，也不可能取得成功的。正确的决策，必须建立在实事求是的基础上，必须是符合一时一地的现实情况，正所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缺一不可。当时，红军士气高涨不错，以为有了高昂的士气就能打胜仗，那绝对是“天方夜谭”。对此，毛泽东看得准、分析得透。因为，想打赢一场战役，出发点是好的，但光有高昂的士气，大多数人都支持，这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实力。而当时，红军缺乏的就是足够的实力，无法与强敌抗衡，且不说不能取胜，反倒会反遭重创。

由此，想到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学者创立的关于领导者战略管理的一种分析工具——“三圈理论”，它被广泛运用各项决策分析中。所谓“三圈理论”，即“价值、能力和支持——分析框架”。该理论认为，任何一项决策的终极目的就是为创造公共价值。首先，好的政策决策要具有公共价值；其次，政策的实施者要具备一定的能力，以提供相应的管理和服务；第三，相关政策需得到政策作用的对象或民众的支持。这样，就形成了三个圆圈，上边的圈是指公共价值，左边的圈是指能力，右边的圈是指支持，只有三圈相交，该政策才可得到有效执行，达到预期效果。反之，缺少任何一个圈，政策都将无法实施（如下图）。

“三圈理论”强调价值、能力、支持三者的相关性，三个要素密切联系、相互作用。领导者的职责和主要任务，就是判断公共价值、提高组织能力、获取广泛支持，使三个圈最大限度地接近和重合，从而达到最佳的政策效果。只有这三圈能最大限度的接近和重合，领导决策才能顺利施行，也才能取得成功。反之，如果这三个圈不能很好地重合或重合性不大，说明时机还不成熟，决策不能施行或暂缓施行。

正确的决策从哪里来？从中我们不难得出答案——从综合考虑中来，从价值、能力和支持的“最大公约数”中来。回到当下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做任何决策，是否应该像毛泽东同志分析问题、做决策一样，从实际情况出发，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呢？当然应该这样，如此就会避免决策失误，减少不必要的损失，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