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国故大乾坤——透视中医【一点资讯】
提要：中国传统医学在中华民族的文明延续上功过几何？在医学发达的今天又有多少贡献？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医药和疗法，正逐渐失去发挥效用的舞台，陷入困顿的境地
中医指中国传统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学科。它承载着中国古代人民同疾病作斗争的经验和理论知识，是在古代朴素的唯物论和自发的辨证法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医疗实践逐步形成并发展成的医学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上，以整体观相似观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依据，具有朴素的系统论、控制论，分形论和信息论内容。
源远流长的“实践论”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远古时代，我们的祖先在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就创造了原始医学。人们在寻找食物的过程中，发现某些食物能减轻或消除某些病症，这就是发现和应用中药的起源；在烘火取暖的基础上，发现用兽皮、树皮包上烧热的石块或沙土作局部取暖可消除某些病痛，通过反复实践和改进，逐渐产生了热熨法和灸法；在使用石器作为生产工具的过程中，发现人体某一部位受到刺伤后反能解除另一部位的病痛，从而创造了运用砭石、骨针治疗的方法，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为针刺疗法，进而形成了经络学说。
中医理论主要来源于对实践的总结，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黄帝内经》问世。该书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结合当时的其他自然科学成就，运用朴素的唯物论和辨证法思想，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秦汉以来，内外交通日渐发达，少数民族地区的犀角、琥珀、羚羊角、麝香，以及南海的龙眼、荔枝核等，渐为内陆医家所采用。东南亚等地的药材也不断进入中国，从而丰富人们的药材知识。《神农本草经》就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中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专著。它总结了汉以前人们的药物知识，载药365种，并记述了君、臣、佐、使、七情和合、四气五味等药物学理论。
东汉著名医家张仲景在深入钻研《素问》、《针经》、《难经》等古典医籍的基础上，广泛采集众人的有效药方，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著成《伤寒杂病论》。该书以六经辨伤寒，以脏腑辨杂病，确立了中医学辨证施治的理论体系与治疗原则，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该书实收剂269首，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西晋医家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为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针灸专书，其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病机、诊断、针刺手法、刺禁、腧穴主治等。书中经过考查确定了当时的腧穴总数和穴位349个（包括单穴49个，双穴300个），论述了各部穴位的适应证与禁忌，总结了操作手法等，对世界针灸医学影响很大。
610年，巢元方等人集体编写的《诸病源候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病因证候学专著。全书共50卷，分67门，载列证候1700余条，分别论述了内、外、妇、儿、五官等各疾病的病因病理和症状。其中对一些疾病的病因及发病原理已描述得比较详尽而科学。例如：对某些寄生虫的感染，已明确指出与饮食有关；认为绦虫病系吃不熟的肉类所致。
657年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于659年完稿，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州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
唐代医家孙思邈集毕生之精力，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二书还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752年，王焘著成《外台秘要》，全书共40卷，1104门（据今核实为1048门），载方6000余首，可谓集唐以前方书之大成。
宋代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学生所学课程包括《素问》、《难经》、《伤寒论》和《诸病源候论》等。教学方法也有很大改进，如针灸医官王惟一曾设计铸造铜人两具（1026年），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考试时，试官将铜人穴位注水，外用蜡封。受试者如取穴正确，可针进水出。这是中国医学教育事业的创举。
公元十二至十四世纪的金元时代，中医学出现了许多各具特色的医学流派。其中有代表性的有四大家、即：刘完素（公元1120～1200），认为伤寒（泛指发热性疾病）的各处症状多与“火热”有关，因而在治疗上多用寒凉药物，被后世称之为“寒凉派”；张从正（约公元1156～1228），认为病由外邪侵入人体所生，一经致病，就应祛邪，故治疗多用汗、吐、下三法以攻邪，被后世称之为“攻下派”；李东垣（公元1180～1251），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治疗时重在温补脾胃，因脾在五行学说中属“土”故被后世称之为“补土派”；朱震亨（公元1281～1358），认为人体“阳常有余，阴常不足”（即认为人体常常阳气过盛，阴气不足），治疗疾病应以养阴降火为主，被后世称之为“养阴派”。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公元1518～1593）亲自上山采药，广泛地到各地调查，搞清了许多药用植物的生长形态，并对某些动物药进行解剖或追踪观察，对药用矿物进行比较和炼制，参考文献800余种，历时27年之久，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大约在公元十一世纪，中医即开始应用“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成为世界医学免疫学的先驱。公元十七至十九世纪，由于传染病的不断流行，人们在同传染病作斗争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了温病学派。如明代吴有性认为传染病的发生，“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之为“戾气”。他指出“戾气”的传染途径是自口鼻而入，无论体质强弱，触之皆病。这就突破了中医学历来认为的病邪是由体表进入人体的传统理论，在细菌学尚未出现的十七世纪中叶，这无疑是一伟大创举。到了清代，中医在治疗温病（包括传染性和非传染性发热性疾病）方面成就的代表著作有叶桂的《温热论》、薛雪的《湿热条辨》、吴瑭的《温病条辨》及王士雄的《温热经纬》等。
清代医家王清任（1768～1831）根据尸体解剖和临床经验写成《医林改错》，改正了古代医书在人体解剖方面的的一些错误，强调了解剖知识对医生的重要性，并发展了瘀血致病理论与治疗方法。
系统的诊疗方式
中医学以阴阳五行作为理论基础，将人体看成是气、形、神的统一体，通过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方法，探求病因、病性、病位、分析病机及人体内五脏六腑、经络关节、气血津液的变化、判断邪正消长，进而得出病名，归纳出证型，以辨证论治原则，制定“汗、吐、下、和、温、清、补、消”等治法，使用中药、针灸、推拿、按摩、拔罐、气功、食疗等多种治疗手段，使人体达到阴阳调和而康复。中医治疗的积极面在于希望可以协助恢复人体的阴阳平衡，而消极面则是希望当必须使用药物来减缓疾病的恶化时，还能兼顾生命与生活的品质。此外，中医学的最终目标并不仅止于治病，更进一步是帮助人类达到如同在《黄帝内经》中所提出的四种典范人物，即真人、至人、圣人、贤人的境界。
传统的中医学思维模式与源于欧洲的现代科学并不相容，然而，当今之科学期刊已多有论文研究之，并试图用现代医学的角度分析中医中的部分现象和治疗机理。
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定义“完整医药体系”这个概念时提到中医学：“NCCAM（美国国家补充与另类医学中心）把完整医药体系描述为涉及'完整医药体系是与对抗疗法（常规）医学独立地或平行地演变的完整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这些可能反映了独特的文化体系，比如中医学和印度的阿输吠陀医学。完整医药体系都有一些共同的元素，相信机体有自愈的能力，这种自愈可能涉及到了应用情绪、身体和精神的治疗方法。”
中医产生于原始社会，春秋战国中医理论已经基本形成，出现了解剖和医学分科，已经采用“四诊”，治疗法有砭石、针刺、汤药、艾灸、导引、布气、祝由等。西汉时期，开始用阴阳五行解释人体生理，出现了“医工”，金针，铜钥匙等。东汉出现了著名医学家张仲景，他已经对“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有所认识，总结了“八法”。华佗则以精通外科手术和麻醉名闻天下，还创立了健身体操“五禽戏”。唐代孙思邈总结前人的理论并总结经验，收集5000多个药方，并采用辨证治疗，因医德最高，被人尊为“药王”。唐朝以后，中国医学理论和著作大量外传到高丽、日本、中亚、西亚等地。两宋时期，宋政府设立翰林医学院，医学分科接近完备，并且统一了中国针灸由于传抄引起的穴位紊乱，出版《图经》。金元以降，中医开始没落。明清以后，出现了温病派时方派，逐步取代了经方派中医。在明朝后期成书的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标志着中药药理学没落。同一时期，蒙医、藏医受到中医的影响。
近百年来，随着西医在中国广泛地传播，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其代表人物及其著作是：唐宗海（1862-1918）之《中西汇通医书五种》；朱沛文（约19世纪中叶）之《华洋脏腑图像合纂》；张锡纯（1860-1933）之《医学衷中参西录》等。
局促的现代化
自清朝末年，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国运衰弱。同时现代医学（西医）大量涌入，严重冲击了中医发展。中国出现许多人士主张医学现代化，中医学受到巨大的挑战。人们开始使用西方医学体系的思维模式加以检视，中医学陷入存与废的争论之中。同属中国医学体系的日本汉方医学、韩国的韩医学亦是如此。
一张桌子，一个脉枕，一名戴着花镜的老中医正襟危坐。把脉看病开处方，前厅看病后堂抓药，这种中医坐堂的模式绵亘了数千年。却不敌一柄听诊器，一支注射器。
望闻问切的拿手绝技在CT等现代化诊疗器械面前，高下立判。
中医终于在西医和现代化的健康理念围剿中退潮，搁浅。
如何摆脱这种尴尬的境地？如何重拾中医的辉煌？一连串的问题摆在中国传统医学从业人员的案头。
现代化，这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务。却是中医和中药在时代浪潮中的唯一选择。
穷则思变。“师夷长技以制夷”，借鉴西医现代化的科学经验，改造中医。
解放军第302医院全军中药研究所的肖小河教授在谈到的中药科学研究时，提出三个亟需解决的基本问题：一是科学把握中药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二是科学地制订中药科学研究的基本导向和策略，应“有可为，有不可为”、“有所为，有所不为”、“要创新，更要规范”；三是科学制订国家中医药科技发展“线路图”，着重做好中药有效性评价与再提高、中药安全性评价与合理用药、中药药效物质筛选与辨识、中药质量控制与评价技术、中药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保护、中药药性理论的现代化科学表征与应用等方面的研究。
这些方面的研究与努力，是中医致力于发展并再次走出国门的必由之路。
从历史上来看，中医走出国门一直与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紧密相连。数百年前，由于其临床疗效和渐趋完善的理论体系，及其与中国文化的紧密关连，中医几乎随其本身的发展同步传播到中国周边受中华文化影响的国家，如越南、韩国、日本等国。此后，随着中国移民迁居到更远的一些国家，中医传入了其他国家，如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等国。中国移民的进一步扩散，在一些欧美国家也出现了中医行医者和中药、针灸的治疗手段。渐渐地，中医引起外国学者的兴趣，中医经典古籍被翻译成法文、英文等文字。
不过，这一过程的普及与接受也伴随着质疑与批评，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专门针对中医中药制定了严苛的审批检查制度。
以中医药在澳大利亚的发展为例，回望百年前，中医伴随淘金华人传入澳大利亚，与主流医学思想和临床实践碰撞、磨合，历经坎坷磨难。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中医尤其是针灸等医科才正规引入澳大利亚。随后，更多来自中国大陆的专业中医师移民澳大利亚，使当地中医获得快速发展。
然而，由于长期缺乏立法规范，中医长期被排斥在西方主流医学之外，不仅缺乏规范，还遭受种种无理限制。譬如，澳当局仍禁止进口某些其认为“有毒”的中医药材。这导致中医发展空间狭窄，业内不免鱼龙混杂。
近年来，在中医地位提升背景下，某些所谓西方科学人士出于狭隘的行业利益和门第偏见，更是加紧攻击、抹黑中医。去年年初，400多名澳大利亚西医和一些“科学人士”签名反对大学开设中医教学课程，并指责中医为“江湖骗术”。接着，默多克大学一个研究团队发表论文称，通过对几种中成药样品的DNA分析，发现其中含有有毒成分云云。
不管显得何等“科学”，“科学人士”们无法否认：全澳中医及针灸诊所每年服务大约280万人次，80%的病人以英语为母语，全行业营业额上亿澳元。中医药已成为造福澳洲民众的重要保健选择，其功效赢得了当地广大有识之士的认可。
从2011年7月开始，中医按照此前确立的中医法在澳获得正式注册，成为官方承认的专门行业。此举使澳大利亚成为第一个以国家立法方式承认中医合法地位的西方国家。
本来，中医注册有望成为规范中医的契机，然而苛刻的注册条件和混乱的审批过程却使中医在澳前途蒙上阴影。
不过，这毕竟是西医首次官方认可中医可以作为西医的“补充疗法”。无疑，中医的现代化之路还很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