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究竟该怎样教育孩子

陈映芳

有人说，中国的孩子很累，中国的父母更累。因为他们只有一个孩子，不想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于是，家长们从孩子一出生就开始为他们设计好了人生。

不幸的是，作为传承性很强的家庭教育，今天的父母并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父母为孩子设计好的人生计划，很有可能是自以为是的凭空规划。其结果可能是，父母使的力气越大，孩子受的罪越多，偏离正常发展轨迹的可能性也越大。

每个人都曾为人子女，每个人大都会为人父母。为了孩子，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自己：作为父母，我们够格吗？当我们责骂孩子不爱学习时，我们自己是否做好了榜样？当我们指责学校教育有问题时，我们是否意识到很多问题其实出在自己身上？

【现象一】小提琴夺走了我的童年

在许多人眼里，川子是个非常出色的青年。今年28岁的他毕业于国内一所著名高校，但对于自己所受的家庭教育，他有许多话要说。

很难用一个词汇定性我所受的家庭教育。我自小好奇心很强，凡事喜欢究其根底，父亲发现了这一点，从并不宽裕的家庭预算中为我买了很多的书籍。那时候还没有许多的娱乐项目，读书成了我最大的乐趣。

大约从我小学三年级开始，父亲开始了他的育才计划——英语、日语、书法、小提琴……我的童年从此开始改变。

我出生在一个小城市，那时，各种学习班还没有那么多，所有的讲授均由我父亲完成。其实，有些他也不懂，只是在教育自己的子女方面，他跟大多数家长一样，都是那么自以为是。

记得那时我每天早上5点就被揪起来，开始跟他读两个小时的外语，然后才是跟其他孩子一样，背起书包开始一天的学校生活。如果说外语、书法仅仅算是“加码”的话，所谓的业余爱好——小提琴，对我来说则不啻于一场噩梦。之所以这么说，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我的爱好，完全是他自己的爱好，和很多家长一样，把自己的爱好与梦想强加给孩子，夺走了我童年的欢乐。也是从小学三年级的暑假开始，我的生活中多了一项重要的内容——练琴，教师当然也是他自己。条件所限，那时的我甚至没有一把适合自己的儿童琴，直接用成年人的琴练，这对我的臂力以及下颌是个严峻的考验。记得那年暑假，我每天要练8小时的琴，开学后也是同样，挤掉了我几乎全部的课余时间。

在父亲看来，若是看到我放学后不做点儿什么就是浪费时间。那时，父亲天天挂在嘴边的就是“不能荒废了时间”。随后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演出，获得这样那样的荣誉，父亲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对拉琴的要求当然是变本加厉，稍有懈怠，随之而来的就是拳脚暴力。与别的孩子相反，那时的我最害怕放学和寒暑假，至少在学校里，我还可以轻松应对，但回到了家，我却要为那个不属于我的“业余爱好”付出我的汗水和眼泪。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6年，直到我进了高中，住了校，才暂时摆脱了家庭。

牺牲了我宝贵的童年，收获又是什么呢？上大学以后，我再也没有碰过小提琴，因为一看到它就会让我回忆起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与父亲之间的亲情日益淡漠，大学时放假回到家，发现想找点话题都很难。平常给家里打电话，成了一种责任和义务，而不是亲情的需要。最为糟糕的是，长久的暴力和反抗，甚至改变了我的性格，让我在大学以及工作中都遇到了不少的困难。

其实我这样的情况在中国绝不是个案，每当看到寒暑假里父母带着孩子背着电子琴、小提琴等赶场的时候，我的心里就感到深深的悲哀。很多人说父母之爱是无私的，我想冒天下之大不韪，提出点儿不同看法，有多少孩子学这学那是因为自己真正爱好的呢？又有多少父母真正了解孩子的兴趣所在呢？

我想对天下的父母说，孩子不是你们的私有物，让孩子做他们自己想做的事情。（川子）

【现象二】儿子的埋怨让我伤透心

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对儿子好，希望把儿子设计成才，结果却适得其反。

我30岁才有儿子，那真是如获至宝，捧到手里怕冻了，含到嘴里怕化了。从小儿子就听话，我决心按照我的计划培养儿子。

上小学时，我为他选择了当地最好的学校，还一口气给他报了3个课外辅导班，我们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儿子身上。

儿子学习成绩很好，五年级时，我已经让儿子把六年级的课程学完了。所以儿子没有上六年级就结束了小学的学习生涯，我决定让儿子直接“跳”到初中去！而且要上全市最好的初中。

于是，我托关系、找门路，好不容易让儿子进了离家百里的市重点初中。儿子从小没有离开过家，我就在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子，请他外公外婆去做陪读。我和丈夫每个星期天去看望他们，平时晚上我只能通过电话来跟宝贝儿子联系了。

跟儿子通电话是最痛苦的事儿，刚刚开学时，儿子总是在电话里给我哭诉。终于有一天，儿子在电话里说他头痛，以至上课不能听讲了。我赶紧赶到学校，把儿子送到医院检查。医生说可能是学习压力过大而形成的脑神经紊乱引发头痛。

考高中时，儿子没有跟我们商量就填报了B类高中的志愿，他可能感到自己考不上A类重点高中。后来，儿子果然被B类高中录取，可是我们说什么也不让他去，我想办法把儿子转到重点高中。可是，儿子却老大不愿意，做了许多思想工作才勉强去了重点高中。

不知道什么原因，儿子在重点高中始终提不起精神，学习成绩当然每况愈下。他告诉我说：“我在重点高中，每次考试都排在老末，自信心全没了，都怨你们！”

儿子的埋怨，让我伤透了心。到高二分文理科时，儿子想学文科，我说：“学文科将来就业面太窄，高考录取比例也小，学文是没有前途的。”儿子最终还是听我的话选择了理科。但是，儿子数学、物理两科基础太差，每天放学回来没见他高兴过。结果，高考成绩只上了专科线。

填报志愿时，儿子报了内蒙古的一所专科学校，我嫌学校离家太远，儿子却说：“我就想离你们远远的！”选择专业时，儿子想学工商管理专业，我说：“上专科还是学一门实用技术好，报计算机专业吧？”儿子又听了我一次话，填报了计算机专业。

谁知道这回我又错了，儿子到学校后，对计算机专业极不感兴趣，我在电话里劝他找学校领导改专业，谁知道他竟然对我说：“你就把我当成死人，永远也不要管我的事情！”

现在儿子放假回来，基本上不愿和我说话，我想找机会和儿子好好谈谈，可是儿子却故意躲避我……辛愿（张桦  采访整理）

【观点】

家庭教育需要创新

当前中国的家庭教育现状不容乐观，最大原因是中国家庭教育传统的断裂和失承。

其实，家庭教育的绝大多数内容都是继承而不是创新，只要按照父辈教育我们的经验来教育子女，就大致不会出错。但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所获得的家庭教育经验在今天已经无法参照。因此，当代中国的每个父母都在摸索。

孩子的问题大多是由家庭问题造成的，虽然表现在孩子身上，但根子却在成年人身上，在父母身上，要治孩子的“病”，父母得先“吃药”。因此，中国青少年的素质教育问题，不仅是学校和社会必须回答的问题，更是每个家庭必须正视的问题。它需要每一个家庭来回答，需要每一个人来回答！

教育在学校，素质在家长！没有父母素质的提高，就没有孩子的高素质。这道理就像是教师素质的提高，是学生素质提高的基础和前提一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当前的学生“减负”问题，我的看法是，学生“减负”不能以牺牲教育质量为代价，“减负”只有一条路径可走，那就是教师和父母要“增负”。一方面，教师要改变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父母不能再靠经验来教孩子，应该学习怎样做个称职的父母，怎样做个优秀的父母。

千万个孩子就是一个民族的希望。对于成年人来说，没有一种成功能够弥补家庭的失败，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如果家庭渎职，即使有再多的学校、社区工作站、心理咨询室和劳动教养所，都将无济于事。（华东交通大学母亲教育研究所所长 王东华）

教育孩子方法很重要

是否只有“坏”孩子才需要良好的家庭教育，而所谓的好孩子并不需要呢？在接触中我们发现，一些“好”孩子不敢将自己的问题袒露出来，他们不想因此破坏在家长、老师、同学眼中的形象，他们活得很累。所以，很多的“好”孩子都成了两面派，表面上乐观快乐，内心深处却悲观孤独。

然而，上述问题被家长和教师忽视了。有很多高学历的父母，总是自信自己的教育方式没有问题。一个高中生曾在来信中说道：父亲是复旦大学的教授，母亲是某公司的副总经理，从小家庭就给了她一种无形的压力，当她转入一所新的重点高中后，因为一时不能适应学校环境以及长期以来家庭给她的压力，她的学习成绩开始下滑，然后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直到高考前，她的恐惧达到了极点，最后她想到了自杀……幸运的是，这个女孩得救了，但女孩的父母仍没有意识到是他们的教育出了问题，他们一直认为是孩子太不懂事了，不懂得珍惜生命，不懂得知恩图报。

天下哪有生来就懂事的孩子呢！孩子不仅需要好的朋友、好的老师，更需要好的父母！从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出，家庭教育是要每个父母重视的。（中国陶行知研究会赏识教育研究所  陶言）

我们该有什么样的孩子观

教育的背后隐含着社会的孩子观：孩子是什么？应该成为什么？这种观念决定或影响着教育的模式和内容。近代以来，中国居支配地位的孩子观曾经历了一个从“家族本位”到“民族国家本位”再到“家庭—民族国家本位”的过程，我们的近代教育制度也在这种观念脉络中建立起来并逐步演变。

民族国家本位的孩子观，与家族本位的孩子观在许多方面是相通的：孩子是整体目标的手段。孩子的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和家族的利益，个体需求必须让位于整体需求。与这样的孩子观相适应，我国近代教育在很大程度上沿用了传统教育中教化式、被动式的教育模式。

在这种观念和制度支配下，中国孩子的某些社会状况和问题一直遗留了下来。儿童和青少年的一些基本权利缺乏切实的保障，他们的一些基本需求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认可和制度的保证，他们的心理品质养成、性格发展等需要，更为我们的教育所忽略。

如今，社会急速变化的价值多元、信息开放的趋势，越来越个人化的社会对其成员的要求，反衬出既有教育模式对孩子的独立、自由的人格、自主的能力以及自我责任感的培养等的不利。

我们今天缺少的恰恰是“孩子需要的”、“为了孩子的”教育。只有当孩子的基本权利成为社会共识，并得到起码的制度保证，我们才能期望他们身心健康地面对社会、进入社会，并对社会承担起公民义务，对人类承担起道义和责任来。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陈映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