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都没耐心读长文了,通识教育还能搞吗?

昨天

以下文章来源于维舟 ,作者维舟

维舟维舟的观点、评论与文学

一直都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想过用短视频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这样比文字更生动、更有利于传播开来,最终能让有价值的知识点让更多人看到。”
其实我从不排斥新形式,只是以往我没有时间精力去做,但前一阵,“硬核读书会”把我那篇《南京:一座不断重生的城市》视频化了,6分半钟,在B站上播放两周下来,反响比我预期的好。有人直接跟我说:“相比起你的文章,我觉这更能让我看下去。”
像他这么想的,可能不在少数。在此之前,我也尝试过网络直播课,但内容视频化还是头一回,这也让我意识到,无论是人文历史还是社会科学,新形式可能是通识教育一个有效的载体——在一个越来越多人不爱读长文的时代,它可以有效地降低通识教育的门槛,引发更多年轻人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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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需要通识教育?

如今,很多人都抱怨年轻人“不爱看书”了,而知识领域的细分、功利主义的取向,这些要素的共同作用,又使得连大学都变得像是“职业教育”。这样,不仅人文思想无处容身,甚至连具备“常识”都变得稀缺了,至于综合性人才更是难觅。
这些看法,说实话也都不无道理,但这种“每况愈下”的悲叹往往忽视了一个事实:现在的这种状况与其说是倒退,不如说是社会进步之后才出现的新现象,也正因此才更需要通识教育。此时,抱着原有的态度是无法解决新问题的,只有与时俱进,才能回应全新的社会变动。
1929年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时的哈钦斯,1929-1950年的该校被称为“哈钦斯的大学”
实际上,通识教育最初就是由此诞生的。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通识教育”的精神基底虽然源于中世纪的“博雅”(liberal arts),但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教育体制,则源于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1936年在《美国的高等教育》中提出的主张:大学应当为不同系科、不同专业的学生提供共同的精神文化基础,以扭转专业分工所造成的裂痕,由此展望和期盼一个共同的未来。
虽然现在这一主张已得到广泛接受,但在当时却遭到芝加哥大学大多数教授的强烈反对,因为他们以往的教育几乎都是基于专业分工的,当时备受推崇的德国模式就强调职业化的研究精神。
哈钦斯则坚持认为,专业教育实际上是一种把人作为工具和手段的教育方式,尤其突出专业与市场的关系,为就业而教育,但真正的大学应该培养的是“全人”(whole man)。简言之,通识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拓展个性,而不仅仅是为某一专门的职业或技能铺路。
“通识教育”不仅包含人文历史,也包括科学、实验等基础知识
不难看出,这和近二三十年来国内教育的问题几乎如出一辙:正因为各学科不断专业化取得了极大的进展,才使得全社会更感到有必要提倡一种不涉及职业实用性、专业功利性的自由探索精神。
现在各学科的研究领域太细太专、太过实际,视野狭小,以至于许多人对本专业之外一无所知,而通识教育恰恰可以矫正这一弊端,因为它从本质上来说正是反职业化的。
实际上,许多国人所理解的“通识教育”,并不尽然是指一种在“博雅”基础上塑造“通才”的教育模式,倒不如说更接近于以前《十万个为什么》那样的科普,是不同领域的名师学者向社会公众普及自己专业知识的努力。
科普UP主芳斯塔芙开始没想到自己的古生物科普视频能出圈,她的走红作品《奇虾:初代霸主的故事》,在介绍奇虾演化史的同时,赋予了它们人格、情绪和剧情,让以为自己对生物学没有任何兴趣的观众代入了进去。
连距离人们功利化目的最远的古生物学都能走红,就是因为芳斯塔芙的视频在功能上满足了这一大众心态:一方面响应了“学习社会”的潜在需求,另一面也是因为人们确实感受到了专业细分所带来的常识匮乏。
现在棘手的一点是:国内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这方面的问题(有时都到了痛心疾首的地步),也不缺市场需求(知识付费的火爆就是明证),问题是用什么方式讲,才能更深入人心——我已经遇到无数人问起我,他们想让自己或孩子了解一些人文社科方面的相关知识,但却没有好的选择,甚至根本不知道怎么去找。
由于我们当下的现实,许多人在大学期间就没能接受系统的通识教育,又或意识到其重要性的时候,却已经错过了学校受教育阶段,更何况,现在即便是一些基础性的人文知识,其实也随着这些年学术研究的进展在不断更新迭代——有时当你真的静下心来看书时,却不知道书本里的知识可能已经过时了。
在这种情况下,也就难怪近年来“百家讲坛”等电视国学、TED网络公开课广为流行了。不过,这些形式共同的问题是其内容的形式还是不够能引起人们的好奇心,在这方面,倒是以往不为人注意的B站名师、科普UP主从内容上做了优化,符合年轻人的口味,才引发了他们的兴趣,而好奇心正是通识教育普及的基础。
如果新的形式能拓展受众面,那又何必拘泥于传统讲授模式呢?至少,它可以为那些想求知但又苦于不得其门而入的人提供更多一个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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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泥地上可种花

毫无疑问,在当下这个环境中,推动通识教育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林怀民曾说过,在他那个年代,把现代舞带到一个没有土壤和养分的社会,就像是“在水泥地上种花”。
多年后,作家林奕华借用这句话说,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里推进通识教育,也差不多是类似的境况,因为在人们算计无比的人生观中,很难理解为什么要花费时间去做这样一件非功利性的事。
然而,林怀民最终还是成功地“在水泥地上”种出花了,这意味着看似不可改变的社会心态,其实并非铁板一块,关键是如何去做。
我发现,许多学界的知识分子都有点排斥新媒体形式,仿佛那是年轻人才玩的嘈杂事物,但一个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如今的年轻人都是网络时代的原住民,对他们来说,一对多“你说我听”至少已经不是唯一的教学模式了,互动的交流更能契合他们的要求,形式和渠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戴锦华先生在B站的视频合集片头
和很多人一样,我最早意识到这成为一个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是因为罗翔的出圈,后来又意外地发现戴锦华的视频被搬到了B站,她不仅没有在意,反而欣然正式入驻。前些天,她在抖音也开了“开学公开课”。严肃学者和平时看“鬼畜”的年轻人在课堂之外的平台上相遇了,而她的广受欢迎也证明,年轻人其实相当渴求知识,也尊重这些前辈学者的。
当“讲台”变成“平台”,很多变化也随之而来。这些名师在网上并不只是对台下几十个学生讲课,而是面对无数公众,因而势必就得把所有人都当成零基础的小白(所谓“把每个学生都当傻子教”),更需要讲得深入浅出,甚至帮助“差生”成功上岸。像赵峥教授讲的天体物理、广义相对论,连我这样的文科生都能听懂。
对象变了,讲述方式和互动模式也就自然而然变了:为了引发大众兴趣,老师们经常是从现实话题切入;课本里的问题不再有标准答案,蔡丹君等老师都鼓励学生大胆质疑;评论区往往涌现大量非该专业的学生留言,这是真正基于兴趣的主动学习,因为和学校的课堂不同,网络公开课不可能用点名等方式强制你学习。
另一个常被人忽视的好处是:国内学生普遍在课堂上不太积极举手发言,但弹幕却没有任何心理压力,因而往往讨论踊跃热烈得多。
汪品先院士,很可爱,他说自己为此“非常开心”
让我印象颇深的是:从事海洋科学研究的汪品先院士,虽然现年已85岁高龄,但也相当与时俱进,讲解“深海生物为何没被压扁”、“南海的演化总共分几步”这样的科普话题,这连我家上小学的两个孩子都听得津津有味。如果不是这样一个平台,普通人恐怕也难以接触到这些名师学者,而他们所讲往往还并不只是专业知识——汪院士自述“我60岁以后才出成果”就很励志。
我知道,仍有不少老师、学者警惕、反感年轻人用网络公开课替代了严肃阅读。不过,公平地说,真正爱看书的人还是会看书的,网络视频所吸引的那些受众,如果不看视频,恐怕大概率也是不会读书的。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视频的功用未必是替代阅读(事实上也替代不了),但可以成为通往更高层次精神追求的一个很好的跳板。
一百年前,梁启超就曾借用报纸这一当时新兴的媒介形式,以明白晓畅的语言推进了一系列新理念深入人心,其影响之深远,大大超过一般的书斋学者,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年代的报纸也是“新媒体”,和现在的网络视频并无本质差别。
与其抱怨现在的年轻人不爱读书、不能接受传统的教学模式,还不如勇于拥抱变化,此时我们可能会发现,“水泥地上”其实是可以种出花的,以前之所以没有种出来,不是因为那是“水泥地”,而可能是我们种花的方法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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