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
展览名称
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
主办单位
中国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
展览地点
北8展厅
开展时间
2021年9月14日
展览现场
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代表了中国古代先哲在改造自然过程中对天地秩序与万物和谐的体悟。在长期历史文化进程中形成的礼仪制度，既是礼的精神内涵的具体外化和生动体现，也是规范社会秩序，使社会成员各守其分、和谐共处的重要方式。商周时期是中华传统礼制发展的关键时期，以青铜器为主的礼器和盛大庄严的礼仪是礼制规定中最重要的内容。青铜鼎作为商周青铜礼器的核心类型，既承载着身份、等级、礼仪、文化等多方面内涵，又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政治观念、审美艺术和科技成就，在中国历史文化发展进程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而鼎上铸刻的铭文也成为历史事件与政治制度的重要物证。
展览现场
青铜鼎最早出现于二里头文化时期。商周时期，中国青铜器由注重酒器向注重食器转变，鼎的地位日益突出。在商代至西周早期，青铜鼎成为最重要的礼仪性食器。贵族的等级地位越高，所使用青铜鼎的规格也就越高。西周中期之后，在祭祀和宴飨时配合使用鼎与簋的制度更加具体，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大夫用五鼎四簋，士用三鼎二簋。青铜鼎由此成为集王权与神权于一体的国之重器，成为国家政权的象征，规范化的用鼎制度成为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等级秩序的有效手段。
展览现场
在目前所见的商代大型青铜圆鼎中，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子龙鼎是体量最大者；周代大型青铜圆鼎则以中国国家博物馆所藏大盂鼎、上海博物馆所藏大克鼎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毛公鼎最负盛名。此次中国国家博物馆携手上海博物馆推出“礼和万方——商周青铜鼎特展”，以子龙鼎、大盂鼎、大克鼎三尊商周时期大型青铜圆鼎为切入点，结合陶范、全形拓（“吉金遗墨”单元，分别展示大盂鼎、大克鼎、毛公鼎的几种全形拓，它们诞生于不同历史时期，对于了解这三件青铜重器收藏、流传的历史，研究其铭文内容，赏读其文字艺术，都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从用鼎制度、造型艺术、纹饰纹样、铭文内容、制作工艺等方面展示青铜鼎的丰富文化内涵，展示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展览现场
“鼎”，往小里说是“厨房炊具”，往大里说事关国运。本次展览展出的大盂鼎、大克鼎和子龙鼎不仅是中国古代青铜圆鼎的经典之作，是早期中华文明灿烂成就的重要物证，而且它们在近代出土、流转和归藏的颠沛命运，也无不熔铸着参与其流转历程的鉴藏家、守护者的爱国之情。大盂鼎、大克鼎130余年后再次聚首北京，从潘祖荫位于东米市胡同的旧宅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中国国家博物馆，从私人收藏到公立博物馆，这短短的五公里，走过的何尝不是中华民族筚路蓝缕且迈向复兴的辉煌历程。
子龙鼎
商代后期
高103厘米，口径80厘米，重230千克
传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子龙鼎相传于20世纪20年代出土于河南辉县，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在中央财政设立的“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支持下，国家文物局将子龙鼎征集回国。
子龙鼎因其腹壁近口缘处铸有铭文“子龙”二字得名。子龙鼎的圆腹微垂，上承微外撇的立耳，下接三蹄形足。鼎的颈部和足部均装饰饕餮纹。整器的造型雄伟稳重，是迄今所见商代圆鼎中体积最大者。
关于子龙鼎的铭文释读，目前学术界的解读视角较多。宏观来看，此类简短精炼的铭文不带有动词，属于“早期铭文”的范畴，多用以铸记作器者、族属或受祭者一类信息。“子某”的称谓在甲骨文和商周青铜器中较为常见，也见于传世文献。甲骨文中的“子某”，有的是具有宗法贵族身份的商王之子，也有的指商王朝内担任重臣的宗法贵族之长。后者虽不一定与商王室具有血缘关系，但较为多见。
大盂鼎
西周早期
高101.9厘米，口径77.8厘米，重153.5千克
传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一说眉县礼村）出土
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大盂鼎相传于清道光年间（1821—1850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京当乡礼村，几经辗转，后为潘祖荫所有。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寇劫掠，大盂鼎与大克鼎被装入木箱安置于潘宅地下。1951年，潘氏后人潘达于女士将其献于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后藏于上海博物馆。1959年，前中国历史博物馆开馆，大盂鼎应征北上。2004年，大盂鼎与大克鼎聚首上海，展陈于“人寿鼎盛——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
大盂鼎宏伟凝重，是西周早期大型青铜鼎的典型式样。鼎内壁铸有长篇铭文，共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一事。铭文中周康王向盂追述了文王、武王的立国经验与商人因沉湎于酒以致亡国的教训，告诫盂要效法其先祖，忠心辅佐王室，并对盂进行了赏赐。铭文追述商周变革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等传世文献相吻合，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从书法角度来看，大盂鼎的铭文通篇布局规整，书风凝重。
大克鼎
西周中期
高93.1厘米，口径56厘米
陕西扶风任家村出土
上海博物馆藏
大克鼎于清光绪年间在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家村出土，具体出土的时间最晚不超过光绪十五年（1889年）年初。同出者尚有小鼎7件、镈、钟、盨等，皆为克所作之器，因此习称大鼎为大克鼎，小鼎为小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即为工部尚书潘祖荫所得，潘祖荫去世后，由其弟潘祖年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大克鼎等珍宝费尽全力，特别是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决定让大克鼎等再次入土埋藏，苏州沦陷后，先后有数批日军闯入潘家搜查，所幸始终没有找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1年，潘达于女士决定无偿捐赠大克鼎和另一件国宝大盂鼎给国家。1952年上海博物馆成立，克鼎从此成为上博最重要的“镇馆之宝”之一。
大克鼎威严厚重，口沿下装饰变形兽面纹，腹部宽大的纹饰波澜起伏而富有节奏感，蹄足上部饰有浮雕兽面。每组变形兽面纹间、足部的兽面纹鼻梁皆设宽厚的扉棱。纹饰线条凹凸、峻深，风格粗犷、质朴、简洁。商代晚期以来所形成的华丽、繁缛的青铜器装饰风格完全消逝。这种巨变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变革。
鼎腹内壁铸铭文290字，铭文记载作器者为“克”，他是管理周王饮食的官员，周王授予克的职责是上传下达王的命令。铭文内容分为两段，一是克对其祖师华父的称颂，二是详细记载了周王册命克的仪式以及赏赐的内容。这篇铭文是研究西周社会政治、经济的重要资料，也是西周书法艺术中的皇皇巨篇。
大克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
毛公鼎铭文拓片及全形拓
大盂鼎铭文拓片二白本
大盂鼎铭文拓片三白本
来源|中国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