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虞万里教授：王念孙《广雅疏证》撰作因缘与旨要
国际考古学暨历史语言学学会学术会长学刊
主编虞萬里教授
王念孙《广雅疏证》撰作因缘与旨要
文 | 虞万里
一
王念孙撰作《疏证》因缘
学者之学术道路，一生之著作撰述，迹其始末，皆有因缘。王引之记念孙从师于戴东原云：“戴东原先生，当代经师，家父所师事也……家父尝问东原先生曰：‘弟子将何学而可?’先生沉思久之，曰：‘君之才，竟无所不可也。’其器重如此。”考戴氏始究《方言》之年，段玉裁《戴谱》系之乾隆二十年（1755），王安国延戴震为念孙师在二十一年（1756），是则东原教授念孙时，于《方言》一书必多所论及，甚或以之为启蒙教授内容之一。时念孙方读十三经毕，且旁涉史传，于《方言》当是初识。彼以龆龀之龄，天纵之才，虽有“弟子将何学而可”之问，幸获“竟无所不可”之誉，然其对《方言》必深有印象。戴氏《方言疏证序》云：“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广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书名。”此研究独得之秘，亦必传与念孙，故念孙自幼对诸书殊感兴趣。二十六岁会试落第，在京师嘱李文藻觅汲古阁北宋本《说文解字》，以书价高，竟称贷而购，欲以“发明字学”，斐然有述作之志。此后数年，用功于《说文》，精湛于小学，为友朋所称道，并深得朱筠器重。乾隆三十八年（1773），佐朱筠校勘小徐本《说文》并为作叙。复于朱氏椒花吟舫撰成《说文考异》二卷。四十年（1775）成进士，岁末归里，居湖滨精舍，以著述为事，尤致力于《说文注》。四十一年，段玉裁在富顺县始作《说文解字读》长编。富顺与高邮，相去千里之遥，至今未见有段、王往来书翰。然段氏于此年六月刻成东原《声韵考》，八月寄《六书音均表》三部及银四十两还东原。附翰是否述及《说文解字读》一事，东原是否转述与念孙，今皆无史料可征。然念孙里居湖滨精舍倾力于著述，前后达四年。其精研《说文》，校注《说文》，已传声师友，播誉学林，翁方纲、桂馥皆欲一睹其著而竟未得。而念孙忽已不再赓续其事，转著《释大》二十余篇，复移情作《方言》校本，前后转捩，颇引人致思。
戴氏馆王家时已研究《方言》，至四十一年（1776）完成《方言疏证》后，旋即谢世。孔继涵为刻于《微波榭丛书》中。念孙乾隆四十四年（1779）在湖滨辑校《方言》，有稿本。明年入都，辑校本为丁小雅录去，小雅又转与卢文弨学士。念孙在京师，获乃师戴震《方言疏证》刻本，与之相校，互有异同。此后八九年间，入馆学习，出任《四库》馆篆隶校对官，散馆任工部都水司主事，升任工部营缮清吏司员外郎、制造库郎中，校勘《河源纪略》，往勘南河拦黄坝、浙江海塘等，虽官务冗杂，而“厅事朴陋，寝室中惟古书数架而已”，盖公事外只读书校书。此时是否继续校注《说文》，史无记载。然其服官不久得读段氏《六书音均表》，当知其已从事《说文注》。据其《与刘端临书》云：“去年夏秋间，欲作《方言疏证补》，已而中止。”随即云：“去年八月始作《广雅疏证》一书，是书虽不及《尔雅》《方言》之精，然周秦汉人之训诂皆在焉，若不为校注，恐将来遂失其传。”此翰诸家皆系于乾隆五十四年，则作辍《方言疏证补》转而从事《广雅疏证》皆五十三年（1788）夏秋间事。追溯其补疏乃师《方言》所以既作复辍，仅成一卷二十条者，个中缘由当细析之。
1922年罗振玉购得王念孙未刊遗稿一箱，王国维从中钞出《方言疏证补》一卷排印出版。《疏证补》体例为先列《方言》正文，次低一格标“疏证”抄录戴氏疏证文字，次提行以“谨案”二字写出证补文字，此纯是补正体式。比较《疏证补》和《疏证》二书，念孙虽有从戴氏校改，亦多有补充申证。刘盼遂将两书对勘，谓“所见多同，其小异者一二事耳”，殆非事实。一卷之书，顺次列出二十条，条条有所补证，则全书六百余条，引而伸之，亦夥颐大观。何以方展卷而忽移情?刘盼遂之解释是：“虽有可补苴，然大体既得，所余鳞爪，其细亦甚，故成《方言疏证补》一卷，即复中止。”刘意殆谓王氏因补苴乃师之著，意义甚微，乃弃去而疏证《广雅》。至于其辍止《方言》工作，何以不赓续《说文注》之事，或专攻影响更大之《尔雅》?刘氏分析：念孙初亦有意于《尔雅》《说文》《方言》三书之校订，只因“当时段若膺已成《说文解字读》五百余卷，知难骤与争锋，故仅成二卷而即弃去。《方言》则有戴氏《疏证》……至于《尔雅》，同时有邵二云作《正义》告成，已体大思精”，于是“别启新途”，疏证《广雅》。分析《疏证补》二十条案语，可见念孙于戴震疏证未妥者，多间接指出其误校、误证，不正面责难指瑕；即使引述挚友刘端临之正确校语，亦将其责备戴震之言辞抹去；不得已需要批评戴震者，最后亦情不得已地刊落。可见念孙虽作补一卷，而心理上始终有如何曲为维护乃师著作之瑕疵。张锦少谓念孙疏证《方言》是不难于写什么，而难于怎样写，是“在求是与尊师之间争取平衡”，认为此乃“导致他欲作《方言疏证补》却‘已而中止’的主要原因”。
笔者认为，念孙受教于戴氏，深受其影响，文字音韵训诂功底深厚，于校勘一道慧眼独具，方法迥异。其先后校勘《说文》《方言》《尔雅》三书固皆可校注或疏证，所谓“竟无所不可”也。唯刘氏所谓当时段玉裁《说文解字读》五百余卷已成，难与争锋，恐非实情。以念孙之性，即使不愿与之争锋；而以念孙之识，未必不能争锋。朱士端转述念孙次子王宽夫言，谓念孙曾注《说文》，因段氏书成而未卒业，遂以稿付之。后见段氏妄改许书，不觉甚悔。宽夫所言以稿付之，当是指《说文考异》或《说文注》，此王家一面之辞。考嘉庆十一年段玉裁与念孙书有云：“《说文注》近日可成，乞为作一序。近来后进无知，咸以谓弟之学窃取诸执事者，非大序不足以著鄙人所得也，引领望之。”念孙有《说文》校本和部分注本，乃当时学林所共知，若前辈朱筠、卢文弨，学长翁方纲、李惇，挚友贾田祖、刘端临等，或于书翰传之，或于诗文赞之。段氏谓外间传言其书窃之于念孙，窃之云者，窃其说而攘为己有也，推知念孙确实曾将手稿付段，不然，流言何从而起?详审史语所所藏念孙《段氏说文签记》，念孙于段氏擅改《说文》多持异议，可征宽夫所言付稿翻悔一事，揆之情理，当属可信。然付稿之岁月时日，与撰著《疏证》前后矛盾。段王最初相晤，据念孙《答江晋三论韵学书》云：“己酉仲秋，段君以事入都，始获把晤。”己酉仲秋为乾隆五十四年八月，此时念孙已中止《方言疏证补》而从事《疏证》，且已有成稿，段氏见而叹为“天下之至精”之书。念孙付稿应在把晤之后，而把晤时已作《疏证》。虽可前闻同门有作而不与争锋，毕竟难以坐实。陈鸿森揭示念孙从事《广雅疏证》之另一缘由，是因友挚陈鳣于乾隆五十年前后始著《说文正义》，五十二年入都，与念孙交往，论学析疑，甚为相得。至念孙中辍《方言疏证补》时，陈鳣《说文正义》应已属草过半。陈精于字学，为念孙所知，故置早年用功之《说文》而整理《广雅》。此乃近年颇有理据之新说。
检视《方言疏证补》所正所补内容，可得其“即复中止”之心理。《疏证补》一卷二十条，旨在补正，其于《疏证》非者正之，未尽者申之，未及者补之，本情理中事。乃念孙于《疏证》之误而为他人沿用者，唯引他人之说而驳之；《疏证》沿用前人误本，仅云各本误；若逢《疏证》之误，则直抒己说，置戴说而不言；甚至先前有驳，亦终至删削：其讳言师说非是之心理展露无遗。比较戴校和王校《方言》文本，体味《疏证补》曲笔隐情，设想念孙撰著时，每逢戴著之误，可谓触处皆碍，动辄得咎。在求真与尊师不能两全之境地下，其方草成一卷，“即复中止”是无奈而必然之结果。
十余年前校注《说文》，碍于师友或同门先作而舍弃；方始撰著《方言》，复因师说而中止，汉代小学名著，唯余《尔雅》，而恰在此年（乾隆戊申，1788），邵晋涵《尔雅正义》刊于面水层轩。邵乃四库馆名臣，念孙任四库馆篆隶校对官时同僚，虽其于声韵一道稍疏，而史料之熟，名震遐迩。其书新刊，亦不易再作，况先前未有用功于斯。于是转而倾注于《广雅》，亦无奈而必然之举。
然此无奈必然之举，更有一直接缘由，即戴震《方言疏证》卷一前二十条中，有十七条引《广雅》与《方言》互证。念孙补证此二十条，于戴氏疏证之正确者，原不必再涉重说，而其竟亦有十条引《广雅》为说。尤其是“眉棃耋鲐，老也”条和“允谌恂展谅穆，信也”条，戴震未引《广雅》，而念孙复引而证之，足见《广雅》于汉魏训诂中举足轻重之地位。戴氏谓“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广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广雅》与《方言》关系密切，故疏证《广雅》，仍可对《方言》进行正确诠解，在此进退维谷之际，其倾力疏证《广雅》，已成为不二选择。
二
《疏证》撰作旨要
《广雅》者，广《尔雅》所未备。《尔雅》多针对经训，而《广雅》则“自《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谶纬之记，《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不兼载”。念孙谓《广雅》一书，凡“周、秦、两汉古义之存者，可据以证其得失；其散逸不传者，可藉以窥其端绪”。唯“其书之为功于诂训也大矣”，故欲“借《广雅》一书以述其所学”。引之谓“其校订之精，引证之切，触类引伸之广，实上追两汉诸儒。诂训略其形迹，而取其精华，贯穿该洽，左右逢源”，三易其稿，十年成书，虽非虚语，犹滞形迹。
《说文》重形体，《方言》明言语，《尔雅》《广雅》则兼形音义而有之。尤其《广雅》，多与《方言》相应。戴东原尝云：“许慎《说文解字》、张揖《广雅》多本《方言》，而自成著作，不加所引用书名。”7故念孙在无奈放弃《说文》《方言》撰著之后，毅然倾力于《广雅》之疏证，非唯《广雅》与《方言》相通，抑亦循东原所揭示者以趋也。
念孙疏证《广雅》之要旨，正如段玉裁读其部分原稿后于乾隆五十六年八月所序，以为小学有古形今形、古音今音、古义今义。“怀祖氏能以三者互求，以六者互求，尤能以古音得经义，盖天下一人而已矣”，此谓其能融通古今形音义者也。而又云其“假《广雅》以证其所得，其注之精粹，再有子云，必能知之”。何以注《广雅》而云子云?此即谓其能以子云著《方言》，明五方言语之通转而治《广雅》也。推想五十四年八月，段、王相晤京师，商订古韵之外，必各道注《说文》、疏《广雅》之心得，于东原对《方言》语音通转之认识，研治之方法，亦必交流无疑。段氏深知念孙疏证《广雅》，融通古音，若乃师疏证《方言》之比，故云“再有子云，必能知之”也，而此正念孙所向所望、所践所履者。
东原《方言疏证序》总结全书谓“今从《永乐大典》内得善本，因广捜群籍之引用《方言》及《注》者，交互参订，改正讹字二百八十一，补脱字二十七，删衍字十七，逐条详证之”。念孙自序亦谓“今据耳目所及，旁考诸书，以校此本，凡字之讹者五百八十，脱者四百九十，衍者三十九，先后错乱者百二十三，正文误入音内者十九，音内字误入正文者五十七。辄复随条补正，详举所由”。此形迹之相承者也。统计整部《广雅疏证》，征引《方言》以证《广雅》词义者达一千余条，可见其虽不得已而移情《广雅》，仍不忘补证《方言》，遂有将二书合证之意。
戴东原乾隆十八年（1753）《与是仲明论学书》曾云：“字学、故训、音声未始相离，声与音又经纬衡纵宜辨”，“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三年后馆王家教授念孙，必有所指授。二十八年（1763）《与秦蕙田论韵书》曾云：“字书主于训诂，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又《与江永论小学书》引江永云：“本义外，展转引伸为它义，或变音，或不变音，皆为转注。其无义而但借其音，或相似之音，则为假借。”又云：“字之本义亦有不可晓者。”此江氏之转注、假借观。戴氏则以为：
震之疑不在本义之不可晓，而在展转引伸为它义，有远有近，有似远义实相因，有近而义不相因，有絶不相涉而旁推曲取又可强言其义。……六书之谐声、假借并出于声。谐声以类附声而更成字，假借依声托事不更制字。或同声，或转声，或声义相倚而俱近，或声近而义绝远。
此敷衍江氏转注、假借之义，而提出自己“四体二用”说中“二用”之见解。尤可注意者，戴氏明确将雅学训释视作转注，其说云：
《尔雅·释诂》有多至四十字共一义，其六书“转注”之法与?别俗异言，古雅殊语，转注而可知，故曰“建类一首，同意相受”。……由是之于用，数字共一用者，如“初、哉、首、基”之皆为“始”；“卬、吾、台、予”之皆为“我”，其义转相为注，曰“转注”。一字具数用者，依于义以引伸，依于声而旁寄，假此以施于彼，曰“假借”。所以用文字者，斯其两大端也。
江永逝世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故此函必作于此之前。姑不论四体二用说对后世之影响，即就两弟子而言，孔继涵刻戴氏遗著在乾隆四十二年（1777）至四十四年（1779）间，段氏每逢朔望，必庄颂东原手札一通，对戴氏可谓恭敬有加，于其四体二用说自无不熟之理。十年后，段、王二人京师叙谈，既以《说文注》《广雅疏证》为中心议题，则于先师学说绝无不谈之理。尤其是戴震逝世前半年所作《六书音均表序》云：“夫六经字多假借，音声失而假借之意何以得?故训、声音相为表里，故训明，六经乃可明。”唯其皆能贯彻戴氏六书理论，故段氏不仅用之于《说文注》，亦发之于《广雅疏证序》。而念孙之自序，更能体现其实践“二用”说之路向：
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伸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雒诵体味，可知念孙与段氏皆用不同词汇语句敷演、阐述乃师戴震四体二用说之理论，而整部《广雅疏证》，即在运用此一理论，将雅学之同义词，从语言和声音角度进行贯穿阐释。戴震六书理论，仅体现在《方言疏证》中，而念孙则将之在“《易》《书》《诗》《三礼》《三传》经师之训，《论语》《孟子》《鸿烈》《法言》之注，《楚辞》汉赋之解，谶纬之记，《仓颉》《训纂》《滂喜》《方言》《说文》之说，靡不兼载”的《广雅》中作全面而深层之推阐。汪士铎谓“戴东原《方言疏证》得高邮王氏《广雅疏证》足之，始属《方言》全义，盖张揖书全载《方言》也”，的是知情之言。宜乎陈奂谓金坛段氏与“高邮王石臞先生渊源同出乎戴，故论学若合符节”。段、王抉字形之藩篱，于声韵天籁中求诂训之切合，开启传统语文学之新天地，而戴震导夫先路之功，固不可没。
《疏证》系念孙人到中年，用七八年时间精心结撰之第一部著作，此在其本人固极可珍视，而尤不可忽视者，《疏证》是念孙一生学术之起点与支点，由雅学专书所类聚之同义词中悟彻到声音贯穿训诂之旨意，进而推衍到考释一切先秦以还经史诸子文本中文字讹误。嘉庆元年《疏证》成书之后，念孙转向《读书杂志》撰作，并命引之习作《尚书训诂》进而撰著《经义述闻》《经传释词》，皆由在疏证《广雅》时获得之启迪与形成之方法推衍而成，以致在《杂志》《述闻》《释词》中留下痕迹。校核《杂志》中引《广雅》为说者三四百次，明言“辩（说）见《广雅疏证》”者近二十次；《述闻》中引《广雅》为说者近三百次，明言“辨（说）见（详）《广雅疏证》”者三次；《释词》中引《广雅》为说者二三十次，明言“辩见《广雅疏证》”者一次。其明言“说见《广雅疏证》”者固有从《疏证》中推衍而成，即一般引述《广雅》训释者，亦多本《疏证》所纠正之经典讹误而立目作解。如《疏证》“竫，善也”下云：
竫者，《艺文类聚》引《韩诗》曰：“‘东门之栗，有静家室’，静，善也。”《史记·秦纪》云“赐谥为竫公”，襄十年《左传》云“单靖公为卿士”，《逸周书·谥法解》云：“柔德考众曰静，恭己鲜言曰静，寛乐令终曰静。”“竫”、“静”、“靖”并通。“静”与“善”同义，故《尧典》“静言庸违”，《史记·五帝纪》作“善言”。《盘庚》“自作弗靖”亦谓弗善也。《传》训“靖”为“谋”，失之。
分析竫、静、靖音同义通，故指出《盘庚》孔传之误。引之《述闻》本之而立“自作弗靖”条云：
“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马注曰：“靖，安也。”某氏传曰：“靖，谋也，是汝自为非谋所致。”家大人曰：靖，善也。言是汝自作不善所致也。“自作弗靖”，犹言自作不典。不善，即上文所云“先恶于民”也。靖，通作“竫”，又通作“静”。《小雅·小明篇》“靖共尔位”，《韩诗外传》作“静”。《汉帝尧碑》“竫恭祈福”，蔡邕《王子乔碑》作“静”。《公羊春秋》定八年“葬曹竫公”，《左氏》《谷梁》并作“靖”。《逸周书·谥法篇》“柔德考众曰静”，蔡邕《独断》作“靖”。《史记·周本纪》“周宣王静”，《汉书·古今人表》作“靖”。《艺文类聚》引《韩诗》曰：“东门之栗，有静家室。”静，善也。《广雅》曰：“竫，善也。”《尧典》“静言庸违”，《史记·五帝纪》作“善言”，《汉书·王尊传》作“靖言”。是“靖”与“善”同义。
《疏证》由竫而静而靖依次疏解，《述闻》立足于“靖”，故由靖而竫、静依次疏解，引例虽有溢出《疏证》外者，立论本之乃父，故题云“家大人曰”。《杂志》《述闻》《释词》三书涉及经史子集实词与虚词之正讹数千条，重点则无不围绕“训诂之旨本于声韵”之原则展开与求证，其于古籍校勘、释读创获之丰，诚可谓冠绝古今。而流风所被，使嘉道以还之学者群趋而思齐之，厥功甚伟。而追本溯源，《疏证》是奠定念孙校勘经典思想方法之基础，是蕴于《杂志》《述闻》《释词》之母体，是古典注释学中之典范。即此而言，其学术意义，非仅止于一书之成功，而是影响到经典文字在流传中讹变之认识与整个学术方法与思路之转变。
三
王念孙疏证《广雅》起讫时间再议
念孙疏证《广雅》之年，皆系于其《与刘端临书一》所言。书云：“王念孙再拜端临先生席前，新正接奉手书，具领一切。念孙前岁差旋过镇，满拟入城一晤，并访若膺先生，同作竟夕之谈。讵因水浅，改由焦山闸口渡江，遂不获如愿，怅何如之。……念孙自改谏曹，幸谢部务之扰。去年夏秋间欲作《方言疏证补》，已而中止……自去年八月始作《广雅疏证》一书。”刘盼遂据之而系于五十二年（1787）丁未念孙四十四岁时，今人多有承其说者。近王章涛作二王年谱，所据亦为念孙与刘端临书，却系于五十三年，第未详其事略。陈鸿森谓刘《谱》所系未确，彼云“差旋”一事，“即查勘浙江海塘工事”，而据王引之《石臞府君行状》在乾隆五十二年丁未，乃定与刘函为五十四年，则所谓“去年”乃五十三年。《行状》记云：
年四十一，补虞衡司主事；明年，擢营缮司员外郎，保送御史，奉旨记名；又明年，擢制造库郎中；又明年，从德少司空奉命勘浙江海塘工。年四十五，补陕西道监察御史；明年，转掌山西道监察御史，寻转掌京畿道监察御史。
念孙四十一岁为乾隆四十九年（1784），则五十年（1785）擢营缮司员外郎，五十一年（1786）擢制造库郎中，五十二（1787）年勘察浙江海塘，五十三年（1788）补陕西道监察御史。既云“前岁差旋过镇”，则作书自在五十四年（1789）。推知“去年八月始作《广雅疏证》一书”，正是五十三年。非唯勘察海塘事可证，念孙自散馆授职后，曾抱怨“官务殷繁，久荒旧业”，虽云旧业荒废，总还时有所作，唯难以有时间专注于一书一事。至五十三年任陕西道监察御史，专掌建言弹劾，摆脱繁琐官务，方始稍可潜心著述。其先欲撰《方言疏证补》，殆因前曾用功此书，且不满卢文弨《方言注》之校勘，欲藉补正戴书而证卢校之误。及其开卷撰述，于卢校可一一批驳，而对戴误则难以措辞，故转而疏证《广雅》。前后因果，甚为清晰，始撰之年，无容置疑。
念孙天资、勤奋皆超迈时贤，而年届四十有五，竟无专著行世。故攻治《广雅》，自立程限，王引之谓其“注释《广雅》，日以三字为率，寒暑无间，十年而成书”。《广雅》计有一万八千余字，即略其解释字，合其双音节词，约一万一千条，故期以十年。念孙迁官御史，虽可摆脱部务，而官职在身，岂能悠游坟典。由陕西、山西御史转京畿道御史，已“事繁任重”，及御史任满，例可放任知府肥缺，此清水之京官所企望者。念孙竟以不胜外任，愿供京职相辞，殆以志在《广雅》，恐俗务缠身故也。然好景不长，明年转吏科给事中，即俗务纷沓，自云十日之中进科者凡五六日，一月之中看书者不过八九日，日注三字，势必蹉跎。倾此苦闷与挚友端临，以为“与素怀相左”。已而又派巡南城，“终日碌碌，刻无宁晷，黎明即往饭厂，日晡始能归家”，城差甫满，仓差接踵，辛苦更甚。年过五十，精力衰退，而《广雅》难治，成书不易，先后流露致仕意愿。如此作辍相间，至乾隆五十七年，仅成四卷；六十年四月巡视城南时，方成七卷。虽云感叹“多病之身，不胜其苦”，而实患“忽忽靡暇，《广雅》七卷后，竟不能成一字”也。官务与学术之矛盾，使其心情郁闷，而亦导致其之后八九月，奋力疏证八、九二卷，并指导引之著第十卷以殿之，至年底而蒇事。具体时间节点，微有异说。刘盼遂谓“秋冬间成”，陈鸿森据“中研院”史语所所藏道光三年（1823）三月王念孙《答江晋三书》自言“《广雅疏证》一书成于嘉庆元年”，“则全书历七八载”。王章涛云乾隆六十年“岁杪”完稿，复又于嘉庆元年（1796）正月云“得完稿，自序之”。两歧其说。今考八、九二卷篇幅略逊于其他各卷，自序作于嘉庆元年正月，观其订正讹、脱、衍、乙倒之数，必全书已定稿而后可统计，至迟元年正月撰序时已全部完成。因统计需要一定时间，则可推知岁末年初正是《疏证》成稿收尾之时。念孙道光三年致江晋三函时，上距嘉庆元年已二十七年，笼统云“嘉庆元年”不错，然其成书实在年初也。
成书后刊刻与刻竣一事，诸家皆未之及。王氏家刻本多未署年月，始刊与刊成年月皆不知。乾嘉学人与二王往返书翰署年月者不多，兹就涉及《疏证》之函，溯其刊成年月。焦循嘉庆三年《致王引之函》云：
石臞先生《广疋疏证》梗概稍闻于阮公，刻成望赐一部。吾兄《释辞》亦宜早出，与《疏证》相辅而行也。嘉庆三年三月望日。
焦循于阮元处得闻《疏证》梗概，当知已在刊刻，唯知其未刻成，故先此索要。殆嘉庆元年正月之后开雕，三年三月尚未成书。陈鳣嘉庆四年十月《广雅疏证跋》云：
越十年，再至京师，适先生击权贵名振公卿，时权贵已伏诛，而先生杜门谢客。独鳣往谒，则亟出见，曰：“余待子久矣，《广雅疏证》二十卷，发奋垂成，惟后二卷命子引之足成之，今付刻甫完，特以初印本持赠，子其为我校阅焉。”
念孙言甫刻完毕，以初印本相赠，是十月时已成书无疑。而其六月二十九日曾致函孙星衍云：
念孙《广雅疏证》近已成书，十年之力，幸不废于半途，容觅便人寄呈教正。
此时所言“近已成书”，欲觅人寄呈，自是刻本。然则所谓“近”指何时?国家图书馆所藏洪亮吉《广雅疏证》封面题识云：“己未四月十日，怀祖给事贻本。”盖嘉庆四年四月已镌成。洪氏于本年三月二日抵都，派充观德殿随班哭临；四月，派充实录馆纂修官。其从念孙处获赠《疏证》当即此时。是《疏证》在嘉庆三年三月以后至四年四月前刊成。据念孙自言“近已成书”云云，似在四年春季为宜。然国家图书馆所藏洪亮吉点读本无段玉裁序文，此即段玉裁嘉庆四年八月致函刘端临，对念孙不刻其序文表示不解。由此知陈鳣所得之本亦无段序。念孙何以不刻段序，今通行本段序何时所补，无文字可征。然嘉庆七年（1802）钱大昕《致王念孙函》云：
前岁曾蒙赐寄大制《广雅疏证》一部，体大思精，于文字、声音之原本，烛照数计，其启佑后学，功不在许祭酒、张博士之下。随附寸函谢教，于去春由都门转递，未审得达左右否?
云“前岁”，则嘉庆五年（1800）。若如钱函所说“随函”是随即致函之意，而于“去春”转递，则其收到《疏证》已在五年冬季。何以老成前辈，寄呈反在后生之后?联系嘉庆四年四月前后念孙畀陈鳣、洪亮吉初印本《疏证》各一部，敦请校阅，意欲有所勘正，则其不刻段序，不赠老成及平辈师友，或与此有关。然陈鳣虽携是书于车中读之，称“间有管见附列于上，俟质诸先生”，至十月跋其书，未闻邮函相质。洪氏于四月廿七日校完卷一，八月十一日校完卷十，亦未闻有校记反馈念孙。《疏证》刻成初印之后，念孙是否有所剜补，今亦不得而知，然其延宕七八月之久，至四年底五年初始陆续寄赠师友，诚欲再次校正，不欲贻人口舌也。王氏父子最初刻印《经义述闻》，亦每条先刻印版，不相连续，待不断修正，始正式刊刻，两相参核，可见其著书态度之谨严。然钱大昕读《疏证》，对念孙认为“未详”及声韵、字义相通者，别纸录出，附于书后，今检视《疏证》，多未依钱说增补改写，恐刻成后似无挖改之举。
《疏证》撰著过程中，有一事不得忽略，即乾隆五十七年卢文弨欲与念孙合刊《广雅疏证》事。三月二十一日，校勘学家卢文弨致函念孙云：
怀祖老先生近安。违教以来，岁星一周矣。遥想名山之业，定已传诸其人。而弨也衰颓日甚，滞迩毗陵，不获窥见一二，怅惘奚似?向有意欲诠《广雅》，畏训诂之繁难，乃从后逆推而上，已成第九、第十两卷。中遭大故，继复为它事所夺，阁置又五六年矣。有学徒好事，欲请付雕，今年谋再纂辑，而精力更非复前时，外扰又难尽绝，假年之想，岂可幸邀?闻老先生于此书首数卷已有成编，敢请惠寄以为弁冕，庶更为此书增重。弨亦可免于续貂之诮，未知肯俯允否?向来拙刻凡得之友朋者，虽一字一句必明所自，谅高明素能洞鉴也。阳湖洪太史处当有使人往来，赐札可交彼处，是望。文弨顿首。壬子三月廿一日邗江寄。
卢氏长念孙二十七岁，时已七十六岁。下称四十九岁之念孙为“老先生”，虽曰书翰敬称，却也恭敬有加。违教一周，殆指十二年前，即乾隆四十五年两人往返讨论校勘《大戴礼记》事。此函所云二事，一是求念孙《疏证》与其合刊，二是婉转解释《方言》校勘之事。
乾隆五十七年，《疏证》仅成四卷，且念孙正为官务缠身而烦闷，欲告归以潜心著述。卢氏以垂暮之年，举二卷之注，欲与合刊，从篇幅而言，绝无可能。而更主要原因，在于二人在古籍校勘上之认识与方法不无异同。乾隆四十五年（1780），卢文弨有《与王怀祖念孙庶常论校正〈大戴礼记〉书》云：
读所校《大戴礼记》，凡与诸书相出入者，并折衷之以求其是，是足以破注家望文生义之陋。然旧注之失诚不当依违，但全弃之则又有可惜者。若改定正文而与注绝不相应，亦似未可。不若且仍正文之旧，而作案语系于下，使知他书之文固有胜于此之所传者。观汉魏以上书，每有一事至四五见而传闻互异，读者皆当用此法以治之，相形而不相掩，斯善矣。
念孙校《大戴》，凡与诸书相出入者，必折衷各本以著其所认为正确者；而卢氏则以为不能改正文，仅可作案语系其下。卢氏书翰后列举多条念孙所校戴记，希望念孙重新审定；又取其师戴震所校官本《大戴记》，谓亦有其“所未惬者”，乃感叹云：
以东原之博雅精细，与众人共事，乃亦不能尽其长邪。曩日曾共校此书，其中是者亦弃而不录，何邪?
设问之后，复又举十一条，名义上请念孙“共商榷之”，而实际行文则颇刺耳拂心。如云“今独改勿勿为忽忽，殊不可通”（《曾子制言》“中无忽忽于贱”条）、“曩时但以《学记》正义之说附于后，于本文却不敢遽删，不知何以不见从也”（《武王践阼》“王齐三日”条）、“不断之以理，而惟误书之是信，岂可哉”（同上“以仁得之”条）、“乡学究作此语以晓童蒙尚不尔，况作注乎”（《卫将军文子》“终日言不在尤之内”条）。姑不论校勘是非，卢氏在否定念孙之后，复又对其师戴震之误横加指责。设想念孙感受，卢氏与己之异同，乃属校勘方法不同；而连累以及戴师，时震逝世才三年，感情上终难以接受。其覆函与否未知。明年，卢氏南还，念孙与翁方纲、桂馥、程晋芳、周永年、丁杰、刘端临等为送行，念孙撰序送之。序不存，不能推其所说。就翁方纲作《书同人赠卢抱经南归序卷后》提及“又读学士所与石臞论《大戴记》书而愿有所述者”云云，是卢氏之函，为当时师友所传知。
卢氏书翰所云“向来拙刻凡得之友朋者，虽一字一句必明所自，谅高明素能洞鉴也”，殆指戴、卢、王三家校《方言》事。乾隆四十四年（1779），念孙有《方言》校本，明年携之入都，为丁杰抄录，转赠卢文弨。卢氏汇集众校，断以己意，于四十九年刊出《方言校本》。方其汇校之时，当有取舍原则，其乾隆四十七年与丁杰书起首即云：
《方言》一书，戴君疏证已详，愚非敢掩以为己有也。然疏证之与校正，其详略体例微当不同，亦因其中尚有未尽者，欲以愚见增成之，故别钞一编。今不能即寄，聊举一二，乞足下审正之。
先表白所以在戴震《疏证》后更作原因，是疏证与校正体例不同，故“别钞一编”，情不得已。透过卢氏表白，可推想当时物议，盖戴书作为官书，梓行不足五年，是否有必要重校，而念孙是最有可能议此事者。为平息物议，卢氏摘录所校，函示丁氏，恐亦寓有希冀调停之意。校本梓行，念孙得读，见校本衔名有戴震、邵晋涵、余萧客、汪潜、钱大昭、刘台拱、丁杰而无己之名，意有不适，此从五年后与刘端临书中可见：
念孙己亥年曾有《方言》校本，庚子携入都，皆为丁君小雅录去。内有数十条不甚惬意者，往往见于卢绍弓先生新刻《方言》中；其惬意数条，则绍弓先生所不录。容当录出就正，然计先生及若膺先生所校必有暗合者矣。
衔名与否不可言，故言其录与不录己之校记为说，此意亦必传之师友，故卢氏三年后致函，云“向来拙刻凡得之友朋者，虽一字一句必明所自，谅高明素能洞鉴也”，显然有请求理解之意。论者谓卢氏不录念孙之名，乃丁氏合诸家校语而未出名姓，此固其一因。然予前谓卢氏与念孙之校勘原则微有异同，卢氏不仅与念孙论《大戴记》书中曾有表述，其与丁小雅书复又有言云：
大凡昔人援引古书，不尽皆如本文，故校正群籍，自当先从本书相传旧本为定。况未有雕版以前，一书而所传各异者，殆不可以遍举。今或但据注书家所引之文，便以为是，疑未可也。
将此与论《大戴记》函合观，可见卢氏校勘自有其原则方法，而此原则方法正与戴震、念孙援类书、注疏引文并据之校改原文有异。卢氏校勘以本书相传旧本为主，念孙则兼及类书及注疏引文，两人各臻其极，为清代校勘史上两座不可逾越之丰碑。唯当初持论分流，殆有难以调和之趋势。即此异同，已决定卢氏欲与念孙合并《广雅》疏证一事，必不能有其结果。念孙当时如何覆函或是否覆函，今无可征知，所憾《广雅疏证》完稿，卢氏已谢世，不克见此传世名著。
责任编辑：刘雯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