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开金：《台北所藏稿本〈直隶河渠书〉考》等
宋开金 转自 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水利是关乎国计民生的要事。清初清承明制，设河道总督一员，其后又逐步设立了南河河道总督、北河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各一员，分管全国河道水利事务。乾隆六年（1741），直隶总督高斌奉命兼管北河河道总督事，开直隶总督兼管河道之先例。乾隆十四年（1749），清廷根据直隶省的治河实际，发布上谕，直隶河道总督不为专设，令“直隶总督关防、敕书内添入监管河道样。”自此，直隶总督兼管河道总督事务成为定制。直隶省是河患频繁地区，直隶总督因此常年奔波于治河工地，主持治河工程。在直隶总督中有几人成为治河名臣，如高斌、孙嘉淦、方观承等，他们在任上对直隶河患进行了有效治理，缓解了水灾对直隶民众生活的影响；他们的治河奏折、治河方略对后人则起着一定的借鉴作用，成为水利建设的宝贵财富。可惜的是，众多直隶总督忙于具体的治河过程，仅有一人将直隶河道水利进行了专门论述，并编纂成册，它就是被后人称作是“夏后之禹贡”的《直隶河渠水利书》。该书的组织者就是治河政绩卓著且善于总结的乾隆朝直隶总督方观承。
方观承督直近20年，在总督任上政绩卓著，建树颇多，其中以治河最为突出，称得上是一位治河专家。他对直隶境内的永定河、滹沱河、大清河、漳河等几大河流均进行了治理，尤其在治理用永定河上取得了成功，他因不墨守成规而得到了乾隆帝的称赞，“叹为永定之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国朝耆献类征·方观承》）。与此同时，方观承又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倡议在全省境内修堤埝、开沟渠、筑叠道，促进了直隶的经济发展。
直隶境内的永定河、漳河、滹沱河、海河、子牙河、潴龙河、白洋淀、北运河他都治理过。他志河不墨守成规，而是亲自勘察，洞彻地势，弄清每一条河道水患的来龙去脉，再决定是改、是浚、是疏、是导还是堵。在治河的同时还利用河水为百姓造福，例如保定满城县有条奇村河起源于一亩泉，汇鸡距泉水后再流入保定，后来水势渐弱，冀中平原春季又多旱，一到春天河里就没有水了，给保定用水造成了困难，乾隆十七年（1752），方观承到满城县地界勘察，在城东孙家庄发现了申泉和连家泉，在夏家庄发现了五花泉，车龙泉寺西查出了红花泉，把这些泉加以疏浚，汇入一亩泉或是奇村河再流入保定，大大便利了保定用水，同时又在泉河两侧开始稻田，使农民种田不畏无雨缺水发愁，岁岁丰衣足食。方观承又拨专款修建了涿州桥和衡水西关桥，这两座石桥直到今天还保留着。方观承因治河有功，得到乾隆帝的嘉赏。乾隆帝说他治河这样好，决不是那些生搬硬套别人现成经验的人所能做到的。为此，乾隆帝在一次由方观承组织的阅兵大典后，破例上给方观承花翎顶戴。按清朝规定，外省官员是不能戴花翎的，从方观承这破了例，从此外省官员也可以赏戴花翎。
方观承是一位善于总结的政治家，几乎对他在直隶总督任上的主要工作都进行了总结，编辑成书流传于世。他在治河过程中，组织编撰了《直隶河渠水利书》。
该书经方观承幕僚赵一清、余肃客、戴震等人的努力才最终编纂而成，因未及刊行方观承便死于任所，所以后人无法见其全璧，只能从零教史料中了解它的编纂过程。
直隶省境内河流众多，经常发生水患，百姓遭殃深重，因此，历任直隶总督上任后，首要任务就是治理河流。方观承在直隶总督任上近二十年政绩卓著，其中以治河为最为显要。他“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勚”（《青史卷》324，《方观承》）。
清除河道总督为专职，负责管理河道，全国设三员：分别是北河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和南河河道总督。北河河道总督掌漳河、卫河入运归海，永定河疏浚堤防诸事。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令“直隶河道总督不必设为专缺，即于总督关防、敕书内添入兼理河道字样。”至此，北河河道总督事务全归直隶总督兼管。直隶省五条大河流，属永定河最为难治，永定河发源于山西朔县，上游河水浑浊，挟带泥沙量大，与黄河相仿，有“小黄河”之称；下游河床不定，尾闾不畅，故原名无定河。无定河给沿河人民带来严重灾难。清政府对治理无定河非常重视，康熙时期经直隶巡抚于成龙大力治理，开始修筑堤坝，固定下游河身，并以三角淀为尾闾，河水经淀入海，河患有所减少，康熙帝特特赐名“永定河。”到乾隆中叶，永定河患又严重起来，乾隆帝对永定河河工十分重视重，用了一批治河名臣来主持治理，方观承便是其中之一。乾隆帝认为方观承宜于治河，“为其不穿凿而亦有条理也。”方观承不辱使命，将大量精力花费在治理永定河上，并初见成效。他治水从不墨守成规，总是亲自勘察洞彻地势，相识决机，或革或因，或俊或障。乾隆十四年（1749）十一月，上任不久的方观承即上疏言：“永定河自六工以下，河形高仰，请就旧有北大堤改移下口，使水行地中，畅通无阻。十五年六月，永定河南岸三工淤沟奇溜，乾隆帝命令将江南总河高斌所著《豆瓣集漫口图钞》寄给方观承，令其参照。方观承上疏道：永定河与豆瓣集情形势不同，豆瓣集为中河余水漫溢，可以选择在缓处施工。而永定河三工南为月堤缺口，北为大堤漫口，南北相距很近，如果只堵月堤，则溢水无归路，只能堵住漫口，逼溜入引河。十六年三月，方观承上疏：永定河下口掣溜出冰窟坎口，请在坦坡埝尾东北斜穿三角淀，开引河入淀，自凤河输入大清河，此议得到施行。十八年十二月，方观承又在奏折中提出，永定河下口渐淤，请于永定河北岸六工尾开堤放水，自凤河流入大清河。后又请在下口北埝外做遥埝，为均沙散水之用，并加筑凤河东堤与遥埝相接。这些建议施行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得到乾隆皇帝的肯定与称赞，“叹其筹永定之善，非他人执成法者所能及也。”
方观承对直隶省境内的其它河流，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加以整治。乾隆十七年（1752）十一月，河南省黄河两岸旧有大堤残缺漏水，黄河水从阳武县灌入直隶省的长垣、东明等县，冲开三口月堤。方观承奉命前往查勘，在仔细看察觉决堤情形之后，指出：长垣、东明两县以太行堤作为黄河水北进的屏障，康熙六十年后太行堤屡次被冲决，请在堤西开新引河，并用所起之土另建新堤，这样堤外有河道疏解沥水，河内有堤以防止慢溢，事半功倍。乾隆皇帝下旨，依议而行。之后，方观承佑上疏对子牙河、滹沱河、漳河、拒马河等进行治理。乾隆十八年三月（1753年4月）他提出治理子牙河应自杨家口至阎儿庄改支河为正河，再于阎儿庄尾巴北通蔡家洼沿留儿庄东堤抽挑河漕，下接黑港旧河然后入正河。滹沱河在束鹿改流南徙，由宁晋县入滏阳河后，地方官请导归旧道，方观承勘察之后，于二十四年（1759）九月上奏，陈明改流后的河道为滹沱河旧道，且距晋州、宁晋城三十余里，近河村庄多在高阜，可以筑堤防护，不必疏濬。治理漳河应自临漳东南改流趋大名，分支为二，一出城北，一流入河间，并于河口筑坝，疏淤濬河。十七年十一月（12月），他还就省城保定及满城附近的河流泉水情况上奏清廷，指明满城县的奇村河发源于一亩泉，汇鸡距泉以入保定。春夏之交，水流较弱，他派人与满城东孙家堂勘得申泉和连泉，夏家庄南得五花泉，龙泉寺西得红花泉，以上数泉俱为苇草湮闭、而渠形可寻，一经濬治，合流并注，可增治稻田多顷，商贩船只亦可通行，此议施行之后，既便利了农田灌溉和商旅往来，也使春夏之交保定城无枯水之虞，因此而受到民众称道和朝廷嘉奖。他还疏濬了易州安国河，开渠灌田。由于他勤于治理，永定河、大清河、子牙河、滹沱河、漳河等直隶主要河流，此间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水患。
方观承以“为事周详”颇得乾隆帝赏识。在直隶总督任上，方观承认真办理了漕运事宜。漕运是清廷为了保证京城的仓米，通过运河运抵京师而实行的一种南粮北调制度。清制，漕粮从山东、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征收，征收完后由大批运船沿运河分帮北上运往通州仓。清政府专门设漕运总督来总理其事。天津府居南北运河的枢纽位置。方观承督直期间，多次经办漕米事宜。乾隆二十二年（1757）八月，漕船迟缓，若按计划将漕粮运送到通州仓，将影响第二年漕粮北运事宜。乾隆帝命将漕粮暂存天津，令方观承具体筹办。乾隆帝指出，此事本系漕督杨锡绂职守，但他不过是寻常循分供职，于应机集事，一筹莫展。方观承作为直督，则肆应裕如，“卿自能妥办也”。方观承安排周详，天津北仓贮粮三十万石，围墙内设席囤贮粮十数万石。同时要求交兑之船泊于北仓以南，起剥（驳）之船泊于北仓以北，互不影响，并令漕船不必拘泥于衔尾常例迅速抵津。方观承的妥善处理得到了乾隆帝的嘉奖。
《直隶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延请知名学者赵一清、余萧客、戴震等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也是陈仪《直隶河渠志》之后第二部直隶地区水利专志。与《直隶河渠志》相比,《直隶河渠书》在内容、体例、规模上都有了巨大进步,保存了历代特别是清代直隶地区大量的水利资料,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与学术价值。同时,由《直隶河渠书》引发的公案作为赵、戴《水经注》案的附庸,也成为嘉庆以来一个重要的学术话题。...
历史文献学
台北所藏稿本《直隶河渠书》考
宋开金
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21年第1期】
摘 要：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直隶河渠书》是一部记载乾隆中期以前直隶河道事宜的重要志书，但未能成书。因段玉裁等人认为嘉庆十三年王履泰进献朝廷的《畿辅安澜志》乃是攘窃自《直隶河渠书》，由此引发了一桩学术公案，多位学者参与其中。目前唯一可见的《直隶河渠书》稿本是现存于台北的戴震藏本。这部稿本只经过部分删定，体例不一，卷目混乱，前辈学者对其记载也多有不同。戴震去世后，根据史料记载，可以基本梳理书稿的流传情况。而其他本子的情况，也可根据史料记载作出推断。
关键词：《直隶河渠书》；戴震；段玉裁；缪荃孙；胡适；《畿辅安澜志》
《直隶河渠书》（以下简称《河渠书》）是乾隆年间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的一部水利志书，记载乾隆中期以前的直隶河道事宜，但未能成书。《河渠书》在编纂过程中，产生了多部稿本。其中一部——戴震藏本（以下简称戴本）甚至引发了一桩学术公案，公案争论的核心问题为嘉庆十三年（1808）王履泰进献朝廷的《畿辅安澜志》（以下简称《安澜志》）是否攘窃《河渠书》。由于此案与嘉庆以来的另一学术案件——赵、戴《水经注》相袭案有着密切联系，因此引起讨论《水经注》案主要参与者的关注。目前唯一可见的《河渠书》稿本便是戴本，现存于台北，并被收入《中国史学丛编三编》影印出版。本文拟以此影印本为基础，就《河渠书》的编纂情况、戴本的基本卷目与流传，以及《河渠书》编纂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其他本子加以考论。
一、编纂情况
《河渠书》由直隶总督方观承主持编纂。方观承字遐穀，安徽桐城人，任直隶总督近二十年，“治绩彰显，以兼理河道，治水尤著劳勚”。自康熙朝始，清廷重视直隶水利，除水患、兴水利成为直隶总督的重要职责。留心水利的方观承，想要编纂一部详载直隶河道水利事宜的志书，他最晚于乾隆二十六年（1761）要求时任顺德知府的金文淳（号金门）负责此事。金氏请好友、精于地理的赵一清参与，赵氏记载：“值金门守顺德，奉檄修《直隶水利书》，延致予于槐堂。”赵一清参与编纂一年多，于二十八年（1763）离开保定前往泰安，次年去世。
赵一清离开保定后，《河渠书》编纂并未中辍。据江藩《汉学师承记》载：“先生讳萧客……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闻其名，延至保定，修《畿辅水利志》……因目疾复作，举歙戴震以代，遂南归。”在戴震之前，余萧客也曾参与编纂。段玉裁的记载却与此相反：“己丑春，（先生）谓玉裁曰：'吾固乐此不疲，惜未能竟。闻后莅事者，请余君仲林萧客为之，恐其才不足。予书经水、支水，先后延接，皆按地望地脉，次第不可稍移，恐仲林不能耳。’”囿于史料，余、戴二人孰先孰后，无从考证，但从方观承角度而言，留心水利的他，不太可能将编纂工作搁置近五年之久（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三年）。而且据胡适考证，戴本并非全由戴震删定：“止有前面四册二十六卷可以断定是戴氏最后改定本的清钞本。其余各卷之中，有些是赵一清改定本，其上有戴震修改的痕迹，也有别人修改的痕迹。还有一些是更早期的底本。”此说属实，因为现存书稿字迹中，字体多样，显然除赵一清、戴震外，还有其他人参与编纂，而身体欠佳、不能长久工作的余萧客，很可能只是其中之一。
戴震于三十三年受聘主持编纂《河渠书》：“戊子，余应方制台之请，寓保定莲花池园内。”方观承于是年八月去世，戴震即使于正月入局，编纂时间也不足八个月。从史料记载与现存书稿看，在这段时间里，他所做工作有四：一是确定书名。据段玉裁言：“赵名《直隶河渠水利书》，吾师曰《直隶河渠书》，则'水利’二字，吾师所删，以'河渠’足以包之也。”当然，如前文所述，在赵一清与戴震之间，尚有其他学者参与编纂，书名是否为戴震所确定，不敢断言。二是规范体例，确定河流次序。据段玉裁言：“己丑春，（先生）谓玉裁曰：'……予书经水、支水，先后延接，皆按地望地脉，次第不可稍移……’”即按照“地势自南而北”的次序，这从现存稿本中可以得到印证。而赵本则“始卫河，终唐河”，二者次序不同。三是删改书稿。前文已述，现存《河渠书》稿至少有二十六卷为戴震改定本（笔者注：这二十六卷中仍有少量文字修改），其余部分也有很多他修改的痕迹。四是补充资料。从现存稿本字迹判断，部分河流有戴震增补的资料，如《蓟运河》卷五有摘录《燕山丛录》的文字，《滦河》有摘录的乾隆御制《滦河濡水源考证》《元史·地理志》等，显然是为进一步编纂作资料准备。
《经韵楼集》
段玉裁 撰 / 钟敬华 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综上，台北所藏戴本《河渠书》由赵一清、其他学者以及戴震先后参与编纂，段玉裁曾致信方维甸商讨刊印事宜，并主张以赵本校勘、补足戴本，但就书稿情况看，戴震基本完成删定的只有二十六卷左右，其余七十余卷卷目混乱，内容繁杂，体例不一，远未到成书刊印的地步。
二、基本卷目
由于未完成删定工作，戴本卷目较为混乱，其全部卷数、存世卷数均有争议。按照段玉裁记载，戴本原有六十四册一百零二卷，后经孔继涵（号葓谷，一作荭谷）装为二十四册。段氏在《与方葆岩制府书》中罗列如下：
首《卫河》七卷，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陆泽》五卷，次《宁晋泊》一卷，次《虖沱河》八卷，次《东》《西淀》二十一卷，内《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卷，《易水》五卷，《涞水》一卷，《清河》五卷。次《永定河》十六卷，内《永定河》十二卷，《桑干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内《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蓟运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滦河》一卷。内《热河》。案此二河草创而未润色，以嗣任总督不乐为此也。此后有余君萧客补之，东原云不配。
后来段氏撰《戴东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又记：
三十三年戊子……修《直隶河渠书》一百十一卷，未成……其书首卫河七卷，今履泰改永定河第一，失先生自南而北次第之意。次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陆泽五卷，次宁晋泊一卷，次虖沱河八卷，次东西淀合唐河、沙河、滋河、府河、易水、涞水、清河共三十一卷，次白河合潮河、榆河、大通河共十九卷，次蓟运河合下淀河共九卷，次陡河一卷，次滦河合热河一卷。惟滦河、热河仅有纲领，而条目未详。
又将总卷数记为一百一十一卷，具体河流次序、卷数也有不同：全部卷目加起来只有九十六卷；遗漏“永定河十六卷”；《与方葆岩制府书》中记东西淀诸水二十一卷，而《年谱》中为三十一卷。对此，杨应芹认为：“（一百零二卷）这是嘉庆十五年（1810）戴中孚将书稿送到苏州，玉裁'披读往复’，具体记下这个数字的。《年谱》将一百零二卷改为'一百十一卷’，未作任何说明，显然有误。”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段氏在《与方葆岩制府书》中说“全书真本，中孚交付玉裁处缮抄，年内可毕”，但接着方氏索要书稿，段氏便将全部书稿寄给了他，缮抄自然中辍。“但方维甸始终没有刻印这部大书。嘉庆十八年（1813），他的母亲死了；二十年（1815），他自己也病死了……二十一年（1816），段玉裁自己也死了”。而段之所以联系方，一是希望他揭露王履泰窃书一事，二是希望他刻印书稿。这两件事都不了了之，《河渠书》稿必然又还给戴中孚并由孔府继续保存。《年谱》撰于“嘉庆甲戌（1814）或前一年”，此时书稿已不在玉裁处，因此会出现明显的错误。
光绪年间，戴本为缪荃孙所得。缪氏对其卷目作了统计：
葓谷合为二十四册……原书首卫河七卷，次漳河水十一卷，次滏水三卷，次大陆泽五卷，次宁晋泊一卷，次虖沱河八卷，次东西淀二十一卷，内唐河三卷，沙河一卷，滋河一卷，府河五卷，易水五卷，涞水一卷，清河五卷。次永定河十六卷，内永定河十二卷，桑干河四卷。次白河十九卷，内白河八卷，潮河二卷，榆河四卷，大通河五卷。次蓟运河九卷，次陡河一卷，次滦河一卷。内热河。案此二河草创而未润色。
缪氏的统计与段氏《与方葆岩制府书》一致，但又于后文言：
据孔仲撝序云，六十四卷即六十四册，今止二十四册，系孔葓谷合并……惟东西淀原目二十一卷，今涞水实分三卷，非一卷，共有二十三卷。永定河原目十六卷，今照《安澜志》钞出，只十二卷。又蓟运河九卷，末一卷即陡河，段先生以陡河另为一卷，不知在蓟运九卷之内。《戴先生年谱》亦懋堂所撰，前云一百十卷，后分记又落去永定河二十六卷，东西淀二十三卷又云三十卷，诸多不合，因仍订为百卷……
这里的“涞水实分三卷，非一卷”，从影印本看，“涞水”分为“卷三”“卷四”和“涞水源流”三部分，“卷三”“卷四”是原稿所有（“卷三”原作“卷五”，被编纂者改为“卷三”；“卷四”作“涞水卷四”，被编纂者划掉），影印本编者在目录中做了这样的处理：“涞水（卷一、卷二原书缺）。”而“涞水源流”的标题则为影印本编者所加，篇幅不足两页，为统计方便，将其视为一卷，但其内容“为戴氏改作的'涞水总叙’的草稿”，应该置于涞水篇的最前面，影印本将其放在后面，并不恰当。
缪氏所言“永定河原目十六卷，今照《安澜志》钞出，只十二卷”，其中，“原目十六卷”是合永定河、桑干河两河的卷数，这一点段玉裁说得很清楚，而且从现存稿本看，《永定河》篇的目录确为十二卷，存卷一卷二，缺十卷，《桑干河》篇为四卷，无缺。因此，段玉裁所记是正确的。缪氏利用《安澜志》补足《河渠书》，前提是他认为《安澜志》抄袭自《河渠书》，但是，即便这个前提是成立的，《安澜志》在抄袭的过程中也做了许多工作，既有在《河渠书》基础上的“删繁就简”“将夹行细注删去”，也有“略增乾隆戊子以后事实”，规模也从一百余卷减为五十六卷，因此，将《安澜志》的内容等同于《河渠书》的内容是不恰当的，缪氏用《安澜志》补足《河渠书》，并据此计算卷目，也是不恰当的。
实际上，戴本只经过部分删定，卷目比较混乱，有内容仅有数页而记为一卷者，有两卷内容重复者，又有编纂者所留浮笺夹杂其中，统计颇为困难。胡适对此做了大量工作，首先在册数上，段玉裁、缪荃孙皆言二十四册，而胡适从南京中央图书馆借得的书稿却是二十六册，原因一是《清河篇》三卷中的两卷是复本，内容基本一致；二是末册“止有十四页半，封面也没有题册数”，这两册很可能未被段、缪统计进去。其次在卷数上，段玉裁最初所记一百零二卷、《年谱》中的一百十一卷、缪氏所言“订为百卷”，都是错误的，“核实计算，除去复本，除去末册，……共存九十二卷”。据此，影印本编者言“存九十四卷廿六册”，台北所藏也记“存九十四卷”，只是计算方式不同而已。
三、戴本的流传
戴震去世后，“遗书皆归曲阜孔户部葓谷继涵”，孔氏将其装成二十四册，“以卷帙重大，故葓谷未能刻，藏于家”。王履泰进《安澜志》受赏后，戴中孚“抱曲阜孔氏所藏真本入都”，申辩未果，遂赴苏州请段玉裁校定。段氏整理研究书稿后，致信方维甸，阐明王履泰窃书之事，并与方氏商讨刊印《河渠书》，为此曾将书稿寄给方氏：“尊纪金姓时来问候，因令将戴书二十二册呈上。外首册《卫河》、末册《滦河》，已在尊处，共二十四册。”而最终此事不了了之，书稿复归曲阜孔家。
光绪十年（1884），孔家藏书散出，戴本流落厂肆，为缪荃孙购得，“藏之箧中二十年”。后因友人蒯光典（字礼卿）“坚嘱录副，因为校定”。据《缪荃孙日记》载，缪氏约从光绪三十一年（1905）五月开始校《河渠书》，次年四月校毕，并撰《戴氏直隶河渠书跋》。跋文载缪氏以《安澜志》补足《河渠书》缺卷，“以此本复礼卿，并将原稿赠之而留清本”，可见由缪氏校书产生了两个本子：一是校书时产生的工作本，二是校定后重新誊抄的清本，前者与戴本交付蒯光典，而缪氏只留下了后者。
之后，戴本又成为张钧衡适园藏书（缪氏可能并未如跋文所言将原稿赠与蒯氏）。缪氏晚年生活困顿，部分藏书售予张氏，他为张氏所编《适园藏书志》载：“《直隶河渠志》一百二卷，手稿本，戴震撰……此其手稿本，夹签乙钩，皆先生手笔。惜缺永定河一类。”可见，适园所藏确为戴本原稿。而缪氏校定后的清本，当成为刘承干嘉业堂藏书。缪氏撰《嘉业堂藏书志》，其中便有“直隶河渠书一百二卷，钞本”，其提要则全部抄录《戴氏直隶河渠书跋》。之后董康续撰的提要里，明言“此即缪氏增补后清缮之本也”。从董氏所列卷目看，“卷五十九至卷六十八《永定河》，内卷六十一至卷六十八据《安澜志》补……卷一百一、卷一百二《滦河》。据《安澜志》补。”也与缪氏“永定河原目十六卷，今照《安澜志》钞出，只十二卷……此滦河二卷，亦钞自《安澜志》”的说法吻合，因此，缪氏校书后的清本应为嘉业堂收藏。
张钧衡去世后，适园所藏戴本为其长子乃熊继承，后入藏南京中央图书馆，之后又迁往台湾，藏于台北。之所以说南京中央图书馆所藏为戴本且来自适园，理由有二：第一，胡适于1948年9月“在南京借得中央图书馆所藏的《直隶河渠书》稿本二十六册”，“这些稿本多数有'荃孙’的图章，都是缪荃孙在光绪甲申（十年，1884）在北京厂甸买得的原书”。第二，现在查得台北所藏《直隶河渠书》的版本信息：“直隶河渠书存九十四卷……戴氏手删底稿本。”且有“菦圃”的朱文长方藏书印。菦圃为张乃熊字（多作芹圃），可见，“此应即为张钧衡旧藏而传予张乃熊者也”。
四、可能存在的其他本子
戴本为目前唯一可以见到的稿本，但根据史料记载，我们可以推断在《河渠书》编纂过程中、方观承去世后甚至戴震去世后尚有其他本子问世。兹据笔者所见史料，梳理如下：
1. 赵一清本
赵一清最早受聘编纂《河渠书》。段玉裁最初以为只有戴震一人受聘，后“杭州何梦华元锡来，言《直隶河渠书》乃赵东潜作，于戴先生无涉”，段氏“以二十四册者示之，彼云赵氏之书尚多一倍，不止此也”，“赵书名《直隶河渠水利书》，百三十二卷”，段氏才相信赵一清在戴震之前参与其事，且赵氏也有一部书稿。此后，何元锡应当将赵本寄给（或部分寄给）了方维甸，因为段玉裁在第二次致信方时，讨论的正是刊印《河渠书》时“用戴、用赵”的问题，段氏主张“戴本系影抄曲阜孔府原本，原本舛讹特甚，今有赵本互校，想讹脱尚可推求”，并请求方“将赵本《滦河》六卷，命小史抄寄”，可见赵本当在方处。至于它之后的去向，据《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直隶河渠水利》一百三十二卷。方观承属赵一清撰，未刻而一清卒，此其手稿，在许氏陔华堂，前有何元锡题字。”笔者循此查许氏《鉴止水斋藏书目》，确有“直隶河渠水利三十五本”的记载。可见，赵本曾为许宗彦陔华堂藏书，且有何元锡题跋。而许氏藏书，据丁丙载：“自子渌丈官苏，子双丈官粤，其书质于许氏辛泉家。咸丰辛酉，辛泉家为伪府。克复后，为左制军行台，烧残撕毁，益不可问矣。”赵本很可能也在动乱中被毁。
2. 直隶总督署本
《河渠书》为官修图书，赵、戴二人均为受聘编纂，他们之所以在离开保定时带走一部书稿，是因为“他们都是讲地理的人，都知道这部大书里有不易得的实际河工材料，故都要留个钞本做参考”。戴震所带走的稿本，就是在前人工作本上继续删定而来。他是受聘编书，不可能将一部官书据为己有，因此，他离开保定时，直隶总督署里至少也应有一部同样规模（或者更大）的稿本。
《河渠书》案的核心问题是王履泰所进《安澜志》是否攘窃《河渠书》，段玉裁谓：“履泰系直督周公元理姻戚，周公系方公后任，于时葆岩制府方十二龄，故书稿入于周氏而王氏得之”，“嘉庆己巳，有吴江王履泰者，捐纳通判也。其父乃周公之甥婿，履泰因此得先生之书，掩为己有。”在《河渠书》案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中，戴中孚、段玉裁、缪荃孙等均曾将两书内容作过比对，都认为《安澜志》攘窃《河渠书》。笔者将两书部分内容比对后，也认为《安澜志》的大部分内容与《河渠书》有渊源。因此，直隶总督署本《河渠书》为王氏所得是可信的。据《同里志》记载：“王锟……具官直隶时，编辑《畿辅安澜志》六函，十三年九月议叙通判子履泰于回銮途次恭呈御览。”则《安澜志》的编辑是从王履泰的父亲王锟在世时开始的，他与周元理是亲戚，又在直隶为官，具备获取总督署本《河渠书》的条件。嘉庆十三年进献《安澜志》后，王履泰“发往直隶，以通判即补，交温承惠，遇有应办水利事宜，差遣委用”。王氏并非专门研究水利的学者，其献书有功利目的，且后来又流放东北，书稿亡佚的可能性比较大。
胡适推断方观承在南京家中也有一部《河渠书》：“方观承是桐城人，家住在南京。袁枚、姚鼐也都住在南京。我们因此猜想方观承死后也许有一部完全的《直隶河渠书》一百三十卷存在方氏的南京家里。”他的逻辑是：方观承家住南京，他去世后为其作传略的袁、姚二人都曾提及《河渠书》，因此方府当有一部《河渠书》，而且认为“这一百三十卷之中，至少有二十六卷是戴震的最后改定清本，其余近百卷书，因为局势的骤变，因为方总督的死去，未必都有戴震的详细修改。其中也许有完全不及修改的赵氏定本。现存的稿本上往往有很潦草的草字修改，狂草而不合草字规律，竟不可辨认!我颇疑这都是戴氏在方总督死的前后最忙乱的情形里赶做这修书工作的表现。”笔者认为，这一推断是不能成立的：第一，方氏死于八月壬申。方氏在临死前的数日仍有奏事，如八月甲子乾隆就方氏所奏保安州查获匪犯事发出上谕，次日乙丑又将其所奏偷割发辫事的处理意见“传谕方观承及各督抚知之”，几天后方观承发病，“庚午谕曰：方观承患病颇剧……畿辅事务紧要，所有总督印务，着杨廷璋前往暂行署理。”到了壬申，“直隶总督方观承遗疏闻，谕曰……昨该督至石槽迎銮，见其病后气弱，即令回任安心静养……今闻溘逝，朕心深为轸惜……”可见，方观承是死于直隶石槽行宫附近，并不在南京。第二，胡适所言“一百三十卷”也不准确，袁枚撰《太子太保直隶总督方恪敏公观承神道碑》只言“若干卷”，而姚鼐撰《方恪敏公家传》则记“所著《直隶河渠书》百三卷”，这里的“百三卷”，是“一百零三卷”之意，而非“一百三十卷”。“一百零三卷”与段玉裁所记戴本一百零二卷基本吻合，由于戴震的删订工作并未完成，许多河流如《滦河》只有数页资料，因此，戴震的工作本与总督署里的副本卷数略有出入也属正常。胡适关于戴震“在方总督死的前后最忙乱的情形里赶做这修书工作”的猜测可能属实，但这恰恰说明南京方府不可能存有一部稿本：身居保定的戴震没有理由仅仅删定二十六卷便连同未定书稿录副驰寄南京，何况方观承并不在南京！
3.张锦麟、胡亦常抄本
李文藻《举人张君墓志铭》：
君姓张氏，讳锦麟，字瑞夫，顺德人……（乾隆）三十七年，与休宁戴东原同舟，行月余，手录所作《直隶河渠志》，未毕而别。
钱大昕《孝廉胡君墓志铭》：
岭以南才士予所识者三人：钦州冯敏昌鱼山、顺德张锦芳药房及胡亦常同谦。同谦……既下第南归，与休宁戴东原同舟，至富春江乃别，舟中尽钞东原所著书，携归，将刊之东粤。
从以上两则史料看，张锦麟曾专门抄录戴本《河渠书》，但并非足本。与之同行的胡亦常“尽钞东原所著书”的可能性不大。张、胡是顺德同乡好友，两人可能互有分工，各钞戴氏著作数种，其中至少有一部并非足本的《河渠书》抄本。现存戴本《河渠书》多有残缺，若张、胡二人的钞本尚存世，且其中恰好又有戴本所缺的内容，则可利用它来补足戴本，这对于世人了解戴本的全貌，是很有帮助的。
4. 段玉裁、戴中孚抄本
段玉裁第一次致信方维甸，言“且上年冬，东原师之子中孚，抱曲阜孔氏所藏真本入都……全书真本，中孚交付玉裁处缮抄，年内可毕。阁下如欲观此全书，玉裁即当札致中孚也”。这说明：第一，戴中孚交给段玉裁的是“孔氏所藏”《河渠书》原稿，段氏以此为“真本”；第二，段玉裁也有一部尚未完成的抄本。
之后，方维甸复信索取戴本，段玉裁与戴中孚商议后，将他认为“真本”的《河渠书》二十四册寄给了方维甸，而令人不解的是，他又在信中言：“戴本系影抄曲阜孔府原本，原本舛讹特甚。”这似是说戴本原稿仍在曲阜孔府，而戴中孚交给他的只是一部影抄本。但是，段玉裁所撰《年谱》中却记：“嘉庆己巳，有吴江王履泰者……易名《畿辅安澜志》，缮写进呈……先生嗣子中孚闻之，之曲阜取原稿百十一卷入都，意欲辨正，而无肯言于上者。中孚抑郁携归，以存玉裁所，属玉裁校刊。”谓戴中孚交给他的就是《河渠书》原稿，前后龃龉，自相矛盾。
段玉裁抄本、戴中孚抄本是否存在，难以断定。段玉裁谓“年内可毕”，但他随后将“真本”寄给了方维甸，他的抄写工作自然搁置；后来王念孙建议邀请几位“同志”共同出资刊印，玉裁答：“鸠同志辑费刻之，此事恐难，安得此等同志也！故命儿孙辈抄一部藏之而已。”是否抄写完成，无从判断。戴中孚影抄本与段玉裁其他的记载矛盾，可能是误记，抑或是段氏有意为之：他在信末请求方维甸“将赵本《滦河》六卷，命小史抄寄”，其言戴本为影抄，很可能出于“交换劳动”的意图，希望方氏也命人抄寄赵本给他。
5. 缪荃孙校本
前文已述，缪荃孙在校《河渠书》的过程中产生了两个本子，一是校书时产生的工作本，二是校定后重新誊抄的清本，前者交付蒯光典，而后者成为嘉业堂藏书，存世可能性较大。但正如前文所述，将《安澜志》等同于《河渠书》是不恰当的，缪氏以《安澜志》补足《河渠书》，在戴本尚存世的情况下，意义并不是很大。
《直隶河渠水利书》的编纂，大概始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前。其实，方观承聘请幕僚赵一清等为编修，试图编纂一部综合记述直隶河流水道的书。赵一清为浙江杭州人，其父亲和叔父均为著名诗人、学者及藏书家。其父去世后，赵一清离开杭州，常年在外，他的游历经历及志趣，使他在地理方面有一定的造诣，他曾校刊过《水经注》并著《水经注释》一书。赵一清在地理方面的博学得到了方观承的赏识，他因此入方观承幕府并开始编纂《直隶河渠水利书》。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后，赵一清去世，由余肃客接任其事。四年以后，著名地理学家、学者戴震入方观城幕，继续该书的编纂。然而戴震编纂该书未及一年，方观承死于任所。此后，因戴震没有受到继任直隶总督杨廷璋的礼待，他愤然辞职而去。《直隶河渠水利书》虽已编成，却一直“未梓而行之，”可畏十分遗憾。
到嘉庆十四年（1809），王履泰将该书重编发行，改名为《畿辅安澜志》，共56卷。王履泰在书中对直隶总督方观承、学者赵一清、余肃客、戴震等前人的编纂功劳只字未提，被戴震的弟子段玉裁发现后，以剽窃罪名告发。现存于世的便是《畿辅安澜志》一书了。
道光年间，时任江苏巡抚的林则徐曾编著《畿辅水利议》一书，流传颇广。《畿辅水利议》是林则徐的重要著述，是他经济思想的集中体现。早在嘉庆二十一年（1816）林则徐被派在翰林院清秘堂时，即利用接触内府历朝典籍的机会，着手收集资料，为《畿辅水利议》写作做准备。从嘉庆二十五年（1820）起，他先后在浙江、江苏、陕西等地方任官，并曾两次任职河工，在悉心考察的基础上致力疏浚河道、兴修水利、整顿漕务、发展农业，从实践中取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道光十二年（1832）林则徐在江苏巡抚任上，由其门生冯桂芬襄助将《畿辅水利议》初稿完成。书中对直隶总督方观承《直隶河渠水利书》亦时时引用。而方观承则因为编纂《直隶河渠水利书》而成为清代唯一编著直隶水利专注的直隶总督。
赵卫平：《乾隆年间陈琮〈永定河志〉考》
赵卫平 史学史研究编辑部
方志学
乾隆年间陈琮《永定河志》考
赵卫平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原刊于《史学史研究》2017年第4期】
摘要：乾隆五十四年，永定河道陈琮纂修了清代第一部《永定河志》。由于该志版本少、收藏深宫，极难索阅，又加之嘉庆时李逢亨纂修第二部《永定河志》有意回避陈琮纂修过《永定河志》，造成后人以讹传讹。通过对陈琮纂修《永定河志》的考察，纠正以往错误认识，正确认知陈琮《永定河志》的文献价值与历史地位。
关键词：乾隆年间；陈琮；《永定河志》
清代，有三次纂修永定河志，分别是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嘉庆二十年（1815年）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以及光绪六年（1880年）朱其诏、蒋廷皋二人续修《永定河续志》。其中，陈琮纂修《永定河志》为清代第一部永定河志，乾隆五十四年（1789）五月十八日，赐名《钦定永定河志》，全志共十九卷，卷首一卷。全志六体为纲，即纪、图、表、考、奏议、附录。每体又分门别类为目。嘉庆二十年（1815年）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32卷，体例大致与前志相同。李逢亨在这部志书里根本没有提到陈琮纂修《永定河志》，致使今人误以为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为清代第一部《永定河志》，这种误会流传近200年。
一、关于陈琮《永定河志》认识上的失误
乾隆时，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在《永定河志·例略》里，陈琮这样写道：
“河渠本史志之一门，今勒为专书，原以备掌故，而资考镜也……顾永定河旧无成书。九十余年来，卷牒不无残缺。据现存者，搜录参稽史志诸书，用资考证。”这表明，陈琮把他自己纂修《永定河志》视为永定河专志的首创之作。
嘉庆时，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却没有提及乾隆五十四年陈琮纂修《永定河志》这一事实。李逢亨对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只字不提，并妄说：“至永定河，见于《水经注》、《北河纪》、《水道提纲》、《直隶河渠志》诸书，只列为众水之一，未有勒为专书者……因思在官言官之义，谨辑旧章及现在情形，拟为一书，以备稽考”。
道光二十年（1840），由黎世叙、潘锡恩主持纂修的《续行水金鉴》，在卷一百三十三至第一百四十五卷专设永定河篇。其中大量引用了李逢亨纂修《（嘉庆）永定河志》的资料，但丝毫未提及乾隆时期陈琮所纂修的《永定河志》。这显然是受到了李逢亨的误导。
到光绪六年时，距陈琮纂修成《永定河志》的时间已然跨越了九十一年的光景，而距李逢亨克成《永定河志》也过去了六十五年的光阴。朱其诏在《详定续修河志章程》里云：“窃照援古为证今之本，旧章程或失，曷免愆忘！前事者，后事之师，掌故所关，尤宜考订。查《永定河志》成于嘉庆二十年，迄今六十余载，尚未续辑。”朱其诏虽然强调“掌故所关，尤宜考订”，但是他恰恰在掌故上有所失当。加之《永定河续志》仓促成书，朱其诏、蒋廷皋续修志书时未能详加考证，误认为“《永定河志》始于平利李君”，显然，朱其诏和蒋廷皋二人根本不知道陈琮纂修《永定河志》一事。由此延续了李逢亨误导的错误，误认为李逢亨才是纂修永定河专志的第一人。自此以后，研究者一叶障目，未能追本溯源，将这一错误延续至今达200年之久。
时至今日，一些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永定河与北京城的关系，自然也开始关注关于清代三种永定河专志的研究。向燕南教授在他《清代永定河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志书的编纂》一文中这样说道：“历史上第一部《永定河志》约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前后，是由当时的永定河道李逢亨，在其即将离任之际编纂的著作。”也有许多学者，在提到有关永定河水利文献的时候，总是认为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是第一部《永定河志》，而忽略掉了陈琮纂修《永定河志》。比如，姚汉源著《中国水利发展史》只提到“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是作者嘉庆中在永定河道任职时著，后至光绪六年河道朱其诏又纂《续志》，清代永定河旧牍、文档都在内”，对于陈琮曾经纂修过《永定河志》只字未提，应该是不知陈志存在。颜昌远主编《北京的水利》第五章《清代北京水利》，也提出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是第一部关于永定河的专志，“《永定河志》是第一部关于永定河治理的专著。作者李逢亨，是陕西平利县人，拔贡出身”。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陈琮纂修《永定河志》的四卷钞本，至今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馆内。可是在北京大学的检索目录上却写着这样的文字：“本书无总目、序、跋。据《清史稿·艺文志》、《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图书总目》、《八千卷楼书目》等皆作清李逢亨撰，32卷。”殊不知，在此书卷一前，陈琮有一段自序，并落款“臣陈琮谨识”。北京大学图书馆编目组工作人员没有仔细阅读陈琮《永定河志·序》，才出现了这种问题。
《天津大词典》对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如此解释：“清代李逢亨编纂，嘉庆二十年（1815）刊行，共32卷……编者任永定河道15年余，熟知河情，博采典籍，编写成历史上第一部《永定河志》专书”。又有《中国历史大辞典》对李逢亨纂修《永定河志》如是解释：“书名，清李逢永昌通宝亨撰，成书于嘉庆二十年（1815）。正文三十二卷。……是第一步治理永定河的专著。”可见，这些词条对李逢亨《永定河志》的解释都是错误的。今人不察，继续人云亦云，以讹传讹，使陈琮纂修《永定河志》这一事实几乎被堙没200年。
二、陈琮《永定河志》的版本
陈琮纂修的《永定河志》，没有刻本，仅有抄写本流传于世。这也是陈琮《永定河志》被埋没的原因之一。翁连溪编校《中国古籍善本总目》、傅璇琮《中国古籍总目》都收录了该书的三种版本，但皆漏掉了陈琮《永定河志》四卷钞本。天津图书馆编、齐鲁书社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稿本）对陈琮纂修《永定河志》收藏记录有误。据该目录所载，“《永定河志》十九卷首一卷，清陈琮撰，清乾隆进呈抄本”收藏在北京图书馆；“《永定河志》十九卷首一卷，清陈琮撰，清乾隆抄本”收藏在南京图书馆；“《永定河志》十二卷，清陈琮撰，清抄本，清费定炯跋，收藏在辽宁图书馆。而笔者在北京大学图书馆阅览到了陈琮《永定河志》十九卷内府抄本，在国家图书馆善本阅览室阅览到了陈琮《永定河志》十二卷费定炯跋语本。显然，天津图书馆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书名索引》（稿本）记录存在很大谬差。根据该志存世版本状态，分别介绍现存世版本：
（一）乾隆进呈本
十九卷，卷首一卷。《永定河志》进呈抄本仅有一部，陈琮在乾隆五十四年进呈给乾隆帝御览删削后，成为我们现在看到的进呈抄本，目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内。该志是陈琮《永定河志》各版本中错误最少且最完备精善的一种。《故宫珍本丛刊》中收有影印本。
《永定河志》乾隆进呈本在乾隆五十四年进呈给乾隆帝御览删削后，藏贮在故宫的懋勤殿，“皇上亲临指示谕旨，亦皆详备。奉旨交懋勤殿藏贮。”。据《懋勤殿书目》记录：“《钦定永定河志》一部二套”。《钦定永定河志》进呈钞本当时收藏在了故宫懋勤殿南间格子后二格二层，一部二套。呈请乾隆皇帝御览、删削后，《钦定永定河志》遂成为定本，这一本子就成为了其它抄本的底本。进呈本《永定河志》作为宫廷藏书，极难索阅，故少有人见到该版本的庐山真面目。幸有故宫博物院编《故宫珍本丛刊》影印本，为研究者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资源帮助。通过影印本来看，进呈本没有作过任何批注的痕迹，也没有存留收藏钤印。
全书十九卷，附录一卷。卷一为图，卷二为两个职官表，卷三为永定河古河考，记载了东汉《说文》以至康熙帝改浑河为永定河名以前，有关永定河的文献记载，卷四为永定河今河考，记载了陈琮自己对永定河源流，包括干流和支流的研究，卷五至卷七为河工考，其中卷五记载石景山工程、成规、桥式，卷六记载南北两岸工程、疏浚中泓、成规、闸坝式、则例，卷七记载三角淀工程、疏浚下口、成规、浚船式、修守事宜，卷八为经费考，记载了永定河道道库钱粮出入及动用银两，卷九为建置考，记载了沿河碑亭、祠庙，以及各级廨署公馆，卷十至卷十八为奏议，起自康熙三十七年（1698）总河于成龙口奏，止于乾隆五十三年（1788）直隶总督刘峨奏章夹片，卷十九为附录，收录了永定河沿河古迹及历代碑记。这些篇目，记载了永定河源流、工程、经费、帝王喜忧、河臣奏议、古迹碑记等等，刘峨看到陈琮《永定河志》后，惊叹“浑河工程莫备于是矣！”
《永定河志》卷一·永定河简明图
（二）内府抄本
十九卷，卷首一卷。《永定河志》内府抄本目前仅存此一部，现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据《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古籍善本书目》记载：“《永定河志》十九卷，卷首一卷，清陈琮编，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抄本”。版式规格为：书高29.1cm，书宽18cm，版框高22.1cm，宽30cm，半页8行21字，红格，白口，四周双边，单鱼尾，红色鱼尾向下，沿鱼尾口最凹处对折成半页，有版心。从版式规格上来看，开本较大，版式铺陈。纸张所用为开化纸，洁白如玉，有韧性，具有清前期内府修书用纸的明显特点。用墨上乘，手持书卷，翰墨余香萦绕不绝。精美楷体，字大工整，看起来十分清楚，豁然开朗，可谓洋洋乎大观矣！
装潢考究，该志黄色封皮，20册线装，四函，每卷有页码。蓝色纸质函匣，白色别签。从以上这些特点可以初步断定，该志乃内务府抄本。
与进呈本不同，此版本有多处收藏钤印。首页右下方有五方钤印，由上而下依次是“北京大学藏书”朱字方印、“谢况翁秘箧印”朱字方印、“寒碧谿堂”白字方印、“养年私印”白字方印，第五方印是“周言主”抑或“调主”白字方印，钤印模糊，辨识不清。该志在每卷卷前与卷末都钤有印章，除每卷卷前与卷末钤有“北京大学藏书”钤印外，另有其它钤印，如《永定河志·例略》右下钤“北京大学藏书”朱字方印、“百炼庵”朱字方印、“谢刚国印”白字方印；又，卷首钤印“谢况翁秘箧印”朱字方印、“成都老客星”白字方印，卷末钤“北京大学藏书”、“话山廔”印。每卷如式，都有此四方印章，只是有时在卷前，有时在卷末。
《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记载：“《永定河志》十九卷卷首一卷，嘉庆年陈琮纂进，写本，二十册”。这里所录时间“嘉庆年”可能有误，因为该书是乾隆五十四年陈琮纂修进呈的。北京大学所藏陈琮十九卷本《永定河志》是五册一函，共四函二十册。与《故宫殿本书库现存目》记载“二十册”相吻合。因此，可以推断此十九卷本应为内府抄本。
北京大学藏内府抄本内附有修改批注，大部分用纸条贴附其旁。如：第十页，“皇上谕旨”旁注“高宗纯皇帝”；“宸章纪”第二页批注“视为示”；第十一页，对“康熙四十年十一月”批注为“俱不必写年月”；第十八页，对“乾”批注为“斡”；第四十一页，对“丁未”批注为“夫字”，“弘治”批注为“宏字”；第四十五页批注“御制匾联俱恭录入祠庙内”；“巡幸纪”第一页批注“巡幸一门可省，盖有巡幸自必有谕旨，有诗既恭录于前，不必又效起居注之例”。北京大学藏本还在“经费考”卷末空白处留有后人笔迹，补录了乾隆五十四年后至嘉庆十七年工程累销银两数，如：“乾隆五十四年，另案加培土方，银三千六百六十两零；嘉庆六年，修筑石工各工，共动用银九十七万一千三百二十两二钱一分……嘉庆十七年，另案加培银一万九千九百余两”。
此部书不知何时因何自故宫流出。清代宫廷藏书流散的原因主要有偷盗、火灾、管理不善、战乱、赏赐五种。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正是中国军阀混战动荡时期，这部《钦定永定河志》的内府抄本大概是因为战乱而流散出宫外，后辗转被北京大学收藏的。陈琮《永定河志》内府抄本，除个别错误外，与故宫藏进呈本无异。全书十九卷，卷首一卷，一册一卷，五册一函，共四函，封面无标题。该书自乾隆五十四年至今二百余年，页面仍完好无损。该版本现被收入《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出版，是目前最为通行的版本。
（三）费定炯跋语本
十二卷，清抄本。国家图书馆藏。首页钤有“北京图书馆藏”印，《例略》两页字体与后面正文字体不一。内容与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内府抄本无异。版式规格：书高36.3cm，书宽18.8cm；版框高22.3cm，宽30.3cm。半页8行21字，红格白口，单鱼尾，沿鱼口最凹处对折成半页，鱼尾朝下，四周双边。有格有页码，每页码下画一红色横线。第十二卷卷末有“北京图书馆藏”朱字方印。卷末附有费定炯跋语云：
兹编乃吾乡陈前辈讳琮署永定河道时所拟，呈高宗纯皇帝御削后，复命执事重缮，而是册乃为副本。向珍弆陈笥，肃清后，遂贻于余，审阅一过，洵足备掌故而资考证焉。缮写之精，行行朗玉，后生小子宜什袭藏诸。费定炯谨识。
末有“费定炯印”蓝字椭圆形钤印。陈琮与费定炯是同乡且相交不错，所以陈琮才会将珍藏已久的《永定河志》十二卷本赠给了费定炯。而从全书情形来看，费定炯所作的跋语附在最后一册的封皮右下角处。由此看来，跋语是后来加上去的，而非原有。费定炯跋语证明了陈琮纂修《永定河志》的事实，而且说明乾隆帝阅览陈琮《永定河志》，有所修改，十二卷本乃是《永定河志》的副本。
“费定炯跋语”本是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稿本，书内有各种修改文字，书行间多有批注。卷四《宸章纪》页眉处附有批语：“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奉上谕：直隶永定河堤工，朕于庚午乙亥年间曾经亲临阅视，明春巡幸天津亦当顺道经临。但该处堤岸工程近年以来是否稳固之处，着刘峨详细查明具奏。并将该处堤工情形开具略节，绘图呈览，所有庚午乙亥御制诗并着抄寄阅看，将此谕令知之，钦此。”该书多处有增、有改、有移换位置之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举例。根据批注和增改的内容与十九卷本相比较，再加上该书是陈琮生前赠与费定炯，而我们现在见到的十九卷本，是在进呈给乾隆帝御览删削后重新由清内府抄写完成的版本。可以推测，陈志费定炯跋语本要稍早于十九卷完整本。也就是说，十二卷本当是其中一修改本。
该志保存十分完好。从保存的状态上来看，该志十二卷全无破损之处，只有部分卷册微有潮湿痕迹。开本宏大，抄写精美，一丝不苟，无怪乎费定炯赞美言：“洵足备掌故而资考证焉。缮写之精，行行朗玉”。
（四）四卷本
四卷抄本，具体年代不详。分四卷，4册1函。现收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内。据《北京大学图书馆馆藏古籍善本书目》录有：“《永定河志》四卷，抄本，四册”。该志未写明作者，与十九卷完整本对比，内容与陈琮纂修《永定河志》完全一致，并且有陈琮本人所作之序，卷一末附有“臣陈琮谨识”字样。可以证明，这四卷抄本，确实为陈琮所撰。
其版式规格为：书高33cm，书宽22.5cm，半页8行21字，白口，无格无页码。黄色封皮，封皮钤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字方印。经年既久，封皮较薄，右下角处多有卷曲和破损，翻过封皮，透可见光，微有些漏洞。卷首又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小方印。该书一卷一册。第一册卷首前置有图目录：卷一简明图，源流全图，屡次迁移图，州县分界图。第四页是“《永定河志》目录：卷一图：简明图，源流全图，屡次迁移图，沿河州县分界图”，夹缝有书名和本卷类目字样。卷一末有“臣陈琮谨识”题识字样。每册如式，每册封皮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大方印，正文开始第一页有“燕京大学图书馆珍藏”朱文小方印。卷二为职官表，卷三为古河考，卷四为今河考。此四卷内容只有陈琮《永定河志》的前四卷，不包括卷首恭纪，只有永定河图、职官表和古今河考内容。此四卷内容也是陈琮《永定河志》考据思想的精华之处。而卷五至卷十九都为收录有关永定河的档案文献资料，未予抄写。此四卷内容完整，无残漏之处，且卷册完整。可以推测，陈琮四卷抄写本不是由于某种原因而短缺后面的内容，而是因为个人有意为之抄写而成。
四卷抄本用纸绳订册成书，纸张因受潮，微有发黄，夹缝亦多有开裂，但每页却无缺损。从抄写字体、用纸与装订上来看，四卷本开本更大，用纸和装帧粗糙简陋，不属宫廷藏书。以此推测，此四卷抄本可能是由可以接触到陈琮《永定河志》的个人抄写、装订而成。
四卷本与内府钞本比较，图中标注个别字有错误。四卷本永定河图手工绘制，字大清晰。虽说是河流工程图，崇山峻岭，河道关隘，都画得惟妙惟肖。前述《续修四库全书》影印内府钞本河流图与四卷本基本一致，不同的是，《续修四库全书》本将两张半页图合并为一张缩印，这样虽节省了纸张，但字小难辨，不如四卷本字大清晰，便于阅览。
三、陈琮《永定河志》的考据价值
（一）考证古今河道
陈琮使用考据方法的目的在于为治理永定河服务。由于漯、氵纍书写的不同，导致对永定河上源认识不清；又由于历代郡县沿革，名称有所差异，前人对永定河经行之地记载重在纪地而非志河。如果不作注，导致后人无法清楚永定河流经之地到底在何处。因此，该志在“古河考”中以郦道元《水经注》为经，以汉魏以来史志记传为纬，以备折衷。凡是汇入的小水，双行附注，凡是所经由古地名以今地名作注，如：
《水经》：氵纍水，又东，至渔阳雍奴县西，西入笥沟。（按，以下为双行小字注）《汉书·地理志》：“渔阳郡，有渔阳路、雍奴、泉州。”《一统志》：“后魏省泉州入雍奴，为渔阳郡治，唐天宝初改武清”。
“今河考”上源按照齐召南《水道提纲》和方观承任直隶总督时调研晋、直两省诸图志进行考据，如：
浑源河合诸水（按，以下为双行小字注）谨按：浑水有二：一曰浑河，上自浑源州义家寨北，流至应河境之罗家庄，下至大同之小昌城，距应州三十里，入桑干河；一曰浑源河，发源于浑源州恒山东峰之阴炭峙峪，下至州城东南方，距城十里，其水绕城北面，西流入应州界，与浑河合流，入桑干河。
陈琮将考据之学应用到对永定河古今河道的考证之中，节录汉魏以来史志，旁征博引。对于河流、地名存疑之处，不尊一家之说，而是相互并存，不仅反映了“在官言官”的经世理论，还体现了他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提升了《永定河志》的学术价值。
（二）前后互校
由于陈琮收录《永定河志》宸章、巡幸与碑刻史料前后贯通，互为一体，因此，有些内容可前后对校，查核其确误。
卷十九《附录》《永定河事宜碑》记载：“三十七年春，皇上亲临永定河，自北岸二工九号渡河，循南岸二工至头工，驻跸黄新庄，恭谒西陵，由天津回銮”。关于这一时间，陈琮《永定河志》与李逢亨《永定河志》均记载为“三十七年春”。乾隆帝每次巡察永定河所做训示章程都会刊刻成碑，立于永定河堤上，“伏查，圣驾阅视永定河，皆有御制诗章、治河要议，俱载诗内，及屡次所奉御旨，业已镌碑碣，树立堤顶，永昭法守”。查陈琮《永定河志·巡幸纪》记载：“三十八年春三月，阅视永定河。自北岸二工九号浮桥渡河，循南岸二工，至头工，礼玉皇庙，驻跸黄新庄。”又，《永定河水利事宜》记载：“乾隆三十八年春，皇上亲临永定河。自北岸二工九号渡河，循南岸二工，至头工，驻跸黄新庄。”再，《高宗实录》“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上”一条记载，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上阅视永定河”。上，即为乾隆帝。根据这些记载，可以断定，乾隆帝阅视永定河的时间应该是在乾隆三十八年春，而非乾隆三十七年春。那么，由此可以断定，陈琮《永定河志》与李逢亨《永定河志》所记载“三十七年春”这一时间均有误。
（三）证它书之误
《永定河水利事宜》记载：“永定河道一员，岁支俸银一百零五两，养廉银一千两，心红纸张银一百六十八两，役食银四百两零八钱”。而陈琮《永定河志》记载：“额设俸银一百五两”，“额设养廉银二千两”，“额设心红蔬菜银一百四十四两”。养廉银一个一千两，一个两千两，相差悬殊。据《（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直隶省道员“支俸一百五两”，养廉银“各二千两”。又《钦定户部则例》载河道各官养廉：“直隶省永定河道二千两”。乾隆十二年（1747），清廷在全国范围内对官员的养廉制度进行了统一调整，成为定制。因此，清乾隆时期永定河道员的养廉银当为二千两，《永定河水利事宜》中所记载“养廉银一千两”有误，而陈志记载“额设养廉银二千两”属实。
又，《永定河水利事宜》载：“雍正四年，于任村之南开挖新河，东南经涿州界，东经固安县西南，循卢沟河故道”。此处，记载“西南”地理方位有误。陈琮《永定河志》有“谨按”一条对此作了详悉的解释：
今牤牛河即广阳、盐沟二水之会流也。二水至县城东南合流为三叉口，南流至任村，西南入大清河。一遇水涨，奔腾冲突，故土人谓之牤牛河。良乡、固、霸之间屡被其害。雍正四年，怡亲王于任村南开浚新河，东南迳涿州东、固安县西北，循卢沟故道南，过霸州之南孟等村、栲栳圈，入中亭河，长二百余里。自是潦水有归，即今之金门闸下减水引河也。
《（咸丰）固安县志》记载也是在固安县西北，“雍正四年，怡贤亲王奏请于任村南开挑新河。东南经涿州界，东经固安县西北，循卢沟河故道”。民国时期《固安县志》也如陈志所记载经“固安县西北”，所以，《永定河水利事宜》中所记录“西南”方位有误。
综上，陈琮纂修的《永定河志》是清代第一部永定河水利专志，为后来嘉庆、光绪年间两部永定河志书的编纂提供了体例典范。但是因为李逢亨有意回避，导致后人对陈琮《永定河志》产生了很多错误的认识。陈琮《永定河志》仅有乾隆进呈本、内府抄本、费定炯跋语十二卷抄本和四卷抄写本，流传范围小。其中，进呈本与内府抄本是十九卷完整本，属宫廷藏书，精写细缮，具有御览之书所独有的特色。费定炯跋语十二卷本，是该志在编纂过程中产生的修改本，从该书的用纸、抄写字体和装帧的精致程度上来看，也有可能是内府抄本。四卷抄本更罕为人知，今人少有提及和利用该志的四卷抄本。因该志仅有抄本流传，加上内容本身的多重价值，皆足以使其成为绝妙的善本精品。
因排版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
图片全部来自于互联网
排版：金嵌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