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益鸣
亚非会议时在印尼万隆南化学校任教，1957年回国。现居北京
1955年是我从万隆华侨中学高中毕业后到南化学校教学的第二年（19岁）。年初开学后，市政府通过广播电台、报刊及街头广告等方式向市民通告：亚非会议将于4月份在万隆召开。市里的主要街道、重要建筑和设施等也开始整治，并作一番修饰。到四月初，市面上还出现“A-A”字样（亚非会议）的标帜。在学校的周会上，校领导向全校师生宣布这一重大消息，大家听了都欢欣鼓舞，期盼着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早日到来。4月12日，听到电台播出印度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在南海上空爆炸失事的消息后，全校师生都感到震惊和愤怒，大家都在担心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成员的安危。有的女生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相互抱在一起哭。我也因心情不好没有上好初一的地理课。后半堂课，我索性放下教案，以自己肤浅的认识，对同学们讲了亚非会议的重要意义及蒋帮特务和西方反共势力为什么要破坏亚非会议。课堂上鸦雀无声，气氛悲愤而肃穆。
4月13日下午放学时分，在得知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主要成员并没有乘坐“克什米尔公主”号客机的消息时，我和还留在学校的师生们心中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庆幸和欣慰之余，我们更为在空难中牺牲的烈士们感到痛惜，对敌特的卑鄙行径无比愤慨。痛定思痛之后，青年教师们便开始酝酿着组织起来，用实际行动保卫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
4月15日下午放学后，肖元祥老师召集了我、郭良晖、郭志辉、赵世龙、黄宏才、黄亦良、林春新、蒋芳辉、黄金水、赖群星、陈子侨、王锦华等十几位年轻力壮又会骑自行车的男老师开会。在会上，肖老师宣布保卫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安全的保卫组成立：由肖老师任总队长，全队分上下午两班，每班4人，每班又分为两小组，每组两人，分别从南北两地对开，值班巡逻。另有两人作为联络机动人员。上午班从8点至11点，下午班从5点至8点（中间为上课时间）。工作日期为4月17日至24日。位于万隆北区的达曼沙里路（Jl.Taman Sari）有一个大斜坡，斜坡的高处有个平台，坐落着爱国华侨郭贵盛先生的别墅。郭先生自愿腾出别墅作为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下榻处，其周边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中国大使馆武官和中国代表团警卫人员负责。而亚非会议的会场（独立宫）是在南区，其周边方圆两公里内的安全保卫工作由巡警、宪兵队和便衣负责。其余中间地段的安全保卫工作就主要由当地爱国华侨组织的保安人员负责。从“大斜坡”到“独立宫”可以有东、中、西三条路线，为了中国代表团的安全，车队可随时改变行车路线，让破坏份子摸不着规律，而我们负责的东线，是中国代表团车队经过次数较多的路线，故任务较重。为此，肖老师于15日带领我们事先到值班沿线实地勘察，把道路两旁的地形地物以及可以隐藏人和物（爆炸装置）的隐患处都一一记在心里。最后，肖老师还对我们提出工作要求和纪律：1、不得无故缺席，不准迟到；2、对工作满怀高度的责任感，在巡逻中保持高度警惕性，认真细致观察，勇敢，果断，机智灵活处理问题；3、遇事时，按事先规定的暗号吹哨（每人都随身备有哨子）；等等。在8天的巡逻过程中，我们每天都严格地按肖老师的要求，认真仔细的巡视沿路两边的行人、车辆有什么可疑迹象或异常动向，以致于带有五星红旗的中国代表团车队飞快开过时，都没有顾上看一眼，因此也未能一睹周总理的风采。虽说有点儿遗憾，但我们仍很兴奋激动。因为我们为保卫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安全尽了一点力，并以此感到欣慰与自豪。4月23日中午，我们接到一项任务：当天下午，中国代表团在广华学校礼堂将举办一次酒会，招待并接受各国新闻记者的采访。我们十多位华侨青年教师作为招待员兼保卫人员。下午3时我们准时报到。经过简短的动员和培训，交待注意事项后，我们便马上投入工作。这次酒会虽然周总理并未出席，而是会后，由黄华同志（新闻代言人）代表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单独接见我们，向大家表示慰问与感谢，并与大家一起交谈、照相。这一天虽然工作很累，但是我们为自己又一次为亚非会议及中国代表团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而感到充实和极大的满足。最令人难忘的是4月25日那天，周总理及中国代表团为祝贺亚非会议的胜利闭幕并答谢各界侨胞和朋友们的大力支持，通过中华总会特地安排了一次群众接见会。到会的群众比预料的多好几倍，广华学校的操场也显得太小，有的华侨青年学生及朋友一大早就来到会场等候周总理的到来。接近中午时分已是人山人海。
不久，当周总理乘坐的汽车开进学校大门口，人群随即拥上去，但被保安人员拦住，人们自动停下来。周总理穿着一身淡黄色的西服，神采奕奕地从汽车里走出来，频频向群众挥手致意。群众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周总理在简短的答谢词中盛赞亚非会议的成功及其伟大深远的意义，他充分赞扬广大爱国侨胞在亚非会议期间所做的许多工作，并再次向大家表示感谢和敬意。讲话不时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为满足广大侨胞的心愿，周总理还兴高采烈地和大家一起照相，并与广大群众亲切握手，许多人高兴得流下了幸福与激动的泪水。会场气氛十分感人，那热烈动人的场面至今仍历历在目。这是我一生中距离伟人周总理最近，并能亲眼目睹老人家风采的一次，真是终生难忘。遗憾的是，当时因我有保卫任务在身，不能擅离职守上前与敬爱的总理亲切握手。事隔50年后的2005年，我有幸见到当年作为周总理的贴身保卫人员的朱毅同志（坤甸归侨）。当时他就在总理身边守护着。回忆起当年那幕群众一拥而上争着与周总理握手的热烈场景时，他说：“……真让人感动！可是当时我也真为总理的安全捏了一把冷汗啊！”为了弥补我心中的那份遗憾，朱毅同志赠送给我一本他写的回忆录—《万隆交响曲》，并亲笔签名留念。这是他生前留给我最珍贵的纪念（书中就有上述场面的相关照片），我至今珍藏。
朱毅同志2005年亲笔签名赠送给我的《万隆交响曲》（陈利才摄）群众接见会后，总理步入广肇会馆，接见华侨各界领导人和代表并座谈有关中印两国签订双重国籍条约的问题和侨务政策等。午后，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乘坐飞机离开万隆赴雅加达。
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广华学校礼堂（广肇会馆）接见华侨各界领导人和代表，热情宣讲签订中国和印尼双重国籍的条约的意义和侨务政策，鼓励他们增进同印尼人民的友谊（陈利才翻拍）
4月23日晚，我从广华学校回到家，见母亲正在整理行李，母亲见了我，便兴奋地告诉我：“中国代表团将于27日下午在中国大使馆举行接见招待会。一来是庆祝亚非会议胜利闭幕，二是答谢各界爱国华侨对中国代表团的支持和帮助，同时也是一次告别会。大使馆通过中华总会推荐，邀请部分雅加达、万隆两地的妇女代表参加，同时也请他们做后勤工作。就这样，母亲欣然地接受了邀请。听了这番话，我真为母亲感到高兴。回顾这十几年来，开始是因战乱，全家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后来因父亲在雅加达南星书店工作，每周只能回万隆一趟，母亲在家一人要管六个子女的生活、学习，家务繁重可想而知。虽然几年后，我们渐渐长大，懂了点儿事，多少能帮助母亲减轻负担，但家务还是相当沉重，母亲实在太不容易了。直到53年后，父亲升为经理，哥哥、姐姐也先后回国，54年，我高中毕业参加工作，弟妹们也长大了，家庭经济生活大大改善，妈妈才逐渐从繁重的家庭负担中解脱出来，走上社会，参加妇女会的各种社会活动。4月27日，中国代表团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举行了接见各界爱国华侨代表的招待会。会后，周总理和陈毅、廖承志同志分别与负责后勤工作的妇女代表合影留念。
1955年4月27日，周总理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和负责后勤工作的妇女代表合影留念。前排右二为我的母亲杨月影（陈利才翻拍）
1955年4月27日，陈毅、廖承志同志在雅加达中国大使馆和负责后勤工作的妇女代表合影留念。前排左一为我的母亲杨月影（陈利才翻拍）4月28日晚，在父亲陪伴下，母亲回到万隆，我们四个子女都特别高兴。当说到见到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并一起照相的经历时，母亲的眼睛顿时发亮，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神情。他特别盛赞周总理的人格魅力，举止文雅，从容大方，彬彬有礼，平易近人。我补充了一句：还有周总理的大智大勇和非凡的外交才能。父亲也忍不住插了一句：中国有了毛、朱、周等领导人，国家一定会强盛起来。是的，建国七十一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正是沿着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辟的道路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又从富起来到强起来。如今我们又将为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而继续砥砺前行。
2020年12月于北京
相关介绍
《万隆交响曲》作者。广东汕头澄海人。1921年生于印尼坤甸，十岁离家到新加坡读书。
1937年投身抗日救亡，1938年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八路军工作。1948年参加晋冀鲁豫中央局冀南土改工作团。1949年调中央统战部。1952年调中央人民政府华侨事务委员会；1960年任中侨委国外司副司长。1972年调外交部。1980年任中国驻加拿大温哥华总领事。
朱毅曾于周恩来总理1955年在印尼参加亚非会议和1965年在印尼出席亚非会议10周年庆祝活动期间，作为随行人员协助安全保卫工作，亲身经历和见证了万隆会议这一历史时刻。
周恩来总理步入广华学校礼堂（广肇会馆），受到群众热烈欢迎。朱毅在周总理身后（陈利才翻拍）
（上图部分放大）周总理身后，左为万隆中华总会主席洪载德，右有多人，其中脸颊被少部分遮盖者为朱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