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鹏程论近代国民教育改革

传统中国并不重视国家教育,万世师表孔子就是私人讲学。此后,除少数为科举而设之州学县学外,基本上仍是私学系统。

晚清的教育改革,就是要革传统的命,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教育体系。

、建立国家教育新体系 

所以第一步,是批传统、夸西方。说西方之强,关键在国家普及教育,中国也该效法。

同治五年(1886年)第一位出访欧洲的官员斌椿在《乘槎笔记》中即说外国广设学校。其后李善兰(1873年)《花之安〈泰西学校论略〉序》介绍德国“无地无学、无事非学、无人不学”,即广为郭嵩焘、黄遵宪、王之椿、薛福成、郑观应、张之洞、李端棻等人所征引,在各种著述中推广。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謇《变法平议》论礼部八事,第一条也就是“普兴学校”。次年,负责筹办京师大学堂而赴日本考察的吴汝纶,在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信中也谈到 :“ 小学不惟养成大中学基本,乃是普通人而尽教之,不入学者有罚。各国所以能强者,全赖有此。今日本车马夫役旅舍佣婢,人人能读书阅报,是其证也。”(《桐城吴先生尺牍》第四)。

西方列强之所以强,便这样被理解为是国家教育普及之故。

这真是可怕的误解。⏤⏤西方教育,从来就是各个教会发展起来的,是不折不扣的私学。十四世纪以后英国所谓公学(Public school),名义上是“公共学校”,实则仍是私学。是为贵族和有钱人子女开设的私立寄宿中学,跟晚清士大夫脑子里想象的国家公共教育根本是南辕北辙两回事。

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在华办的学校沿用了这个名称,中国人也马上响应,办了南洋公学(盛宣怀1896年、光绪22年创建)、中国公学(1906年端方拨银创建),虽是私办,却意在公共教育。

广设学校、普及教育,这时已成为晚清士大夫之共识。他们开始办公学,目的是促成国家教育全面公众化。

所以,在吴汝纶写信给管学大臣张百熙的前两个月,张百熙已经拟定了颁发给各省的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章程,教育体制改革业已全面进行。次年,张之洞、张百熙、袁世凯等又奏请递减乃至全面废除科举制度,两年后 (1905年)“停罢科举,专重学堂”遂成事实,整个教育结构,彻底翻新。

科举制度,是绵亘中国上千年,与整个知识阶层、官僚体系、社会组织相互盘结,极为复杂庞大的制度丛体,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被摧枯拉朽般地废止了,可见彼时改革声势之大、力道之猛。从倡议到实现,不过一二十年。

但改革的重点并不在于废科举。科举被废,是因为若不废科举,则民间尚存观望之心,推广学堂便不积极。所以主轴仍在于广设学堂、普及教育。而其所以要广设学堂、普及教育,目的又在于强国。因此,教育转为国家化,教育的目标亦重在培养国家所需要的国民。

当时教育改革的主要学习对象,乃是德国与日本。罗振玉即主张教育应仿效 日本,“全国一切学校,悉本之学校令,即《法规大全》所载小学校令、中学校 令、高等学校令、师范学校令、大学校令是也。 凡设备、教科管理、教育等事,悉括其中,以便全国遵守。此中国亟当法效者”(《日本教育大旨》)。

这个主张,后来具体实现。由国家制定学校法,规定学校之组织、设备、人员编制、科系设置、教学年限、课程内容等⏤⏤直到今天,仍由国家推动并负责一切教育事务。

、国家教育,首重培养爱国心

教育国家化,教育之目标自然就是培养出它所需要的国民。因此,国民教育最为重要。

所谓国民教育,是说人民均须受教育,以培养其成为国家之国民。所以国民教育也是义务教育。罗振玉曾批评日本在明治时期,“当日尚昧于义务教育之理 , 不知普通教育更切要于高等教育也 ”。

梁启超同样认为不能只重视大学堂,而应倒过来,“ 中国不欲兴学则已,苟欲兴学,则必自以政府干涉之力,强行小学制度始”(《饮冰室文集·教育政策私议》)。

光绪廿七年(1901年)夏偕言《学校刍言》中,其实也谈到这些。夏氏直言,“今日欲立学校,宜取法于日本”,并说日本教育“常则重国宪、遵国法,变则以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足为我邦楷模。后来我国义务教育一直极 为强调“公民与道德”,重视民族精神教育、爱国教育,即滥觞于此。

、国家教育,只重实用技能

义务教育的另一重点,则为罗振玉所说“人生必须之知识技能”。希望国民能识字、作文,懂些历史地理,会算术。

然而当时认为“人生必须之知识技能”是什么呢?办学堂是为着国家富强等功利性考虑,学生亦以通时事世务为目标,所以传统的经学文章,已经不需要了。需要的是外国语言和知识技能。

因此,新学堂一开始就有废读经书及不修习中国文辞之现象了。吴汝纶曾有《答贺松坡书》,慨乎言之: “依西人公学,数年之后, ⋯⋯西学未兴,吾学先亡,奈之何哉!奈之何哉! ”

识字作文,遂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学堂主要是学外文和数理化。

光绪廿八年(1902 年)《钦定小学堂章程》明定高小课程“或加外国文而除去古文词”。《钦定中学堂章程》也规定:“外国语为中学堂必须而最重之功课。”故四年中各年级读经三小时、词章三小时,外国文却达九小时,另加博物、物理、化学、算学等。总之是外语和实用技术性知识。

到了高等学堂,更是如此。政科、经学、诸子、辞章,三科合起来只有五小时,英文也五小时,但须加修德、法或俄文七小时,另有算学、物理、法学、名学、理财学等。

次年,《奏定高等学堂章程》又把第一类科之英文加到第一年九小时,德文或法文也九小时,中国文学与经学大义合起来则才七小时,第二年再降为六小时。在第二类科中,一年级中学亦仅五小时,英文却为八小时,德或法文再加八小时。毋怪乎宣统二年(1910年)直隶提学司详直督在变通文实分科时要说 :“ 国文一科,虽非主课,然查现今中学生程度,文义太浅,旧章每星期三、四、五钟,似未便再为减少。”

文化课,时数既少,还要特别浅易,尤其不能让学生对传统文化深入了。

1906年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就要求教材及教学内容俱从浅易。例如修身课讲四书:“只讲其浅近文义”。读经,“ 亦宜少读浅解”“尤不可好新务奇,创为异说,致启驳杂支离之弊。中国文辞课“ 其要义在使通四民常用之文理,解四民常用之 词句,以备应世达意之用”,所以只让学生“学作日用浅近文字”。而且反对背诵。

即令如此,舆论仍认为还可以再浅些,次年《时报》便主张“小学者,授人以浅近之普通知识与浅近之普通文字者也”,故宜“ 毅然删去讲经读经一科,将经 籍要义并诸修身科目,复撰读本,以授普通知识与普通文字”(五月廿二日)。

换言之,清末所建立的新教育体系,是让教育归入国家意志、政策方向中去,由国家来统筹办理。其教学内容,因是把人民陪养成国民或国家富强之工具,所以不求高深,仅求实用并可参与世界。传统文化,如经学、义理、词章,则都可以简化甚至不讲。⏤⏤这个体系及其实质,一直沿用至今。

、教育小学生的五四文学观

不但谈现代教育问题的朋友都该从清末这场国民教育改革谈起;就是后来波澜壮阔的五四运动、文学革命,我们也该知道它也体现着国民教育的气味。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出八事: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 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烂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语。”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强调要建设“ 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 ”,就都是明显的例子。

胡适的主张,其实就是国民教育对于学生写作文的要求。只求以四民常用之词句,备应世达意之用,自然不可无病呻吟、堆垛典实、套用熟调、摹仿古人。而且也一定要言之有物,不避俗字俗语。

特别是“须讲求文法”这一条,历来论者都不 知胡先生为何特举此为说,但若溯考小学堂之作文教学,即知胡先生正有所取义于斯。

《奏定初等学堂章程》已规定中国文学课程“ 当使之以俗语叙事 ”,实际教 学时,亦是以口语教学生连缀成文。因此对于如何符合文法地构成文句,甚为重 视,故“中国文字科下注云:讲动静虚实等字法,并句法章法缀法书法”。

当时舆论,亦对此格外强调,《时报》即主张“文法则由各品词,以至单文;由单文以至复文”。另因英文课甚重,据赵宪初回忆,南洋公学附小须读《纳氏英文法》四本,读到第三卷(《我所知道的南洋模范中学》)。可见文法教育在整个小学堂教学中是极为吃重的。依学制规划者的观念,大学仍宜讲求文法。故《奏定大学堂章程》明定中国文学研究法为中国文学门之主课,其内容之中,便应讲“东文文法 ”“泰西各国文法”。胡适特别把这点提出来,正可以表现学堂教育的特性。

胡先生八不主义中又有“不讲对仗“之说,此亦小学堂教育之特色使然。

《奏定初等学堂章程》曾云: 初等小学堂读古诗歌,须择古歌谣及古人五言绝句之理正词婉,能感发人者。唯只可读三四五言,句法万不可长。每首字数尤不可多。⋯⋯但万不可读律诗。高等小学堂中学堂读古诗歌五七言均可。⋯⋯其有益于学生,与小学同,但万不可读律诗。学堂内万不宜作诗。

《奏定高等小学堂章程》《奏定中学堂章程》也都抄这段话。我们不知为什么订定学制者如此重视这一点,反复强调,而且用了“ 万不可 ”这样的字眼。但 学堂教育必因此形成了新的传统、新的特色,不作律诗、不讲对仗。

如此八不,目的是要建设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国语”,自然也是学堂教育的重点。光绪廿八年(1902 年)吴汝纶就向张百熙推介了“言文一致”的日 本教育,主张推行简笔字、实施国语教育: 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 不可不仿办矣。

此文所提“言文一致”之原则,后来成了五四文学运动中的主要观念。省笔字也被发展出来。形成后来汉字拼音化、文字简化的运动,影响至于今日。

光绪廿九年(1903 年)张百熙、张之洞未采用他发展的简笔字的建议,但采纳 了他发展国语之主张,于《学务纲要》中明定 :“ 各学堂皆学官音 。”

后来的国语运动,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展开的。胡适的主张,则是依言文一致之原则,要为此统一之语言发展出文字与文学的。他所采取的文学语言,亦以北方官话及依此而形成的元明清白话文学为基底。

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除采撷于元明清官话系统的白话戏曲小说外,另一大半则有取于先秦以迄唐宋之浅易诗词歌谣。这一部分,显然也可看出有中小学教育的痕迹。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云: 小学中学所读之诗歌,可相学生之年龄,选取通行之《古诗源》《古谣谚》二书,并郭茂倩《乐府诗集》中之雅正铿锵者,及李白、孟郊、白居易、张籍、杨维桢、李东阳、尤侗诸人之乐府,暨其他名家集中 之乐府有益风化者读之。又如唐宋人之七言绝句词义兼美者,皆协律可歌,亦可授读。

这样的书单与教学内容,和胡适所选取的作品简直一模一样。

即使胡适不是抄袭它,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想:此种小学堂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文学感性、品味及欣赏能力,对胡适实有深远之影响 ,使他在面对中国文学传统 时,主张不用典、不对仗、不避俗字俗语,讲求文法,且较为欣赏乐府歌谣谚语。

五四运动发生不久, 1918 年《北大日刊》便展开征集歌谣的活动,后来出版了《歌谣汇编》《歌谣选粹》,更可见此类影响并不只在胡适身上起着作用。

、把国民看成小学生、把大学堂改造为小学堂

不只此也。晚清建立的新教育体系,其实就是着眼于启蒙的。因为改制的关键,就是感到国民普遍无知,以致国力衰微。惟有教育改革,充分启蒙,方能使一般国民“知书““达礼 ”,进而强化国力。 因欲使民知书,故此启蒙教育须提 供基本知识,例如使民识文字、懂算术,略晓史地理化等等 ;因欲使民达礼,摆脱椎鲁粗俗的生活,故此启蒙教育又须提供国民基本教养课程,以达到强国的目的。

五四运动具有完全相同的性质。因欲使一般国民均能享用文学、使用文字,故 提倡白话文学、国语文学 ;因欲使一般国民都能具有文化教养,故五四运动颇致力于改造国民性,认为当时男女仍多兽性、奴隶性,须渐渐转移风气。而其目的,则也是希望借此以强国,故又为一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

这个爱国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后来被歌颂了一百年,越拔越高。可是稽其事实,不过是晚清学制改革之延伸。发生在由京师大学堂改制成的北京大学中之五四运动,只是把小学堂之精神与教学内容,拿来做为新青年的革命武器。拒绝深刻,强力要求大学小学化,也要求传统浅俗化。欲以此启蒙,亦欲以此建立新的国民文学。

我们享受着这美妙的宣传,不禁继续哼着这样的调子。

可是落到生活现实,每个人却体验着国家教育体制的磨练。磨啊磨,有人被磨得一点脾气也无,成为渣仔、灰尘、螺丝钉;有人被磨出一腔怒火,恨不得砸烂这体制,吾与汝偕亡;有人则浮游于其间,看看能不能在磨出的槽酺汁液中吸吮到什么甜头。而总之,没有人觉得教育就该这样,可是不这样又能怎样?不怎样也不会怎样,因为没有人再真把教育当一回事。教育改革,乃终于把教育给革了。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博士,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并在北京、上海、杭州、台北、巴黎、日本、澳门等地举办过书法展。现为美国龚鹏程基金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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