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为北京带来什么 陈喜波
陈喜波
北京晚报 | 2021年05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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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816年，英国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试图与中国进行贸易。他们一行从海上登陆天津，沿着北运河北上，于8月20日抵达通州。使团人员亨利·埃利斯在《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中写道：“1点半钟，我看到了巍峨的通州塔。我们早就知道它了，因为在纤夫们的歌里，它可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主题。他们的劳作将在这里终结，而我们的辛苦也可能在这里终结。”亨利·埃利斯没想到的是，因觐见礼仪问题，嘉庆皇帝没有接见他们，但准许他们沿大运河南下，旅行至广州。
亨利·埃利斯看到的通州塔，就是如今通州“三庙一塔”景区的燃灯塔。清代王维珍曾赋诗一首：“云光水色潞河秋，满径槐花感旧游。无恙蒲帆新雨后，一枝塔影认通州。”在没有高楼大厦的年代，塔身为13层的燃灯塔自然就成为地标性建筑。古人沿运河北上，看到高塔，就知道要到通州了。
明清两代，大运河对北京城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以至于人们说“没有大运河，就没有北京城”。作为沟通中国南北的交通主干，大运河向京城输送着所需的物料，也孕育了沿线的众多名城古镇。清代通州学正尹澍目睹漕运盛况，诗兴大发，曾赋万舟骈集诗：“天际沙明帆正悬，翩翩遥望影相连。漕艇贾舶如云集，万国鹈航满潞川。”
清末东便门外大通桥码头（资料照片）
古代水运不可替代
现在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古人没有现在的条件，却也想尽办法修建基础设施，比如秦始皇时在北京地区就修建过“国道”——蓟襄驰道。既然有陆路可用，为何自隋以来，历代都坚持修建大运河呢？归根结底，还在于运输成本。
先来看明代宝坻县令袁黄关于京杭运河的一条记载。袁黄曾经写了一本书《皇都水利》，其中写道：“按三吴民运白粮自苏松至张家湾凡三千七百余里，自湾抵京仅六十里，而水运之舟价与陆运之车价略相当，是六十里之费抵三千七百里之费也。”文中白粮是漕粮的一种，专门用于供应朝廷文武百官和贵族。明嘉靖七年（1528）以前，漕粮从南方运至通州张家湾，然后转陆运至北京城。按照书中记载，漕粮自苏州一带运至张家湾的水路里程是3700余里，而从张家湾陆运进北京城才60里，但陆运运价却和水路运价略相当。由此可知，水运运价才相当于陆运运价的六十分之一，甚至还要更低。
仅仅从运输成本这一点，水运完全碾压陆运。水运的优点不仅仅体现在运输成本上，我们从明代巡漕御史吴仲的奏折中还可以看到水运的另一些优势，吴仲所著《通惠河志》一书中曾这样记载：“漕运粮储，国家大计，容受之多，车不如船，阴雨之行，陆不如水，舟车并进，脚价倍省，此闸河之不可以废也。”文中的闸河，就是今天的通惠河。明初以来，通惠河被废弃，没有利用起来运输漕粮，故嘉靖六年吴仲等建议重新疏浚通惠河。
吴仲在奏折中还说了水运的两大优势：第一，水运的运量大，“一舟之运，约当十车”；第二，水运受气候影响较小，陆运受气候影响较大。古代没有柏油路，春夏阴雨、道路泥泞之时，陆路运输十分艰难，而阴雨气候对于水运影响不大，且可以全天运输。
历史上，运河上漕粮运输十分繁忙。据北运河沿线的老人们讲，每年漕运期间，运河两岸的纤夫拉着漕船逆水而上，运河号子此起彼伏，昼夜不停，响彻云天，老百姓称这些纤夫为“十万八千嚎天鬼”。正是由于水运有着成本低、运量大、全天候等优势，适合长途运输，因此在古代成为交通运输的首选。即便在今天，虽然水运退居次要地位，但依然有着强大的生命力。根据研究，水路运输成本较公路、铁路等要低得多，水路每吨公里的综合运价仅是铁路的三分之一、公路的六分之一。而如果从耗能来看，水运的耗能是公路运输的八分之一左右，是铁路的二分之一左右。今天大运河自济宁至杭州段的内河航运能力仅次于长江，位居全国第二位。由此看来，古代中国利用运河开展漕运就是利用了运河运输成本极其低廉的优势。
北京的地位随大运河上升
“北京城是漂来的”这句话主要是从物资上来说的，其实，北京在古代离不开运河的原因，还有地理原因，这一点是很少人知道的。
历史上，北京的地理环境与今天完全不同。根据古代文献记载，北京东南以至于海滨，多为水乡泽国，只有山前一带平原地势高燥，适宜农耕。北京东南地带河湖广布，这种地理环境造成了北京小平原地下水位高，且含盐度较大，故土地盐碱化严重，因此北京历来有“苦海幽州”的说法。《史记》中就记载说：“燕土硗确”，也就是说北京地区土地贫瘠。今天京南永定河流域，有很多村落叫做某某垡，如榆垡、垡头、大松垡等，这些地名都来自于在盐碱地上耕作而采用的一种降低盐碱的耕种方式。
在中国历史早期，北京地区是中原王朝统御东北和北方的边镇地区，常年驻扎大量军队，北京本地无法提供足够的粮草军需。早在秦代，为北防匈奴，北京地区驻扎大量军队，当时从山东半岛海运漕粮至今天津一带，然后经“北河”运到北京地区；东汉光武帝刘秀派遣大将王霸为上谷太守，镇守边疆。上谷就是今天北京延庆一带，为解决粮草供应，王霸曾利用“温水”向上谷一带运输漕粮，关于“温水”有人说是温榆河，也有人说不是，至今莫衷一是。
古代文献记载简略，今人也无法考证，但不管怎么说，北京早期的运河大致离不开今天的北运河水系，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秦汉时期北京地区需要内陆接济的事实在文献中有明确的记录，《后汉书》就记载幽州“安平之时，尚资内郡”，“旧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
隋唐时期，幽州的地位有了较大的跃升，成为边疆重镇。这一历史转变恰恰得益于隋唐大运河的开凿。隋炀帝征高丽，开凿永济渠，利用永济渠向辽东运兵和粮草，以幽州为基地，向辽东进军，由此奠定了幽州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永济渠将幽州与中原地区连接起来，使得幽州城市地位大大提升。按《旧唐书》，唐初在“缘边镇守及襟带之地，置总管府，以统军戎”，幽州是五大总管府之一，成为镇御一方的政治与军事指挥中心。故梁启超说北京“其转换之机，皆在于运河”。
漕运起源于军事征伐，历来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隋唐初期征伐高丽的历次战争中，永济渠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不仅将大量军队运送到前线，而且物资也通过运河运到蓟城等地。水路适合长距离、大吨位物资的运输，这是农业社会陆路运输所无法比拟的。永济渠的开凿，主观上是为征辽东便利漕运，输送粮草，客观上将涿郡所在的幽燕地区与中原地区和日渐富庶的江淮地区连接起来。唐代诗人皮日休说：“隋之疏淇（永济渠）、汴（通济渠），凿太行，在隋之民，不胜其害也；在唐之民，不胜其利也。今自九河之外，复有淇、汴，北通涿郡之渔商，南运江都之转输，其为利也博哉。”
辽金时期，北京从隋唐时期的军镇城市向都城转变。金代海陵王迁都燕京，建中都，利用潞水和华北平原水系实行漕运，从中原地区运粮至中都。早在迁都之前，完颜亮便升燕京东部潞水之畔的潞县为通州，取“漕运通济”之义，其含义再明显不过了，通州专门负责漕运，服务于中都城。
1900年的通州段运河
每年漕粮进京400万石
元明清三朝，北京作为统一王朝的都城，运河的支撑作用更加重要。《元史·食货志》说的十分明白：“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氓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明史·食货志》说：“漕为国家命脉攸关，三月不至，则君相忧，六月不至，则都人啼，一年不至，则国有不可言者。”这两条记载并非危言耸听，北京作为国都的确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大运河的物资供养了。
公元1351年，江淮地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红巾军起义，漕运断绝，大都城顿时陷入困境，叶子奇《草木子》记载说：“元京军国之资，久倚海运，及失苏州，江浙运不通；失湖广，江西运不通；元京饥穷，人相食，遂不能师。”1358年，红巾军北伐，东路军毛贵率军进攻至大都城附近。为保卫京师，大都附近屯集了大量的军队，由于粮饷不足，就出现了诸多惨剧。
明人王琼著《通漕志略》引用东莱吕氏的话说:“兵与漕运常相关。所谓宗庙、社稷之类,十分不费一分；所费广者,全在用兵，所谓漕运，常视兵多少。”金元明清时期，北京作为封建王朝都城，城内外有大量的驻军，需要大量的粮食供应，故每年都要向京城都输送军粮。如明代规定，每年向北京运送漕粮400万石，用于供应军队，另还有20多万石白粮，主要供应文武百官、皇族等宫廷人口。很多研究文献上在谈到北京城市发展历史时，一般只是泛泛地介绍说北京作为都城聚集大量人口，产生巨大粮食需求，因此要从中原和南方地区向北京输送漕粮，给人以一种京城所有人都吃漕粮的感觉。真实历史不是这样的，漕粮只供应军队、皇族和文武百官。
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为了满足粮食需要，明政府开始实行南粮北运的漕运制度。明代漕粮并非全部来自江南地区，缴纳漕粮的省份有南直隶（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山东、河南。其中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等省之粮谓之南粮，山东、河南两省之粮谓之北粮。各省秋粮也非全部征收北运，作为漕粮北运的只是秋粮的一部分，当时以上六省秋粮总数约为1824万石，作为漕粮北运的是400万石，约占全部秋粮的21.9%。
清代漕粮总额仍依明朝旧制，以岁收400万石为限。运送北京京仓的漕粮为正兑米，原额330万石。运送北京通州仓的为改兑米，原额70万石。清代漕运仍然实行军队编制，负责漕运的军队是绿营军。漕船抵达通州后，分为两处交卸，“东南粟米，舳舻转输几百万石，运京仓者由石坝，留通仓者由土坝”。
通州皇木厂村出土的花斑石
为营建北京运输大量物资
自永乐迁都，北京开始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并贯穿整个明朝始终。明北京城市营建所需建材种类多、数量大、材质要求高。经金建中都、元建大都，大量北京本地物产主要是木材已经耗尽，远远不能满足北京城市营建的需要。为此，明王朝从全国各地采办建材，不仅选择质量上乘的物料，而且数量极其庞大。
明朝采办皇木发轫于洪武年间，至永乐年间有明确的记载，永乐四年（1406），“遣尚书宋礼如四川，侍郎古朴如江西，师逵、金纯如湖广，副都御使刘观如浙江，佥都御史史仲成如山西”。永乐至正统年间采伐了大量楠杉木料，嘉靖、万历年间也采伐甚多。明朝所采皇木大都在四川、贵州和湖广三省，都是楠木和杉木，用于宫殿梁、柱。其他地方如江西、浙江、山西等地，主要采伐鹰架木、平头木等木料。
砖瓦是宫廷即陵庙修建所需的又一项大宗建材，北京城修建所用砖瓦的主要烧造地是山东临清和南直隶苏州等地。明代正式规定给宫廷烧造砖瓦起于明太祖，“凡在京营造合用砖瓦，每岁于聚宝山买窑烧造”。永乐年间，专委派工部侍郎一员，在山东临清督办烧造，管理直隶、山东、河南等处的军卫州县窑座。嘉靖五年（1526）又差派工部官员二名，一名管理南直隶各府，于苏州烧造方砖，一名管理山东、河南、北直隶各府，于临清烧造方城斧券等砖。
烧成的砖首先要进行检验，由烧造官敲验，若敲打有声音无孔隙则合格，才能装入船只，由运河运至京师交付。
清代北京营建工程所需砖料同样来自于山东临清和苏州，临清烧造城砖，苏州烧造金砖。《清会典》规定：“临清城砖，每块长一尺五寸，宽七寸五分，厚五村。以声音响亮者为上，哑声者次之，破碎者又次之。需用，行令山东巡抚如式烧造。苏州金砖，每正砖十，备副砖三。”
清代砖料的运输同样利用漕船顺带之法。清代规定：“凡经过临清闸粮船，令每船带砖四十五块；官民船每梁头一尺，带砖十二块；均给批运，交通惠河监督照数验收。其官民船抵天津、务关、张家湾、通州者，名为长载，例应给批带运，不到天津等处者，名为短载，免其带运”。清政府为保证临清砖能够如数运至北京，特实行砖批制度，即官民粮船顺带临清砖北上，至通州交卸后，官给批文，回船过临清时，上交批文，“不缴砖批者治罪”，以此保证临清砖的运输安全。苏州金砖运输与山东临清砖运输方式相同，即由粮船搭解顺带之法，运到北京。在遇到工程紧急情况时，就要专门雇民船运转至北京。
营建北京所用石料主要来自北京附近山区，但有一种花斑石则在山东、河南、徐州等地开采，如建造皇极殿用的花斑石就出自今河南省浚县。《万历顺天府志》记载，通州张家湾有花斑石厂，这些花斑石经水路运来，运至通州张家湾码头后需要卸下，储存在花斑石厂，然后运到北京城内外的各营建工地。1998年北京通州张家湾发掘的花斑石皆位于运河码头附近，显然这些花斑石是通过水路运达北京的。
大运河也是对外交往通道
元明清时期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来往及经济文化交流活动，大运河也是主要交通方式。据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明初与朝鲜、日本、琉球、占城、暹罗、真腊、满剌加、爪哇、苏禄、古里、撒马尔干、拂菻等地通使往来。东亚和东南亚一些国家使臣来华，需要走大运河至通州，然后从通州进入北京。作为京师门户，通州成为北京对外交往的前沿，也成为各种异域文化汇聚之地。光绪《通州志·旧志序跋》写道：“通州上拱神京，下控徐兖，旁扼东北诸关塞，地大物博，襟带千里，潞水抱其城隈，明流如鉴，循是而之浮江乱河，凡南条诸大水罔弗可航之，而至其东，则由直沽以入于海，是以四方贡献之偕来，与夫万国冠裳之走集，无不毕汇于是焉。”
通州是北京城的门户，运河之壮丽、漕运之兴盛，城池之雄伟，商业之繁华，户口之殷繁，无不给朝鲜使臣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朝鲜使臣来到通州，看到了大运河，无不被大运河壮观的景象所震撼。在《燕行录》当中，有很多关于通州运河的描述。《梅窓先生朝天录》记载通州运河景象时说：“未至潞河七八里之间，望见云霭之中若有巨竹数千万挺，森立于洲渚烟树之间，问之译官，则乃万艘之樯也。历览山河，顾眄形势，自永平府至帝京五百里迤逦平原一望无际，过丰润、玉田，出于蓟门，则数百里间烟树苍茫，帝王州雄伟深厚之气象，一览得之。”万历年间，朝鲜使臣看到运河边帆樯林立的景象，不仅赞叹：“舳舻接尾，樯竿锥立如荠，不可以数计，真天下之都会也。”乾隆年间朝鲜使臣朴趾源跟随使团来为乾隆皇帝贺寿，经过通州，有感于大运河万舟骈集的景象，写下“舟楫之盛，可敌长城之雄”，“不见潞河之舟楫，则不知帝都之壮也”。朴趾源关于通州运河的描述，使得我们今天可以遥想当年通州那辉煌的漕运盛景。
历史上，琉球是个独立的王国，是中国传统的藩属国。琉球和中国贸易往来密切，深受中华文化影响，素有“小中华”之称。在明朝长达277年的统治中，明朝向琉球遣使20次，琉球向中国朝贡300余次，其关系可见一斑。明朝还向琉球迁徙了大量的福建人，也就是著名的琉球“闽人三十六姓”。闽人迁居琉球大大促进了琉球的发展，也促进了中国和琉球的关系。康熙二年，清政府进行了对琉球的第一次册封，琉球正式开始向清朝奉表、纳贡。
《清会典》记载有琉球贡道：琉球使节从那霸港出海，在福州闽安镇登陆，溯闽江而上，穿越仙霞岭，经过富春江抵达杭州，再沿着大运河到达北京城，通州张家湾是琉球国进出北京的必由之路。
从16 世纪开始，西方的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中国。通州作为北京的门户和大运河交通枢纽，成为中外交往的重要地点。公元1598年（明万历二十六年）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第一次来到北京，《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记载：“最后他们上了岸，不是在码头上，而是在离北京城墙约一日路程的河岸上。这里有一条运河通入皇城，但为了防止被船只堵塞，只有运给朝廷的货船才被允许使用它。”
乾隆五十八年，马嘎尔尼使团沿着大运河抵达通州，“船只在距离首都十二哩，距离通州城半哩的地方停泊，日期是8月16日。过了这里，除小船而外，白河就不再通航了。”使团人员在此上岸，住在东岳庙。东岳庙所在地为蛮子营，后改成上营，此处正是温榆河和潮白河汇合之处。自此以上就是通往石坝和土坝的温榆河下游河道，因河道淤浅，故只能行驶小船。马嘎尔尼使团进入通州城，发现通州商业十分发达，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书中记载：“货品中有的是来自南方各省的茶叶、丝织品和瓷器，有的是来自鞑靼区的皮货。我们非常有兴趣地看到货品中居然还有少量的英国布匹。”
（作者为通州区大运河研究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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