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合；开江湖诗派的“假陶渊明”
姚合：诗情生酒里，心事在山边
中唐之际，唐诗风格和诗派有了很大的变化，再不是以原来山水田园或军旅边塞分类，而是多以作者或风格分类，出现了很多风格迥异的诗歌派别。
当然，最出名的当是“元白”和“韩孟”，其他如“张王乐府”等等，而其中有个诗派叫“姚贾诗派”，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
其中的“贾”是贾岛，熟悉的人当然很多，“郊寒岛瘦”很精准且很诗意，一首《寻隐者不遇》，郁郁青松，悠悠白云，深邃杳霭，仙气逸人，谁人不知，哪个不晓；而前面那个“姚”指的是同时期的姚合，怕是没几人知道了。
其实在当时，姚合的名声远超贾岛，他不仅诗名远播，诗风还被专称为“武功体”；而且官也做得大，他在新、旧《唐书》中都是有传的，同贾岛亦是好友，在他们周围簇拥着众多当时知名的诗人，后世遂予“姚贾诗派”称之。
姚合，字大凝，陕州人，即今河南陕县人，进士出身，授武功主簿，历任监察御史，金、杭二州刺史、刑部郎中、给事中等职，终秘书少监，世称姚武功，年约66时逝世，谥曰“文”，赠礼部尚书。
他也算是世家大族了，虽然生在陕县，祖籍却是浙江吴兴，也就是今天的湖州，他便是出自大名鼎鼎的吴兴姚氏，这个家族中出过唐代玄宗朝名相姚崇，按辈分算，他是姚崇的曾侄孙。
唐代不是那么看重身世，他的入仕也很是艰难，他一直是考考考，也无人知道他究竟考过多少次，但总是铩羽而归，名落孙山，这点同贾岛很是相似。
贾岛曾写有一首《下第》诗，这姚合也写有同题目之诗，都是反映自己才高却不为人识的苦闷心情，读来颇让人感叹。
枉为乡里举，射鹄艺浑疏；
归路羞人问，春城赁舍居；
闭门辞杂客，开箧读生书；
以此投知己，还因胜自余。
这无脸见人的窘境，在诗中是一览无余，同贾岛的“泪落故山远，病来春草长。知音逢岂易，孤棹负三湘”诗句，实在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过，同贾岛诗中的怨气相比，姚合这诗还是要平和了许多，因为贾岛的诗中有“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傍”，这明显有讥讽之意。
他同贾岛年龄相当，相对于贾岛一辈子也没考中，姚合是好太多了，他是在40岁时考中进士，当然，这其中有很大其他因素所左右，因为他后来成为宰相李逢吉的门生，考试时得以照顾一二，也是在情理之中。
而他自己似乎也没想到幸运女神会眷顾他，他有诗言，“事出自非意，喜常少于惊”，从中可以看出，姚合的性格还是很谦和，至少不是常见的那种士人学子所特有的狂放不羁，这也是他后来仕途顺畅的原因之一吧。
步入仕途的他被授武功主簿，这是最低级的九品下文职官员，这对大才之人的他自然是不屑一顾的，但他却也并没有怨天尤人，只是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 “到官无别事，种得满庭莎”，乐得自在清闲。
他在武功作了很多反映闲适的小诗，表现的虽然是对“微官如马足，只是在泥尘”现实的不满，却也并非牢骚满腹，而是对隐逸的向往和闲逸的人生观，如“早作归休计，深居养此身”。
平心而论，姚合从来也没有放弃对升迁的向往，他对庙堂是有着深深的眷念，但是在表面上，他却显得是看淡世事，闲云野鹤，这倒并不是他装着给人看，尽管“野客嫌知印，家人笑买琴”，却信奉不与人争的一种处事哲学。
在“主印三年坐、山居百事休”的武功任职三年后，也没有接到升迁的通知，在这落魄的情况下，虽然他口头上依然说着想学隐士，但这养家糊口的重担在肩，姚合也处于两难之间。
乍抛衫笏觉身轻，依旧还称学道名；
欲泥山僧分屋住，羞从野老借牛耕；
妻儿尽怕为逋客，亲故相邀遣到城；
无奈同官珍重意，几回临路却休行。
没办法，还是要找工作，他自己说是不想再去当官了，是家人希望他去做官，也就是勉为其难，亦是生活所迫，于是便有人说他是“假陶渊明”，只是不知他是真正向往隐士的生活，还是只是随便说说而
接下来的他去了河北，在魏博节度使田弘正的幕府中做随军从事，这是一个名义上归附朝廷的地方割据势力，亦曰天雄军，后来改为大名府。
那是一个中后唐时藩镇割据的混乱时期，在中央的努力下，节度使换人频繁，姚合在这里呆了约两年多时间，依然抱着“几时得归去，依旧作山夫”的为官态度，混得倒也波澜不惊，云淡风轻。
毕竟那个地方是多事之地，既然名义上是归附中央，但姚合在那里时，变数还是很多，乱象丛生，为求自保，也不知是他运气好还是走了谁的门路，调去富平当了个县尉，没几天又去了万年县任职。
现在的师万年县属江西上饶，而此万年非彼万年，唐代万年县即后来的长安县，是在京师城廓外以朱雀大街东西分治，东归万年县，西归长安县，两县均属京城直辖的京兆府。
天子脚下为官很是不易，行当今公安局长之职的县尉，面对的是众多豪门大族和混迹于此的地痞恶棍，想必也是个头痛之事，作为一介文人的姚合是否能如曹操般，立五色棒杀威不得而知，他应该没有阿瞒“有犯禁，不避豪强，皆棒杀之”的魄力，但如何也能混出来，史无记载，不敢乱猜。
虽然杂事多多，然升迁的机会亦是多多，从48岁开始，他官运亨通，以八品上的监察御史为起点，14年的时间做到了从三品的秘书监，其中两次外放，还曾当过杭州刺史，可以说是顺风顺水，春风得意，一路畅通。
中后唐之时，朝堂上的风云变幻，波谲云诡，栽倒的文人不计其数，柳宗元、刘禹锡、韩愈、白居易，哪个没有遭到过贬谪，武元衡甚至大白天的还被刺杀身亡。
而姚合却很幸运，一路走来是风平浪静，平均两年一升迁，即使是在“牛李党争”最疯狂的时候，他也无事人儿一样，要知道，当年录取他的宰相李逢吉可是“牛党”代表人物，而他却在这党争中“朝隐终身无患”，从未遭到过贬官和外放，这其中的奥秘和诀窍，怕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姚合的朋友圈极为广泛和强大，上至宰相尚书，下到落魄文人，都乐于同他为友，除了上面所列的那一堆文人，其他如太尉李德裕、宰相裴度、尚书郑余庆、中书令田弘正等等，也都是其朋友圈的活跃人物。
这些朋友中，有“李党”也有“牛党”，他同这些人诗歌唱和，其乐融融，没有高情商想必是无法做到的，所以，后来的他成为“不倒翁”也是有道理的。
即使那一辈子寄人篱下，两端受气，成天吟着“东风无力百花残”的李商隐，也曾得到过姚合的帮助，对这个姥姥不亲舅舅不爱之人，姚合能顶着得罪人的压力施以援手，也显示了他的厚道和正直，当然，爱其才是最根本的。
姚合脾气好，心胸豁达，乐于助人，他的诗写得好，文名响亮又不张扬，提携后进而不遗余力，为官不朋不党又正直清廉，这些品质肯定是大家都愿意同他交结的原因。
有些诡异的是，同他年龄相当且诗名并驾齐驱的贾岛，一辈子穷困潦倒，那“推敲”的典故虽有戏谑的成分，但贾岛受韩愈帮助却是不争之事；作为好友，姚合肯定也是对其有所帮助，但贾岛一生沉沦下僚而不得志，看来，不是姚合不帮忙，而是这曾经的和尚实在不是个当官的料。
“姚贾诗派”之称在晚唐即被提出，是被归于“清奇雅正”的诗格中，其实大家更熟悉的是他与孟郊并称为“苦吟诗人”的代表，这同姚合的诗风其实是很矛盾的。
姚合的诗并不在字句上下功夫，读来很是轻松，“有达人之大观”，显示的是清新自然，毫无雕琢之感，正如他在诗中所说，“天下谁无病，人间乐是禅”，这同贾岛的苦吟完全不在一个频道。
这只能说，任何一个诗人虽然有大致的风格，但呈现在作品中却是多样的色彩，就如同苏东坡一样，即有“大江东去”的豪迈，但也有“寂寞沙洲冷”的清苦，即使是“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的贾岛，也是有“一莺啼带雨,两树合从春”的明艳色彩。
嫩绿微黄碧涧春，采时闻道断荤辛；
不将钱买将诗乞，借问山翁有几人。
这首《乞新茶》可以说写得很俏皮，野趣盎然，完全不似贾岛的苦吟，浑然天成，就如以他为师的宋人赵师秀所作诗中句，“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一般，都是画面感极强的清新之作。
但是，姚合同贾岛的诗作肯定是有着共同之处的，如这“世上诗难得，林中酒更高”，同贾岛的“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相比就能看出，二人说的都是一个意思，但从性情上却是有着天地之别，都有着各自的况味，没有优劣之分。
姚合选他认为唐诗人中之“诗家射雕手”者，合为《极玄集》，其中有我们熟悉的如王维、祖咏及刘长卿等二十余人，但是，如李杜元白，韩孟刘柳这些一等一的高人，皆无所选，这在他看来，这些人都不够“玄”之标准，也许这是他独特眼光使之然吧。
这个“玄”实在不太好解释，太深奥了，不是我等之人能诠释得通的，姚合选诗之标准自有其道理，我想，这应该是归于他本身崇尚的宁静致远，淡泊世事的人生观，所以在遴选上才异于常人。
姚合的诗歌中的确是充满着澹泊的气象，《唐才子传》评他的诗作“皆平淡之气”，一边是向往隐士的闲居山林、枕云听泉，山水娱性，另一方面却又官运亨通，这是否可以用老子的“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能解释得通。
姚合的诗对后世有着重大影响，是继“元白”后与贾岛一起出现重要诗派，“永嘉四灵”视其为宗，而后来的“江湖诗派”更是其一脉相承，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之地位。
明人胡震亨在《唐音癸签》中说：“姚合诗洗濯既净，挺拔欲高。得趣于浪仙之僻，而运以爽亮；取材于籍、建之浅，而媚以蒨芬。”
可惜的是，他没有一首能广为传唱的诗作，尽管胡震亨他的诗高于张籍和王建，但这二人却都有脍炙人口的作品，张籍有“恨不相逢未嫁时”,王建有“团扇，团扇，美人病来遮面”，而如果同贾岛和孟郊相比，就更是差得不是一星半点了，所以，现在几乎是无人知道他曾经响亮的声名，也是很自然之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