津沽史话丨近代天津中医名家之五——精于伤寒的赵寄凡
生活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天津人，若提到天津的名中医，如数家珍。其中有一人他们仍缅记在怀，一旦说起，赞不绝口，这位就是以小药方治大病而著称，被人们誉为“赵小包”的津沽名医赵寄凡。
名医世家 衣钵相袭
赵寄凡，号复初，曾用名赵作霖，祖籍浙江绍兴府诸暨县。赵代祖上行医兼营经商贸易。其祖父乃津沽一带名医，曾作过李鸿章的私人大夫。赵氏生长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国力衰微，社会动荡，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国家处于内忧外患之中。此时的他，虽为名医之后，且家境殷实，却并未行医，而是选择了投军救国之路。“七·七”事变时，在宋哲元指挥下参加了抵抗日军侵略的芦沟桥抗战。战争失败后，部队被遣散，赵氏回到天津。胸怀报国之心的热血男儿壮志未酬，此时他已四十岁。
不为良将，也为良医。不能报国，仍要济世救人。他脱下戎装，开始了行医生涯。毕竟出生于中医世家，自幼便耳濡目染，加之六年的私塾，为他学习中医典籍打下了深厚的基础，且极有天赋，迅速入门。1915年，高中未曾毕业，便拜了天津名医陈雨人先生，从师三年。在投军三年后，又回津从父学习中医，并作临床实习，凡五年。前后八年，已可悬壶，但报国之心促使他再回军队。在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中，他常以自己所学为军人们诊脉开方。1933年，利用军队驻守保定之机，他考取了中医执照，从此便有了正式的行医资格，并更名为赵寄凡。
精于伤寒 尊古不泥
赵氏一生研读《伤寒论》，不仅能背诵全文，而且能真正汲取其精华。故对《伤寒论》的理、法、方、药运用灵活，辨证准确，每用即取卓效。他说：“方剂决不是凑集药物。一个好的方剂，要符合主次佐辅的配伍原则，要经过多少次的临床验证，方能得以继承和保留。”赵氏用药，多则五、六味，少则二、三味，剂量小，花钱少，而治病却效如桴鼓。故人称“赵小包”。虽是诨号却无贬意，实为赞美之辞。
赵氏提出了运用《伤寒论》的三个要点：第一，不局限于“伤寒病”，对所有疾病皆可适用。第二，致力于病人生理机能转化的促进与调整，并不强求病源。第三，根据全部症状结合病人整体的病理、生理机能而采取相适应的综合疗法。此三点，乃是在运用《伤寒论》时的科学方法。临床上虽见证多端，但亦可运用伤寒法、伤寒方以应无穷的病变乃是赵氏对《伤寒论》的进一步发展。
审证求因 从因论治
赵氏非常重视“审证求因，从因论治”的治疗原则，常说：“在辨证时，要审清楚，因虚而致病，还是因病而致虚。因虚而病者，治虚病自愈；因病而虚者，治病虚自复。”“祛邪不忘扶正，扶正不忘祛邪”。
赵氏治学严谨，课徒严格，他常教导弟子：“不要作名医，要作明医。”几十年来，他的这句格言一直是弟子们的座右铭，并激励他们不断地奋进。他有一副菩萨心肠，对待病人如同亲人一般，从不让病人多花一文钱。邻里看病，从来是讲义务。对于贫困患者，不仅不收取诊费，还要施以药资。
追求进步 光明磊落
赵氏性情率直，为人诚恳，心理坦荡，勤恳敬业，谦逊好学。他拥护共产党，解放后，曾积极要求加入党的组织，但由于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故未能如愿。医院党支部书记张洪波劝他加入民主党派，并介绍说，民主党派也是在中共领导下的进步组织，加入民主党派同样可以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于是于1956年12月18日和19日先后被批准为九三学社社员和农工民主党党员。
说起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还要追溯到建国前的一段往事。当时有位中医大夫名叫阎效然，此人虽名气不比赵氏，但是医术也不错。于是在1946年两人合计于城厢北门里开办一诊所。谁知这位阎效然竟是中共地下党员，他常向赵氏宣传进步思想。赵氏不仅接受了他的宣传，而且还帮助他购买药品、纸张、文具等送往解放区，阎也赠与他进步书籍。“教人敬，不教人怕，与过去伪军对比实有天壤之别，大为感动。继之参加镇压反革命运动，更认识到党和政府为民除害，是说到哪里，做到哪里的。将在历史上一向不能拔除的压在人民头上的恶势力连根拔净。这时我的思想完全信任共产党，敬爱共产党。”这段话见于赵氏为入党而写的笔记中。这篇笔记对自己的出身、历史、社会关系、家庭情况、思想发展、工作表现、个人性格、优缺点、入党动机及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作了毫无保留的陈述。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旧军人、旧知识分子光明磊落的思想和坦白宽广的胸怀。
赵氏生前除担任天津市中医医院副院长、天津中医学院顾问外，还曾任过天津市中医学会会长、中华医学会理事、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理事等。他是第一、二、三、四届（1954年至1963年）市人大代表，第一、二届（1955年至1963年）市政协委员、常委。
精诚合作 共创中医事业的辉煌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中医事业的发展，1950年，天津中医界建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中医师公会，并公推陆观虎为主任委员，赵寄凡为副主任委员。
1953年，陆观虎、赵寄凡作为天津中医界的代表参加了首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深受鼓舞。回津后，二人便向市政府有关领导提出了先成立中医联合门诊部，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中医医院的建议，得到了市政府的认真采纳。
1954年，天津市政府拨专款筹建中医联合门诊部。由陆观虎、赵寄凡、哈荔田、刘庆山、宋向元、王玉等组成筹备组。在党的中医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名医放弃个人开业，纷纷加入到这个门诊部中来。中医门诊部坐落于天津市和平区建设路41号（即后来的小白楼卫生院）。天津市中医门诊部，是天津有史以来第一个由国家兴办的中医医疗机构，它的成立结束了中医个体行医的历史，天津中医药事业由此正式起步。
由于天津中医门诊部荟萃了天津太多的名中医，不久便誉满津沽，门诊量与日俱增，很快地便不适应社会需要了。于是在1955年，天津市政府采纳了市中医代表会议的建议，决定再拨款12万元，在保留原建设路41号门诊部的基础上，扩建成立了天津市立中医医院。天津市立中医医院在当时是国内比较大的中医医疗机构之一，坐落于和平区多伦道92号（原为天津市第四医院）。为了拓展医院的医疗事业，医院又相继聘调董晓初、张方舆等名老中医到该院。为了提高医疗诊断水平和病房管理水平，1956年又调入阮士怡、王荣英、刘天成三名西医加强医疗技术力量，此举亦表明了中西医结合事业在天津的开端。
天津市立中医医院是天津历史上第一所中医专科医院，也是第一所国办的中医医院，它从一开始便走上了一条布局合理、管理科学的道路，是一所以专家领衔，设施齐全，功能完备，具有综合实力的中医医院。中医办医院完全是新生事物，没有任何历史经验可借鉴。然而在陆观虎、赵寄凡两位德高望重的老中医领导下，天津市立中医医院建院伊始便确定了向现代化、综合化迈进的目标，为天津市中医事业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