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先生们：他们走过九十年，仍以“垂暮”之资回应时代命题

大先生们：他们走过九十年

仍以“垂暮”之资回应时代命题

“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中国有一批年过九旬的知识人，以“垂暮”之姿回应着时代的命题；“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他们不惧路之修远，上下而求索。

李强好书伴读精选三位九旬学人及其作品，从他们身上读历史、读时代、读人生、读思想。

▌王鼎钧：写尽20世纪中国人的因果纠结，生死流转

王鼎钧这个名字，早先在大陆并不为人所熟知，但是在台湾，却家喻户晓。可以说到了“凡有井水处，即见鼎公书”的程度。

王鼎钧先生如今已95岁高龄，一生经历丰富坎坷。抗日时跟着父亲打过游击，后来做过国民党的宪兵，也当过解放军的俘虏，去台湾后，先在国民党的官方喉舌中国广播公司做编辑，后来又担任过多家报刊的编辑和主编。晚年定居美国。

王先生从中国古典起步，后来历经新文学的写实主义，现代主义，到后现代。左翼挂帅，党部挂帅，学院挂帅，乡土挂帅，到市场挂帅，每个时段先生都有所汲取。从孔孟、耶稣基督、马列、佛陀面前走过，先生从未空手而回。

他说自己“受国民党的战时教育，受专制思想的洗礼，后来到台湾，在时代潮流的冲刷之下，我又在民主自由的思想里解构，经过大寒大热，大破大立......我的经历很完整，我想上天把我留到现在，就是叫我做个见证。”

王鼎钧，生于1925年4月4日

这份见证就形成了王鼎钧先生最著名的“回忆录四部曲”。

许多人写回忆录，是因为人们总是最关心自己，最忘不了自己；而大部分读者并不爱读别人的自传，也是因为别人的自传与自己无关。

而王鼎钧先生的“回忆录四部曲”，却是整个20世纪百年历史的亲证。

他说：“我不是写自己，我没有那么重要，我是想借自己的受想行识反映一代众生的存在。希望读者能了解、能关心那个时代，那是中国人最重要的集体经验。”

除此之外，王鼎钧先生的散文也是一绝，他的“人生四书”写的清灵通透，将他近一个世纪以来的所闻、所学、所思融入其中。

王先生的“人生四书”，讲的是怎么做人，知道做人做事是一个漫长的细致的工程，追求知识品德和韧性，健全自身优于指责他人，照那个办法，当不了总统，却可以成为很好的公民。

▌许倬云：要以远见，超越未见

有人调侃偶像歌手王力宏的歌很肤浅，但是估计没人敢反驳。因为这个人就是王力宏的舅公，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

今年90岁高龄的许倬云先生出生世家，却先天残疾。抗战时期，因为靠近前线，许家年年搬家避乱。他的兄弟姐妹跟着难民学校步行几千里迁移， 两三个月换一个地方。年幼的许倬云先生则随父母搬来搬去。

每天许氏父子都会针对时局进行对谈，这对许先生一生的学习兴趣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总结言之，我虽然在抗战期间失学甚久，其实因祸得福，获得一些一般少年无法得到的机会” 。

后来，少年许倬云考入台湾大学外文系，受傅斯年赏识，转攻历史，以此为一生志业。

60年代，许倬云先生在美国读书，但他并不是书斋内的学者，在研究功课以外，他也对校园之外的社会投去关切的目光。回到台湾后，他在国民党的专制之下勉力维护学术的自由与独立。

许倬云，生于1930年7月10日

先生曾说：“今天的中国专家常见，而知识分子罕有”。这些人要么是智识与良知脱节，要么是功利压过真理，还有就是很多专业学者只耕耘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通识能力太弱。

许倬云先生是生长在新旧两个世界之间的人物。他触摸到了旧文明系统的夕阳，也同时受到了西方式的知识训练。他在两种世界中一起成长，二者共同帮助他去观照和思考更辽阔的事物。

今天的人迷失在物质、高科技和信息碎片中，正需要许倬云先生穿越一个世纪的“通感”，去摆正自己的位置，寻找方向。

许先生的许多作品都是立足于中国现实危机，以“大历史”的视野，反省中国文明。

他的《万古江河》和《说中国》，站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三维角度，理解中国，从而完成华夏文明的“自我审察”。

许知远说，他是宝藏，也是密码。

许倬云的智慧，能帮助我们思考，如此脆弱的文明，应该如何呵护。而他留给我们的文化密码，也需要保存，需要不断记忆和书写。

▌何兆武：人生一世，不过就是把名字写在水上

今天我们很多耳熟能详的西方经典名著，最初的译者都是何兆武。《社会契约论》《历史理性批判文集》《西方哲学史》《历史哲学导论》《思想录》等等等等。

何兆武先生生于1921年，明年他就是百岁老人了。

何先生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执著地追求国家富强和相信普遍真理，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真的是和今人不同，有点儿像精卫填海，也有点儿像飞蛾投灯。

这一过程，被他写进了《上学记》。阅读这本书，最大的意义即在：于不动声色之中感悟出人生格局的养成方式。一个人的修为有多美好，视野有多高远，经历的世事有多繁复，触摸的领域有多辽阔，同行的伙伴有多强大，就注定会有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

何先生的修养来源于他的家族，也来源于生长环境所赋予他的视野，亦来源于他对社会的观察与思考，这些因素恰到好处的交融使修养成为何先生生命中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习惯。

葛兆光先生在序中谈到：“这种精神生活需要从小开始，让它成为心底的基石，而不是到了成年以后，再经由一阵风似的恶补，贴在脸面上挂作招牌。”

何兆武，生于1921年9月

因此，《上学记》仿佛是我们读的另一本历史书、语文书和音乐书，不同于学校读本的大条的、遥远、甚至冷漠。

我们在课本中用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数字与史实去了解八年抗战，而何先生为了躲避战乱回到湖南老家，“看见远处有四艘军舰冒着黑烟开过来，都是日本兵......”；还有闻一多被刺，书本告诉我们这件事发生在某年某日，何先生却是亲眼见“有人用担架抬着一个人匆匆忙忙走了过去，身上带着血”。

而何先生笔下的同窗与先生，知识与思想，构建起他人生观走向成熟的生态环境。

如今，这些人物的大多数已然成为中国历史中的一枚符号，这一枚枚符号，就如同他笔下的中国近代史一样，就在他的身边，有细节、有温度、有触碰，真实地生活着，真实地释放着，而他也真实地被影响着，真实地被升华着，并且真实地结出了追求个人与社会、与世界一同走向幸福的美好理想果实。

三位90岁高龄的先生共同经历了近代百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他们就是历史本身。而他们对所经历的一切又有不同的感触和思考，在他们的作品中呈现出丰富的思想和洞见。

他们曾经受惠于时代，也受困于时代，他们的困惑也同样是我们今天的困惑，读他们的书不止是阅读历史，更是阅读一份人生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