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公室的界限在哪？无关血缘与权位，而在于执政卿大夫人心
历史进入春秋后，就步入了古人常说的“诸侯相伐，礼崩乐坏”的东周乱世。这种天下大乱格局的根源所在，就在于中央集权因分封制而不断削弱，造成王权、君权不断下移；在这王权、君权不断下移的过程中，周王室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矛盾冲突不断增加，最终造就了天下大乱的混乱局面。
然而，在这种权力不断下移的过程中，也存有一个疑惑：公室的界限究竟止于何处？
所谓公室，就是指诸侯们的近亲家族，通常包括国君三代以内的直系亲属。以此而言，国君的儿子与孙子，都属于公室。所以，史书中常见的“公子”、“公孙”，都是属于公室，与公室同氏。但在“公孙”之后，按宗法制需要另建别氏，脱离公室而成为公族了。
由此可知，相比较于“公子”“公孙”，公族与国君血缘关系更远，当然就更疏远于公室。
虽然公族人士并不属于公室，但公族人士常常会被国君提拔重用，成为执掌国政的高官。宋国戴氏、桓氏，郑国的七穆，鲁国的三桓，楚国的若敖氏、屈氏、蒍氏，卫国的石氏、宁氏等等，都是列国历史上著名的公族。这些公族中人，在不同历史时期都曾主宰了国政。上述这些公族人士，都已单独建氏，照理不应再属于公室。可公族人士既然被任命来主宰国政，那么他们就是公室管理国家的重要成员；从这一角度来说，那么他们又应该隶属于公室。如此说来，在主宰国政时，公族人士究竟是公族还是公室呢？
所以说，很多时候公室与公族的界限似乎已模糊了起来。
对于那些变革过宗法制的诸侯国，公室的界限在哪就更令人疑惑。在晋献公清理了桓、庄之族后，晋国公族就没了生存空间，异族异姓的卿族迅速崛起。血缘上来说，晋国卿族肯定不属于公室。可晋君任免卿士，就是要让卿士来为公室服务，因此卿士也应该是公室的一部分。可两三百年后，卿族极速膨胀，韩、赵、魏三家竟然反过来灭了公室，私分了晋国——那他们能算是公室成员吗？
公室界限模糊不清的现象，在东周列国都有体现。
公元前591年，公孙归父与鲁宣公两人商议，准备借晋国之力来驱逐“三桓”家族。公孙归父，字子家，是鲁庄公之孙，出身于东门氏。十八年前，他的父亲公子遂杀死了两位鲁文公嫡子，改立庶子鲁宣公为国君。从那时起，东门氏就得到国君重用，父子两人都当上了鲁国上卿。
不过，自从庆父之乱以来，“三桓”家族势力大大增强，长期主导了鲁国政事，渐渐有压过公室的势头。为壮大公室，公孙归父才会与鲁宣公商议，要驱逐“三桓”。公子庆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都是鲁桓公儿子，公孙归父是鲁桓公曾孙，鲁宣公是鲁桓公玄孙；这意味着，“三桓”家族与现任国君是四代直系亲属，不能再算是公室成员了。
这样的形势，就显得有些微妙了：公孙归父，因为是鲁庄公之孙，还归属于公室；可“三桓”家族中人，至少是鲁桓公曾孙以上，却已脱离公室。因此，代表公室利益的公孙归父就开始公然排斥“三桓”家族了。
“三桓”家族听说了此事，自然不高兴。不过，孟孙氏与叔孙氏因为庆父之乱中的立场问题，还不敢公开抱怨。可在庆父之乱中扶持鲁僖公、稳定了鲁国社稷的季氏后人，却极为不忿。恰好在这年冬，鲁宣公不幸过世，季友之孙季文子就公然在朝中诋毁东门氏：“当初杀嫡立庶，让鲁国失去外援的，不正是公子遂吗？”
鲁文公嫡子是齐女所生，但公子遂在杀嫡立庶时，是请求了齐惠公的许可。季文子当时也在国内，并没有对此进行反对。不过齐惠公死后，齐、鲁关系又恶化了，严重威胁到鲁国安全。所以，季文子才借机来诋毁东门氏。
季文子如此种言不由衷，让臧宣叔也看不下去了，驳斥道：“改立国君时你不能反对，现在他的后人又有何罪？你既然想赶走东门氏，那就让我来驱逐他们吧！”为避免“三桓”迫害东门氏，臧宣叔就先将东门氏给赶出了鲁国！
鲁国东门氏与“三桓”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实就是公室与公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不过，东门氏虽然属于公室，但公子遂杀嫡立庶一事又真是为了公室吗？即便“三桓”在鲁宣公时就出了三代近亲范畴，难道“三桓”就不能代表公室了吗？
从后世“三桓”家族轮番控制鲁国国政这一史实来看，答案又似乎不完全是肯定的。实际上，鲁僖公以后的历代国君对国政已逐步失去话语权了。鲁国国君虽然是公室的核心，却常常不参与政事的决断；而常常决断政事的“三桓”，身份理论上又不属于公室。那么鲁国公室应不应该包括“三桓”？其界限究竟应该在哪？
如果说鲁国公室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那么晋国公室的界限就更加难以厘清了。
公元前621年，在董地（今山西万荣西南）之蒐上，晋襄公改命赵衰之子赵盾为中军主将，执掌国政。可在这年8月，晋襄公就不幸去世了，尚在襁褓之中的太子夷皋成为国君，是为晋灵公。刚开始，赵盾还想改立长君以利国事，却在重重变故之下，未能成功。此后，晋国正式进入了赵盾专政时期。
赵盾父亲赵衰虽然是晋文公亲信，可赵氏并非晋国公族。从这一角度来说，赵盾父子都不属于晋国公室。可在赵盾专政的二十年内，晋灵公都因太过年幼而无法处理政务。这时赵盾如果不算公室成员，谁还能代表公室行政？
不过，赵盾专政时期，虽然大体上维护了晋国政局的稳定，可他任人唯亲、结党营私之举也不少。正因赵盾处事不公，致使晋国政坛人心浮动，出现了多次大内乱。某种程度上，日后邲（今河南郑州西北）之战时晋军内部的四分五裂，就源自于赵盾专政时期的混乱。从这个角度来说，赵盾专政损害了公室利益，又怎么能代表公室？
一方面除了赵盾外，公室没有其他人执掌国政；另一方面，赵盾行政却没能完全代表公室的利益。对晋国公室而言，它的界限又在哪里呢？
不单单是晋国要面对这样的尴尬，另一东周“超级大国”楚国也要面对同样的难题。
公元前519年，楚国令尹阳匄病逝，楚平王提拔囊瓦为令尹。四年之后，楚平王也不幸过世，留下了年仅六、七岁的太子壬。
作为令尹，囊瓦自认幼君不利于治国，便想改立楚平王的庶长子子西为王。可不想子西听说了此事后，竟勃然大怒：“先王已经定下了太子，不可再乱。扰乱承嗣是不详之事，现在还让我来承担这样的恶名！就算是把天下送给我，我都不会答应，何况仅仅是楚国呢？一定要杀了令尹！”
囊瓦没想到自己一片赤诚之心，也会招来这么大的怨恨！眼见公室中人都如此愤怒，囊瓦也就不敢再生改立楚王之心，便立太子壬为王。太子壬，就是后来楚昭王。虽然囊瓦与公室成员间产生了冲突，但他本心还是为了楚国，这与赵盾执政初想另立长君一样，用意并不坏。
可囊瓦另立长君计划失败后，楚国政局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因为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楚昭王太过年幼，令尹囊瓦自然就成了楚国政事的事实决策人。没了楚王的约束，独揽大权的囊瓦迅速腐化堕落，踏上了乱政生涯：在小人谗言蛊惑下，囊瓦先杀死了左尹郤宛；又因贪图宝物，囊瓦将蔡昭侯与唐成公扣押在楚国长达三年，致使这两个盟友投靠了楚国敌人；在吴人伐楚之际，因为妒忌沈尹戌盛名，囊瓦临时改变了作战计划，导致了柏举大败……。
很明显，虽然囊瓦掌控了楚国国政，却无法代表公室的利益——那么他应该算是公室中的一员吗？如果以血缘关系而言，囊瓦是楚王的第四代，应该脱离了公室；可他却是楚国公室权位最高的代理人，他不属于公室谁还能属于公室？
无论是鲁国、晋国等等诸夏之国，还是楚国、吴国等等所谓蛮夷之国，都存在公室。但从历史发展来看，公室界限却常常是模糊不清的。所谓的“公子”“公孙”“王子”“王孙”是否属于公室？列国执政的卿士、令尹、太师、太傅、太宰等等又是不是属于公室？
血缘上来说，“公子”“公孙”“王子”“王孙”是属于公室，可列国却经常出现“公子”“公孙”“王子”“王孙”乱政、篡位的现象。列国卿士、令尹、太师、太傅、太宰等等，应该不属于公室，却也有不少卿大夫为公室呕心沥血、尽忠而亡的案例；当然，春秋历史上也很多卿大夫窃取公权力，一心谋私的案例。
因此，以血缘与权位来判断公室的范畴，似乎都不准确。那么公室的界限究竟在哪呢？
以赵盾和囊瓦例子来看，虽然他们得以主持国政，但其所作所为却无法完全代表公室利益。从国君角度而言，授权某位卿大夫执掌国政，就希望他能全心全意地尽忠于公室，不再存有私心。可要每个人完全去除私心，现实中很难做到。所以，在执政过程中，就难免会出现以权谋私现象。只不过，私欲程度的不同，其结果也不同：私欲大一些，就成了囊瓦；私欲小一些，就成了赵盾；私欲更小一些，也许就成了楚国前令尹子文或是齐国宰相管仲。
从这个角度来说，公室的界限更应在于人心：执掌国政的卿大夫公心多一分，公室的范围就更加广阔；执掌国政的卿大夫私欲重一些，公室的范围就更狭窄。而决定执政卿大夫私心重与轻的关键，并不在于国君；以赵盾与囊瓦的实例而言，这更在于制度上的制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