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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走了春青，娘心中少了一份牵挂。可娘身边还有五个孩子，五个孩子五张口，牵动着娘身上每一根神经。五个孩子中三个男孩：阿伟，阿二，阿秋。阿二打小就憨傻，在爹娘心中的地位次一些；阿秋除了屎不吃，什么都吃；阿伟就不一样了，打小胃口不好，身体差劲得很。这样，娘对阿伟的牵挂就远大于其他几个孩子了。阿伟是爹娘早年在安徽临泉逃荒时生下的。生阿伟时娘已经三十一了，爹娘而立之年喜得贵子，一家人喜出望外，连小四爷都高兴地合不拢嘴，说“咱这门头见后了”，并给阿伟起个名子叫大伟，寓意经天纬地，成就大业的意思。一家人对阿伟寄于的厚望不言而语，因而便格外娇惯。娇惯是娇惯，只能养成一个不好的性格，带不来任何的好处。必经是荒乱年间，老天并不厚爱，生活条件太差，阿伟打小体质就差。一九六0年的时候，阿伟14岁，正上初中二年级。在学校一边要学习，一边还要参加经常性的社会劳动。他自小体弱，胃口不好，在那个困难时期，更是饱尝了饥饿的折磨。那年月，冬春两季，蔓菁红薯算是大食堂的主食。阿伟胃不好，红薯吃下就反酸，常常犯胃疼的毛病。吃蔓菁对他来说更是一种折磨。不要说吃几块蔓菁，及便是喝几口蔓菁汤，就会翻肠倒肚，吐得昏天黑地。一天，阿伟放学回来吃早饭，大食堂里仍然是清水蔓菁，阿伟二话没说，就打算回学校。爹知道他几天都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饭，立逼他必须吃蔓菁，说是让他慢慢学吃，吃的次数多了，也许就不吐了。阿伟鉴于以前的教训，执拗着坚决不吃，气得父亲摔了碗，还拿棍子打了阿伟。阿伟一气之下跑了。中午没回来，晚上还没回来。大概是初冬的季节吧，天气已经很冷。娘在纺线，也无心思纺线，坐在椅子上焦急的等待。过了前半夜，娘再也沉不住气了，独自一人拎一根棍子出门寻阿伟去了。那时候狼多，娘生怕出什么岔子。娘后来说，那天先是跑了学校，学校静悄悄，连个问话的人都找不到。娘就顺路去了范庄赵五娘的家，问了赵五娘，返回村子，又去了村东头大姨娘家。大姨娘一脸疑惑，说没见到阿伟的踪影，临走还把娘好埋怨一阵。娘出了大姨娘家门，心里急，慌不择路，摔了一脚。这一脚竟摔出一个惊喜！不远处，大队部月台上的门口处，蜷缩着一个黑影，娘走近一看，正是阿伟。瑟瑟寒风里，阿伟抱着娘痛哭，娘一边哭一边抱怨阿伟：“既然到了你大姨门口，为啥就不进家？”阿伟不愿回答娘的话，他的自尊心即是娘也难以理解。又过一段时间，阿伟饿成了浮肿病。原本消瘦的脸虚胖起来，皮肤透明发亮，眼睛眯成一条线。队里还有几个老女人也得了浮肿病，脸颊溜大溜大的。可大队仅通知阿伟一个人去吃救济饭。阿伟是用手撑着眼皮去大队的，不然看不见路。吃过第一顿救济饭，阿伟问那里管事的副大队长老朱：“我还能来吗？”老朱回答说：“来，能来，不通知，你就天天来。将来还指望你们建设社会主义呢！”后来才知道，那时候浮肿的情况很严重，大队采用了这样一个紧急救助办法，救助的对像首先是学生，再就是身体状况非常严重的人。凭心而论，那时的村干部还是相当负责任的。为了不至于饿死人，真是想尽了办法。之前，本地人没种过土豆，村干部们从外地引进了土豆品种，说是这种东西营养价值高。谁知种过一年，才知道土豆在本地并不适宜，产量太低，第二年就不种了。1960年春天，全村大部分生产队都几乎断粮，地上的野菜都吃光了，开始吃树叶、树皮、淀粉、豆饼、蔴辛饼、花籽饼、观音土。这其中，树叶主要是榆树叶、杨树叶、槐树叶、楸树叶等；树皮单指榆树皮，去掉外边的硬壳，剩余里边的白瓤 ，晒干后磨成粉，兑一点包谷面，蒸成的馍发粘，人吃了会胃里发热难受；淀粉是用玉米苞、红薯秧做的，就是把这些东西磨成粉状在水里泡，去掉渣，蒸成的馍垫牙；豆饼、蔴辛饼还好吃；花籽饼是棉花籽脱过油后剩余的渣，籽壳上的棉絮并没有完全去净，最难吃，吃多了还会呕吐；再就是观音土，一种白色的矾土，兑点红薯面，蒸成馍分发给有浮肿病的人，吃了非但不见好转，越发严重了，纯粹是糊弄人。谷子是本地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但它的产量并不高，亩产最多就是3、4百斤，少的只有200来斤。谷糠大概是最大众化的食物。兑柿子（或柿皮）磨上一遍，蒸成的馍叫糠面馍，吃多了拉不下来，得用椗剜。爹在曲阳河水库工地，因为吃糠面馍多了，胃里撑得难受，不得已被送到县医院做了开刀手术。再就是把谷糠兑柿皮磨上两遍，兑点红薯面或者豆面蒸成的馍叫甜面馍，忒好吃。只可惜大部分家庭弄不来那点红薯面，只能单吃糠面馍。一天，娘叫阿秋给陈家老姑奶奶送梭，老姑奶奶正在织布，特意下机取两个甜面馍给他。阿秋在家常常吃的是糠面馍，向来不曾吃过这样的甜面馍，吃起来感觉格外香甜。有福哥是互助合作社时的小组长，公社化后一直当了好多年队长。为了在大灾之年不致于饿死人，他是没明没夜，想方设法，为社员操透了心。前面提到的偷苜蓿算一回事吧？据说他还带着社员偷割过人家的红薯穰，顺便也偷过人家的红薯。阿秋见过，有福哥领着队里的妇女劳力，到西程村的泥沟河里淘洗玉米包、干红薯穰。洗出的淀粉放到盆里缸里沉淀，这些盆里缸里的最上头漂了一层泡沫，大人们叫它“圪渍”，这些“圪渍”涝出来放到笼里蒸，社员们称它为“人造肉”。用玉米包、红薯穰做成的淀粉再蒸成馍，吃起来垫牙，胃里起热，半点营养也没有。但在饥馑岁月，这也是粮食的替代品。有福哥对于大食堂寄于极大的希望，他坚信大食堂必定是进入共产主义的桥梁。他认为原来设在阿秋家东屋的伙房太小，远远达不到人民公社大食堂的正式标准，于是从五九年秋季就筹划建设像模像样的大食堂。那时候地方好找，木料好备，不到仨月工夫，在全村率先建起5间大食堂，圈了一个大大的院子，又在伙房的后院建了5间饲养院和3间粮食库房，那派头在全村名列全茅，令其他队的人羡慕不已。阿秋爹在水利工地因吃糠面馍引起肠梗阻，做了手术回家休养，虽说口粮不在家，可有福哥特批除了天天在食堂吃饭外，还额外补贴三斤杂面。后院四伯是有福哥的亲叔，饿得腰都直不起。有福哥想给他补一点粮食，又害怕群众有意见，就没敢擅自做主，就跟当管理员的小四爷商量，小四爷说：“补点吧，不能看着把人饿死，那咱还办这大食堂做啥？”有了小四爷这句话，有福哥也给四伯批了三斤杂面。他的所作所为，处处体现在对群众的关心上。因工作积极，得到过乡上的表扬，在那个特殊年代加入了党组织。1961年之后，在有福哥带领下的二队，粮食生产逐步比外队好起来。生产的粮食多，但未必能吃得多。从上到下，国家给每一阶层的人都定了粮食限量。到了农村，还要有劳力和非劳力，大人和小孩之分。有四六开的，三七开的，还有二八开的，可以由上级提出指导意见，各小队零活掌握。规定农村人口人均分多少粮食，那是铁板钉丁的事，没有人敢违规私分。国家规定的公粮数一斤也不能少，而且朝令夕改，层层加码。但无论如何，全大队规定的标准是一样的，要分多少都是多少，要缴多少都是多少。这样，就产生一种现象，生产队搞得好的差的，存粮就不一样了。及便是大队请示了公社，允许某个好点的队给群众分一点，但那是非常有限的。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是天经地义的道理。再后来，有福哥因为仓里有存粮，怕大队的干部们不定时刻来“共产”了，就跟干部们商量，给社员分点粮。有了第一次，以后就有了第二次、第三次……。各家各户都欢天喜地，能在夜半三更给孩子和老人加点小灶了。私分粮食的事被义勇告发了。大队长在全体大小队干部会上点名批评了有福哥，并没有给实质性的处分。其实，大队干部们人人都心知肚明，生怕再在哪个队出了“内奸”，扰得大家都不能安宁。这大概助长了有福哥为所欲为的干部作风，也让他对义勇产生了另外一种看法。直到散大伙后的几年间，队里生产状况越来越好，有福哥作主，给社员私分过多次粮食、棉花等集体财物，达到了“有恃无恐”的地步。但，他的所作所为让他在以后的政治运动中吃尽了苦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在许多人眼里，1958年，就是个大炼钢的年代。可想而知，大炼钢在那个年代的地位和它造成的影响是多么庞大和深远。孰不知，这一年各条战线都在突飞猛进的快速发展。大办农业，兴修水利也是标志性的产物。并且能够作为一项伟大工程而彪炳史册。若干年后，在东程村大队房墙后面还残存着一条大尺幅标语：男学武松打虎，女学木兰冲军，让山河变绿洲，把济源变成聚宝盆！也正是从那一年开始，村干部们一方面要响应国家号召，全民参与大炼钢运动，一方面又要抽出劳力支援县上的曲阳河，以及公社组织的大沟河、上河等水库工程建设，同时，又在积极运作本村的水利工程项目。支书何富，农业社社长张谦，副社长甲枯，会计平川，农业股长老朱等，白天轮流穿梭在炼钢和水利工地上，夜里集中一起，研究部署如何利用大沟河、上河水库建成的基础上加快村里农业设施配套。阿秋刚刚记事，模糊的记忆里还能大体记得本队修建这些井的情景：三根木杆树起的三角架，有两丈来高，顶端插一杆小红旗，小红旗下绑一个双滑轮。卫四爷和卫五爷兄弟交替钻在井下，不停的往泥包里装泥土，泥包上拴着一根粗绳，通过滑轮伸向远方，妇女们答着号子把一包包泥土拉上来。从南地到北地可以看到许多方口井，还有一些用专门烧制的带楔形的砖垒砌的圆形大口径的瓮形井。据后来的统计表明，1956年至1958年间，全村总共打了47眼方口井，28眼瓮形井。直到九十年代初，人们发现村委办公室数十封尘封已久的信件。打开看时，竟发现全是与水利建设有关的信件。这些信件从全国很多地方邮来，邮出的时间大体都在一九五八年五月至一九五九年三月之间。发信人通过信件向村农业社寄回或5元，或10元，或20元，或30元不等的款项。以“微薄之力”，表达了自己对本村农业社发展建设的支持。有一封是农业社寄至玉门油田因收信人工作调动而被退回来的信，一封用油墨印刷的短信是这么写的：……社会主义飞快的发展着，在党的宏伟规划下，咱社也制定了今明两年的计划。打算今年五一以前实现四无，六一以前全村安上小话匣，七一以前实现水利化，八一以前全面绿化荒山。五八年棉花产量达到1200斤，皮棉120-150斤，争取今年过黄河，明年跨长江。乘卫星驾火箭，十年任务一年干！……你们知道，咱社的底子薄，尤其农具、水利投资困难更大，单靠勇气解决不了实际问题。因此，希望你们能克服当下的困难，伸出援助之手，帮助咱社渡过难关。早日实现规化，早日过上好日子，家乡的父老乡亲感谢你们！这封油墨写成的信让后来人明白，上面所有的回信都是因它而引起的。农业社的干部们认识到，要想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首要一条就是要先解决水利问题。村干部们一方面带领青壮劳力积极参加县乡社组织的曲阳水库、大沟河水库、上河水库等水利建设，一方面组织妇女劳力修建村南地东西两大干渠，并将两大干渠从两个方向引到北地。还从上河水库的坝口做起，沿泥土河东岸堰头边修渠，将上河水库水引向北地。最大限度的利用可用资源，发展农业。可谓是用心良苦，功勋卓著。然而，新组建的农业社的困境岂止于水的问题？接踵而来的水利配套，如打井、水车等；农具配套，如牲口、马车、犁、耙、楼等等；加上1958年秋后筹办大食堂事宜……哪一样少得了资金？其实是没奈何的办法，村干部们才出如此下策。老干部刘平川回忆说，“那会儿，屁股对住墙了，就差沿街给人磕头了！那封用油墨印成的信就是出自我手！信邮出后，还真的起了作用，比预想的结果好多了，想不到在外工作的老少爷们能有如此大的热情。”接到来信，知道干部和群众都在为社会主义拼命干，我兴奋得就想跳起来。我们在外的人员没有能直接参加战斗，真是惭愧得很。……我也很想给家乡建设出点力，多寄点钱，让社里多买些农具，早日实现计划，让大家早日过上幸福生活。但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在西安是个打铁的学徒工，要在旧社会，恐怕连饭都难吃饱，更别说发什么薪饷了。现在翻身了，虽然干活有点累，但能吃饱，能穿暖，每月有一张澡票，一张理发票，还有两三元零花钱。两年前来时，在家借过亲戚三十多元钱，我知道自己从农村来，生活很节俭。但即便这样，借亲戚的钱到现在还没有还完。但不管怎样，我还是想给咱农业社尽点微薄之力的。我现在手头有三元多钱，又向工友借了三元多，加起来给咱社寄回七元钱。我知道太少了，实在惭愧。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请你们收下。待以后有了钱，我一定加倍补上。立身其中，想想建国之初整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和我们每个家庭面临的实际困难，你就会被其中的真情所打动！有一封来自山东日照中国人民解放军0222部队的一封信，洋洋洒洒写了三页。他写道：“我站在祖国的东海之滨，回首西望，向故乡的人民致敬，向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父老乡亲致敬！……我惊喜的得知：大沟河的水将要沿着古城墙顺流而下，十年九旱的说法将在我们这一代成为历史。我仿佛看到了：麦浪滚滚，稻花飘香，棉田一片雪白，一派丰收的景像。新生的下一代从此不会再受到贫困，他们将在美满幸福的生活中愉快的成长。由衷的感谢你们为家乡建设付出的艰辛努力。……由于手头还比较困难，仅寄20元，聊补微薄之力。”写这封信的主人叫赵功义。他是部队的卫生员，刚刚随部队从朝鲜战场上撤回来。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而今又在守卫祖国的海防线。这些信件来自于祖国的四面八方：太原、沈阳、西安、兰州、济南、石家庄、襄樊、许昌、平顶山、玉门、山西夏县、运城、陕西朝邑、韩城……机关、部队、厂矿、学校、商店……在所有的信件中，除了对祖国建设充满激情之外，更多的是充满对故乡的爱恋。故乡情结是他们的共同特征。他们在那个特殊年代，因为不同情况飘泊在外，谋职混饭，有的在城市，还有的在农村，他们的日子，有的很可能还不如家里，但他们都义不容辞的为家乡的建设尽了自己的努力。今天的人们，翻过历史的老黄历，捡起这一沓陈旧泛黄的旧书信，也许你会感到微不足道，只不过是尘风飘过的一片树叶，根本不值得一提的事。此论差矣！副社长甲枯说过，“在外工作的乡亲们省吃俭用汇回来的那笔钱，解决了农业社的燃眉之急。村里购置了8台链子水车，5辆平车；用于几个困难队的水利建设；1959年还用这笔钱购买了几千斤马铃薯，救济困难群众；1960 年，各队的伙食都到了极度困难时期，全村几十个人饿成了肤肿病。为了不至于在大灾之年饿死人，大队才临时开了一个小伙房，让那些病得更严重的人来伙上吃了几天救济饭。伙上的黄豆，红薯片就是用这笔钱购买的。”听到这些话，你就会感觉到那笔钱来得多么及时，就会感觉到这些信函饱含了多少深情！它的实际意义多么弥足珍贵！1960年的一个冬夜。刘锁匠早早生起着了炉。炉前摆放好几把东邻西舍送来的镢头、锄头、钢钗、铲子等旧工具。白天跟社员们一起出工，只能晚上抽出点时间，给乡亲们收拾收拾这些旧工具。好几个人围着刘锁匠的炉边唠嗑。先是兰贵说：“地薄，品种差，麦子不发股，荆条鬼细，待麦穗将要秀齐时，刺叶菜比麦子长得还高。这样的麦子亩产只能收200来斤，农家肥、牲口粪上的多一点的地最多能打四百来斤。我就纳了门了，听说人家遂平的小麦亩产三千斤。不知人家是咋整的？”七队队长接着说：“咋整的？吹呗。你是没看报纸，《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连续报导说，小麦亩产八千五百斤，玉米亩产两万五千斤，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斤。更有甚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导：湖南省委向中央报喜，长沙县亩产水稻14万斤。”“嗨！撒谎，撒谎，全他妈撒谎，真不知都是在骗谁。”兰贵接着说。又有人说：“这年代，时兴吹牛皮！你要真能把牛皮吹上天，算你是好汉，评讲当模范；你要不敢吹，不会吹就是大笨蛋，听说信阳的村支书因为不会吹还坐了牢！”在四中教学的范老师说：“我们当代的人脑子都进水了，不讲科学了，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了。去年，学校搞了一亩试验田，老校长说，'土地深翻三尺三，小麦亩产一百石’。在他的带动下，师生们大干两个月，真的就把一亩多地深翻了一米。撒一层粪垫一层土，地表土比原来高出一尺多。然后，种下150多斤种子，今年开春时，麦苗密不透风，麦穗还没秀齐，便开始倒俯。老校长让学生回家拿棍子，把麦子一行行绑扶起来。功夫没少下，麦子没多打，总共收有一百五六十斤，两相低消，白干！”坐在床上的副社长甲枯半天没吱声，这时候插话说：“也不是所有的干部都是糊涂虫，我看咱新乡的耿书记就是个明白人。他把当前农村生产中出现的混乱局面形象地概括为：'出工敲破钟，到地一窝蜂；走路一条线，到地一大片；干活却不多，等于碾一遍。’他积极倡导推行了'组包段、户包块、大活集体干、小活分散，包工到户、定产到田、超产奖励’的地段责任制。但他的苦心却遭到了省委否定，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开展，他被定为右派分子停职检查。前年，毛主席到七里营视察，问到省委书记棉花能产多少斤时，省委书记回答说大概能产2000-——3000斤。主席问到耿书记时，耿书记回答说，新乡的棉花最多能产300斤，七里营有十亩实验田亩产能得到358斤。毛主席当场肯定说，'还是你说了老实话’。”刘锁匠“叮当……叮当……”只管打他的铁，很少插言。听到这时，冲甲枯白一句：“你不也是吹大蛋的能手？凭啥说咱大队小麦亩产过千，大豆一亩四石？”第二天一早，甲枯叫上七队队长，说是刚接上级通知，和他一起到新乡参加一个什么会议，队长推说老婆有病不能参加。刘锁匠在一旁听见了，就跟甲枯说，我跟你去咋样？甲枯说，上边说你七队比较大，点名让七队队长去，你又不是队长，去了没用。刘锁匠说，你不就是图个路上有个伴儿，我去咋就没用啦？大队长想想也是，就和他一块上路了。县上拉了五卡车人，有县乡村干部，也有群众代表。整个新乡地区参加会议的人数一千多人。虽说大会的主要议题是纠正反右斗争以来出现的偏差，但极左思潮仍然占着大会的主流。在分组讨论会上，谈及粮食产量问题时，很多人还是大肆鼓吹，说小麦亩产3000——5000 斤，棉花亩产1200斤——2000斤，玉米亩产3800——7000斤，大豆亩产2500——4000斤。这时候，刘锁匠腾地站起来说：“咱们都得凭心说，我今儿个就拍住胸膛对你们说，我们队社员干起活来也都舍得花力气，可我们的小麦最多也就400来斤，玉米最多450斤，棉花亩产皮棉72斤，谁要是说瞎话，驴日他亲妈！”他的话刚落音，立即引起轩然大波。有人说他说的是实话，夸他胆子大，更多的人说他是傻子，脑子缺根筋。主持会议的李书记大声喝斥他，“你，你是那个村的，叫什么名子？”“东程村的，我会打铁，也会种庄稼。我知道，种庄稼和打铁是一个理儿，都得要实打实。我说的不实，你可以到我们村去调查。！”“滚！滚！你今天就给我卷铺盖回济源，回县里好好反省反省。”县里派人把刘锁匠送回来了，说，你回家吧。可刘锁匠却坚持要在县里反省。他就在县大院的辟静处睡了两宿，吃饭时就到县委的食堂就餐。那里每天早晚两顿红薯面煮馍，他一顿能吃五个。两天后，所有去新乡参加会议的人都回来了，县委第一书记侯树堂见了刘锁匠，一把拉住他的手，夸他说：“不亏是铁匠，心眼直，骨头硬，你是最敢说实话的人，我得感谢你呢！”“李书记说让我到县里反省，所以我就没敢回家。我还吃了两天饭，怕是没钱结不了账。”“他那是为你呢！都知道你说的是实话。饭钱不用结了，回去告诉社员们，脚踏实地搞好生产，苦日子一定会过去的！”侯书记派机普车把刘锁匠送回了家。甲枯见到他，第一句话就说：“我还以为你在教育所推大磨呢，怎么这就回来啦？”刘锁匠不紧不慢地说：“推磨倒没有，我在县衙门推了两天车轱轳，全是红薯面做的。”“怪不得你要跟我去开会，吃在外，省在家，就你精！”在程村，人人都知道刘锁匠是村里顶尖的能人。他家祖传造锁，刘字锁卖遍济源城乡，半个孟州，甚至卖到河南边的孟津。他不但会造锁，打镢头、锄头，还会给人算命打卦看风水。早些年，刘锁匠曾经和兰贵一起到山西的侯马、新绛等地贩过一回棉花。因为路上耽误了几天，回来路过邵原镇时，天已将黑，断了炊粮。正在人困马乏束手无策的时候，刘锁匠提意，俩人分别到老乡家讨要点吃的凑合一顿。兰贵也许是从来也没跟人出去讨过饭，显得很难为情的样子。刘锁匠见状，说“既然这样，那你就在这儿躺会儿，我就厚着脸皮走一趟，要是能讨要点儿，咱就凑合一顿；要是讨要不来，那咱就有难同当，饿到天明，睡一宿也许就有劲了，咱继续赶路。”说罢，刘锁匠去了，径直走进一家高台阶的门楼里，在二门口的井台边停下来，仔细打量着井台边厚厚的青苔和那散落一地的石榴花。进到院子里，只见四合院布局井井有条，青堂瓦舍威严壮观。更见那上房正前四根明柱亭亭玉立，门窗格栅精巧别致。只是，常年无人清扫，尘灰树叶遮挡台阶，蜘珠网爬满廊下的几角旮旯。屋里走出了一个六七十岁的老者，彬彬有礼地问道：“敢问先生何方人士？到此作甚？”刘锁匠一看是个读书人，也很有礼貌地回答道：“本埠程村人，前几天到侯马等地贩棉花，路上耽搁，食物用尽，饥渴难耐，特来向先生讨要口水喝。”老先生听罢，连忙拿了一只瓢，欲从缸里舀水。刘锁匠接过瓢，说：“不劳你了。我想借你家水桶，打桶凉水，一来喝口凉水解渴，而来擦洗一下身上的汗渍。”说罢，提过水桶自去二门井台打水去了。打上了水，又到门外喊了兰贵，一同喝水擦洗。这时的刘锁匠一边擦洗，一边若有所思地问老先生：“我观先生院落，先前必定是大户之家，为何落得家境凋零人丁不旺？”老先生闻听此言，也许是戳到了心疼处，再把刘锁匠上下细仔打量一番：“哟！不知高人驾到，先生还是位风水先生哩！实不相瞒，我家祖上确曾是书香门第，老爷还是前清的举人呢！又谁知，自打我爷那辈子，家道不兴，四代单传。偏偏到我这里，生个半语的儿子，他娘早死，将近四十的人，还没娶上媳妇，眼见得后继无人，愧对祖宗，岂不叫老朽心急如焚？我寻思着，也不知祖上哪辈子得罪了上苍，还是这院落盖得不合阴阳风水？先生既然一语道破，想来一定不是等闲之辈，还请先生多多赐教。”刘锁匠回答道：“我的职业就是个打铁的，造锁的。对风水相学原本并不精通，阴阳八卦的学说只是皮毛而已，所以不便给你老瞎说什么。但凡说老辈子得罪上苍，或是院落风水黑白相克，都不足为凭。依我猜测，或许是哪位老爷吃了有毒的食物，导致经络不条，精气不足，才遗患子孙倒是值得深思的！”“先生说得似乎有些道理。不管怎么说，也是祖上做的孽。嗨，不知道我那哑儿子这辈子还能否娶上媳妇？真是愁煞老朽了！不说啦，不说啦，光顾说这些无用的话，还没顾上问先生，既然食物用尽，一定不曾用饭。来，来，来！烧火，做饭。吃过了饭，你二位就在我家歇息一宿，明儿一早赶路。”“出门人脸皮厚实，我们爷俩算是遇见好人了。不然，明儿个一百来里的路程，不知要费多少周折！”“说哪里话，那是咱们的缘份，交上你这位朋友，也算我三生有幸啊！”街门外走进老先生的儿子，手上拿一把锄头，像是刚从地里回来，对着客人点点头，却不曾答话。几个人手忙脚乱做成了饭，刘锁匠和兰贵吃了一顿饱饭，就在老先生家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老先生又早早做成了饭，俩人不仅吃了老先生的饭菜，更是收下了老先生满满的情谊，千恩万谢离开了老先生的家。出了邵原街，兰贵就问刘锁匠：“你咋知道人家人丁不旺？不怕说走了嘴，人家把你赶出家门？”刘锁匠说：“你没看见，他家二门口铺地一层石榴花，家里孩子多的话，还不捡完了？再看那井台上厚厚的鲜苔，像是几天都不曾打过水；院子的地上落满了树叶，多天都不曾清扫，想必主人家早已是心恢意懒，无心经营这家庭琐事了！”刘锁匠和兰贵俩人白吃了老先生两顿饭，在粮食紧缺的年代，谁听了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认为老锁匠不厚道，到人家孤寡老汉家里骗吃骗喝来了。其实不然，刘锁匠还真的是有情有义之人。第二年春上，就给老先生的儿子说了媳妇，一年后，新媳妇生下白胖小子，高兴得老先生合不拢嘴，还亲自到程村登门谢恩呢！刘锁匠一脸憨厚，平日里从不讲究穿戴，说出的话，做出的事，能笑你喷饭，给人的印像就像是傻子一个。其实，锁匠一点也不傻，村里人都说他揣着精明装糊塗。文革那段时间，市场物资短缺。一天，刘锁匠听说供销社卖盐，急匆匆挎着篮子往那儿赶，等他到时，供销社门口已经排起了长龙似的队伍。他可不管你怎么排队，提着篮子只管往人前挤，有认得他的，喊：“老锁匠，后边排队去！”刘锁匠似乎没听见，继续往前挤。挤到跟前时，把篮子往柜台上一放，对售货员说：“我妈说啦，叫你给我称10斤盐。”那售货员是个姑娘家，见他皱巴巴脸上长满了黑灰，脏兮兮的黑袄连扣子也没扣整齐，又听他道二不着三的说疯话，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后面有人喊：“老锁匠，后面排队去！”刘锁匠似乎根本就没听见后面的喊声，继续对售货员说：“我妈说啦，让你给我称10斤盐。”有很多人还真把他当傻子了：“傻子，傻子，看他那傻儿八几的样，没准真是他妈叫他来了呢，你就先给他称吧。”售货员称了盐，收了钱。刘锁匠挎着篮子挤出了人群，一边走，一边嘟囔说：“傻子称了盐啦，精人们好好排队吧！”听到这话的人一个个目瞪口呆。认识他的人一个个忍俊不禁：“哼，把他当成傻子，算是把眼药吃肚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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