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考古发现对民族产生了哪些影响？
「核心提示」
《复旦学报》2016年第3期发表了《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以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一文，作者刘超。
1920年代兴起的中国近代考古学，具有强烈的民族关怀，影响到人们的古史观念与民族认同。考古学使中国历史书写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变化。考古学兴起后，中国历史以商代为界划分为史前史与历史期。在这个新的架构下，对上古史事重新年进行解释：属于史前史阶段的古史记载被视为神话与传说，“三皇五帝”等上古帝王被视为社会演进阶段的象征。考古学对民族认同产生双重影响：石器时代，特别是北京人的发现，拉长了中国历史，使中国成为世界最古老的国家和人类发祥地之一，有助于增强民族自信心；商代的历史期划分，相较于此前的伏羲氏、黄帝等信史起点，缩短了中国历史期，会削弱民族自豪感。更重要的是，史前史的出现以及上古记载不再被视为信史，使黄帝等上古人事处于无法证实的'悬疑'状态，与国家确立的民族与建国始祖黄帝叙述相背离，实际上宣告了'黄金时代'观念的破灭，从而冲击甚至动摇民族认同。从考古学证史的实际效用来看，国家在利用考古学建立民族认同时，需要关注其双重影响。
“考古之目的，非为夸扬古国之文明，亦非为崇拜古人之伟大，更非为仿古以作复兴之举，实欲明了前途应走之大道。”
1920年代兴起的中国近代考古学，给历史学很大影响。“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一个重要支柱是本世纪初开始逐步引入的西方现代考古学，而其与此前中国旧史学的一个重大区别也就是考古与历史研究的结合。考古学曾给20世纪的新史学带来许多希望。”近代考古学的兴起，与五四时期疑古辨伪思潮有一定的关联。古史辨运动冲击了人们的古史观念，动摇了中国古史体系，影响到民族信心。考古学以历史研究为目的，以重建古史作为学科的最终追求，具有强烈的民族关怀。考古学给中国历史书写带来何种变化？对民族认同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尝试以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略作讨论。
教科书是学校教育的主要知识载体，在民众知识观念与社会意识形成中具有重要地位。历史教科书是一般国民普遍历史观的重要来源，通过政府审定或认可颁行的教科书，代表了一国统治者的史观及立场，是一国向其人民宣示统治正当性及主权正统性的重要工具。历史教科书通过传授历史知识，以形成民族的集体记忆，确立民族认同。历史教科书、考古学在建构民族认同上具有某种一致性，从历史教科书中来探讨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燕下都考察队行进途中，领队骑马，队员乘驴
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之编写
中国近代教科书滥觞于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作为国民普通教育的教科书出现在甲午战争后。此时正是中国民族主义兴起之时，受其影响，历史教科书担负了拯救民族国家的任务。1912年，民国成立，废除清末忠君、尊孔的教育宗旨，把培养现代国民作为教育的首要目标，教科书编写注重养成共和精神。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开始全面实行三民主义教育，此期教育突出民族主义，渲染国民革命与传统文化的卫护关系。教科书编写上，一是注重民族意识的培养，二是重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清末民国时期，黄帝被视为民族始祖和国家建立者。西汉以来，黄帝逐渐成为王朝统治合法性的一个来源。晚清，黄帝开始与民族国家建构联系起来，成为中国民族认同的符号和象征。清末民国历史教学中都注重黄帝事迹的讲述。清末规定高等小学堂历史“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北京政府时期小学“本国历史宜略授黄帝开国之功绩”。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材大纲把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建国都托始于黄帝。国民党还有祭祀黄帝活动。1935年，国民党中央“致祭于中华民族始祖黄帝轩辕氏之灵”，祭文中除追怀黄帝“创业之耿光大烈”外，反复强调“力排艰险，以复我疆圉，保我族类”。1930年代，由于日本侵略而逐渐加深的民族危机，使之与黄帝的立国经历联系在一起，黄帝被视为救国保种的先驱而受到尊崇。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历史教科书相当注重古代史。上古被儒家视为“黄金时代”，上古史为历朝所重视，在国民党意识形态中具有重要地位。戴季陶以“道统说”来解释孙中山思想，把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相接，认为孙中山思想“完全是中国的正统思想，就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蒋介石声称“总理思想的渊源，实在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来的中国正统思想”。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叶楚伧认为：“中国本来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中国固有伦理道德与“黄金时代”观念不仅是国民党统治合法性的重要支撑，也是民族复兴的重要依托。戴季陶曾说：“我们要复兴中国民族，先要复兴中国民族文化的自信力。”“国民革命的基础，第一是站在民族的自信上面。而民族的自信，更是由民族光荣的历史，发生出来。”“黄金时代”观念与国民党统治的合法性紧密相连。
黄帝与上古“黄金时代”观念，关系到民族国家的认同，其意义超越了学术范围。民族认同往往锁定在一些历史事件与人物身上，这些事件与人物被提炼为文化符号，形成一个民族的凝聚力。民族历史是根据共同体的需要建构出来的，其起源的神圣性不容质疑。“中国所以能够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任何否定黄帝与上古历史的看法，都可能被认为是对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挑战而被禁止。
1920年代，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很快在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铜器时代都有所发现，特别是北京猿人和殷墟发掘，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为古史研究奠定了基础。考古学受到许多学者的重视，为历史研究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与方法。南京国民政府也相当重视考古学对国民教育的意义，将考古发现列为中小学历史讲授内容，希望借助考古学来振奋民族自信心。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考古发现叙述
中国历史教科书中，较早叙述近代考古发现的，当属1923年商务印书馆《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编者傅运森为商务印书馆编辑，编撰有多种教科书，由于商务印书馆之业界龙头的地位，傅编教科书是民国时期印数最多的教科书之一。《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多次再版。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在第二编“历史以前的状况”中，详述了人类远古以来的进化史。在第三编“人类生活状况的变迁”中，介绍了考古学三期说。石器、青铜和铁器时代“三期说”是史前史建立的基础。
书中写到：“最初人类用的器具，都是粗石，叫做'旧石器时代’。这时候进步很慢，总要历几十万年。自从得了火以后，进步就快了，石器也渐渐精致了，叫做'新石器时代’。这是'洪积世’以后的'人类时代’；耕种事业，也在这时期发生”。“到新石器时代末期，又有金属的发现，知道用金属做器具。也同火的发现一般，在人类文明史上，很有影响，应当划一个新时期。这发现的金属，就是铜；因为天然显露，容易炼取，史家就叫这时代为'铜器时代’”。“铁的发现，在各金属之后。世界又要划一个新时期，叫做'铁器时代’”。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的叙述有几点值得注意。
一是划分了史前史与历史期。人类历史有四五千年，“把四五千年到今日的时代，叫做历史时代。四五千年以前的时代，叫做历史以前的时代”。
二是介绍了中国的考古发现与史前史分期。“最近河南有出土的太古石器，陶器，和骨做的用具，知道是属于新石器时代”。“从商代到周，算是中国的铜器时代”。“汉初，铁冶的事业才大为发达，中国才算进了铁器时代”。
三是将中国古史记载与考古发现结合起来，从社会进化的角度进行解释：“我国太古人民情形，只有史书上的记载；这无非后人的推想，却也有些暗合人类生活的进化次序；不过他把人群的努力，全认作古帝王的作为，说成神灵首出的事业了。且就史书所记指其大略：譬如说最古有有巢氏，是指最初人类居住树林的时代；次有燧人氏，是指人类得了火以后的时代；又次为伏羲氏，是指佃渔畜牧的时代；神农氏是指农业时代；这不是表明人类进化天然的次序吗！”
《新学制历史教科书》为混编教科书，中外历史放在一起讲述，其中的考古学内容以外国为主，但已经注意到中国的考古发现。该书编写之时，中国近代考古学才刚刚兴起，该书就吸收考古学研究成果，其史前史分期与古史解释方法，为后来很多教科书所采用。
伴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展，最新的考古发现与研究很快进入到教科书中。这里以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高中用)与周予同《新标准初中本国史》为例。
《新中华本国史》在“史前纪”一章中叙述了考古学分期、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物发现情况。旧石器时代遗存详述宁夏城南、绥远鄂尔多斯、陕西榆林等地的发现，“这一带在旧石器时代当已有人类繁殖”。新石器时代遗存详述河南仰韶、辽宁沙锅屯、山西西阴村等文化，“实已进入较高的农业文化阶段了”。书中还介绍了青海、甘肃等地发现的人骨及其研究，认为和现代华北人同属一派，“中国北部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主人翁，已可确定为和现代北中国人同族的一种人，那么那时候黄河流域已是汉族繁殖地了”。
《新标准初中本国史》讲述了中国本土原人、石器时代遗物和殷墟遗物的发现。如北京人的发现：“民国十年以来，中外学者在北平西南房山县周口店地方又发现一种原人遗骨，定名为'北京人’，又定名为'中国猿人’。据有些学者的主张，这中国猿人比较爪哇猿人还早些。但在中国猿人的同一地层中，发现有多数的石器、骨器，以及烧过的动物骨骼和灰烬，似乎火的发明已远在中国猿人时代。
总之，从这发现以后，中国本土已成为人类祖先的一个发祥地”。在殷墟发现中写道，殷墟出土的遗物，可以断定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就这些遗物加以研究，商朝进化到铜器时代已经没有疑义”；“可以证实殷商一朝的文明已具有独立的特性”。
南京政府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大多有考古学方面的内容。其中，史前期重点介绍北京猿人的发现，历史期主要介绍安阳殷墟的发掘。近代考古学的一个重要目标是探索中国民族起源，教科书中对考古发现的叙述也侧重于中国民族的本土起源上。但是，考古学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考古发现使得中国历史书写在形式与内容上都发生了变化，影响到人们的古史观念和民族认同。
史前史的出现与中国历史的拉长
考古发现进入中国历史书写，一个重要变化是“史前史”的出现。考古发现使人们意识到，中国在文字出现之前，有一个漫长的史前时期，中国历史开始出现“史前期”分期。
考古学兴起后，教科书开始以文字的有无，把中国历史分为史前期与历史期。前述傅运森《新学制历史教科书》、金兆梓《新中华本国史》都是如此。1933年傅纬平《复兴初中本国史》也作了分期：“近代史家征求古史遗迹，都在地层中探寻，把人类进化的次序，分做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太古人类，都用石器，无文字，无历史，叫做史前时代，就是历史以前的时代。”《余氏高中本国史》划分了史前期：“历史家把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分作史前期和史内期。在史前期内，没有文字记载的历史。”百城书局《初中中国史》认为，人类之有历史，不过四五千年。依考古学者发掘古代遗迹，可将此四五千年到今日的时代，叫作有史时代；四五千年以前的时代，叫作史前时代。
史前史与史前考古发现，证实了中国历史的久远。《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认为，中国立国甚早，文化最古：“就实物的验证来看，中国文化之古，愈得一重证明”，“近十年来，甘肃、陕西、河南、山西、河北、山东、辽宁各省有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使我们可以把古代文化拉长到公历纪元以前三四千年；陕甘、宁夏各地有旧石器时代文化的发现，又使我们把史前的文化拉长了三四万年。文化学社《高中本国史》详述了旧石器时代与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指出：“一、东自榆林，西至宁夏，南至庆阳，此一带地，在五万年前，已有人类繁殖；二、依所得各石器，可证五万年前此一带地方，人民开化程度，已知营狩猎生活；三、依在同一地方所得石器之多，可证其已有群居的生活；四、依其地得有本地所不产的石英质之石器，知其必有迁徙或交通的生活”。
1940年代“国定本”《初级中学历史》根据“北京猿人”的发现指出，“可以断定在五十万年前的中国北部，此种猿人已经很繁殖了”。“在距今五万年前的河套之内，长城附近，已经有人类繁衍”。 考古发现使古史记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证实。中华书局《初中本国史》写道：“现在就拿五帝的都城来说，相传伏羲都陈，在今河南淮阳县；神农都曲阜，在今山东曲阜县；黄帝都有熊，在今河南新郑县；尧都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县；舜都蒲阪，在今山西永济县；都不出黄河流域一带。最近十余年来，一般考古学家又在这一带地方，先后发现史前的遗物；而且这些地方所掘得的人骨，也和现在中国北方人相像；可见汉族在上古时候，定居在黄河流域，是可以确定的了”。《开明本国史教本》认为，考古发现情况使得“中国民族文化在空间方面是顺沿着黄河流域而发展，在时间方面是已经延续着四五千年以上的历史，却已得相当的证据”。新亚书店《初中本国史》从发现的人骨化石中“可测知当时的人，实为有史以后人民的始祖。虽然史事不易证明，而我民族文化的悠久而深厚，是毫无疑问的”。《余氏高中本国史》认为，古帝王的事迹传说，都发生在黄河流域。而考古学上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遗物的发现，都在中国北部。在旧石器时代，陕甘河套一带已有人类繁殖，可以确定黄河流域是中国先民最初活动的地方。国定本《初级本国历史》指出，就考古发现研究结果，“中国北方在五千年前确已入于农业时代阶段。那么，黄河流域在五千年前已为中华民族繁殖的地域，是无可怀疑的了”。
史前考古发现对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之一，是拉长了中国历史。正如胡适所言：“一个瑞典学者安特生发现了几处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一个法国教士桑德华发现发现了一些旧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国史前文化拉长几千年。北京地质调查所的学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发现了一个人齿，经了一个解剖学专家步达生的考定，认为远古的原人，这又可以把中国文化拉长几万年”。
考古发现使广义的中国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延伸到几万甚至几十万年前的石器时代，其意义在于：
第一，使中国成为人类发源地之一，这回击了清末以来中国人种西来说，为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提供了“科学”证据；
第二，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揭示了中国历史的久远。悠久的历史与中国人种的本土起源一样，会给国人带来一种民族自豪感，增强民族自信心，有助于确立民族认同。
商代的信史期开端与中国历史期的缩短
与史前考古发掘同时进行的还有历史期考古。1928年至1937年间安阳殷墟的发掘，将我国的信史提前到3000多年以前。中国历史期与史前期即以商代为界来划分。中国“信史”——历史期开始于殷商或商周之际，为学术界所认可。
商代的历史期开端，为一些教科书所采用。《新时代本国历史教本》根据殷墟发掘指出，“殷商一朝得了这种实物的证明，故可以得到历史的时期”。“商周以下可以叫做'历史期’，商周以前只可以叫做'史前期’”。《新中华本国史》指出，“照现在科学的治史方法讲，中国史还不能从禹开始，只好根据现有的文字记载的殷墟史料——殷墟契文，将信史断自殷代始”。
《余氏高中本国史》认为，殷墟甲骨文字证实了传世的关于商代文献记载，确认了商代的历史真实性。商代以后之为有信史时期，已毫无问题。在商代以前，从考古学的观点立论，还需要地下的新发现来确定。《新标准初中本国史》、《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文化学社《高中本国史》等都是把商代作为中国信史的开始。这种情况，诚如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所言：“近今历史学者，多以殷朝为中国信史之所自起，殷朝以上的历史，则概以传说视之。这是因为近三十年来，陆续有殷墟甲骨文的直接史料发现，而夏朝以前的事迹，则仅有间接史料的记载传述，而无直接史料的证明，故只好以传说的资料视之。这种态度自然是很科学的。”
殷墟考古发现与商代的历史期起点，缩短了中国历史时期。
中国传统历史书写，对中国远古的历史，是根据经书和子书的记载，把上古史系统化，排列成三皇、五帝和夏商周三代序列，这个顺序从东汉到民国初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清末民初教科书也是如此。清末，有很大影响的《东洋史要》将信史从有巢氏开始：“太古，人皆穴处茹生。有圣人教之巢居，号有巢氏，治石楼山南。”《最新中国历史教科书》从伏羲开始：“鸿蒙初开，相传有盘古氏，其后有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谓之三皇，然旧史所载，荒渺难稽。今择其事迹可考者，自伏羲氏始”。被誉为“第一部有名的新式通史”的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从黄帝开始：“中国自黄帝以上，包牺、女娲、神农诸帝，其人之形貌、事业、年寿，皆在半人半神之间，皆神话也。故言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支那通史》从唐虞开始：“自唐虞而上，渺不可考。……自唐虞时，人文既开，庶绩咸熙，历代之史，自是可得而述也”。《东洋史要》等把有巢氏、伏羲氏、黄帝、唐虞等上古帝王作为信史起点，为后来教科书所继承，从清末直至1920年代近代考古学兴起前，教科书中认为可信的历史，主要是从有巢氏、伏羲氏、黄帝、唐虞等开始。
有巢氏、伏羲氏、黄帝等以来的历史是否就是可信的历史，不是本文讨论的问题。本文关注的是：清末民初教科书对有巢氏、伏羲、黄帝以来的历史都持肯定态度，它们都属于中国历史期，这种叙述方式值得关注，为考古学兴起后中国历史书写的变化提供了参照：相较于商代的历史期起点，中国历史期无疑向前延长了很多。换言之，考古学兴起后，中国信史期起点明显延后，中国历史时期相应地缩短。
以商代为起点的历史期划分，给民族认同带来了重要影响。
殷墟发掘一方面证实了商代后期历史，另一方面又缩短了中国历史期。如果说中国历史延长可以增强民族自豪感的话，那么，历史期缩短也会削弱民族自豪感。
更重要的是，商代的历史期起点，使得商代以前的上古史记述都划归到史前期中，上古“黄金时代”与黄帝等史事必须重新进行解释。
“黄金时代”观念的幻灭
考古学兴起后，中国历史多出了一个“史前史”部分，中国古史新出现了一套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与铜器时代的文化顺序。相对于中国传统历史书写来说，这是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出现的新事物。在这个新的框架下，古史——三皇五帝记述具有了不同的意义。
三皇五帝的记载不再被视为信史。
考古学兴起后的教科书还是从三皇五帝开始讲述，但多视之为神话和传说。《复兴初中本国史》指出：“各国古书，很有记载太古事情的，倘无地层中遗物可证，纵令记载流传，也认是出于附会，不能称为历史，只好叫做神话”。《朱氏初中本国史》分析了三皇五帝记述的矛盾之处，认为太古时代没有文字记载，后来的人凭口舌相传，用文字追记起来，便有了种种神话式的传说。钟山书局《本国史》认为，古籍中三皇五帝之排序，“参差乖背，尤不可胜记”，“皆事理之所必无者，则迁书帝系之不足据，事甚明凿”。文化学社《高中本国史》认为，太古史实，多见于纬书，或以纬书为古史，记述多荒诞不经，犹如各国古史之神话也。新亚书店《初中本国史》指出：“古史的不足凭信，是显而易见的。”这时教科书叙述上古史事时，一般都加上“相传”字样，特别注明其传说性质。
黄帝的真实性受到怀疑，地位下降。
清末民初教科书一般都把黄帝视为民族始祖和建国英雄，充分肯定了黄帝对中国历史与文明发展的影响。考古学兴起后，很多教科书对黄帝事迹表示怀疑。《北新本国史》指出，殷墟甲骨文的发现，使得学者认为“商代以前，都是原始共产社会，所谓三皇五帝，就成为无稽之谈了”。新亚书店《初中本国史》写道：“古代传说的帝王，到黄帝才稍有事迹可记”；“其实黄帝有无其人，也还是个问题，不过古史是这样传说罢了”。文化学社《初中本国史》认为“黄帝”二字，系后世阴阳五行家附会“中央”二字之义所追加，所以把黄帝建国视为“传说的”较为妥当。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史家如梁园东、吕思勉、罗香林、陈登原等编写的教科书很少提及黄帝，不再突出黄帝的地位。梁园东《新生活初中本国史》简要提及黄帝事迹，把它作为上古传说，认为这是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转变的情况。吕思勉《复兴高中本国史》只是在讲述上古帝系时提及黄帝。罗香林《高中本国史》中，黄帝事迹放在《唐虞之政治》一章中一带而过。陈登原《高中本国史》述及上古文化创制，但未说明是何人所为。
三皇五帝被视为社会发展阶段的象征。
《开明新编高中本国史》指出，具有传说性质的燧人、伏羲、神农三皇的次序，正合于人类社会进化由渔猎而畜牧而耕稼的次序。民智书局《高中本国史》指出：“中国的上古帝王，有巢、燧人氏大约在渔猎时代；伏羲、神农氏已进于畜牧、耕农时代了；三皇五帝之时，正是由石器而入铜器时代了。”《复兴初中本国史》认为：“有巢氏是代表初民巢居时代，燧人氏是代表初民用火时代。伏羲氏是代表初民渔猎畜牧以及火食时代，那时候，当然有简单的婚姻制度了。神农氏是代表耕种时代，那时候当然有粗浅的医药知识，和以物相易的原始商业了。神农作耒耜，用石做兵器，更可见那时已入新石器时代了。”史家通过排比考古学分期、社会进化阶段和中国上古帝王顺序，发现其中时代对应关系，因而断定上古传说反映了社会进化次序。
考古学兴起后，人们把上古记载看作是传说与神话，把黄帝等人物视为社会进化阶段的象征，实际上否定了上古人事的具体存在，证实了先前人们对上古记述真实性的怀疑。
对于国家确立的认同对象物黄帝以及与国民党统治密切相关的上古“黄金时代”来说，由于不在历史期之内，没有考古发现证实，处于一种“悬疑”状态。
这种情况，如陈登原所言，“黄金时代”是人们的附会：“人们留恋过去，对于古代，常易发生过当的欣羡。上古时，又没有正确的记载，人们便从留恋而发生一种超乎常识以外的附会物”。考古发现揭露了上古人事的建构本质，宣告了黄金时代观念的幻灭。
考古学与古史重建
考古学的一个目标是回应古史辨运动的冲击，重建中国古史系统，确立民族信心。从考古学中建立的古史系统，其实际效果如何？本节通过与疑古——古史辨派之古史观念的比较，略作讨论。
疑古思想在中国产生较早。清末，有疑古思想的学者开始运用进化论来研究中国古史，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较早地进行了这种尝试。夏曾佑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中古和近古三期，上古期中由开辟至周初为“传疑时期”：“因此期之事，并无信史，均从群经与诸子中见之，往往寓言、实事，两不可分，读者各信其习惯而已，故谓之传疑期。”传疑时期的划分，是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对古代传说的多歧性加以注意并指出，不是想动摇经书和正史的权威。夏曾佑指出，上古传说体现了社会进化的程序：“凡今日文明之国，其初必由渔猎社会，以进入游牧社会。自渔猎社会，改为游牧社会，而社会一大进”，“自游牧社会，改为耕稼社会，而社会又一大进”。社会发展是由渔猎而游牧而耕稼的。包牺氏时代，正为出渔猎社会，而进游牧社会之期。神农时代，中国已出于游牧社会而进为耕稼社会了。
对古史系统冲击最大的是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顾颉刚的疑古思想是在其为商务印书馆编辑历史教科书时开始形成的，夏曾佑疑古思想是一个来源。192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顾颉刚、王钟麒编辑的《现代初中本国史》，对黄帝和尧舜事迹都表示怀疑，如写黄帝：“自从地面上初有人类以后，一直到所谓的黄帝时，都是洪荒之世，实在的事迹，暧昧难明。只要看这黄帝的称号，便可与再前一点的炎帝同样看待，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但是，与夏曾佑一样，这里的怀疑不是简单的全部否定，而是注意到其中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从社会进化角度进行解释：“社会的进化确有一定的历程，从狩猎时代进为畜牧时代，又进为耕稼时代”。“近人说，伏羲氏代表游牧时代，神农氏代表耕稼时代，黄帝代表政治组织的时代，每一时代也许有千年之久。这种见解最为近理。我们试看有巢氏是房屋发明的象征，燧人氏是火的发明的象征，就可以明白这个道理了”。
夏曾佑与顾颉刚把古史传说仍然置于中国历史书写之中，把它们作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古史辨派“用进化论的方法探索(中国)古史传说产生的时代背景和承前启后的演变过程，以证明二千多年来公认的古代史实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的古史传说演变而成的。”比较古史辨派与考古学兴起后人们对古史记述的态度与解读方式来看，都是用进化论来解释，把上古帝王看作是社会演进阶段的象征。考古学兴起后中国古史解释方式，与疑古派基本一致。
从考古学兴起后历史书写来看，很难说考古学实现了重建古史系统的这一目标。殷墟考古发现与商代历史的证实，对疑古派所谓的“东周以上无史说”是个重要的修正，一时也让反对疑古派的人欣喜，认为可以宣告古史辨运动的破产。实际上，这并未能真正回应疑古派对古史传说与三皇五帝系统的质疑。商代的信史期开始，较之古史辨派“东周”信史起点往前延伸，但只是与“东周以上无史说”在具体时期断限上有所不同，未能动摇古史辨派的认识基础。
考古学与文明
本文以民国时期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讨论考古发现与民族认同的关系。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的影响是双重的：考古学拉长了中国历史，有助于增强民族信心；同时也缩短了中国历史期，影响到民族心理。更重要的是，考古学兴起后，从社会进化角度来解释上古记载，将三皇五帝视为社会进化阶段的象征；而商代的历史期起点，使国家确立的认同对象物黄帝与上古“黄金时代”，都处于无所依托的境地，这实际上彻底宣告了“黄金时代”观念的破灭，冲击民族认同。从考古学证史的实际效用来看，国家在借助考古学来建立民族认同时，需要关注其多重影响。
考古发现对民族认同的多重影响，其中原因，除了民国时期考古发现材料不足外，也与考古学与历史学的关系有关。中国近代考古学兴起后，多把它视为历史学的一个部分，以考古发现印证历史记载。一般来说，考古发现尚有待于文献材料的印证，史前考古发现就难以在中国古籍中找到直接的对应。“与历史学依赖的文字典籍不同，考古发现的材料并不直接告诉我们历史的故事”，史前考古发现与中国古史传说只有某种感觉上的相似性，它本身很难与古史传说直接印证。
顾颉刚认为：“有许多古史是考古学上无法证明的，例如三皇五帝，我敢预言到将来考古学十分发达的时候也寻不出这种人的痕迹来。大家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承认的根据，也无法在考古学上得到否认的根据。”
徐旭生认为，旧石器时代的发掘，与传说时代相离得太远，暂时可以不谈；新石器时代遗址同传说时代古氏族的关系一定很密切，但是关系的详细情形如何及如何变化，一直到现在几乎还是毫无所知。他们对考古学能否建立古史系统表示怀疑。考古学与历史学有各自的学科特征，如何处理考古发现与历史教育的关系，或许考古学家卫聚贤的一段话可供参考：
“考古之目的，非为夸扬古国之文明，亦非为崇拜古人之伟大，更非为仿古以作复兴之举，实欲明了前途应走之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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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哲学园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