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红字》中的圣经原型的解读
对《红字》中的圣经原型的解读
1. 《红字》与《圣经》
《红字》是十九世纪中叶美国作家纳撒尼尔·霍桑的象征主义名作。小说描写了十七世纪中叶发生在北美殖民地新格兰的一幕爱情悲剧：英国姑娘海斯特·白兰很年轻时就嫁给了伪善的老学者齐灵渥斯，丈夫被俘失踪后，她与青年牧师丁梅斯代尔暗中相爱，并生下一个可爱的女孩——珠儿。白兰和丁梅斯代尔虽然犯下通奸罪，但是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人性善的一面。他们犯罪后，不是自暴自弃，一蹶不振，而是怀着对上帝的敬畏，一心一意忏悔，通过苦行和善行去积极地弥补自己的罪恶。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也为别人洗刷了罪恶，最终他们得到人们的宽恕，并且赢得了人们的的尊敬和爱戴。而魔鬼的使者齐灵渥斯临终前留下遗产给珠儿，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他仍然也保留了人性善的成分。
《圣经》是西方文学创作的奠基石，许多不朽的文学作品却在不同层面上折射出了基督教思想的斑斓光彩。毫无例外霍桑在创作《红字》这部作品时，不仅从思想上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在艺术手法上也娴熟地运用了《圣经》的内容和典故，他有意识地将大量的圣经原型移植到作品中去。不难看出，这部作品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作者对《圣经》的深邃的领悟和对基督教的笃信。因此，霍桑认为，用《圣经》原型批评的方法对小说进行解读，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理解小说的主题及其文化内涵。
2. 《红字》中的圣经原型的解读
本文从圣经人物原型，叙事结构原型和情节原型中大量的移植。
2.1 人物原型
《圣经》中的人物原型对霍桑的文学观念和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亚当——夏娃”原型。根据荣格和弗莱的观点，文学史神话的延续，是神话“位移”的结果【2】。而《红字》中的白兰实际上是夏娃的原型，一个堕落妇人的形象，自《红字》问世以来，许多评论家都认为女主角“海斯特·白兰是一个道德败坏、行为下流的女人。” 【1】而丁梅斯代尔则是亚当的原型。作为偷吃禁果的罪人原型，白兰和丁梅斯代尔却经历了一个从犯罪、堕落到赎罪并获拯救的过程。白兰被丈夫送到新大陆后，由于久无丈夫音讯，耐不住寂寞，偷吃了“禁果” ， 堕落后的结果是胸前戴上了象征耻辱的红“A”字，如夏娃一样被赶出“天堂” ， 堕入苦境。不过，她没有选择逃避和远走高飞，而是勇敢地留下，在海边一间孤零零的小茅屋里开始了殉道般的漫长赎罪生涯。她坚强地默默忍受着人们的歧视和谩骂，帮助病人，救济穷人，努力用自己的善行弥补罪过，最终净化了她的灵魂，她的善行与日俱增，终于感化了众人，许多妇女去她那里寻求安慰和忠告，人们也开始重新认识和解释红字“A”的含义，把它说成是Able(能干)的缩写，甚至有很多人开始相信，它实际上是“天使”（Angle）的缩写。
而丁梅斯代尔，作为受人尊敬，地位崇高的牧师，他有着对宗教狂热的激情和狂热。他的话对于许多人来说“如同天使的声音一样感人肺腑”（【3】但他同样未能永远居于天堂，而是在内心的欲望和激情的冲荡之下违背了上帝的教诲。他的堕落是典型的亚当的堕落是亚当式的堕落，这集中表现在他们接受惩罚的态度上。当上帝质问他是否偷吃禁果，亚当没有直接回答“是” ，而是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4】把责任全部推到夏娃身上，如亚当一样，丁梅斯代尔也没有勇气站出来和白兰一起面对严重的后果。与白兰不一样的是，他更多的是一种精神的放逐。在缺乏勇气公开承认自己的罪行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沉默和自我惩戒，更加投入地从事宗教事务，把自己的内心与外界完全隔绝开来。《圣经》里对通奸罪的后果做过这样的描述：犯通奸罪的人是“失去理智的人，他在毁灭自己。他将失去荣誉并遭体罚, 他将永远蒙受耻辱。” 【3】“一个丈夫忌妒时的愤怒时最可怕的，他的报复是无止境的” 。小说故事发展正如《圣经》所言，丁梅斯代尔暗地里不断体罚自己，又时时刻刻接受良心的谴责，还不断受白兰的丈夫齐灵渥斯的报复。然而，“正由于这一重荷，他才能通人类的负罪的兄弟们有如此同气相求的共鸣，使他们的心谐振，使他们的心能够接受他们的痛楚，并把他的心悸的痛楚用洋洋洒洒的悲切和动人心弦的辞令传送费成千上万颗这样的心” 。【4】临终前，他终于鼓足勇气，在七年前白兰站过的邢台上揭露自己所犯下的罪，以死亡和诚实换取了内心的安宁和灵魂的得救，摆脱了齐灵渥斯的精神折磨和自我良心的谴责。
可见，白兰和丁美斯特尔的堕落和赎罪之路正是对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及其子孙经历原型的再现。霍桑对罪人原型的运用表现了他对人类罪与恶的深刻认识，体现了清教“原罪观”对其创作的深入影响。但但从他在描绘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堕落——赎罪经历所运用到的另外一种人物原型的形象——圣徒形象，我们可以看出其宗教观的矛盾复杂性。
早在白兰站在邢台上示众时，霍桑就写道：“设若在这一群清教徒之中有一个罗马天主教的话，他就会从这个服饰和神采如画，怀中紧抱婴儿的美妇身上，联想到众多杰出画家所竞相描绘的圣母的形象。” 【3】在这里白兰成了因世人的罪过而受难的圣母形象。不仅如此，她的经历也颇似《圣经》中国的圣徒：带着上帝的使命，受尽人间磨难。自从戴上A字，白兰的生活便如圣徒一般，忍辱负重，行善积德，最终以善行和仁爱感化了众人。白兰因背负上红字这个沉重的“十字架”而得以拯救，并在一定意义上拯救了众人。
同样，丁梅斯特代尔也体现了另一个更深的原型意象：“基督——替罪羊”原型。《圣经·旧约·利未记》记载，因为以色列人的罪孽深重，上帝晓谕摩西亚伦和他的儿子前来献祭。为求得上帝的宽恕，亚伦宰杀绵羊作祭，为百姓赎罪，再奉上活着的公山羊作为替罪羊，但世人的罪恶日深，于是上帝派他的儿子基督来到了人间，亲自负载着世人的罪恶，并作为他们的替身作了十字架，替罪羊这种世世代代的心理沉淀，形成了“基督——替罪羊”的人物原型。事实上《红字》的悲剧，也或隐或现地透露着耶稣基督受难的神话。丁梅斯代尔的死是整部小说的高潮，非常具有象征意义。在生命即将衰竭之际，丁梅斯代尔走上了邢台，架在高处，宛如客观存放在祭坛上，而他身边的白兰和珠儿恰如两名殉道的圣徒。这一场景酷似《圣经·新约》中国多次描述到的耶稣受难时场景。和耶稣一样，他也是自愿地、有目的地把自己奉献给毁灭；他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承载着自己和世人的罪恶，通过牺牲自己来达到救赎的目的，呈现出一种崇高之美。
2.2 叙事结构原型
按照弗莱所说，整部《圣经》就是一部“神圣喜剧”，【6】即一系列的不幸和误会使情节发展到危难的低点，此后，情节中的某些线索，又使结局发展为一种团圆。弗莱从中总结出《圣经》的典型结构模式是U型结构，整个《圣经》就包含在这个大的U型结构之中，同时它也包含着无数个小的U型结构，弗莱进而从这种U型结构中分析了整部《圣经》的叙事结构都是遵循“乐园——犯罪——受难——忏悔——得救”这一模式，【5】这种U型结构形成了一种原型结构模式。
《红字》悲剧成因十分复杂，但不可否认的是，性格上的弱点确是悲剧形成的重要因素。白兰的性格弱点不是夏娃式的轻信，而是夏娃的另一方面——探求精神。她在漫长的赎罪经历中对罪恶的思索和自我救赎，从神话原型批判的角度讲，其实是她对自身意义和在父权社会中地位的寻求。上帝代表着父性权力的威严，夏娃起而叛之，偷吃能知善恶的禁果，正是为了找到关于自我的认识和自己在男性统治世界中的位置。同样，白兰也为寻找自己的爱和个体价值，反叛宗教理念和戒律，从而酿造了自己的悲剧。
丁梅斯代尔在白兰被抓后，陷入了空前的困境中——是勇敢站起来，经受身败名裂、受人唾弃的厄运，还是退缩下去以求保全良好声誉和大好前程。在罪孽攻破的道德城防之后，丁梅斯代尔面临3种抉择：（1）忏悔，重做一个真正的基督信徒；（2）掩盖或者忘掉，做一个伪君子；（3）矢志不改，做一个叛逆者。可是对于一个从牛津大学毕业的神学家来说，第三条路无异于道德的毁灭；第二条路无异于对上帝的亵渎，而且他的请教主义良知不允许他轻易地不经过悔改赎罪而将罪孽从记忆中抹去；可是第一条路实在崎岖难行，并且丁梅斯代尔真心地感觉到他的婚外恋有“他自身的神圣意义”。如果他是一个虔诚的悔罪者，或者是一个迷恋于情的自甘堕落者，红字的惩罚早就结束：他要么获救，要么堕落不堪。可就是因为他同事对基督教义和自身的婚外情采取了一种骑墙的态度，他的良心一直与自己的感情处在冲突之中，使他饱受内心焦虑与恐惧的煎熬。在饱受7年心理混乱之苦后，终死于心力衰竭。虚伪和懦弱导致了他的最终的覆灭。
齐灵渥斯的悲剧同样是因为性格的弱点所致。他本是受害者，他却因为复仇心切，使“一个宝贵人类灵魂失去了天国，堕入撒旦地狱之中 ” ，变成了“恶魔的代理人” 、“撒旦的使者” 。随着复仇对象死去，他也失去了生存的全部动力和意义，终于在一年后抑郁死去。
一种是喜剧式的U型结构，一种是悲剧型的结构，两种截然不同的原型结构模式并存《红字》中，圣经故事总是悲剧型的苦难历程中，使圣经叙事有了喜剧性的结局。《红字》中，白兰和丁梅斯代尔的心路历程无疑也是遵循了《圣经》的典型的叙事模式，经历艰辛的磨砺和自我的忏悔后，男女主人公最终都回归了上帝，获得了新生，使小说的结局洋溢着一种无言的胜利，整个叙事结构形成了一个喜剧的U型模式。
2.3 情节原型
《红字》中还贯穿着《圣经》中的一些情节原型，最引人注目的是善与恶的冲突。善与恶的冲突时贯穿《圣经》的主要的情节冲突，从《圣经》开篇的《创世纪》起就是不断体现出来，其中上帝与魔鬼撒旦的冲突是最核心的冲突，而亚当、夏娃受撒旦的诱惑背叛上帝可以说是《圣经》中善与恶的第一次冲突。事实上，《圣经》中的每一个事件几乎都是这样善与恶的原型情节冲突的再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在人物方面，霍桑用善人和恶人之间的冲突代替上帝和魔鬼之间的冲突。《红字》中的“善人” ——白兰和丁梅斯代尔，他们虽然犯下通奸罪，但是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表明了他们人性善的一面，他们在犯罪后，积极行善，用自己的善行和苦刑去弥补自己的罪恶。最后两人各自以不同的方式为自己也为别人洗刷了罪恶，从而得到人们的原谅，并得到尊重。而邪恶的化身的齐灵渥斯，他鬼影般追随着丁梅斯代尔，折磨他的身心，当他取得最终取得胜利后，他毁灭了别人，也同时毁掉了自己。不过最后临死时把遗产全部留给珠儿，也展现了他人性善的一面。
其次是人物内心的善与恶的冲突。霍桑自称其小说是“心灵的罗曼史” ，他把人心比作蜿蜒曲折的洞穴，把自己的创作比作在这个莫测深浅的洞穴中掘进，以发现其中的隐秘之“恶” 。事实上，霍桑小说中的人物的自我救赎之路就是内心的善——虔诚的道德感与恶——虚伪、懦弱、情欲煎熬，不断交战斗争，最后善战胜恶，诚实战胜虚伪，信仰战胜现实的结果。反过来，本是受害者的齐灵渥斯却在强烈的复仇心驱使下丧失了灵魂和自我，变成了恶魔的化身，成为善恶冲突中悲哀可耻的另一极。他幽灵般的追随丁梅斯代尔，折磨他的身心。他毁灭了别人也毁了自己。
最后一个隐形的冲突就是基督教的仁爱精神和净化作用与清教的偏执、残忍、不通人情的冲突。后者的主要代表是世俗的请教教会。这一冲突实际上也体现了前文分析的人物和结构原型上。
结语
霍桑虽是一位十九世纪的作家，但他的作品的主题之深刻和艺术感染力只强烈，直到今天也没有丝毫的减弱。究其原因，除了丰富的想象力与独特的象征主义写作手法，还得益于他对圣经原型与意象的巧妙运用。这在他的佳作《红字》中表现的极为突出。所以，我们对《红字》的圣经解读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一，对作品的圣经原型解读是读者深入透彻理解这部小说的关键。第二，圣经原型在作品中的“移植”丰富了作品的文化内涵，提升了作品的文化价值，并增强了其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