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没耐心读长文了，通识教育还能搞吗？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维舟 ，作者维舟

维舟维舟的观点、评论与文学

一直都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想过用短视频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比文字更生动、更有利于传播开来，最终能让有价值的知识点让更多人看到。”

其实我从不排斥新形式，只是以往我没有时间精力去做，但前一阵，“硬核读书会”把我那篇《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视频化了，6分半钟，在B站上播放两周下来，反响比我预期的好。有人直接跟我说：“相比起你的文章，我觉这更能让我看下去。”

像他这么想的，可能不在少数。在此之前，我也尝试过网络直播课，但内容视频化还是头一回，这也让我意识到，无论是人文历史还是社会科学，新形式可能是通识教育一个有效的载体——在一个越来越多人不爱读长文的时代，它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识教育的门槛，引发更多年轻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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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如今，很多人都抱怨年轻人“不爱看书”了，而知识领域的细分、功利主义的取向，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又使得连大学都变得像是“职业教育”。这样，不仅人文思想无处容身，甚至连具备“常识”都变得稀缺了，至于综合性人才更是难觅。

这些看法，说实话也都不无道理，但这种“每况愈下”的悲叹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现在的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倒退，不如说是社会进步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也正因此才更需要通识教育。此时，抱着原有的态度是无法解决新问题的，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回应全新的社会变动。

1929年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的哈钦斯，1929-1950年的该校被称为“哈钦斯的大学”

实际上，通识教育最初就是由此诞生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通识教育”的精神基底虽然源于中世纪的“博雅”（liberal arts），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则源于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1936年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提出的主张：大学应当为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以扭转专业分工所造成的裂痕，由此展望和期盼一个共同的未来。

虽然现在这一主张已得到广泛接受，但在当时却遭到芝加哥大学大多数教授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以往的教育几乎都是基于专业分工的，当时备受推崇的德国模式就强调职业化的研究精神。

哈钦斯则坚持认为，专业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教育方式，尤其突出专业与市场的关系，为就业而教育，但真正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全人”（whole man）。简言之，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拓展个性，而不仅仅是为某一专门的职业或技能铺路。

“通识教育”不仅包含人文历史，也包括科学、实验等基础知识

不难看出，这和近二三十年来国内教育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正因为各学科不断专业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才使得全社会更感到有必要提倡一种不涉及职业实用性、专业功利性的自由探索精神。

现在各学科的研究领域太细太专、太过实际，视野狭小，以至于许多人对本专业之外一无所知，而通识教育恰恰可以矫正这一弊端，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反职业化的。

实际上，许多国人所理解的“通识教育”，并不尽然是指一种在“博雅”基础上塑造“通才”的教育模式，倒不如说更接近于以前《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科普，是不同领域的名师学者向社会公众普及自己专业知识的努力。

科普UP主芳斯塔芙开始没想到自己的古生物科普视频能出圈，她的走红作品《奇虾：初代霸主的故事》，在介绍奇虾演化史的同时，赋予了它们人格、情绪和剧情，让以为自己对生物学没有任何兴趣的观众代入了进去。

连距离人们功利化目的最远的古生物学都能走红，就是因为芳斯塔芙的视频在功能上满足了这一大众心态：一方面响应了“学习社会”的潜在需求，另一面也是因为人们确实感受到了专业细分所带来的常识匮乏。

现在棘手的一点是：国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有时都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也不缺市场需求（知识付费的火爆就是明证），问题是用什么方式讲，才能更深入人心——我已经遇到无数人问起我，他们想让自己或孩子了解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相关知识，但却没有好的选择，甚至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

由于我们当下的现实，许多人在大学期间就没能接受系统的通识教育，又或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时候，却已经错过了学校受教育阶段，更何况，现在即便是一些基础性的人文知识，其实也随着这些年学术研究的进展在不断更新迭代——有时当你真的静下心来看书时，却不知道书本里的知识可能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近年来“百家讲坛”等电视国学、TED网络公开课广为流行了。不过，这些形式共同的问题是其内容的形式还是不够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在这方面，倒是以往不为人注意的B站名师、科普UP主从内容上做了优化，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才引发了他们的兴趣，而好奇心正是通识教育普及的基础。

如果新的形式能拓展受众面，那又何必拘泥于传统讲授模式呢？至少，它可以为那些想求知但又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提供更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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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地上可种花

毫无疑问，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推动通识教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怀民曾说过，在他那个年代，把现代舞带到一个没有土壤和养分的社会，就像是“在水泥地上种花”。

多年后，作家林奕华借用这句话说，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里推进通识教育，也差不多是类似的境况，因为在人们算计无比的人生观中，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做这样一件非功利性的事。

然而，林怀民最终还是成功地“在水泥地上”种出花了，这意味着看似不可改变的社会心态，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关键是如何去做。

我发现，许多学界的知识分子都有点排斥新媒体形式，仿佛那是年轻人才玩的嘈杂事物，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如今的年轻人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对他们来说，一对多“你说我听”至少已经不是唯一的教学模式了，互动的交流更能契合他们的要求，形式和渠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戴锦华先生在B站的视频合集片头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早意识到这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是因为罗翔的出圈，后来又意外地发现戴锦华的视频被搬到了B站，她不仅没有在意，反而欣然正式入驻。前些天，她在抖音也开了“开学公开课”。严肃学者和平时看“鬼畜”的年轻人在课堂之外的平台上相遇了，而她的广受欢迎也证明，年轻人其实相当渴求知识，也尊重这些前辈学者的。

当“讲台”变成“平台”，很多变化也随之而来。这些名师在网上并不只是对台下几十个学生讲课，而是面对无数公众，因而势必就得把所有人都当成零基础的小白（所谓“把每个学生都当傻子教”），更需要讲得深入浅出，甚至帮助“差生”成功上岸。像赵峥教授讲的天体物理、广义相对论，连我这样的文科生都能听懂。

对象变了，讲述方式和互动模式也就自然而然变了：为了引发大众兴趣，老师们经常是从现实话题切入；课本里的问题不再有标准答案，蔡丹君等老师都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评论区往往涌现大量非该专业的学生留言，这是真正基于兴趣的主动学习，因为和学校的课堂不同，网络公开课不可能用点名等方式强制你学习。

另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好处是：国内学生普遍在课堂上不太积极举手发言，但弹幕却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因而往往讨论踊跃热烈得多。

汪品先院士，很可爱，他说自己为此“非常开心”

让我印象颇深的是：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汪品先院士，虽然现年已85岁高龄，但也相当与时俱进，讲解“深海生物为何没被压扁”、“南海的演化总共分几步”这样的科普话题，这连我家上小学的两个孩子都听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平台，普通人恐怕也难以接触到这些名师学者，而他们所讲往往还并不只是专业知识——汪院士自述“我60岁以后才出成果”就很励志。

我知道，仍有不少老师、学者警惕、反感年轻人用网络公开课替代了严肃阅读。不过，公平地说，真正爱看书的人还是会看书的，网络视频所吸引的那些受众，如果不看视频，恐怕大概率也是不会读书的。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视频的功用未必是替代阅读（事实上也替代不了），但可以成为通往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一个很好的跳板。

一百年前，梁启超就曾借用报纸这一当时新兴的媒介形式，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推进了一系列新理念深入人心，其影响之深远，大大超过一般的书斋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年代的报纸也是“新媒体”，和现在的网络视频并无本质差别。

与其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读书、不能接受传统的教学模式，还不如勇于拥抱变化，此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水泥地上”其实是可以种出花的，以前之所以没有种出来，不是因为那是“水泥地”，而可能是我们种花的方法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