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好变化与青年择偶匹配——基于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典型案例分析
原本两情相悦,却最终由爱生恨;原本针锋相对,却最终相携一生。择偶偏好如何变化,以及偏好变化如何影响择偶匹配结果？作者通过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典型案例分析，尝试提出一种反映择偶双方连续匹配的过程解释。
作者：刘炜
来源：《当代青年研究》，2020年第6期
不同于假定偏好不变的传统理论视角,研究揭示了偏好变化在青年择偶匹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通过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的典型案例分析,着重考察了偏好的硬化与软化、偏好的登门槛效应、内隐偏好的外显定义这三种择偶双方连续匹配的过程类型。研究发现,可变偏好而非稳定偏好决定了择偶匹配结果;情感偏好与身份偏好在择偶互动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影响;作为常态的择偶行为通常是在双方初始“错配”的基础上,形成伴随偏好变化的连续匹配过程,而非从婚配市场中立即找到“理想伴侣”的一次匹配过程。由此,引出理论与现实意义上的进一步讨论。
偏好变化; 择偶匹配; 身份偏好; 情感偏好;
在择偶匹配过程中,更应看重双方情感还是物质条件,是困扰青年男女的一个关键问题。不但如此,择偶双方一般会交替或同时持有这两种互相抵牾的择偶偏好,并需要在情感与经济理性之间不断做出权衡和选择。有趣的是,可变而非稳定的择偶偏好往往决定了择偶匹配过程。例如,原本两情相悦,却最终由爱生恨;原本针锋相对,却最终相携一生。这些匹配结果都是偏好变化的直接产物。那么,行动者的择偶偏好是如何变化的?偏好变化对理解择偶匹配过程又有何意义?本研究详细说明偏好变化及其在青年择偶匹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经济学与社会学者大多都在遵循行动者择偶偏好不变的假定下,分别借助数理模型和统计模型这两类解释工具对择偶匹配现象作出解释。在经济学领域中,主流的理论基础来自贝克尔的家庭模型与盖尔和沙普利首创的双边匹配模型。
贝克尔的家庭模型强调的是“相称婚配”。[1]也就是说,所持择偶偏好越相似的人,越有可能结婚。这里的择偶偏好不仅涉及狭义的货币理性,贝克尔还将种族、宗教、教育程度、身高、进取心、年龄等考量纳入其中。尽管后续研究又假设不同家庭成员具有不同的效用函数,但稳定偏好依然与效用最大化一同构成了家庭模型的解释基础。[2][3]盖尔和沙普利则借助G-S延迟接受算法,设计了一个完美的稳定婚配市场。[4]该理论假设婚配市场中有两类个体集合,第一类集合中的个体只能与第二类集合中的个体匹配,每位行动者都对异性有着严格的既定偏好,且个体的择偶偏好具有完备性与可传递性。那么,即便在双方对正确匹配结果判断不一致的情况下,该市场中总会存在稳定的匹配。后续研究又在更接近现实的各类条件下,进一步考察了这种双边匹配模型的稳定解。[5][6]
社会学家对择偶匹配也主要持有“交换论”与“同质论”这两种看法。社会交换理论认为,行动者都是理性的,双方通过婚配得以交换各自资源,获得最大化收益。[7]例如,女方更看重男方的社会经济地位,而男方更关心女方的容貌。[8]持有“交换论”观点的社会学者通常假设,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个人的择偶偏好具有很大程度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另一类关注择偶匹配的社会学研究倾向于“同质论”观点。与贝克尔的“相称婚配”逻辑类似,这些研究认为,在双方具有各自稳定偏好的前提下,更愿意与自己偏好相近的人结婚,并且,行动者的择偶偏好具有显著的层次性:首先,是最富先赋性特征的种族与国籍偏好;其次,是涉及社会规范与价值观念的文化或习俗偏好;再次,是受教育程度、社会地位、家庭出身等影响的个体层面偏好。
国内的相关社会学研究绝大部分遵循这两种解释取向,并通过确定和细化表征个体“择偶观”的各类稳定偏好,运用统计模型来解释择偶过程中的匹配性。其中,也有个别学者意识到了择偶偏好变化的可能性。如李煜、徐安琪提出了一种扩展的交换理论,认为择偶双方期望交换的内容未必都是确定的、已有的与外在的资源,也可能是模糊的、内显的与可转换的。[9]
出于简化分析的目的,绝大部分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既有研究假设行动者的择偶偏好是稳定不变的。尽管“偏好不变的假设为预见对各种变化的反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避免了研究人员以偏好的改变来解释事实与其预言的明显矛盾”,但是伴随这一前提设定,此类研究忽视了三个方面的重要问题。[10]其一,这些研究认为婚姻市场中的行动者存在持续稳定的偏好。然而,在现实生活中,行动者的择偶偏好往往会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也就是说,“理想伴侣”的标准并不由既定的多元偏好组合所决定,而是在情境变化中不断被重新定义的结果。行为经济学的理论发展已充分展示了情境性条件下的偏好变化及其所导致的行为变化。[11]其二,正是在假设择偶偏好外生且既定的情况下,以上研究,特别是经济学研究,都认为任何择偶行动者可以与婚配市场中的所有潜在对象同时匹配,并最终得到稳定的均衡解。然而,在现实婚配市场中,由于择偶者之间存在较高的搜寻成本,常常导致“理想伴侣”难觅的结果。已有研究发现,当婚配市场存在搜寻成本时,只有特定解的效用函数才能保证婚配是相称的。[12]其三,针对择偶这一集中反映情感互动的行为,以上研究在考察行动者的偏好时,反而将情感偏好视为非理性因素而付之阙如。这实际上也忽略了情感在偏好变化以及实际择偶互动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关于择偶匹配的博弈论研究中,崔硕庸已经意识到,情感偏好的变化很大程度上会造成其他偏好的变化。[13]
为了进一步厘清择偶偏好如何变化,以及偏好变化如何影响择偶匹配结果,本文将尝试提出一种反映择偶双方连续匹配的过程解释。区别于多人择偶匹配的稳定偏好视角,这种基于偏好变化的择偶双方连续匹配过程主要体现了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第一,个体的择偶偏好会随着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由于社会情境的力量在于“如果人们把某种情境定义为真实的,那么这种情境就会造成真实的影响”,因而,原本与某种“理想伴侣”标准毫不相符的择偶偏好,有可能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中变成“理想伴侣”的标准之一。[14]第二,由于偏好变化所导致的行为结果对后续择偶匹配过程会产生递延性影响,行动者双方会呈现出连续匹配的择偶过程。也就是说,在一个社会情境里所形成的互动性质和结果会影响到下一个社会情境。[15]当社会情境之间具有关联性的情况下,择偶行动者会在一种社会情境向另一种社会情境的推移过程中连续作出行为或意义判断。所以,作为常态的实际择偶过程往往是,在双方初始“错配”(相对于“理想伴侣”而言)的基础上,形成伴随偏好变化的连续匹配过程,而非起初便能从婚配市场中立即找到“理想伴侣”的多人匹配过程。第三,情感偏好与身份偏好在择偶匹配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作用。行动者的择偶偏好通常由情感偏好与非情感性的身份偏好组成。前者可理解为一方对另一方因情感而产生的利他性偏好,而后者则代表对于对方在相貌、年龄、收入等现实条件上的偏好。看似非理性的情感表达不一定只会导致非理性的个体行为结果,相反,情感偏好及其所产生的行为结果也可能是合于理性的,关键在于择偶行动者如何理解这一偏好及其所带来的影响。所以,在不同的社会情境下,行动者会对情感与身份偏好进行不同的重要性排序。排序最优先的择偶偏好即成为行动者的显示性偏好。
为了探究偏好变化及其对择偶匹配过程的具体影响,也就是说,针对择偶双方的连续匹配过程何以可能这一问题,研究者深入上海人民公园“相亲角”,访谈了多位从事“白发相亲”的父母,并详细记录其子女择偶经历的口述资料。本文选取了其中三段择偶口述史,来逐一说明偏好的硬化与软化、偏好的登门槛效应以及隐性偏好的显性定义这三种连续择偶匹配的过程类型。它们涉及籍贯、贫富、健康、忠诚、相貌、收入与情感等择偶偏好,并且这些择偶偏好往往随着不同社会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一)偏好的硬化与软化:籍贯与情感
李阿姨在“相亲角”邂逅男方家长。互换子女信息后,男女方相亲见面不久,便成为恋人,感情日笃。李阿姨对男方也很满意。半年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李阿姨发现男方竟是“苏北”籍。出于上海本地人对“苏北人”由来已久的地域偏见,以及考虑到身边的小姐妹与“苏北”籍丈夫因各种观念分歧而长期分居的坎坷婚姻,李阿姨要求女儿小温结束这段感情。但与男方相爱的小温不仅不听劝,反而找机会与男友外出约会。有一次,小温试着带男友回家坐坐,李阿姨也不待见他。在多次与李阿姨吵架无果后,小温一气之下住到男方家。偶尔回家取衣物时,小温一再表示在男方家住得比自家宽敞舒适,吃得也比自家可口丰富。有一天小温突然回家提到要与男方结婚,母女为此大吵,父亲只得从旁劝架。最终李阿姨勉强默许了小温的要求,但希望小温自己为婚后的一切后果负责。结婚当日,李阿姨看在男方平时体贴小温的份上,依然到场。婚后不久,男方父亲突然过世,男方母亲将房产只过户到男方妹妹名下。李阿姨非常不满,又将此“意外之举”归结为“苏北人”与上海人在思维习惯上的本质差异。
以上的案例主要展现了籍贯与情感交替成为显示性偏好的择偶匹配过程。李阿姨对“苏北人”的籍贯偏见主要源自社会情境的递延性影响。一方面,“苏北人”群体的形成是上海非苏北籍本地人对所谓“苏北人”长期污名化社会建构的结果。[16]另一方面,熟人的婚姻遭遇又进一步强化了李阿姨对“苏北人”群体的偏见。受到这种社会情境的递延性影响,李阿姨对男方的基本条件有了重新解读。此时,她对男方的身份偏好,直接从满意变为厌恶,表现出排斥男方的行为。
尽管李阿姨对男方的“苏北人”身份如此不满,但这一身份偏好也并非没有可替代性的。这种偏好变化的动力其实来自小温与男友之间日渐提升的情感亲密程度。小温为了突出她对男友的强烈情感,先是不顾母亲反对,直接与男方同住;之后,又将舒适宽敞的住房与可口丰富的饭菜作为男方优待她的证明。她想借此告诉李阿姨,一来她之前看似非理性的情感行为反而带来了较为理想的结果;二来是想改变母亲对男方的态度,接纳“苏北”籍贯的男方。随着时间推移,小温的屡次情感表达使李阿姨的偏好排序发生了变化。原本被李阿姨视为“硬约束”的非“苏北”籍贯的身份偏好,逐渐被女儿与男方之间的情感关系所“软化”,最终还是默许了两人的结婚意愿。此时,李阿姨对男方的身份偏好,已不再强调必须是非“苏北”籍,逐渐变为接纳男方这一行为。
有趣的是,当李阿姨看到男方的姐姐在父亲丧事未办完,就来闹房产分配的事,脑海里又浮现起对“苏北人”的刻板印象。原本对非苏北籍的偏好已经淡忘的李阿姨,又会做出排斥男方一家的行为。由此可见,在不同社会情境的影响下,择偶行动者可能长期处于不同显示性偏好的交替变化之中。
(二)偏好的登门槛效应:贫富、疾病、住房与情感
翟老伯通过“相亲角”的中介认识了女方。儿子小翟与女方见了几次面,觉得对方长相不难看,谈吐也得体。时间一长,两人成了恋人。家有两套房的小翟渐渐发现女方并不富裕,因为女方虽然家在市中心,但住的是上海老式弄堂。翟老伯反而认为富不富裕不是最主要的,劝小翟多看取女方的人品和性格。小翟也觉得女友平时比较懂事,也体贴人,对此并没有在意。有一次,小翟在约会时发现女友的脸颊和脖子似乎有些红肿,一问之下得知是淋巴炎。由于小翟的外婆因肺癌刚去世不久,小翟母亲认为女方的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后代健康,不同意两人相处下去。但翟老伯还是希望小翟能更看重两人的感情。小翟权衡之下,仍然愿意陪伴女友走出疾病的阴影。在康复期里,小翟与女友感情日笃。过了半年,双方的关系也进展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双方父母见面时,女方同意将男方原有的一套房直接作为婚房。然而,等办了结婚证,男方开始准备婚礼酒宴时,女方却提出要男方重新买房才会结婚的要求。翟老伯一家一气之下,退了婚宴酒席,坚决与女方离婚。经历此事后,小翟并不后悔,他坚持认为情感远比钱更重要。
以上案例主要展现了偏好的登门槛效应。不同于两类显示性偏好的交替出现过程,偏好的登门槛效应所反映的是,在与其他偏好的重要性排序比较下,某一偏好会持续成为显示性偏好,直到行动者身处一个新的社会情境后,这种偏好才会变为非显示性偏好。由以上案例来看,此一偏好变化过程可以理解为,一方行动者所要求的身份偏好突破了另一方的情感偏好所带来的利他性阈限,使其原本作为显示性偏好的情感被身份偏好所替代,并将对方的行为直接视为谋利。在双方的持续匹配过程中,小翟实际上更珍视与女方之间的感情。这也使他在得知女方并不富裕以及患病后,更愿意从两人的情感关系去判断和取舍。因而,小翟在这两次的择偶匹配中都表现出更看重情感偏好的利他性行为。直到女方在领了结婚证书后上演了逼翟家买房的“闹剧”,才真正使翟家无奈和气愤,不得不变成更看重身份偏好的行为。
所以,作为“活在”偏好稳定假设中的理性择偶行动者,面对不相称的收入水平、不可预测的疾病以及不可承受的房价时,果断中止与对方的择偶匹配关系似乎才更是合乎理性的行为。然而,“活在”现实中的择偶行动者,并不会直接将贫穷、疾病或住房条件视作“硬约束”的显示性偏好,因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偏好会在持续匹配中改变行动者对这些偏好的重要性排序。
(三)隐性偏好的显性定义:忠诚与专业背景
在“相亲角”为女儿寻觅对象的董阿姨更看重有理工类教育背景的男生。她认为,这类男生要求上进、勤于钻研,吃得起苦,而且,相比之下,文科教育背景的男生反而自身能力不强,要靠关系谋得职位,功利心很重,都是纨绔子弟。这种择偶偏好与董阿姨女儿的恋爱经历有关。董阿姨的女儿本科毕业后一直在中学教英语。两年前,在一次区英语教师培训活动中,女儿结识了一位在教委工作的男生。他从同济大学英语系毕业,人很高挑,英语流利,学识也很渊博,与董阿姨的女儿在英美文学上找到了共同话语,两人逐渐变成了男女朋友关系。然而,一次偶然的机会,董阿姨的女儿居然发现,男方在与自己交往的同时,也和另一个女孩维持着恋爱关系。尽管男方一再强调更喜欢她,但对董阿姨的女儿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在之后的一年里,董阿姨也给女儿安排了几位择偶对象。然而,只要对方是文科教育背景出身,她都消极对待。董阿姨认为自己女儿还是无法走出之前遭遇背叛的阴影,所以,更应该找情感专一的人过日子,有理工教育背景的男生才是合适的。
从董阿姨的表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在看待文科与理科背景出身的男生时,董阿姨之所以会有“褒理贬文”的鲜明态度,其实是因为她的女儿有一段失败的恋爱经历。由于她女儿的前男友在情感上的背叛举动被母女俩泛化理解为文科生的感情不一、不务正业。所以,只要男方恰巧是文科背景出身,董阿姨的女儿都不再对其有好感。
从择偶偏好变化的角度来看,董阿姨的女儿与前男友还处于恋爱关系时,对前男友更表现出情感的显示性偏好。但当她结束这段感情后,其对未来伴侣的显示性偏好随即变为具有理工教育背景的男生。这其实展现了一种隐性偏好的显性定义的过程特征。就董阿姨的女儿而言,对于男方的真实偏好及其归因,她给予了另一套解释,也就是说,她将情感专一这一真实性偏好隐藏于对理工教育背景的显示性偏好之下。并且,作为偏好的阐释者,董阿姨的女儿在显示性与隐藏性两种偏好之间,建立起的是某种可界定的逻辑联系。然而,因为这种逻辑联系具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董阿姨的女儿在后续的择偶互动中,始终无法被文科背景出身的男方所取悦。
结论与讨论
不同于假定偏好不变的传统理论视角,研究揭示了偏好变化在青年择偶匹配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研究发现,往往是可变偏好而非稳定偏好决定了择偶匹配结果;情感偏好与身份偏好在择偶互动过程中共同发挥了重要影响;作为常态的择偶行为通常是在双方初始“错配”的基础上,形成伴随偏好变化的连续匹配过程,而非从婚配市场中立即找到“理想伴侣”的一次匹配过程。由此引出理论与现实意义上的进一步讨论。一是建立多人连续匹配的过程分析。相较于贝克尔的家庭模型以及盖尔和沙普利的双边匹配模型,双方连续匹配过程实际上提示了在其基础上如何再扩展到多人连续匹配过程的探索性问题。当然,两人连续匹配的基本思路尚处于初步化与碎片化的分析阶段,若要实现基于偏好变化的多人连续匹配的过程分析,还需依赖更明确精细的理论模型。二是从具体互动过程把握青年择偶观念。对于如何引导青年择偶观这一问题,诸多政策建议通常是以择偶观念不变假定下的“交换论”或“同质论”观点作为基础的。与此不同的是,择偶双方的连续匹配则更注重青年在具体择偶互动过程中的观念变化及其逻辑呈现,为准确把握当代青年的择偶观念提供了新的观察视角与解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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