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自如——重读《郁达夫全集》书信卷札记(9)

应对自如

重读《郁达夫全集》书信卷札记(9)

蒋增福

书信卷中有7封信不是写给个人,而是写给报刊或出版社编辑的。有的属来函咨询,多半是征文约稿,有时还借机说一通自己的政治主张和文学观点。甚至讥讽泄愤。尤为可贵的是他对来函有问必答,且对答如流。这当然取决于他的博览群书知识面宽广!有时因处境不佳,心情不好或特别忙碌,但对来信有来必往。名作家成了有共同语言的同行,亦可见达夫之对答如流和有往必来,属适应能力特强,转换角色特快。

几番重读,我把它们分作三类。第一类,如《致中华书局》和《致妇女旬刊》编辑们的,文字简短,三言两语,象做填充法,回以最新地址和门牌号码就行,没多少内容。第二类,如《致玄背社》和《致荒岛》半月刊同人,覆信的内容大多为赞评鼓励。1926——1928年的早期,大背景是“五四”以后,多种文艺新潮四起,多类报刊杂志像雨后春笋!作为又写又编又要兼营《创造》诸刊的创造社巨子,其时的他确是忙得不可开交,分身无术!然而他对这些“新事物”却满腔热情,细加观察,发现好的苗头。如给玄背社的专门覆信:

玄背社诸君:记得在今年的四五月里,你们忽而寄来了几张刊物,题名《玄背》,我当时读了,就感到了一种清新的感觉,以实例来说,就譬如当夏日困人的午后,想睡又睡不得,想不睡又支不住的时候,忽而吃到一个未熟的青梅样子。……那个《创造月刊》,就在那时候交给了仿吾;现在《创造月刊》,又归我编了,在第六期的后面,当然可以把《玄背》介绍给大家。……现在上海、北京有许多同《玄背》一样的小刊物出世,它们的同人,都是新进的很有勇气的作者,可是有一点,却是容易使人家感到不快的,就是这一种刊物的通病,和狂犬似的没有理由的乱骂。……成仿吾也喜欢骂人,可是他骂的时候,态度却很是光明磊落,对于所骂的事实也有分寸……

此等长长覆信,亦可把它作为评论文章来读来思。他给《荒岛》半月刊同人的信中,也有象对《玄背》相似的赞评和鼓励。先是叙说自己“近来的生活,正同住在荒岛上的人一样,孤寂得可怜,所以寄给他的《荒岛》半月刊第六期,竟从头到尾的细细品味了。只是对第一至第五期,我非但没有见到,就连《荒岛》半月刊这一个名字,也不曾听到过。但读了第六期后,倒很想并前几期也拿来读一读。”在第六期中还特别称赞了王余记的文章为杰作,其余的小品都很好,而我尤在等王余记先生的作品。

第三类作覆信则反映了郁达夫的个性使然。如在致《大众文艺》里 ,向他征稿作复外,颇有借机发挥和讥讽的味道:

编辑先生:《我的文艺生活》征稿的信已经接到。第一,我无文艺,我到现在为止,还不曾写过一篇配称文艺的东西。第二,我的没有“文艺”,就是因为没有“生活”这一件东西。去年有一个外国人编的年鉴,也曾以同样的东西寄来,要我填写自己的脚色,我也同样的置之不理。这并非是我的自谦;也并不是我的矫饰,实际情形是如此。所以要请你们原谅,暂时恕我这一次的无礼。等到我把“生活”造成,生路打开,文艺做出之后,或者像我这样的一个小人物,亦许能够写一点自叙传,送给你们补白,也说不定。

达夫敬覆  四月三日

这则写于一九二五年致《现代评论》编辑的作覆函,乃达夫早年年轻气盛之时,亦即他欢呼新气象新潮流之时;他对这“评论专刊”的陈词滥调早存看法;索性借以大发议论,亦在抨击,且又宣传了自己的“创造”刊物与文艺观。然而,他仍感到言犹未尽,既致“编辑”还得再提同行记者:

记者先生:这一年来,因为家累太重,又兼以身体不好,虽然见了世上的不平,想说话的地方很多,但终于隐忍过去了。……目下中国不正的事情太多了,开倒车,走歧路,弄得太不成样子了。看了这些忘八的事情,简直令人哭也不是,乐也不是,到末了想说话也无从说起,只好低头喝一杯酒,向天叹一口气,就算完事。……没有钱花的时候,只好在家里闷坐。闷坐不过,只好拿起笔来写写,于是牢骚愤怒,就一齐排泄在纸上了……

从今年的阴历正月起,我在武昌的狗洞里住了半年,钱也化了不少,人也见了不少,武昌大学的奇怪的情形,也知道了不少……最不体面的事情,就是一位国立大学的学生,上书(举报)的末后具名为“武昌师大国立系学生”……这几年来,大凡发生事情,如同登统一的广告,一个广告说某某是混帐、王八蛋,一个广告说某某是尧舜再世,文武复生,因为具名都是“全校师生同具”……隐恶扬善,本来是忠厚待人的美德。……我的通信,并不是专为个人而发。我只希望我们中国的青年,做事情要负责任,要敢于担当,不要畏首畏尾,希图影射……

郁达夫 十四,十,十七

推前到一九三九年二月,写给致《抗战文艺》编者的信,他已从作家专业写手转为自己当报人,做编辑或记者的角色,亦即在新加坡为《星洲日报》副刊拉稿组稿;不变的是已全身心投入抗战宣传。为了发动更多的国内同行同僚和文友的参与支持,他以变换了身份的角度,主动写信特多。因内容大致一样,仅选录一封《关于沟通文化的信件》中的一封致《抗战文艺》编者的信:

我在此地编副刊,还想出一个文艺半月刊,名《星洲文艺》。希望你们能够代为集些稿子寄来。我也有在新加坡组织一文艺界抗敌协会分会的计划,你们若有印刷品刊物等类请寄些来,我可以为你们代售。若要筹款的时候,在此地也能想法子,不过要大规模的募,募到了之后去做些特别的事情才行,如计划出版,计划造会馆之类。此地虽系也在英国的统治之下,但言论却比香港自由,消息也比较的灵通,图书杂志也还可以相当的买得到,这信到后千万请你们马上弄些稿子寄来,稿费虽则不多,但至少可以有国币五元钱一千字的样子。

此时的郁达夫,已从知名作家转换成了出色的报人,当编辑做记者样样得心应手,不幸的是,遭险恶的日寇下毒手致他献身南洋。

作者介绍

蒋增福,1934年生,浙江富阳人,20世纪50年代初参加工作,任富阳县文教科(局)科员,主要从事城乡扫盲工作,后参与《富阳县志》编撰,又为县委党校秘书,80年代初任县文化广播电视局局长、党委书记,后迁任政协常委兼秘书长,又迁任文联主席,1995年退休,任富阳市文联名誉主席、郁达夫研究学会名誉会长、系浙江省作家协会和中国《三国演义》学会会员。

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业余创作,80年代后从事乡邑文史调查和郁达夫研究,曾参与采写编撰《富阳风貌》《富阳文史资料》《100个富阳人》等系列丛书,并倡办地方文艺刊物《富春江》和《郁达夫研究通讯》。30余年笔耕不缀,出版专著《郁达夫及其家族女性》《鹳山魂》《富春闻见录》《走近三国》《富春文集》等;主编或参与编撰《郁达夫手迹》《众说郁达夫》《抗战中的郁达夫》《历代诗人咏富阳》《富春江今古散文选》《富春江畔话三国》《见字如晤——文坛师友书信集》等,多次获杭州市优秀作家奖,“五个一工程奖”,郁达夫文艺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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