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规范性？

　　从词源上来讲，“normativity”（规范性）是“normative”的名词形式。“normative”这个词可能源自法语“normatif”或拉丁语“norma”。“norma”是来自木器工艺的术语，原意类似于我们说的矩尺，后引申为规则、规矩、规范。从语义上来看，“normative”至少有三层基本含义：第一，属于或关于规范，特别是作为正确的行为、言语、拼写等假定的标准；第二，倾向于或者试图建立这样一个规范，尤其是以规则的制定来建立规范，比如规范的语法；第三，对一个规范的假定或支撑建立规范性反思，比如规范的态度。

　　在哲学上，规范性概念通常是以规范命题、规范判断或者规范事实、属性与关系的形式体现出来。一般情况下，我们接触最多的是规范性陈述。规范性陈述关乎事情/事物应该如何或应该如何去评价它们。例如，哪些事情/事物是好的或坏的；哪些行动是对的或错的。规范的要求通常与实证的（即描述性、解释性或假定）相反，实证的一般主张事实陈述，试图描述事实。规范性问题的复杂性就在于：它们不仅关乎我们的语言，也关乎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不仅关乎我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也关乎我们对发生于世界中的事实的信念及其证成和推理；不仅涉及外在于我们的规则、制度、道德、法律和风俗，也涉及内在于我们的态度、情感和动机，等等。因而，要给出一个关于规范性的可靠定义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阿兰·米勒（Alan Miller）认为：“规范性首先是诸如判断、信念、陈述、要求之类的可以是对或错的事情。规范陈述的核心情形是这样的，一定意义上，存在某个或某些行动者做某事的理由。在这一语境中，'做某事’是在广义上使用的，因而它不仅可以涵括某些方式的行动，也能涵括相信某事、欲望某事、以某种方式感受，等等。同样，它也可以涵括限制以某种方式行事。”朱迪斯·托马森（J. J. Thomson）认为：“规范性是对善、美德、正确、应该、必须等基本的规范术语的意义的谨慎、严格的解释。”而根据法国哲学家克劳德·德布鲁（Claude Debru）的说法，规范性概念有相当不同的背景，它包含人类的共同见识，即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关系；甚至在降低条件来为自己确立新的规范时，它也意指人的能力。

　　从不同哲学家关于规范性的不同解释中可以发现，规范性主要涉及作为规范事实、规范属性和规范关系的东西。由于它涉及的领域纷杂、问题众多，我们很难对它进行分类性描述，因此也很难给出一个一般性的定义。我们只能尝试对它的特征进行说明。在这方面，德里克·帕菲特（Derek Parfit）做了很好的工作。帕菲特认为，规范性并不是一个清晰的概念，在我们使用规范性概念的时候，很可能涉及不同的东西。帕菲特总结了规范性概念可能指涉的几种不同意义，他认为，从狭义上理解，规范性概念一般表达这样五种观念。第一，规范性是涉及规则的概念。规范性涉及规则或要求，它可以用来区分什么是允许或不允许的；什么是正确或不正确的。第二，规范性是涉及理由的概念。帕菲特将那些“在表明理由的意义上”的主张称为规范的，这些主张断言或表明我们有或者可能有某些理由。第三，涉及实际的或可能的动机的规范性。如果我们相信某一个理论能够给予我们行动以支持，那么我们也应该按照该理论行动。第四，规范性概念涉及我们对自身与他人行为的某些态度，比如赞成或不赞成，肯定或者否定。第五，涉及命令的规范性。这种规范性在日常生活中也很常见。

　　我们可以发现，这些区分之间并不是那么严格，比如动机和理由的区分就不是很明显。所以，帕菲特自己也认为，有些概念也许可以合并。例如，如果自然主义者能够成功地辩护某些理由的动机解释，他们就有权利主张给涉及理由和动机的规范性一个单一完整的解释；非认知主义或许也可以给动机和态度的规范性一个统一的解释。由于这些区分之间的界限可能存在交叉，所以我们可能将规范性概念用于不同的事物，比如有些人对道德进行“态度的”或“祈使的”解释，有些人给理由以动机解释，有些人给规范事实以涉及规则的解释。正因为规范性概念在语义和使用上的丰富性，增加了我们理解这个概念的难度。所以，帕菲特主张，我们最好把规范性理解为涉及理由的概念。他认为，只有我们在乎的事/物才重要，而在不同理论之间的混战中，唯有“理由”是战场上的主导者。在这一点上，帕菲特的主张与塞拉斯、麦克道尔、普特南以及布兰顿等人的看法不谋而合，他们都将人看作是理由空间的存在者，将规范性的考察纳入到“理由的逻辑空间”之中。

　　约翰·布鲁姆（John Broome）对规范性的区分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他认为规范性的研究主要涉及两个不同的方面，一个是语言学的规范性研究，一个是哲学的规范性研究。不过他认为，这二者都具有哲学的含义，它们回答的是同样的问题，即“什么是应该（ought）的”。语言学对“应该”作出的是语义学的说明，它们可以看作是对“应该”的标准解释或经典解释。这种解释以模态逻辑为基础，也通过模态逻辑获得坚固的哲学支撑。哲学家对于“应该”的意义同样十分着迷，不过他们和语言学家的兴趣有所不同。哲学家不关心“应该”在自然语言中的特质，在他们那里，“应该”首先指规范属性，而不像语言学家一样，仅仅把它当作一个模态谓词。

　　布鲁姆认为，语言学家的工作对于理解规范性固然重要，但哲学家没有必要改变我们的思考去回应语言学家的工作。在他看来，对规范性的研究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规范性的形而上学，是关于规范属性、规范事实以及规范关系的讨论，而不是语义分析。布鲁姆认为，“什么是应该的”或者“我们应该做什么”无法通过对“应该”的语义分析来说明；相反，我们要研究的“应该”不是语言，而是规范性。

　　不管是帕菲特还是布鲁姆，他们关于规范性的观点虽然并非毫无争议，但至少澄清了规范性的某些重要特征。然而，需要指出的是，不管是通过“理由空间”来谈论或解释规范性，还是通过规范属性来研究规范性，规范性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遇到一些形而上学的问题。换句话说，如果规范事实和属性，以及与规范语词相关的规范性现象确实存在，那么，它们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还是可以还原为自然事实与属性呢？对于这个问题的阐明，就构成自然主义与非自然主义或实在论与反实在论之间争论的焦点，但到目前为止，这个问题依然悬而未决。

　　（作者单位：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