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的事】家父事略
家父事略
我的父亲刘仿清，生于民国三十三年农历九月二十八日，卒于2004年正月十七日。
我家祖上积贫，到祖父成家时几乎无产业可分。祖父同族兄弟八个，身为老幺只分得一段油榨（一架老式榨油机），靠着祖母带来的嫁妆变现，开了一爿小油榨铺，勉强糊口。祖父身无长艺，偏好一口烟，把自己身体抽坏了不说，原本赤贫的家里更是雪上加霜。父亲出生于跑反年代，学说话学走路都是从沿途乞讨开始的——我小时候听父亲的长辈说起他，总不免会说他五岁之前讨饭的样子：仿清细时乎儿嘴巴乖巧，到街上讨饭总是比我们这些大人还多！
父亲刚上学不久，我的祖父因为肺痨病加黄胖病中年早殁了，靠着我的四个舅爹（父亲的舅舅们）接济才读到初中毕业。父亲成绩优秀，可是没钱继续读县高中，大舅爹二舅爹做主，让他报了免学费的县师范；三舅爹出不了主意，就来家里帮忙干活儿，好让父亲安心向学；细舅爹比父亲大不了几岁，他就把自己床上的垫棉絮捐出来，做了父亲读师范的铺盖——我祖母后来告诉我说，我们兄弟姐妹四个睏摇窠的那床棉被就是当年细舅爹捐的。
父亲上师范正逢四年三灾，临近毕业了，县师范却撑不下去，父亲那一届师范生各自回乡当农民。回乡不久，因为年纪轻学历高，被推荐到生产大队负责共青团工作。当时，我母亲刚放书回家参加生产劳动，受生产队长之托，时常要代表青年到大队去开会。因为这层工作关系，加上我祖母和外祖母的撮合，父亲在20岁那年娶了我母亲。
父亲在大队做团干的第二年就入了党，介绍人是大队主管会计王厚云，我一直称呼他为“厚云三伯”，厚云三伯的口碑在扒锄港一带至今经常被人念叨。两年之后，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来了。运动开始时，父亲也曾热血澎湃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大串联之中，但是很快在造反闹GM的辩论中，他被冠以“保皇派”的帽子，没了当红卫兵资格。所谓“保皇派”，无非是父亲为厚云三伯这样干实事的大队干部说了几句公道话而已。
造反派管事，保皇派靠边，父亲的团干不用做了，回到生产小队继续做平民社员。这期间父亲唱过样板戏，还做过小队会计，甚至干了一段生产队长。听人说，父亲做生产队长最引人注目的一件事，就是把解放以后一直没有放干过的陈家大塘彻底抽干了，捞了不少陈年老鱼王，起了不少塘泥做了周边几个冲的稻田的底肥，将原来的老塘岸重新筑坝，用青砖分级装砌了放水镂。而我母亲说，就是在抽干陈家大塘挑塘泥的时候，不会换肩挑的父亲压坏了背脊骨，硬生生把右后肩背顶出了个偏驼子来——这件事给父亲换来了两个绰号：“书呆子”和“刘驼子”。
70年代初，父亲又回到了大队。这回不是去做团干，而是接手快要解散的大队民办小学的。大概是命中注定，从师范下放的父亲最终还是干起了他的教书本行专业。从进入大队民办小学到2004年初去世，父亲再也没有离开过学校。
父亲的从教经历大概是这样的：1971-1983，红星大队民办小学，担任多年校长职务 ；1983-1984，柴河小学校长，见证了一所学校从中学到小学的改组；1984-1986，梅山中学校长；1986-1989，南凉中学总务主任；1989-1993，三店乡教育组主管会计；1993-2003，朱店中学总务主任。
父亲这一生最得心应手的工作，肯定是做小学校长。在大队民办的红星小学校长任上这十多年，他得到了太多的肯定：受教于他的学生、共过事的同事、扒锄港村的村民（或者说红星大队的社员）们，可谓是交口称赞。父亲接手学校是在运动的年代，在应对运动和教育孩子两手抓的问题上，他用上了“弹钢琴”的技巧：学校的“红小兵宣传队”的节目不仅唱红了田间地头，还送节目到乡里、社里，甚至上了县里；学校安装了篮球架，筑起了乒乓台，没有钱添置别的设施，就靠着大树装上了爬杆；晨读课、写字课、文化课一应俱全；捡稻穗、采茶叶的劳动课也应季安排——上面来检查“文化GM”的教育成果，拿得出手，社员把孩子送到学校，也学到了知识，都感到放心。父亲离开红星小学很多年，人们依然怀念着“刘驼子当校长的那些年”。
父亲离开民办的红星小学，是有个过程的。恢复高考制度以后，县师范也跟着恢复了招生。随着新的师范毕业生到岗，民办师资调整成为必然：一部分经过考试转为公办教师，一部分辞退。父亲作为民办教师，为了转公办考过两次，第一次考感觉很好，居然差了几分；第二考感觉有点悬，却以优秀成绩通过！1983年办理人事档案时，到当年读书的县师范请原来的老师签字，意外得知1962年前后下放的师范生可以补发毕业证了！
拿到迟发了20多年的毕业证，我不知道1983年入公职时的父亲是以师范毕业生的身份还是民师转正的资格跨进门的，但我知道，当他在柴河小学和梅山中学的校长任上时，父亲心里肯定五味杂陈。尤其是1986年开始教师职称评定以后，他大概觉得自己的初级职称跟管理岗位不相称，不再担任校级干部，而且一再要求主管教学的领导给自己安排一线的教学岗位。在学历和职称这两件事情上，他心里的芥蒂是挥之不去的。我不记得父亲是哪一年评上中级职称的。拿到中学一级教师职称证书以后，父亲多少有些遗憾，他好像不止一次说过这样的话：我如果以小学教师的身份去评这个职称的话，就应该是小教高级，而不是中教一级了！——我在父亲去世一年后，一鼓作气完成了高级职称的评定，潜意识里大概也是想给父亲的在天之灵一个安慰吧。
父亲的工作经历并不复杂。柴河小学、梅山中学都是匆匆过客，是他从一个民办小学教师到公办中学教师角色的转换过程。南凉中学可能是他最想施展拳脚的地方，这里有他崇敬的老领导王桂祥书记，有他从民办小学到公办中学的多年战友杜新贵校长，有他最得意的门生之一刘自如校长，他很愿意跟这样的老中青的领导班子共事，给他们做帮衬。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对总务主任这个后勤管家的角色他做得一丝不苟。领导们同事们也给了父亲极大的支持与肯定，他在南凉中学所做的成绩也让上面的领导看到了，本想在南凉中学大展宏图的父亲竟被上调到了三店乡教育组，从一所学校的总务主任升级为全乡各中小学校的财务总管，父亲的担子一下子加重了。
父亲不喜欢坐在机关（其实乡教育组也算不上什么机关单位），还是极力想要回到基层学校。几经努力，县教育局终于同意放人。原来的单位南凉中学已经和另外两所学校合并到张楚中学了，父亲是不便再回去了，就调到隔壁乡的朱店中学了。
在朱店中学，父亲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十年——这十年是他最舒心的十年。虽然还带着“主任”的头衔，其实父亲在朱店中学总务主任的位置大概也就三五年时间，后面慢慢淡出管理岗位，专心侍弄校园绿化。到2000年以后，许多校园里的学生以及偶尔来校的学生家长都不知道校园里这个头戴草帽修枝剪叶老头儿是老师，是曾经的“刘主任”。然而这些都不要紧，让父亲感到舒心的事多了去：经他手侍弄的校园，绿化成规模了，四季有花香了；我姐夫的办公室，我妹夫的家分别在学校围墙南北两边，在这里上班，父亲离儿女们更近了；朱店中学是县内最注重教学质量的学校，父亲常对周围亲戚说：孩子读书就要来朱店中学这样的学校！如果要转学过来，我去跟校长联系！
2004年元宵节刚过两天，离正式退休还有八个月零十一天，罹患鼻咽癌和重度乙肝的父亲终于没有等到光荣退休的那一天，离开了这个有做不完的事等着他去做的世界。我记得，追悼会上是时任朱店中学校长的余又初老师致悼词的。
父亲和他的长孙、长外孙女
父亲和他的长孙、长外孙女
父亲和他的长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